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三权分立

“六个为什么”三题作者：廖进来源：《群众》2009年第09期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李长春同志强调指出，要紧密联系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深入回答六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即：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

搞清这些重要问题，应当从“内涵”、“意义”和“方法”等层面作深入思考。

一、“六个为什么”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第一个“为什么”指明的是引领我们前进的旗帜。

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被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检验和证明了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经济成分和利益关系多样化，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但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实际的客观真理始终是一元的，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作为引领我们前进的旗帜，只能是中国化、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为什么”指明的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实际所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也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党重新探索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变化。

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一、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中国向何处去？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社会势力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展开了长期争论和激烈斗争。

旧中国落后在什么地方？一开始有人认为落后在技术上，因此就有了“洋务运动”。

甲午战争不仅令洋务运动破产，也让许多人认识到，与日本明治维新取得的成功相比，中国还落后在政治制度上。

这样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

他们试图依靠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制定宪法，建立议会。

但是，“戊戌变法”既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也不能被清王朝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所接受，君主立宪制以失败而告终，而封建专制制度也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试图把西方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与中国传统的考试权、监察权结合在一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但是，“三权分立”制度也好，“五权分立”制度也罢，在历史上并没有站住脚。

袁世凯不仅解散了参议院，甚至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

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参议院成为北洋军阀的玩偶和道具，北洋军阀搞伪宪闹剧，制造的是一片混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所谓“宪法”。

但是，即使这样的“宪法”，也根本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蒋介石集团彻底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把中国人民推入全面内战的血雨腥风之中。

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一再见证，在封建专制制度解体过程中，君主立宪制在中国行不通；在封建专制制度解体之后，“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中国也破了产，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尝试屡遭失败。

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回答和解决这个历史课题的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为什么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西方的三权分立制是指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

三权之间的关系。

既是互相分立、单独行使，又是互相制约、互相平衡。

三权之中，任何一方面的权力都受另外两方面权力的限制。

中国之所以不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国国情。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都属于代议制度范畴，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1）性质不同。

（2）代议制机关组成人员的阶级基础不同。

（3）职权不同。

（4）与选民关系不同。

（5）政x制度不同。

资产阶级政x用“以一治三”的方式，沟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这种政治模式并非是一种最先进、最科学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民主建设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而循序渐进，绝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式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

（1）从表面现象看，两者都是牛奶供给过剩。

但是，前者反映的是生产社会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么有制之间有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体现；后者主要是市场体系不完善，鲜奶销售渠道不畅通的结果，不是经济危机的征兆。

（2）这个案例说明，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它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起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

人们过多、过快地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到奶年养殖和乳品加工行业，一旦供过于求，企业就会压缩鲜奶收购量，奶农只好倒奶。

这个案例还说明，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政府有必要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逐步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

（3）由于奶农和企业往往缺乏充分的信息和对市场风险足够的认识，因此，对方政府有必要予以引导和服务，如着力帮助奶农和企业进行市场预测和分析，开展事前供需调研，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业产业化链系；采取优惠措施，帮助奶农和企业开拓乳品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扩大内需；监督奶农和企业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促使其改进生产技术。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体，是我国人民创造的用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最好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着国家的重大事务，体现着国家生活的全貌，是其他政治制度赖以产生和建立的基础，因而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与我国不同，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三权分立”制度。

“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保持资本统治的有力工具。

虽然从形式上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都设置体现行政职能、立法职能、司法职能的机关，但作为国家政体，两种制度是有根本区别的。

两种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根本不同。

“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其理论基础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倡导的分权学说。

在封建社会末期，新生的资产阶级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借助中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民主理论，提出了各种试图打破封建束缚的政治要求。

他们主张设议会以限制王权，设法院以维护自由（自由买卖）、公平（等价交换）、人权（财产权）。

资产阶级充当人民领袖，通过他们所竭力争取的代议制、选举权等民主形式的实现，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法律。

所以，最初的“三权分立”实质上是阶级分权，是社会变革的过渡状态，有削弱王权、反对封建的意义。

及至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了整个政权，早先那种阶级分权的暂时现象便不再存在了。

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独占、不与他人分享的政权制度。

资产阶级握有全部国家机器，但仍然需要用“三权分立”来包装，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烽火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工农武装割据。

早在1931年，中国共产党就遵循马克思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原理，运用巴黎公社及苏维埃的经验，在红色革命根据地创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创建了各个边区的参议会；解放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好形式要弄清楚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自由、民主和人权。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就自由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一切人”的自由有关系，每个人都要面对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如何获取自由的问题。

自由与责任如影随形，不可分离。

而自由与责任又分别同一系列的概念相联系。

与自由相联系的概念有：个性、欲望、自主、民主、独立、个人权利、自我选择等。

与责任相联系的概念有：共性、集体、抑制过度欲望、共识、集中、相互认同和理解等。

一方面，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人有享受各种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人又有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则的义务，以使整个社会形成稳定秩序。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满足以自由与民主、责任与集中为代表的两方面的需求和功能，离开了哪一方面，社会都会不健康、不正常。

没有自由和民主，社会就会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没有责任和集中，社会就会动荡无序。

前一方面反映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后一方面则反映整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制度，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

它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公民和人大代表的自由又有公民和人大代表的责任，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好形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适合我国国情，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它既吸取了苏维埃政权的有益成果，又有我国的创造。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我国为什么不能采取三权分立的制度。

在这边我发表下我自己对这一论题的看法首先让我解释下三权分立的内容吧，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三权分立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并不是像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抽象的、超越社会制度的甚至是唯一的民主模式。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生活导致利益多元化，也就导致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

在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防止某个集团或阶层的专制。

可见，三权分立只能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的一种瓜分和调整。

它所制衡的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受剥削的广大无产者同有产者的根本对立的利益关系。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严重弊病在于，它使相当一部分权力在相互牵制中抵消，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致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

其次说说这次的主题-----我国为什么不能采取三权分立的制度？总的来说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

其中有三点缘由、、、、其一，我国不存在三权分立制的经济基础。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者之间那种深刻的利益对抗关系，因而在国家政治形式和党派制度上，没有必要人为地把他们划分为各种不同利益的政治对手。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与这一国体相适应，我们的政体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其二，我国不存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历史前提。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产物，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

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一、三权分立制度的形成“三权分立说”是在一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提出和形成的。

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兴起，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新兴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分享封建统治者的政权和进一步掌权。

他们的思想家便在理论上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政治学说——“三权分立说”并在反封建革命斗争中，对新的资产阶级政体进行了探索。

最早提出分权论的是英国的李尔本、奥佛顿。

他们代表了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利益，是平等派的思想家。

他们针对当时国会长期专横控制立法与行政权力，提出立法、荀法、行政权必须分离，立法者不应同时是执政官等的主张。

其出发点是想防止一个政治集团独断国家政权，以便进一步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但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与分权关系等未做出理论上的论证。

英国卓越的思想家约翰·洛克，于世纪英园资产阶级革命后期，在他著名代表作《赶府论》书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权理论。

但他只是指出立法与行政合一的弊端，并没有提出权力相互制约、均衡的原则。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查理·孟德斯鸠继承和发择了洛克灼分权乡匀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并认为这三种权力应分属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孟德斯鸠比洛克还高出一筹，他并不主张三权绝对分立，而主张“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市权力”。

他认为要使了任何人和机构在拥有某于权力的问时，就可受另一种权力约束，它们就不叮能拥有无眼权力或绝对权力，这样就能比单个人独裁，或某一集团和机构独搅政权的局而出现。

至此，资产阶级的三权分仓说才成为一个完整体系。

三权分立制是反封之专制主义的锐利武器，自否定封建“君主至上”“联即国家”和君主大权独揽的封建原则，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专制，以法治代替人治，对资产阶级十分有用。

于是，权力分立制说便成为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宪法、确立政体与管理现代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

六个“为什么”内容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践表明，形势越是复杂，社会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六个重大问题：（一）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二）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四）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五）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六）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

六个为什么解答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增强干部群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国民教育之中，贯穿到精神文明建设之中，贯穿到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进一步推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更好地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与其进行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