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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内容提要】清代咸丰朝以后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呈增长趋势这一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
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
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物的扩大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
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
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BRBR【关键词】人口华北农村BRBR【正】BRBR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986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993年）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史学理论研究》993年第期）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
本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鞫 幕 ∩希 突谱谥窍壬 睦砺厶岢鲎炯 煌 Γ 衅碇刚 ?BR&;BR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BRBR一BRBR光绪元年（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877-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
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BRBR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步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
（注：王锡纶：《怡青堂集》卷6。
）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BRBR山东青州饥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其中老弱不堪行动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毙……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
中国近代工业自清末始，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与此相联系，很多农村人口迫于生计进入城市谋生，而当时城市的就业机会远不敷需求，由此出现众多流动人口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的局面。
对此，学术界尚少专论。
[1]因此，揭示这种局面及其成因和影响，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及其历史特点的认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在华经济扩张的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朝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人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态势。
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表明，“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
[1]（p223）据统计，1895—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6%，1911一1925年上升至12．O5%；1925—1936年有所减缓，但仍达到6．53%。
[2]（p137）其总体的增长态势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可见表1。
此外，从工业产出来衡量，据估计，1936年，y海中外资本工业的总产值已达1182亿元，比1895年增加40多倍，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
[3]（p219）与此相联系的是，上海工人总数猛增。
据估计，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8．5倍，而同期上海的城市总人口数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增长幅度不到3倍，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
[4]（p429）对于晚清众多江南城市人口及其变动状况，除了上海以外，尚缺乏较全面的确切统计。
有学者利用海关资料，编制了晚清江南口岸城市的人口数量表，其中除上海以外的城市分别是（见表2）：另据估计，1906年南京城市人口约为40万。
[5]（P105）1910年，苏州城市人口约有25万余人。
[6]（p98）1911年，“宁波城区大约有40万名居民，而整个地区估计有400万人；英国人约有140人，除10人外其余都是传教士”。
近代华北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社会流动(1905一1937)[摘要〕铁路所具有的近代企业和交通工具这一双重属性既为乡村地区带来了大规模的近代企业，又为农矿产品的大规模流动创造了条件，由此促进了沿线乡村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地理空间流动和职业变动、同时，乡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也影响着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和人口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进而又推动了铁路沿线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部分乡村地区居民逐渐向近代产业工人或工商业者转变，由村庄居民转变为市镇居民以至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铁路由此成为影响沿线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之一。
所谓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转移，包括人们的身份、职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
“由于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具有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理论上把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
”[1]“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从一个阶级、阶层转到另一个阶级、阶层，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职业，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的变化，称为社会流动。
”[2]显然，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较长距离流动大都需要借助一定的交通工具，而其职业变动又与社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发展紧密相联。
由于兼具交通工具和近代企业的双重属性，铁路在华北①运输业兴起后，对沿线乡村地区②人口的社会流动影响十分明显。
鉴于张瑞德、三谷孝等学者的研究大都限于京汉铁路沿线，统计资料又比较缺乏，研究尚不够深入，③本文将在大量统计资料及档案史料基础上，考察近代华北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社会流动，并进一步阐述其对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由于资料所限，本文将从人口的地理空间流动和职业变动两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
考察时间起于1905年，是由于当年竣工的京汉铁路奠定了华北铁路运输网络的基础。
①迄于1937 年，则是由于当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地区沦为战场和敌占区，其社会经济发展也进入非常状态。
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农民收支平衡与否以及农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最终体现，是近代社会经济史学者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贫困化已成定论，但缺乏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得出了一些新看法，如慈鸿飞以20世纪前半期华北农村为例，认为30年代农民的收入接近1994年农民的收入，农产品出现了大量剩余，中国“糊口”农业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① 笔者认为，必须全面考察农民的实际收支状况和具体生活程度，才能得出农民生活是否属于贫困和糊口水平的结论。
本文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为中心，对近代华北农民的生活状况做一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内容有：一、家庭收支水平与生活费用分配结构；二、农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生活状况；三、从土地关系、农业生产力、家庭手工业、商品交换、金融调节、租税程度、天灾人祸等方面，探讨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一先从家庭收支是否平衡和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来考察农民的生活程度。
家庭收支平衡与否，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
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55县60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以外势必出于借贷。
”①二三十年代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表明，入不敷出者的比例是很高的。
如河北遵化、唐县、祁州(今安国)、高阳、邯郸5个县，1922年人均收入50元以下者占62％以上，按每人年收入50元为贫困线，“其入息离开‘应有之供给’的地方太远了”。
②清苑县500农家，入不敷出者占62％，总计平均每家亏损20余元。
③山西中部一个村庄，“各种农作每亩的平均收入为1元6角5分6厘，每亩平均支出为3元零9分4厘，收支相抵每亩实赔大洋1元4角3分8厘；如果除去已工不计，每亩仅可实赚大洋1分2厘。
第!"卷第#期!$$%年&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23*14)-5)*,-6+178*915:（;(41,-;418+489<=151(+）>(-?!" @(?#A,*?，!$$%近代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迁移———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吴家虎［摘要］文章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为个案，对建国前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与迁移机制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
建国前该村人口流动迁移以到东北务工经商为特色，对村落经济、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村落人口的流动迁移既受外部政治环境、乡村土地制度的制约，又受村落本身生态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以及移民文化等的影响。
对该村的个案剖析可以看到近代华北乡村人口流动与迁移的一般机制，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华北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时代特征。
［关键词］华北乡村；人口流动迁移；侯家营［中图分类号］/B#!?C!［文献标识码］2［文章编号］#$$B D E$C F（!$$%）$#D$$%&D$B一、前言侯家营村是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兼行政村，交通便利。
纵贯昌黎县境的抚（宁）昌（黎）乐（亭）公路从村西穿过，北距县城约B千米。
根据!$$E年%月底该村户口簿统计，全村现有居民!&E户，%C E人，其中男性为&C&人，女性为"$!人，分为侯、刘、王、陈、叶、齐、赵等#B 姓。
"如其村名所示，村落居民以侯姓为主，共#"H户，约占总户数的H!I#J。
笔者考察侯家营村近百年来的人口流动与迁移，认为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婚姻型（除村内通婚外）和谋生就业型。
前者迁移距离受历史上形成的婚姻圈的影响和制约较大。
后者外出时间长短、流动与迁移距离比较复杂，受村落外部社会政治环境、村落内部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对村落经济、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影响也更大。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华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其农村地区的农家生产条件一直备受关注。
在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主要以农耕为主，同时也形成了以村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本文将从农家生产条件和村落共同体两个方面来探讨近代华北农村的特点和发展。
一、农家生产条件在近代，华北地区的农家生产条件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和人力资源的影响。
首先是自然环境的影响。
华北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同时，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宜农业生产。
这为农家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影响。
华北地区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样的自然和人力条件下，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主要以农耕为主。
农民们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及棉花、麻等经济作物。
同时，他们还养殖牲畜，如牛、羊、猪等。
这些农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农民自己的生活需要，还可以进行交换和销售，增加家庭收入。
除了农作物的种植和牲畜的养殖，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还包括了一些手工业和副业。
比如制作土布、编织草席、制作瓦器等手工业活动，以及磨面、打柴、挑水等副业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农民们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产物，为农家生产增加了多样性和灵活性。
二、村落共同体在农家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华北农村形成了以村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村落共同体是指一种以村庄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它包括了农民、土地、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等各个方面。
村落共同体在华北农村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村落共同体为农民提供了相互帮助和合作的平台。
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们可以互相借用农具、互相帮助耕种，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和疾病等问题。
这种合作精神不仅增强了农民的凝聚力和团结力，还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
其次，村落共同体为农民提供了社会保障和福利。
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们可以共同出资建立公共设施，如水井、灌溉渠道、学校、医院等，为村民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服务。
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近代农民流动状况：
近代农民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或其他地区的流动。
这种农民流动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农民作为劳动力流动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二是农民流动到其他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农村工作。
近代农民流动原因：
1. 农村经济发展不足：农村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农业生产收入低，农民难以满足自身和家庭的生活需求，因此选择到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2. 城市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从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工作。
3. 教育与技能提升需求：农民对教育和技能的提升需求增加，而城市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培训机会。
近代农民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劳动力不足：农民的流动导致农村地区劳动力不足，影响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延续和发展。
2. 土地荒芜：农村地区因为流失农民而出现大量闲置土地，部分农田被废弃，导致了农业生产能力的下降。
3. 农村结构调整：农民流动促使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被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取代，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4. 农村大规模经济：农民流动也为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经济活力，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导、农业和非农业产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式。
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1近年来，国内有关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
素来被认为是衰落破败的近代华北农村，在不少学者的笔下则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耀眼图景。
而与之相对立的过密型商品化理论，以及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衰退论，则被当做“近代农村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思维”而遭致激烈的批评，甚至挞伐。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
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
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
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
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
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
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内容提要】清代咸丰朝以后，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这一地区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
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
判定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
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关键词】人口/华北农村【正文】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熟悉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
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的基础上，就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提出拙见，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古代华北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纪元初年全国13州及司隶部人口总数为5760余万，而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兖、豫、青、冀、徐、司隶、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6%，班固所谓“地小人众”正是对此时这一地区人口状况的高度概括。
自纪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间，中国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
研究表明，西汉末年，全国人口总数增加到6000万；自东汉至五代末，几经增减，总数未突破8000万；12世纪初突破1亿；13世纪初达到1.2亿；17世纪初达到约1.5亿（注：见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46页。
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成因。
并提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所形成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采取的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反而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成为1990年代“民工潮”形成的内部因素。
关键词：农民流动、农业生产、农村研究、中国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
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
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幺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
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
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
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
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
以稻作农业为主以经济作物为主以林牧养殖为主个体私营经济状况80%10%10%发达村5%，一般村15%，不发达村80%资料来源：对20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明清以降，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
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迁移是其重要的社会现象，主要流向城市和边疆，究其原因则有生产方式的变迁；政治领域的变革，如国家政权建设不利直接导致乡村精英发生位移；文化领城的巨变如科举制的废除促使城乡进一步分离，这些合力加速了农村人口大量迁移。
而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加速中国城市、人口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中国农村；人口流动；近代化中国人历来具有安土重迁、乡土意味浓的情绪，大量人口迁移活动不多。
而这种情况，因政局的不稳定，匪盗的充斥，经济的衰落，灾害的频仍，使得农民不能安居乐业地生活，为了生存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地方，期冀它能带来生存的希望，向外迁徙成为根本而必然之选择。
当然，也有附近都市的农村，农民因都市工商业的发展而改换了他们的生存方式。
因此，乡村人口的迁徙，不仅与乡村人口数量的增减有关，与乡村社会经济、政治及人口质量等方面都有影响。
卜凯教授强调人口在一国经济生活之重要，而乡村社会尤为显著。
同样，涂尔干氏认为社会变迁之根本要素则为人口变迁。
自晚清至民国，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组织的人口流动形成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乡村人口迁徙带来的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结构性巨变的社会变迁，不仅引起时人的广泛论评，同样当下学界亦投来关注的目光予以探究。
学界的既存研究主要倾向东北、山西及陕西等区域人口迁移的研究，对整个近代中国乡村人口流动缺少一个整体的研究，笔者试图从这个视角来加以探索，以便补充既存研究未曾论及的层面，也为当今大量农民工进城及其带来很多类似社会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对策参考。
一、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的多向性清朝的康乾盛世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社会、人口生产双向高峰，可以说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之巅。
然而即便如此，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剩余人口，这与土地的有限承载力形成尖锐的矛盾，近代中国农民生活也因此受到重大影响。
巨大的生产能力往往被背后所隐藏着的庞大消费群体所抵消，长期以来中国资本与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劳动力的过剩与廉价为社会的转型与生产力的改进制造出重重障碍。
晚清华北村镇人口>对人口的研究常见于社会学家的著作。
1931年中国社会学会第一次年会即以中国人口问题为讨论中心；学会理事长孙本文先生论当时中国社会学概况时，以人口问题著作的出版为主要成就之一。
社会学者研究人口，着重于实地调查以取得人口资料，加以分析。
这使他们的研究有较确实的资料基础。
而历史学者研究人口，即研究历史上的人口问题，情况就不同。
中国史籍虽不乏有关人口的记载和数字，但其含义和准确性，却是有待研究的先决问题。
何炳棣1959年出版的《1368-1953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一书注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葛剑雄中译本。
，对这一时期有关人口数字的制度结构和历史术语作了重新考证研究，对与人口数字有关的丁的内容作了确切的诠释，因而对历史人口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费正清在书序中称赞何炳棣以充实的学识和始终不渝的勤奋完成了这一著作，可能对社会历史学家产生启示和希望；但费正清以为何的研究是继若干学者之后最后证明，在对这一时期的人口作数量分析方面，中国史料不能作为可靠依据，这一评说却不符何著的原意。
何炳棣对清乾隆朝以前有关人口数量的记载进行辨证分析，指出官方的丁数既非人口数，也不可以作为实际户数的参考量；但他对乾隆四十年1776令各州县按现行保甲门牌底册核计汇总、每年上报民数的规定给予重视，对自此至1850年期间有关人口的历史文献作了诸多考证，并据以对户口数、户的规模、性比例、出生率等作了若干分析。
可见何的著作并非拒绝一切中国的历史文献；只是对此时期以前以及1851年以后的文献中的人口数据提出疑问。
他认为1851年以后的人口资料，由于清统治衰弱，保甲人口登记混乱，甚或成为具文。
但他同时也认为，这一时期中，各省县的人口总数虽然错误百出，但有一些数据对人口研究仍有参考价值。
乾隆朝前后历史文献中的丁数不能据以论证人口，是由于丁的历史内容与人口数目不相关，故只能据朝廷明令以保甲登记人口的制度建立后的资料进行研究；但1850年以前和以后的保甲和保甲人口登记是否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以致以前的资料可信而以后则否，这却是需要具体讨论的问题。
作者： 饶明奇
作者机构：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思政教研室讲师郑州;450045
出版物刊名： 史学月刊
页码： 80-83页
主题词： 近代;华北;农村;居住;变迁
摘要： 近代以来,华北农村的居住状况在继续保留了相当浓厚的传统特色的同时,在居室样式、居住环境和居住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尽管这一变迁过程是缓慢的和不平衡的,但从这一独特的侧面,能使我们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华北农村的生活状况、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面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更清晰的认识。
晚清华北村镇人口(上)对人口的研究常见于社会学家的着作。
1931年中国社会学会第一次年会即以中国人口问题为讨论中心；学会理事长孙本文先生论当时中国社会学概况时，以人口问题着作的出版为主要成就之一。
社会学者研究人口，着重于实地调查以取得人口资料，加以分析。
这使他们的研究有较确实的资料基础。
而历史学者研究人口，即研究历史上的人口问题，情况就不同。
中国史籍虽不乏有关人口的记载和数字，但其含义和准确性，却是有待研究的先决问题。
何炳棣1959年出版的《1368-1953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一书，对这一时期有关人口数字的制度结构和历史术语作了重新考证研究，对与人口数字有关的“丁”的内容作了确切的诠释，因而对历史人口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费正清在书序中称赞何炳棣以充实的学识和始终不渝的勤奋完成了这一着作，可能对社会历史学家产生启示和希望；但费正清以为何的研究是继若干学者之后最后证明，在对这一时期的人口作数量分析方面，中国史料不能作为可靠依据，这一评说却不符何着的原意。
何炳棣对清乾隆朝以前有关人口数量的记载进行辨证分析，指出官方的“丁”数既非人口数，也不可以作为实际户数的参考量；但他对乾隆四十年(1776)令各州县按现行保甲门牌底册核计汇总、每年上报民数的规定给予重视，对自此至1850年期间有关人口的历史文献作了诸多考证，并据以对户口数、户的规模、性比例、出生率等作了若干分析。
可见何的着作并非拒绝一切中国的历史文献；只是对此时期以前以及1851年以后的文献中的人口数据提出疑问。
他认为1851年以后的人口资料，由于清统治衰弱，保甲人口登记混乱，甚或成为具文。
但他同时也认为，这一时期中，各省县的人口总数虽然错误百出，但有一些数据对人口研究仍有参考价值。
乾隆朝前后历史文献中的“丁”数不能据以论证人口，是由于“丁”的历史内容与人口数目不相关，故只能据朝廷明令以保甲登记人口的制度建立后的资料进行研究；但1850年以前和以后的保甲和保甲人口登记是否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以致以前的资料可信而以后则否，这却是需要具体讨论的问题。
人口的增殖流动与明清华北平原的村落发展[提要]影响村落生长的因素主要是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流动。
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庄的姓氏结构，它是多姓村落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但在一定时段改变了村庄的姓氏构成，对村落的裂变以及村落数量的增加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它是村落裂变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村落自然增殖寄居型人口流动融入型人口流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北平原的聚落发展与形态演变一直受到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
在已有研究成果中，丛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探讨了华北平原村落的起源、规模与景观特征，对明清的基层组织与村落之间的关系也有深入的研究①。
在此之后，尹钧科用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秦汉以来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状况②。
孙冬虎则通过白洋淀地区的村落研究，重点探讨了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③。
在村落形态演变方面，王建革从地理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华北平原村落内聚性特征的形成原因④。
王庆成则探讨了晚清华北村落的规模等外部形态，认为华北村落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的村落并不多，从而否定了传统上认为华北多巨型村落的观点⑤。
总体而言，目前的历史聚落研究由于受到村落历史资料不足的限制，宏观分析为主，微观分析不足。
村落往往被看作一个点，而不是被看作三维地理空间，对村落个体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村落内部的结构形态、人口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发育等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村落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及姓氏构成的分析，探讨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生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一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村落的发展研究发现，很多村落是由零星的小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村落，每个村落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从零星小聚落到独立成村，再发展成熟最终达到饱和的过程。
但就每个具体村落的发展而言，影响村落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也有移民以及村际间人口流动的影响。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自然增殖无疑是村落发展壮大的最主要原因。
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 【内容提要】清代咸丰朝以后，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这一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
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
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
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
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关键词】人口/华北农村【正文】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
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鞫 幕 ∩希 突谱谥窍壬 睦砺厶岢鲎炯 煌字 Γ 衅碇刚 ?BR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
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
"（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
）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报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山东青州饥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其中老弱不堪行动，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毙……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
直隶灾情极广，仅河间一府就有灾民200余万，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
为死里求生，武强、霸州、通州等地灾民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粮斗争（注：参见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86-97页。
）。
二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在人口数量消长的基础上展开的。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发时间早，人口相对集中，因而自古以来，华北地区就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迁出区。
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就征发数十万人越南岭、征越族，在岭南地区建立郡县，这可以视为北方人口南迁的先声。
至西汉后期，华北平原地区人口集中，而长江流域人口却相对稀少，江南虽开发困难却易于维持生计，故而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成为人口流动的主流。
大而言之，自秦汉至元末，华北地区的人口南迁出现过三次高潮，即西晋永嘉年间、唐安史之乱后和南宋靖康年间。
这三次南迁高潮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间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均在百万以上。
葛剑雄先生明确指出："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
"（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510页。
）时至明代，南方地区不仅再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华北移民，而且连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边疆、山区和海外寻找出路了，中国人口流动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明代，尤其是明初，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主流是本区域内的自迁，即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
元末明初，中原地区再一次陷入混乱的局面，先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继则朱元璋出兵江淮，举师北伐，收复中原，北定京都。
加之元末以来，中原地区灾荒频仍，水旱并袭，致使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则风调雨顺，天灾人祸很少波及，是一个相对人丁兴盛，安定繁荣的历史时期。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万余，河北人口189万余，而山西则有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人口之总和（注：《明太祖实录》卷14。
）。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
"朱元璋则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
"（注：《明太祖实录》卷193。
）当时，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平阳一带人口稠密之县，且地处交通要道，以此作为迁民的重点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据载，明政府曾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广胜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
广胜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成为移民外迁的集中地，于是便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来世代相传、绵延神州的民谣（注：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碑刻、族谱、传说等极为丰富。
详见张玉吉等《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
从明代山西移民的迁出地来看，除洪洞而外，平阳、太原、泽州、潞州、辽州、沁州都有大量人口迁出。
而移民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豫、冀、鲁三省。
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是：河南省之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河南府、汝宁府、南阳府；河北之北京、真定府、广平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山东之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
另外，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也吸收了不同数量的移民。
概而言之，古代华北人口流动表现为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明代华北地区人口流动则表现为本区内部的迁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清代以降，华北人口的流向转为"走关东"和"走西口"。
古代的三次南迁和明代区域内迁徙主要是军事征战及天灾人祸引起的，而清代华北人口大量向边疆地区迁移的动力则是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
这种迁移表明，近代华北地区已承受着严重的人口压力。
三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黄宗智先生是以劳动生产率的增减为标准的，而劳动生产率又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作为惟一标准。
我认为，"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相对狭小的范畴，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有各类技术农作物、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收入。
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当计入这些生产项目的收入，然后按总产值确定其是否发展。
事实上，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农业生产中除粮食作物的收入外，农民的其它收入日渐增多。
且不说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很难精确计算的指数（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7-160页。
），把粮食作物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排斥在外，显然是欠妥当的。
以近代华北农村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严重的人口压力驱动之下，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这些都可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
这里仅就此三个问题简略述之。
第二，亦农亦商的趋向。
亦农亦商，甚至弃农经商的现象日益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普遍趋向，其中原因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工商业利益的驱使外，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明清以来以山西最为典型。
明清之际，山西商业、金融业一度执全国之牛耳，进入近代，山西商业之繁盛、商人之众多，亦为时人所赞叹，仅1918年统计，全省商户就达54640户（注：《山西省第一次人口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
当然，此时所谓的商户和商人，除了那些拥有巨资的票号和大资产者外，大部分当是"离土不离乡"的中小商贾，即所谓"不携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
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注：民国《徐沟县志》，《民生志》。
）。
但是，人口压力乃是推动山西商人足迹遍四方的主要动因之一，试举各地方志资料如下：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
"（注：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
"（注：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沁源，"近年来增加人口，生计较难，而业商者较前为多矣。
"（注：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
）平定，"户口日繁，计地所出岁莫能给，力农之外多陶冶铁器以自食，他若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几十之五。
"（注：光绪《平定直隶州志》卷5，《食货》、《风土》。
）曲沃，"至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
"（注：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19，《风俗志》。
）芮城，"人稠地狭，营商于外者甚多。
"（注：民国《芮城县志》卷5，《生业略》。
）山西如此，直隶、山东、河南也情况略同。
河北昌黎县志即有"惟因人稠地狭，习商者三分之一"的记载（注：光绪《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
）。
值得重视的是，亦农亦商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增加了农业以外的其它收入，而且是提高小农素质的进步现象，实为明清时期华北农业发展的重要表征。
列宁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即有肯定的论述："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
"（注：《列宁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30页。
）国外学者将人口压力提高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高度来认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黄宗智先生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模式也给国内学界以诸多启发。
然而，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上。
我以为，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就生产力而言，上举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家庭副业各方面，都应视为发展才是。
至于生产关系方面的进化，学界已多有研究，兹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