科举制的利弊与高考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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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科举制的演变影响对高考改革的启示1、科举制度产生的积极影响①科举制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到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大趋势。
②科举制把选士和育士紧密结合,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途径。
③科举制比以前任何一种选士制度都更为公正客观,这对以后考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科举制度产生的消极影响①国家只重科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
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
②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
学校教学安排围绕科举进行,导致了学校教育中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
这种风气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
③在科举制的影响下,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导致了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读书观、学习观。
④科举考试内容的狭隘也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和谐发展,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
中国科举史为现代高考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总体而言科举制对高考改革有以下几点启示: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高考改革的前提条件。
这一原则是科举制的优点,也是科举制存在的合理因素。
高考制度无论如何改革都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2、高考内容与形式改革应走向开放性与多样性高考内容与形式改革应走向开放性与多样性。
科举制从唐朝的开放与多样到明清的科举“永制”,一步步走向严格化、规范化的同时,也走向了封闭僵化与落后灭亡。
因此,高考改革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走向开放与多样,要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制和法律法规,将考试与荐举相结合,打破“一考定终生”的局面。
3、高考改革的根本是为了求才、发展,是为了广大学生的根本利益科举制发展到后期虽已脱离其根本,但自始至终都代表着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广大读书人的利益。
古代科举制对现行高考制度改革的启示近年来,高考制度的改革一直备受关注和讨论。
而作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前身和基石,古代科举制对现行高考制度改革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本文将从历史视角出发,探讨古代科举制对现行高考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古代科举制起源于隋唐时期,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其核心在于通过考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
与现行高考制度类似,古代科举制度也有严格的考试科目和评价标准,通过公平竞争选取人才。
古代科举制度在当时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培养人才的作用,对现行高考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古代科举制度鼓励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的观念值得借鉴。
在古代科举制度中,科举考试的科目包括经义、法律、文学等多个领域。
这就要求考生要有全面的学科知识和综合的素质。
古代科举制度的这一特点可以启示现行高考制度,在选拔人才时,不仅要注重学科知识的考核,也应考虑综合素质和个人能力的发展。
这样可以更好地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古代科举制度强调选拔有志者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改革也有深远的意义。
古代科举制度要求考生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上进心态,这种精神是对人才选拔的重要要求。
在现实中,很多高考生因为关注分数和升学压力过大,而忽略了对知识本身的追求。
因此,在高考制度改革中,应该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学术追求的培养,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和自我发展的动力。
古代科举制度的另一个值得借鉴之处是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科举考试的评判上有着公平公正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多是客观的。
这一原则为输赢都要公平竞争的思维方式构建了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选拔的公正性。
可以说,古代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人才选拔中的不公平问题。
现行高考制度改革中,也需要强调公平和公正的原则,确保选拔过程的公正性,减少不公平因素的干扰,使人才选拔更加科学合理。
古代科举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即选拔和教育的关系。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科举制度利弊篇一: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由读书人参加的一种考试制度。
魏晋以来,官员大多数从权贵子弟中选出,真正有真学实才的人并不能被选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才正式设立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核成绩录取人才,这时,我国科举制度正式确立。
中国从隋唐开始考试,考了几百年,一直到北宋神宗时代,都没有定下严格的考试标准,也就是说,固然选举文章不出于诗赋之外,但是这种文艺作品,考生和考官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以是很难做到公平的。
例如,以下这首唐诗是相当出名的,作者,祖咏。
这首诗歌就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作品。
原文: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这首诗是祖咏在长安应试时作的。
按照规定,应该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写了这四句就交卷。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意思已经完满了。
”结果很自然,他没有被录取。
但这首诗一直流传至今,被清代诗人王渔称为咏雪最佳作。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显然不止出现过一次。
那么有没有想改变这个情况的政治冲动呢?一直都有。
到了北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应试命题制度作了很大的改动。
王安石也许没想到自己的这一改动对中国历史影响有多大——“熙宁中王安石创立经义,以为取士之格,明复仿之,更变其式,不惟陈义,并尚代言,体用排偶,谓之八比,通称制艺,亦名举业。
——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下》制艺又叫做“制义”。
由此成为了明、清时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
即八股文,亦称时文、时艺、八比或四书文。
这或许就是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八股文。
在《儒林外史》这本书里对八股文有直接的射影。
以里面两个人物对八股文的态度为例——鲁编修虔诚地宣扬:“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是诗,要赋就是赋,——都是一鞭一道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马二先生说生病人听了八股文章——“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哪里疼也不疼了”。
论科举考试制度与高考制度改革浦阳初中韩英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古代有科举制度,当代有高考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以考试方式进行的选官制度,历经隋朝的起源、唐朝的完善、宋朝的改革、明代的鼎盛,最终在清代走向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之久,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高考制度是选拔多方面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为了当官,它也给当今社会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本文从科举制度与当代高考制度的含义、产生背景、影响来比较古代科举制度与当代高考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其内涵是公开考试,竞争择优录取人才。
高考是考生选择大学和进入大学的资格标准,是国家考试之一。
是由国家统一组织调度,国家或省专门组织命题,统一时间考试。
古代科举制度与当代高考制度均产生了不同影响。
古代科举制度含义:古代科举制度是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古代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
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
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
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即公元605年,到1905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
隋文帝分科举人奠定了科举考试的制度基础,而隋炀帝始置进士科,成为科举考试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
至于武则天创设武举,则使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完备。
这样,隋文帝、隋炀帝和武则天便成为中国考试思想发展史上三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一)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1. 科举制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加强并巩固中央集权的作用。
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
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作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
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
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势力集团。
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
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
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
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
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
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
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
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
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⑴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⑶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
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⑷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
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优点和缺点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自唐代开始实行,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
它具有其独特的优点和缺点,本文将对其进行分析。
一、优点1.选拔人才的公正性科举制度将选拔官员的权力从贵族阶层中夺取,使人才的选拔具有公正性,不再局限于出身、权势等因素,而是真正以能力为标准。
这样,能力强的人才可以站在平等的起点上,有了充分的机会展现自己,实现了人才选拔公正化。
2.培养文化良民科举制度的出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
此制度要求考生们考取功名,进而成为官员,因此,人们纷纷投入到学习中,自然而然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
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文艺精湛、思维开阔的人才,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中,每个乡村都有义务为考生提供学习场所和人员培训,使本地学问兴旺,地方教育亦随之发展。
这一点不仅推动了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同时也弥补了一些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缺失,使得更多人有机会接受教育。
4.增强了官员的服务意识科举制度最初的目的是选拔官员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而来的官员,除了具备一定的能力之外,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服务意识。
他们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已经认识到管理与服务国家与民众同时具有很高的价值,将秉承这种宗旨为国家和民众服务。
5.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科举制度的推行对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有着积极的影响。
当时高级官员都要参加科举考试,对于推动学术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
同时,科举制度也为先哲们提供了广泛的研究对象,有利于他们收集资料,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
二、缺点1.削弱人才流动性科举制度既然是一个考试制度,考察的是应试人员教育程度与知识水平,但是它也制约了人才流动。
一旦一个人通过科举制度成为官员,他将成为一种社会固定资本。
这将有害于社会的发展,因为优秀的人才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2.影响社会进步科举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因此,它对社会进步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唐朝科举制度对当今高考制度改革的启示高考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重要一环,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和关注。
考试评价的公平性、高校招生标准的科学性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当今高考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启示,其中唐朝科举制度对当前高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唐代的科举制度始于开元年间,开元中兴的改革措施出现后,科举考试从此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并持续近千年,具有重要的文化与历史地位。
唐代科举制度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今高考制度改革,可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科举制度注重选拔能力和才德。
唐代科举考试容许贫寒士子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官职,追求个人升迁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出身与社会地位。
这种成败由己的选拔方式,促使学子们勤奋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以求通过考试。
唐代通过考试从而晋身仕途的思想,对于现今高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即考试应该注重选拔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而非仅仅依靠分数排名。
其次,科举制度强调平等和公正。
在唐代科举考试中,以文综的方式进行考核,不仅有文言文、诗词和经义等理论科目,还有作文、质问等实践科目,这样的综合方式可以全面评价学生的才能。
此外,科举考试还采用了匿名评卷和“六格皆中”的标准来保证公正性,并且通过地方官员和中央监考官相互监督,起到了一定的监督约束作用。
这些做法在落实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确保高考评价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再次,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
唐代科举制度崇尚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标准,为社会选拔出了一批杰出人士,如韩愈、柳宗元、杜牧等。
这些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人才,为唐朝的政治、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当今高考制度改革来说,培养具备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人才才是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可以借鉴唐代科举制度,优化考试内容和形式,强调考核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
最后,科举制度鼓励人们追求知识、追求卓越。
科举制度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使广大学子都有机会通过努力获得功名。
中国科举制度对现在高考的影响篇一:科举制度对于当前高考改革的借鉴价值科举制度对于当前高考改革的借鉴价值摘要:科举制度是一种以考试为核心的选士制度,起始于隋、确立于唐、发展于宋、成熟、衰亡于明清,历经六个朝代,绵延了一千三百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乃至今日的教育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科举是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高考是当今中国长盛不衰的话题。
从考试形式和其作用影响来看,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中国科举史为现代高考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
鉴古可以知今,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的各类考试改革,尤其是为高考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科举制度;高考改革;借鉴考试作为一种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手段,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备受争议,尤其是全国性的统考。
科举和高考就是如此,二者同样作为国家大考,虽处不同时代,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不可分割的承继关系。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出于政治需要,通过公开设科考试、公平择优录取的形式,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以选拔官员为主要目的的人才选拔制度。
它产生于隋代经历唐代的确立、宋代的发展、元代的中落、明代和清初的鼎盛,最终走向清末的衰亡,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1300多年之久。
科举制度随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强化而发展完备,并随封建社会的衰落而消亡。
它兴盛的原因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推行和强化、社会民众的参与和追捧,以及考试原则的公平、公正性和培养人才的适用性。
科举考试形式和内容的僵化固然是其衰亡的内在原因,而其后期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则是其衰亡的根本原因。
科举和高考都由国家举办,在人才选拔功能、形式公平特征以及教育导向功能上具有相似性。
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考试内容上:科举独尊儒学,高考兼容并包;考试目的上:科举为选官,高考为升学。
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使二者具有很强的借鉴性。
因此纵观古代的科举历史,“以史明鉴”对我们今天的高考改革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举制度的利弊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蔡青卉教育学121 6202412026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自隋开皇七年隋文帝设立开始,至清末公元1905年光绪帝废除,一共实行了1300年。
这项用于封建君主选拔人才的制度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下面就其产生的利弊两方面来展开讨论。
一、科举制度的优势1.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
实行科举制度一方面把分散的人事选拔权完全回收中央,另一方面又使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
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使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人人心,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2.为封建国家行政机器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管理效能。
自隋唐以来,历代有作为的将相辅臣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学而优则仕”者,如宋代的范仲淹,明清的林则徐等。
由此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较有才能的人士,尤其是将广大中下层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充实到统治队伍中,它不仅提高了封建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还为封建统治注人了新的活力, 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3.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
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人事选拔方式上的不足,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对选官的垄断,通过实行公开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在社会上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观念。
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封建国家官吏队伍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能以封建礼教约束自律,敢于抵制官场腐败现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吏治状况的改善。
4.推动文化发展,造就重学之风,“学而优则仕”这一观念至今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参加科举考试,有志之士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掌握和领悟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并且进而发扬和丰富其内容,并且由于这样一种不限门第的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提供给许多人摆脱困境、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自古以来不论贫富贵贱皆重视教育的重学之风,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权利执行者的文化素质,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以及教育的发展。
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
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作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
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
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势力集团。
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
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
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
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
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
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
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
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
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⑴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⑶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
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⑷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
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
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
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
因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四书》的字句就是那样多,三年一考,从明朝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应试者不准有自己的独立的新解释。
几百年的考试,差不多把《四书》的句子都出遍了,于是想出了截取上句的末句,下句的首句一些不成句子的题,称为“截搭题”。
《红楼梦》第81回讲到贾宝玉第二次入家塾读书,老师出应试科举三道题,其中一个题目为“则归墨”,这是《孟子》中“今天下之言不归易则归墨”一句完整的句子,截去上半句“今天下之言”,“则归墨”是下半句,题目就不通,偏要教应考者“代圣贤立言”写出有条理、讲出道理来的文章,岂不荒唐!吕留良曾写过一篇《真进士歌颂黄九烟》指斥明朝三百年来科举取士的弊端:“……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中并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
三百年,几十科,科数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作蝼死,人言蝼可怜虫,吾言凶恶过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缄贶。
[自注:崇祯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
亦愤时嫉俗之言也,贴于朝堂]”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
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
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应该如何评价它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
推荐的标准是门第高贵,“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
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
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
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
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
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
经世致用含华咀英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
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
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
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
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
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
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
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
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
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
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
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
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
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
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
选拔精英机制完善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有人认为科举并不公正。
其实,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是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
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
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
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
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
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
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
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
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
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
《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
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
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
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
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
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
科举考中的状元以及进士、举人等,在社会上大都是一时俊彦,颇能干出一番事业。
清朝260多年中,举行殿试112次,中状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
比如乾隆庚辰科状元毕沅,除官至湖广总督而外,经、史、文字学、金石学造诣都很深,并且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220卷。
咸丰丙辰状元翁同龢,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戊戌变法时坚决支持光绪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职,其胆识为时人称赞和景仰。
毛泽东说过,谈到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
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謇的,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绪甲午科的状元。
中状元也有靠运气的,光绪癸卯科殿试时,适值慈禧太后70大寿,进士王寿彭名字吉利(古代传说中彭祖寿高八百岁),因而中状元。
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而状元则不太出色,有人讥讽考官有眼无珠,说三个状元都是撞上了大运,但这毕竟是少数。
其实,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
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
废除科举兴利除弊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病。
唐宋时代,限制还没有那么多。
明清以后,解释儒家经典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明清两朝还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为八股文,这种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这两项颇为世人所诟病。
科举制度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