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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规则,例如,香港精干高效的文官制度、遍及各行各业的行政咨询制度、以及在消除腐败、净化社会风气方面成效卓著的廉政公署制度等,都对我们不无借鉴意义。
此外,香港具有世界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客观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看世界的一个有利的窗口,在不违背“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前提下,通过“高度自治”下的香港法制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变化,也可以不断为祖国内地提供世界法制发展最前沿的信息与成果,从而推动我国内地法制建设的发展。
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刘茂林Ξ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到今年已实施十周年。
①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促进了国家的和平统一,对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学界对香港基本法给予的理论与学术关注不仅有助于认识和理解香港基本法,也对香港基本法的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关于香港基本法的某些观点,如认为香港基本法是“小宪法”、②“宪法的特别法”③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易妨碍对香港基本法的准确定位,然学界对此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值此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的日子里,对香港基本法的性质与地位重新予以探讨,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纪念方式。
为此笔者拟从宪法、宪法典、宪法性法律等之间关系的角度重新界定香港基本法的性质和地位,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 美国宪法学家克林顿・罗西特曾应邀为《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作序,在序言中,他认为,“像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人们一样,美国人也借助于某种象征来表达他们最为珍视的信仰。
……1787年宪法,人们对它的景仰和崇敬绝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诚心实意的。
美国人对其的尊崇经常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这可以根据许多不同的理由予以解释,……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将此归于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目中的信念———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它实际上是不完美的人最为完美的复制了布莱克斯通所至尊为‘区分善恶的、永恒不变的法,这种法连造物主本身在其设定的所有管理制度中都予以遵守,而且只要这种法有必要来指导人类行为,那么造物主就使人类理性能够发现它’,几乎从宪法提交制宪会议讨论的那一天起,这种信念就对美国宪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2013年9月海峡法学Sep.2013第3期（总第57期）Cros s-strait Legal Science No.3(Sum No.57)论人大释法及其与香港特区司法终审权的衔接林哲森摘要：《香港特区基本法》赋予了特区法院以司法终审权，而人大释法与之并行不悖。
人大释法符合《香港特区基本法》与我国的宪法体制，虽然人大往往是被动释法，但却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政治性，其解释规则亦异于特区法院。
为了使人大释法与特区司法之间进行更好地衔接，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明晰《香港特区基本法》第158条、强化基本法委员会的作用并适时启动修法程序。
关键词：人大释法；司法终审权；基本法委员会；基本法修改中图分类号：D92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557（2013）03-0055-09自1997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来，香港地区实现了持续的繁荣与稳定，这既是“一国两制”的成功试验，亦得益于香港地区良好的法治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为《香港特区基本法》）在“一国两制”的构想下，将循序渐进地建立起适合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实现以行政权为主导的政府构架。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享有诸多自治权力，其中就包括对实现香港法治相当重要的“司法终审权”。
香港特区十多年来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实践中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大陆与香港特区的法律对接机制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些难以理顺的情况，而其中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引起的争议最为巨大。
①本文试图通过对人大释法这一机制的探讨来检视两地释法机制的衔接问题。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基本法委员会在人大释法中的定位和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为《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宪法》第67条第（4）款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权力；而《香港特区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更加明确地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摘要]香港回归1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10年来，中央政府始终严格依法办事，采取了一系列促进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大举措，而香港则凭借“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优势，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
[关键词] 一国两制；基本法；香港一、回归1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一国两制”最早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伟大战略构想，后来首先在香港得到运用。
1997年7月1日，中国得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0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
邓小平在1984年2月会见美国客人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在1984年6月会见香港客人时使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一国两制”战略构想主要包括的内容有：(1)“一国”是前提，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2)实行“两制”；(3)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4)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6)“一国两制”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式。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文选》第3卷里有11篇讲话或谈话是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加以具体阐述的。
这11篇讲话或谈话是在1982年9月24日(即第一篇《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到1990年2月17日期间发表的(即最后一篇《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我们不妨将这些讲话或谈话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包括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时)，这期间有8篇讲话或谈话；后一个时期是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到香港基本法草案起草工作全部完毕，这期间有3篇讲话或谈话。
第11讲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一、选择题1．工业化是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型的时期。
欧美国家在该阶段实行竞争性的选举，结果是社会的阶级与群体斗争的加剧，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
鉴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该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是( )A．选择并实施协商民主制度B．先恢复经济，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C．依法治国，巩固改革的成果D．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解析：“一五”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开始，该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与重点是选择并实施协商民主制度，缓解社会各阶级和党派的矛盾，故A项正确；B项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主要方向和重点，故错误；C、D项是改革开放深入时期的政治建设主要方向和重点，故错误。
答案：A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按界别组成，各界部可以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既可发表个人意见，也可提出所在界别团体的主张，甚至是跨界别的共同建议。
这可以表明人民政协( )A．主要履行监督职能B．具有开放和包容性C．拥有人大部分权力D．受人民监督和管理解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监督职能，据题干材料信息，材料主要说明人民政协具有开放和包容性，故A项错误，B项正确；1949—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大的职能，随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人民政协就变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故C 项错误；材料说的是人民政协具有开放和包容性，没有涉及对政协的监督和管理问题，故D 项错误。
答案：B3．五四宪法起草时，毛泽东为高级干部开列了阅读资料，包括1936年苏联宪法、1953年罗马尼亚宪法、1952年波兰宪法、德国宪法、1946年法国宪法、捷克宪法、中国1913年天坛宪法、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等。
这主要体现了五四宪法( )A．深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B．是社会主义宪法的集大成者C．超越了国家与社会形态差异D．科学融合了国际与历史经验解析：根据题干信息，材料中没有提及1954年宪法制定时的国际形势，故A项错误；材料中提到的宪法有一些是资本主义宪法，故B项错误；根据题干信息可以得出五四宪法科学融合了国际与历史经验，超越了国家与社会形态差异不合题意，故C项错误，D项正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法规类别】港澳特别行政区【发布部门】201【发布日期】1997.02.23【实施日期】1997.02.23【时效性】现行有效【效力级别】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为同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如以后发现有的法律与本法抵触，可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根据上述规定，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处理香港原有法律问题的建议，决定如下：一、香港原有法律，包括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二、列于本决定附件一的香港原有的条例及附属立法抵触《基本法》，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三、列于本决定附件二的香港原有的条例及附属立法的部分条款抵触《基本法》，抵触的部分条款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四、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自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起，在适用时，应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
关于香港的人大释法英国BBC中文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香港观察：解铃还须系铃人》，作者为香港自由撰稿人林贡钦。
文章如下：“又要释法啦!”“阿爷又要干预香港啦！”每当香港面临寻求人大释法前夕，一阵阵反对的声浪，在香港此起彼伏。
释法的由来释法，即法律解释。
当法律条文遇有争议时，立法机构或法官从不同角度对法律的解释。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对《香港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
这是宪法赋予的权?。
香港回归15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四次主动或被动地对《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条文作出解释：第一次是应香港政府请求对居港权问题的释法；第二次是主动对香港政制发展的释法；第三次是应香港政府请求对补选行政长官任期的释法；第四次是应终审法院请求对香港涉外事务的释法。
现在面临要进行第五次释法。
这是香港律政司就外佣居港权提请香港终审法院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虽然在第一次释法时已就居港权问题的立法原意做过阐明，第五次释法是否有新意，这将对解决外佣及双非婴儿居港权问题的最终判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司法实践中，难度最大的可能是，香港长期实行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思维与内地目前实行的欧陆法系的条文法思维的磨合。
十五年来的每一次释法，如果抛开政治层面的诠释，都是这两大法系在一个国家内的某一具体司法实务上的正面接触、碰撞和磨合。
其碰撞烈度，从初始的非常强烈，再衰三竭，逐渐习以为常。
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罕见的。
回归后，香港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一国两制”，其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司法制度，造成不少难题和困惑，然而，解决这些难题和困惑的途径很多，不能只局限在释法这一种途径上。
条条大路通罗马。
香港应立足于用现行的司法体系和照顾到香港市民长期适应的普通法习惯来解决这些难题和困惑，而不是动辄寻求或依赖人大释法甚至修法，这对香港的法治发展不是一件好事。
说得文雅一点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说得粗鲁一些是“自己的屁股自己擦”。
形势与政策期末论文（2）从“人大释法”看中央对香港的治理班级：建环2015-01班学号： 2015110785姓名：陈辰时间： 2017年6月[摘要]：香港认识祖国的过去也要认识祖国的现在，接受过去的中国也要接受现在的中国，祖国虽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也要看到并承认国家一直在进步。
“两制”不是分裂，而是对融洽相处的退让，是中央考虑到是骨血同胞的特殊情况下，在合法的基础上增加合情、合理的感情因素，而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们必须尊重国家宪法规定的制度，尊重我们的祖国，中央行使自己的职权，是合法合理的行为，既是权力，也是责任，香港应该理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两地达成社会共识你，攻克艰难险阻，实现共同繁荣！[关键词]：人大释法，一国两制，人大常委，香港治理[正文]：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全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明确基本法关于香港公职人员就职必须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切含义。
这就要让我们回到2016年10月12日，在就职宣誓仪式上，两名新党员立法议员（梁颂恒，游惠桢）违规宣誓、蓄意宣扬“港独”主张并侮辱国家和民族，对此香港立法会秘书处启动刊宪程序，裁决二人丧失议员资格，宣告两名议员议席空缺，并要求二人归还薪金。
就此事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此次发声表明了中央反对“港独”的坚决立场。
在本文中，我首先将阐述自己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释法的理解与看法。
那么，何谓“人大释法”？这其实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包括香港基本法的解释。
众所周知，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的立法机关，也是拥有宪法与法律的最终解释机关。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国两制”政策通过制定和实施基本法得到落实，而基本法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得到落实和完善。
对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金案”提请人大释法的看法【精品论文】对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金案”提请人大释法的看法==================================================================== == 【出处】《法学》2011年第8期【摘要】香港终审法院最近就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刚果金)诉美国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公司(以下简称FGH公司)一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解释基本法的请求。
这是终审法院第一次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的有关规定提请释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积极、慎重、高度专业性地处理本次释法，并尤其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积极回应释法请求，严格遵循宪法、基本法有关规定和原则，用好用足解释权;第二，从“一国两制”的高度深入研究本次释法可能导致的对香港原有法律的改变，处理好贯彻统一的外交政策和维护香港司法独立的关系;第三，法律解释案应避免过于具体、僵硬的表态，应当将本次案件的实质决定权留给终审法院行使，从而鼓励其提请释法的行为;第四，通过本次释法进一步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解释机制和程序，尤其应当吸纳内地宪法学专家的意见来加强释法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关键词】香港终审法院;刚果金案;人大释法【写作年份】2011年【正文】香港终审法院于2011年6月8日就刚果金和中国中铁(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等上诉人诉美国FGH公司一案(以下简称刚果金案)下达了初步判决书，其中就该案所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3条、第19条有关款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解释请求。
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解释权与解释程序的问题，并且终审法院也有义务在一定条件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某些条款的含义进行解释，以作为下达终局判决的依据。
经过1999年吴嘉玲案等一系列有关基本法解释的法律争议之后，本次终审法院的提请释法实际上是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一次——即遵循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和程序所进行的提请。
香港基本法实施中的权力冲突与协调叶海波*内容提要：香港基本法实施中的权力冲突，主要表现为中央与香港围绕基本法解释、立法会立法备案及行政长官选任的冲突。
香港基本法是普通法与中国法的混合体，必须稳妥地将香港回归前的自由主义传统安置于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宪政体系之中，二者间的差异造成香港基本法中权力制约机制的缺陷及基本法实施的冲突。
为化解上述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通过释法确立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基本规则，行政长官应以行政会议为平台，吸纳政党力量，建立政党分权机制，塑造政治主流。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宪政；机关分权；政党分权；行政会议香港回归后，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与大陆社会主义制度共同构成一国中的“两制”。
在世界范围内，”两制”地位平等，但在中国，”两制”的主体存在于中央地方关系的差序格局之中。
〔1〕这种特殊性使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出现若干冲突。
1999年的释法争议反映了香港终审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间的权力冲突，但这并非香港基本法实施中权力冲突的唯一表现形式。
随着香港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推进，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将面临新的权力冲突。
本文试图探寻冲突的表现形式、原因及化解冲突的可能方案。
一、香港基本法实施中的权力冲突形式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审查香港的法律，但香港亦在这些事务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如行政长官由香港选举或者协商产生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法律由立法会制定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香港法院在特定情况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
只有双方相互协调，良好配合，上述权力才能得到顺利行使，否则会产生权力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如下形式。
（一）围绕香港基本法解释的权力冲突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经其授权，香港法院亦可解释香港基本法，但当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香港终审法院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大力整治“港独”，香港基本法104条出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律解释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具有以下含义：●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
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公职，不得行使相应职权和享受相应待遇。
●宣誓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
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进行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容的法定誓言。
●宣誓人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
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也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
●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监誓人面前进行。
监誓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任，对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有效宣誓;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
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
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7日上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回答与释法有关的问题，他强调，香港基本法104条规定的本质就是政治效忠问题。
解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机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机关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机关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解释”。
基本法的解释原则是对应不对外，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权，但同时必须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方可生效。
基本法的规定是从属于宪法，所以全国人大有权就其在宪法基础上所作的修改作出解释，但不能作出与宪法抵触的规定。
在基本法颁布实施后，仍然享有独立自治权利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在必要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以外，还可自行进行解释。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实施中，本法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者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这说明了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基本法关于解释机关和解释权的规定，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精神的。
香港基本法不仅是一部完整的法律，而且是一部成文法典，它充分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和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
基本法的实施涉及香港政府和全社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为了防止出现任何与基本法相抵触的规定，保证香港基本法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特别是有利于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必须制定包括香港基本法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
这些[gPARAGRAPH3]ley强调中央权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宪法只能由少数有才干的专门官员来起草，只能在少数忠诚的人之间传阅，并且不容许在公众中散播……”对此，他引用了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里的一段台词“国王要求臣下宣誓效忠；而我告诉他们，国王只有一个。
而臣子却拥有整个世界。
”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提出了依靠君主个人权威的思想。
所谓的君权至上是指，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假定为绝对的，因此也没有法律上的约束。
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建立在君主对臣民的个人专断权威之上的，臣民的意志完全不被考虑。
论中央授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郭天武陈雪珍2012-10-22 16:06:35 来源：《当代港澳研究》2011年03期内容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但无论其自治范围多广，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本质上仍源于中央的授权，以中央的授权为依据并以《基本法》所规定的范围和方式为限度。
问题在于，《基本法》虽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范围，但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且实际情况复杂多样。
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一方面，对特别行政区越权行为的处理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授权的特殊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授权也不得随意收回。
关键词：中央授权高度自治一国两制作者简介：郭天武、陈雪珍，中山大学法学院。
自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取得很大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宪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虽然“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指导作用已无可非议，但是对上述原则的理解却各有侧重。
特别是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职权范围、高度自治权的性质，以及高度自治的范围不仅在理论上引起争议，更在实践中带来难题。
甚至有人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干涉了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1]，或者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都应该被清楚划分[2]。
因此，有必要对高度自治的性质、范围等进行研究，明确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进行合理监督和规范，以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发展。
一、高度自治权的含义（一）自治权的含义自治权(autonomy)一词的语义解释是指在未受外来影响或干预的情况下自主作出决定的权力和能力。
[3]关于自治权的定义，众说纷纭。
在英美法系国家，自治权多被认为是人权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自治权是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国家权力是后来的、派生的。
人大释法与香港法的关系
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
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更为重要的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香港基本法。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司法机关也有一定的对基本法的解释权。
香港基本法的第八章规定了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即第158条规定了解释。
第158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
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
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它按照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立法法、香港基本法等法律来行使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
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是一种立法性质的解释，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遵循的程序也就是立法的程序。
提出立法解释议案的主体有委员长会议、常委会委员10人以上联名、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立法解释议案需半数以上的多数通过。
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比解释其他法律额外增加的程序。
总结这十年的基本法实践，有学者认为，处理好人大释法与司法释法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人大释法和司法释法中贯穿“一国两制”这一方针政策，“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的指导思想，不仅在立法的时候是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是指导思想，实施就包括人大释法和法院的司法释法，一部法律的指导思想就是该法律的灵魂，无论是人大释法还是法院的司法释法都不能偏离这一指导思想。
遵守“一国两制”这一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这样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尊重中央，尊重一国是前提；第二，尊重司法独立，尊重司法终审；第三，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第四，司法释法不宜侵犯特区行政权或立法权。
根据香港过去十年的司法实践，在香港法院司法释法方面似乎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似乎司法是万能的，有人想与中央抗衡，那么你就提起司法复核，其实，司法权是有限的，司法释法同样是有限的，它同样不能超越自身的权力范围，它的权力本身也是来自于中央的授予，来自于基本法的授权规范。
无论是普通法国家，还是成文法国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原则，即成文法优位于普通法，即法院在判决之前都假定成文法的合法性。
在普通法国家也有许多被认为是确定司法权范围的一些共同的原则，例如1.政治问题原则，即司法复核应当回避政治问题，不予审查；2.案件或争议的原则，即只有存在一个争论的双方，构成一个案件才属于司法权范围，这也是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3.成熟性原则，即如果一个法律或政策还没有出台或还没有造成某个公民的真正的实际损失，这时法院同样会拒绝管辖。
所以，当有些人试图滥用诉权或司法复核时，司法实际上是可以运用这些原则加以预防的。
滥用诉权或司法复核会破坏司法与立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甚至破坏司法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就是破坏香港法治，使香港社会不和谐。
司法释法同样也要自我约束，否则，违反司法复核的原则、超越司法权界限会极大地损害司法的威信，同样破坏社会和谐、破坏香港法治。
当务之急是香港法律界应当在“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下，结合普通法的一些上述原则，从香港基本法的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司法释法的一些原则，这样更有利于处理司法释法与人大释法的关系。
16级法律硕士
朱董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