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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考试论述题1.为什么说中国现代文学是“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学？答案：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是一种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学。
文学革命本身，就体现着民族觉醒、个体觉醒和文学觉醒的多重要求。
“五四”先驱者视启蒙、改变国民性为新文学的使命，表现了对国运民生的无比关切。
鲁迅直到30年代还这祥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闻一多在《静夜》诗中也说：“最好是让这万里塞满了沙泥，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连高唱“艺术无目的”论的早期创造社作家，同样也十分重视文学的时代使命和社会使命。
他们都以文学来推动民族觉醒和人的觉醒，探索着“理想的人性’。
稍后的革命文学家更进而以文学推动工农和被压迫阶级的觉醒，塑造无产阶级新人。
中国现代文学，就其主体来说，正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是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真正的人民的文学。
五四文学精神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社会的勇于担当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忧患是那一代作家精神中的母题。
从个人的关怀走向对于普遍和社会的关注似乎成为中国作家的命运。
陆文夫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对动员一代知识分子和传播新思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那时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简直就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教育传统，五四发扬了这一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
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虽然今天时代不同了，文学的功能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肯定会有所改变，但文学发展中有可变的部分，也有永恒不变的部分。
刘白羽认为，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自身，在国破家亡之痛和五四文学感召下走上文学道路后，就有一种精神一直贯穿到自己的创作之中，那是自五四发源的精神，是受鲁迅影响之下的精神，是与民族国家息息相关的精神。
王晓明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民国建立后，知识界对社会普遍的悲观失望和激愤之情下酝酿产生的，知识分子是在黑暗重压下还力求有所作为的悲愤之情下勉力向前，勇猛进取，向旧的传统势力发起冲击的。
株洲市2024届高三年级教学质量统一检测（一）语文（本试卷共8页，23题，考试用时150分钟，全卷满分150分）注意事项：1．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上，并将准考证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选择题的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相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3．非选择题的作答：用签字笔直接答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4．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上交。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真实：文学的第一天性真实是文学的第一天性，是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文学的对象是人性和人的生存条件。
因此，文学的真实性最重要的是见证与呈现人性的真实性和生存条件的真实性。
伟大的作品总是深刻展示人性的复杂性与人生的巨大困境。
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东方的曹雪芹这两位伟大作家都无与伦比地揭示了人性的丰富、复杂，和拥有对人类生存环境最深刻的认知。
他们笔下的人物，其性情性格，全都具有多重暗示，绝无简单化现象。
人物所处的环境，也都是复杂的多重冲突，父与子、母与子、丈夫与妻子、兄弟与姐妹、恋人与恋人，等等，他们在生存历程中所产生的自然悲剧（生老病死）、人为悲剧（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冲突）、个体悲剧（情与欲、义与利等），相互交织，把人性的各个层面，展示得极为真实动人。
文学的真实性除了表现为展示于作品中的人性真实与环境真实之外，还特别表现在作家主体写作态度的真诚。
不欺骗读者，这对于作家来说，不仅是创作的思路，而且是创作的道德。
古往今来，一切不朽的经典，其生命力的密码就在这里。
超越：文学的第二天性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超越现实功利、现实道德、现实视角，也超越现实时空的审美境界。
“超越”是指跳出经验世界而进入先验世界。
真实讲进入，超越讲跳出，两项加起来便是“入乎其中，出乎其外”。
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总体特征作者：张华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09年第11期关键词：切身体验总体特征求生者心灵世界摘要：每一时代都有属时代的底层写作者和它的底层文学。
先应具备一种底层写作者的素养和气质，才会有所属时代的底层文学。
对底层文学的界定，虽值得商榷，但只要我们锁定特殊的时代，就会对其有另外的阐释和它所归属的特殊含义。
新世纪底层文学具备这样的特征：底层写作者坚持在生存中的写作；独特的题材、视阈与叙述方式；对小人物生存处境的描绘转到心灵世界的挖掘。
新世纪底层文学是在新的世纪里出现的一种创作趋向，从事底层写作者“却另有一种孤独而执拗的写作力量在用尽生存之力呼喊着敲打着文学之门”1，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异质性的文学创作逐渐引起批评界和理论界的关注，但在阐释底层文学方方面面时，做了无不偏激的评论。
认为底层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细节肥大症与破坏性的社会经验”的创作，主题先行论，题材雷同化，艺术的缺陷，界定的待商榷等字眼成为批评的靶子，实有其理，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对当前文学创作趋势多样性的贬斥，对底层写作者实绩的否定，对弱者的“排他性”。
文本无力对这些观点逐一论证，这也不是笔者论述重心所在，仅试图对新世纪以来，在特定时代所催生出的一些“在生存中写作”（2）的写作者、作品的管窥，并结合以前的文学现象和创作经验，总结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总体特征并赋之以归类与阐释。
一、切身体验：注重在“生存中”的“写作” 杜夫海纳认为：“感情的爆发可能表现为一种特征，但它绝非原始的反应。
”（3）对底层文学的描述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源于情感的猛然爆发，怀有充足的社会生活体验，具有宽广的胸襟，有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饱蘸着感情的笔触，不高蹈于文学的功利，不趋向媚俗，他们能够流溢着地狱般的沉重与心酸，渗入到“求生者”心灵的本质地段。
写作者自身处于求生存的处境，也更能促使他去捕捉生存艰难的探寻，执迷于在作品中营造一种理性的思考和悲凉的氛围。
《生命之芯》阅读答案《生命之芯》阅读答案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我们经常跟阅读答案打交道，通过对比阅读答案可以有效检验我们对学问的把握程度。
什么样的阅读答案才是科学规范的阅读答案呢？以下是我整理的《生命之芯》阅读答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关怀。
《生命之芯》阅读答案1庭院的上空是一架纵纵横横的葡萄藤。
初春季节,昏睡的葡萄藤醒了，它们先是睁开一粒粒紫红色看似惺忪的叶芽。
不久，叶子便很快毛茸茸地伸开放了。
它们很快就把庭院里的阳光剪得支离裂开斑斑驳驳，不到半月，院子的上空就一片摇曳的青翠，连一片金黄阳光也漏不下来。
清风缓缓地一摇，几片碎碎的阳光间或从叶缝间掉落下来，但那是稍纵即逝的，像梦的碎片一样。
我是特别宠爱这些张扬的葡萄叶子的。
早晨推窗一望，绿叶田田，满眼碧绿的饱满青翠，让人感觉到了新一天的爽朗和清爽。
暮秋季节，满藤的叶子都已枯黄了，飒飒秋风一吹，便不停有三三两两的叶子从藤架上飘飘扬扬地掉落下来，落在庭院里、墙角和台阶上，像一只只再也不能飞的蝴蝶。
这时，素爱清爽的妻子便不得不时时清扫那些落叶。
但那落叶总像扫不尽似的，往往早晨刚刚扫过，但中午或傍晚时就又落了厚厚一层，有时一天扫了五遍，但还总是扫不净，仿佛你一转身它就又落下了。
妻子也想了许多的方法，费尽了周折，院子里却落叶照旧，这让妻子又气恼又无奈。
这情景往往始终要到落雪时才能结束。
去年的中秋，满架的葡萄又变紫了，剪摘葡萄时，妻子不是挑紫透的先摘，把那些没有熟透的葡萄串子留着，而是一次全早早摘了，不论有没有熟透。
摘得一串不留。
妻子说，葡萄摘尽了，叶子落得就快，就不用像往年那样总是扫叶子了。
果如妻子所说的那样，葡萄摘下后三四天，满架的叶子一下子就黄了，然后开头汹涌地凋落，一夜的工夫，庭院里就落了厚厚的一层。
那些叶子显得特别憔悴，有的叶脉还青着，只是叶缘黄卷了一些，但却早早地凋落了。
不到半月，葡萄藤上的叶子竟全落尽了，只剩下那些灰黑的老藤和那些褐色的新条在庭院上空寂寂地缱绻着。
教师学科教案[ 20 – 20 学年度第__学期]任教学科：_____________任教年级：_____________任教老师：_____________xx市实验学校契诃夫与《三姐妹》教学设计教学目标1.理解契诃夫戏剧的重要地位与现代意义。
2.通过学习《三姐妹》，认识所谓“散文化戏剧”的特征。
3.认识戏剧悲喜剧因素交融的审美特性。
教学设想一、在本教材所收的外国戏剧剧目中，可以把《俄狄浦斯王》视为古希腊戏剧的代表作，把《罗密欧与朱丽叶》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代表作，而问世于1901年的契诃夫的《三姐妹》，则是20世纪现代戏剧的代表作。
可以启发学生以戏剧冲突的性质来宏观地区别世界戏剧发展过程中这三个重大阶段，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古希腊戏剧的戏剧冲突表现为“人与神的冲突”，文艺复兴时期戏剧表现为“人与人的冲突”，以契诃夫戏剧为开端的20世纪现代戏剧展示的是“人与环境的冲突”。
为此，可以约略地讲讲“戏剧冲突”对于戏剧艺术的重要性，讲讲“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的道理。
二、结合剧作家曹禺和著名文艺评论家王元化先生对于契诃夫戏剧的赏析，同时也结合教材中选入的本剧第一幕戏剧段落，领会契诃夫戏剧的散文化风格。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契诃夫善于从日常生活的流程中提示戏剧性，即曹禺所说的“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王元化所说的“在情节上都平淡无奇”；2.契诃夫戏剧虽然情节上平淡无奇，但戏剧人物的心理挖得很深，人物的情感表现得很蕴藉，而且还有诗意的象征的渗透，于是如曹禺所说的，在契诃夫的戏剧中，“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如王元化所说，“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
”在讨论契诃夫的散文化戏剧风格时，还可以说明，质朴无华是艺术创造中的一种高境界。
三、《三姐妹》的戏剧结构似乎很平淡，那么它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老师可把教材所提供的第四幕片段与第一幕片段作对照，从而发现这几个为剧作者所心爱的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逐渐升华的动人过程。
第43卷第2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3月 Vol.43 No.2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r. 2021──────────收稿日期：2020-10-11 修回日期：2021-02-08 作者简介：代苗雪（1988-），女，安徽阜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
-46-新世纪残雪小说对灵魂的探索代苗雪（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培训部，安徽 合肥 230022）摘 要：新世纪残雪小说所探索的不是表层的物质，也不是思想，而是精神。
精神的核心指向是灵魂，残雪对灵魂的书写有一个推进的过程，她逐渐褪去童年的政治记忆，表现深层次的人物关系，以“向内转”的笔触，将灵魂王国的层次一层又一层地揭示，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永不停息地向深不可测的人性的本质突进。
关键词：残雪小说；新世纪；灵魂；探索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21)02-0046-05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21.02.009Exploration of the Soul in Canxue's Novels in the New CenturyDAI Miao-xue(Training Department, Anhu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Hefei 230022, China)Abstract: What Can Xue’s novels explore in the new century is not the surface material, nor is it the thought, but the spirit. And the core of the spirit is pointed to the soul. Can Xue delineates the exploration step by step. By gradually removing the political childhood memory of the characters, she intends to reveal their relationships at deeper levels. With a “turning inward” stroke, she makes a layer upon layer of revelation, leads the readers through the subtle structure into the core of the soul kingdom, and thus approaches the unfathomable essence of human nature.Key Words: Can Xue’s novel; new century; soul; exploration残雪是一个极其单纯独立的人，她在十三四岁就退学在家按照自己的兴趣看书，工作后又难以和社会人群打成一片，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深居简出，在精神上自守一片天地。
摘要鬼魂小说有着历史悠久的叙事传统，但目前学界对新时期以来鬼魂小说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所以，本文将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的方法结合起来，对大量的鬼魂小说进行叙事学、美学和文化学等方面的阐释，以弥补在这些方面研究的不足。
首先，本文对“鬼魂叙事”进行了概念界定，对“亡灵叙事”、“幽灵叙事”“死亡叙事”和鬼神小说等等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区别；而且大致梳理西方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鬼魂叙事脉络，对中国传统鬼魂叙事的主题进行了大致分类，比较了中外鬼魂叙事的区别，希望通过这些整理，能够对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鬼魂叙事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背景。
其次，本文大致厘清了新时期以来小说中鬼魂叙事的历史变迁过程，对其内容进行分类阐释。
通过文本梳理即发现，从新时期到新世纪，鬼魂小说数量在不断增加，篇幅越来越长，叙事技巧越来越成熟。
作家们的书写主题或是反思了人性之恶，探讨人性、心灵救赎的可能。
或是书写了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道德伦理的沦丧，对乡村现代化进行批判；也对农村现代化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
或是书写了当代社会中的种种荒诞世情，资本和权力博弈下扭曲的人性。
再次，本文探讨了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鬼魂叙事兴起的原因。
本文大致从外部的客观社会现实的变化、作家的内部创作动机、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等等方面概括鬼魂叙事兴起的原因：第一，面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盛况，作家们对于文体革新和思想深度的探索表现出焦虑的情绪。
第二，随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在中国越来越“本土化”，作家们把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传统的民间鬼文化进行融合以创作出具有审美新质的作品。
第三，面对当今日益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鬼魂叙事非常适合用来表现、介入和干预现实。
最后，本文论述了鬼魂小说的多重价值和意义，其价值在于：第一，鬼魂叙事是一种融合了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的混合视角，在叙事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第二，鬼魂叙事是一种以怪诞为审美特质的叙述方式，其怪诞主要表现在荒唐、滑稽以及冷漠等方面，这种审美特质表现出了当今社会的荒诞现实。
新世纪台湾乡土小说中“返魅叙事”的峰回路转——以伊格言、甘耀明、童伟格为例韦黄丹摘要：台湾乡土小说自日据时期便遵循“祛魅”的写实传统，直至21世纪前后，新世代小说家纷纷以“怪力乱神”来重塑“神魔乡土”，于是，台湾乡土小说借助“返魅叙事”描绘出不一样的民间风俗、历史记忆与荒诞人生，突破了以往的乡土写作范式与价值选择。
这种乡土创作的新风向已被两岸学者重视，然而他们大多只勾勒出返魅叙事的整体性特征，对其内部的差异性与社会文化根源缺乏深入的探讨。
以伊格言、甘耀明与童伟格为中心来研究“乡土返魅”的峰回路转，旨在更好地发现台湾乡土小说世纪转型的契机、特质、困境以及趋势。
关键词：新世纪；台湾乡土小说;返魅;伊格言;甘耀明；童伟格中图分类号：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0)5-0033-07台湾乡土小说自日据起便有“祛魅”的传统。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世俗现代化社会伴随着"为世界除魅"(Entzauberung der Welt),以科学与理性驱逐宗教、鬼神等神秘力量或神圣感,凸显人的主体性与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力。
①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赖和、蔡秋桐、杨守愚等日据作家虽然也写鬼神题材，但是他们大多站在“祛魅”的立场上批判台湾民间求神问卜、宗教迷信等愚昧的陋俗,写法上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土作家受民族主义与社会意识的影响，控诉美、日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经济入侵与文化殖民,关注乡村社会变迁及小人物的命运,也是以写实手法居多，“怪力乱神”的成分微乎其微。
然而,如王德威所言,“八O年代以来,不论雅俗文学及文化,鬼魅灵异题材突然卷土重来，其实不能等闲视之。
这显示了大历史瓦解后，怪力乱神得到释放的空间。
”②有学者也指出，“在迈入全力追求科技化与资讯化的20世纪里,台湾文学大量出现鬼故事的潮流却显得非比寻常”③。
台湾乡土小说在历经八九十年代的沉寂后，恰好顺应这股“返魅”风潮重新崛起，原本被驱逐的鬼怪、妖魔、神道、灵魂、传说以及灵异事物等超自然、非理性的神秘题材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在“返魅'冲重塑“神魔乡土”。
新世纪作家面临的几个转向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深层转型，作家们面临着十分艰难的转型。
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指点江山式的文化英雄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作家普遍感到尴尬与压力。
作家与九十年代以来的诗人一样，已经不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相反，作家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一样，与日俱下。
然而，另两类作家却风云突起，尽占风流。
一类是青春期作家，其中包括 80后作家；另一类是以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为代表的文化写作者。
前者为我们预示，文学的追随者仍然是青少年，而且那个被我们崇拜的经典阅读时代已经远去，代之而来的是以大众文化为背景的流行文学时代；后者则直接明示，我们已经来到一个真正的文化时代，不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
同时，由于网络等新型媒体的广泛利用，使写作不再是一个少数人操持的时代，而是一个人人可以为之的大时代。
传统的作家被淹没在这样一个汪洋大海中，彻底迷失了。
在这个时候，一系列固有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了：文学何为？我们为什么要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在今天如何存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要回答这些问题是艰难的，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转型使一切价值游移不定，任何问题的回答都会显得摇摆不定，莫衷一是；另一方面是作家们在艰难地选择与转型，他们也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就连研究者也有些恍惚，诚如评论家王尧所说的那样：“随着文化转型、知识界的分化，90年代以来的汉语写作现象纷纭，这使得研究者多少有些神情恍惚甚至转移视线或者转换学术跑道。
如果我们把这种状况仅仅视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与当下文化语境有某种抵牾，显然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其实，作家和批评家一样也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矛盾冲突，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程同样裸露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无所不在的困惑与矛盾。
”①但是，假若我们不是站在原点看问题，而是站在未来的视野上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中来审视当下作家可能发生的转变，就一目了然了。
总体来讲，新世纪以来的作家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转变有三个大的方向：一、社会角色与身份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扶持作家的创作，使文学创作为国家发展而服务，国家不仅从政府的角度为作家协会派去指导创作的官员，而且拔专款成立了专业作家队伍。
中国当代新时期小说研究80题1.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才宣告了“左”倾文艺时代的结束，文学新时期的开始。
2.反思文学有茹志娟和她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和他的《记忆》，鲁彦周和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和他的《芙蓉镇》，陆文夫和他的《美食家》，李圆文和他的《月食》，王蒙和他的《蝴蝶》。
3.高晓声的著名“反思”小说有《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后来形成陈奂生系列）《李顺大造屋》。
4.察看改革文学初始阶段的情况我们大体上能看到这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的泛滥。
什么《改革者》，什么《故土》，什么《花园街5号》，什么《男人的风格》，几乎都有一个体制内诞生的英雄出来补天……5.张弦的小说《焐雪天》，它真实地描写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畸形现象——中国特有的爆发户的诞生。
6.贾平凹取得《浮躁》的认识有一个过程，80年代初贾平凹曾热烈地歌颂过农村的改革。
《小月前本》里的门门，《鸡窝洼人家》里的禾禾，《正月腊月》里的王才普遍地具有活力，具有创造精神。
7.宗璞《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小说运用的怪诞变形的手法，湛容《减去十岁》采用荒诞手法。
8.王蒙先是在《春之声》《海的梦》《夜的眼》《蝴蝶》等小说里把西方意识流手法引入中国文坛，然后又在《买买提处长轶事》中让中国读者体验了“黑色幽默”所造成的特殊的审美情况。
9.冯骥才便是在叙述视角上进行探索的作家之一，他的《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让读者领略了一次旁观显示的魅力。
10.戴厚英在创作《人啊，人！》时，把旁观显示与主观抒情合二为一，也颇具特色。
11.老作家汪曾琪散淡从容的风俗叙事（《受戒》《大淖记事》就充分显示了小说的散文美。
12.新时期小说的形式探索不止于此，莫应丰《驼背的竹乡》，邓刚《迷人的海》对象征手法的运用，赵本夫《枯塘纪事》乔典运《乡醉》对反讽手法的运用也都独放异彩，可以说新时期小说的形式是多角度全方位的。
13.宗璞《我是谁》描写的是发生在文革中的一幕悲剧：女植物学家韦弥。
2005年余华的小说《兄弟》在社会上引来一片哗然，读者和评论者对作品的激愤、批评之词远远超过了肯定的声音，人们不禁感叹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在走下坡路，并因此对新世纪文学的整体状况产生担忧。
这个现象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兄弟》所代表的狂欢化叙事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一个无法回避的发展趋势。
半个世纪以前，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把狂欢文化的考察引入文学研究，提出“狂欢叙事”“狂欢节化”等概念，通过揭示“狂欢节”的一整套仪式、活动的文化隐喻功能和价值，从欧洲文学史中重新梳理出被主流文学遮蔽的狂欢文学绵长的历史和伟大的传统，建构了狂欢诗学。
其所强调的“狂欢节化”的世界感受，其核心精神是对平等自由的向往，对蕴藏于民间的“边缘状态中生命意识”挖掘和肯定，并以此形成对权威、专制话语的解构和批判。
正是站在狂欢诗学和历史诗学的高度，巴赫金发现并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中的复调、对话性人物、怪诞、粗俗等叙事因素的美学价值和革命意义。
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无疑赋予我们考察当下文学一种新的眼光和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初露锋芒的70后作家的创作普遍呈现狂欢化倾向，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下状态”的“肉体的体验”为狂欢化叙事作出了具有转喻意义的注脚。
另一方面，余华、莫言、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格非等已经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也选择狂欢化叙事作为其创作的转向和突破。
狂欢化叙事给传统文学观和审美意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更新，并由此而引来不少质疑、批评甚至愤怒的骂声。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狂欢化叙事已经溢出了既有的“知识”视野，主流文学的知识谱系无法对它做出有效的指认和判断。
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狂欢化的人物、艺术思维的狂欢化和狂欢化的语言特征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
一、艺术思维的狂欢化陈思和先生曾借用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概括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某些特点和趋势①，从另一方面，这一判断也揭示了当代小说作家艺术思维的转变。
所谓“怪诞现实主义”就是用夸张、变形、荒唐、谐谑的方式叙述历史和现实。
论新世纪“曹禺剧本奖#获奖话剧——以曹禺经典话剧为尺度洪宏"（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23）内容摘要：本着“曹禺剧本奖”获奖话剧之于当代中国话剧文学发展所具有的代表性、显示度、影响力及其与中国话剧传统和戏剧文学精神的内在关联，本文以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经典剧作为尺度，考察新世纪曹禺剧本奖获奖话剧的创作成就、缺失及其所折射出的中国当代戏剧文学境遇。
新世纪中国话剧要继续以曹禺经典剧作为典范，更深入地挖掘人的灵魂，广泛深刻地表现社会、人生、人性和人类文明，拓展、深化话剧文学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力，克服各种戏剧实用主义，从而创造中国现代民族话剧新经典。
关键词：“曹禺剧本奖”；曹禺经典话剧；戏剧体诗；实用主义“曹禺剧本奖”是“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的简称，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戏剧文学类奖项！这个奖的前身是全国优秀剧本奖！1979年《剧本》月刊复刊后，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决定联合举办全国优秀剧本评奖，1982年评出首届全国优秀话剧%戏曲、歌剧剧本72个°截至2019年该奖一共评选了二十三届,其中奖项名称、主办方以及评奖周期等经历了多次变动。
“由于全国优秀剧本奖是专家评奖性质,它和政府评奖不同,因此有人建议把此项剧本奖改个名称。
这时中国作家协会已设立茅盾奖、巴金奖、冰心奖等奖项，有的同志建议把全国优秀剧本奖改名为曹禺戏剧文学奖。
”②于是,1994年第七届评奖时该奖项更名为曹禺戏剧文学奖，此后由两年一次评选改为每年评选一次。
在2006年的评选中，该奖项定名为首届（总第十七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评奖周期基本稳定在每两年一次。
首届全国优秀剧本奖由文化部和中国剧协联合主办，从1984年第二届起评奖改"作者简介：洪宏，文学博士，南京天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话剧、中国电影#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以来中国现实主义话剧文学的三种叙事范式及其流变研究"（17ZWB002）阶段性成果#—促进戏剧创作作繁荣发展》，《中国戏剧）/009年第10期，第15页。
安然于书斋，畅游于天下——孟繁华研究综述人杰地灵的山东铸就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孕育了一个出色的思想者——孟繁华，他风趣、快乐、率真，他热爱美酒、美文和一切美的事物。
他的真性情流淌在文学生活中。
在大多数人眼里，孟繁华是现当代活跃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文化研究者，著名的教授，著作颇丰，成就卓越，续鸿明在“当代著名学者系列”栏目攥文：《孟繁华与“新理想主义”》中说：“他没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数批评家那样将兴趣收缩到学术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活动甚至在文学作品编选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投注热情和心力。
在90年代纷纭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他执著地倡导一种或许被一些人认为迂阔过时的‘新理想主义’。
……在这个无人喝彩的时代里，他依然对文学予以热情而持久的关注。
”[1]他的这些身份和在文学、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让我敬佩。
但是他作为一个认为学者，一如既往地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处境予以关切、探索和思考，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他的批评和研究不仅仅流于作家的文字框架，而是深入到文字所传达的思想境地，正如他自己所言：现实关怀不是考量一个作家唯一的尺度，但没有现实关怀的作家一定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这是他的文学观点，更是他一生都在践行的宗旨。
下面将围绕孟繁华先生目前主要的文论著作，并结合学界文人对他的评论，从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研究、文学史研究三个方面来漫游孟繁华先生的学术之旅。
一、现实关照下的文学批评在一次访谈中孟繁华说，“我觉得一个批评家除了要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表达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情怀，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和介入热情。
文学批评当然有个人趣味在里面，但那不应是决定性的东西。
批评更应该对公共事务或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话题感兴趣，并从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文学问题。
我觉得一个批评家要有三类相关的知识储备：文学理论、文学史和对当下创作状况的了解。
理论是武器，是批评的起点；文学史是依据，它会告知我们哪些作品是新鲜的经验；当下创作状况是我们发言的基础。
赏析举隅一、关于《三姐妹》的主题俄国着名戏剧家丹钦科1940年排演《三姐妹》时，曾作过一个关于《三姐妹》的主题的说明，他把此剧的“种子”（即主题）归结为：“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
”后来俄国的学术界普遍接受了丹钦科的这个观点。
1998年中国着名导演林兆华排演《三姐妹·等待戈多》，等于是对《三姐妹》的主题在表述上作了个微调：由“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改变为“对于美好明天的等待”，或简洁地说是“等待明天”。
这样的主题揭示是受启发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两个流浪汉要等待的“明天会来”的戈多，其实也是三姐妹期盼的“明天要去”的莫斯科。
永恒明天决定了永恒等待。
《三姐妹》里有五个最重要的人物──三姐妹外还有名叫图森巴赫与维尔希宁的两个军官。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他们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三姐妹懂得英、法、德三门外语（小妹伊林娜还懂意大利语），两位军官属于全城“最有教养的人”。
三个姐妹和两位军官的知识分子气息，弥漫在他们的对于现实的痛苦反应中。
痛苦来自更高的精神追求。
当下满足不了他们的精神追求，于是他们只好等待，等待美好的明天的到来。
知识分子不是无所不知的，但他们执着地企图探寻存在的意义与痛苦的根源。
契诃夫相信这种探寻是会有结果的。
他让大姐奥尔加在结束全剧的台词里说：“军乐奏得这么欢快，仿佛再过去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三姐妹》写于1900年，写于新世纪已经来临之时，而此时契诃夫却已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人世，因此，我们可以把《三姐妹》（还有写成于1904年的《樱桃园》）看作是契诃夫留给世人的艺术的遗嘱。
他的这份遗嘱归根结底一句话：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而这恰恰是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意义的所在。
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因此，契诃夫的那些可爱的戏剧人物的精神痛苦与精神追求，也越来越被现代人所理解，这就是契诃夫的戏剧成了当今世界舞台上演得最多的经典戏剧之一的原因所在。
书籍伴我成长作文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学习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作文了吧，作文可分为小学作文、中学作文、大学作文（论文）。
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作文呢？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书籍伴我成长作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书籍伴我成长作文篇1如果说泉水是青山的心，那书便是智慧的核心。
书，处处可见。
书，丰富了我的知识，给我的生活注入了斑斓的色彩；书，就像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光明世界，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书，更像慈祥的知识老人，把深奥的知识传授给我。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使我受益匪浅。
记得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书，经常缠着爸爸给我买小人书，给我讲故事。
每次，看到爸爸妈妈给我买的书，我就爱不释手。
因此，我与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天对着书本自言自语。
当我遇到不会认的字，我都会叫妈妈教我。
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不再那么幼稚地对书说话，而是学着真正看书。
有一次，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小豆豆》，书中记录了主人公小豆豆读一年级发生的各种趣事，从一个不懂事的小毛孩变成一个懂事的大哥哥。
正是因为这本书，让我融入了小学生活中。
读四年级时，为了丰富自己的语文知识，我在学校的图书室中，找到了几本书，如《鲁滨孙漂流记》、《蓝色的海豚鸟》……在阅读这几本书时，我还和我的几个好朋友做了图文并茂的阅读小报，把自己觉得精彩的部分以小报的形式记录下来。
从那时起，我对阅读的理解更深了，而且我也爱上了冒险类的小说。
我在书海的世界中遨游，享受阅读的乐趣，接受知识的浸润。
对我来说，书籍将会伴随我的成长，而阅读将会是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
书籍伴我成长作文篇2书籍可以给予人们知识，书籍可以给予人们快乐。
在阅读中，我感受到人生冷暖，感受到这精彩的世界。
是的，就如高尔基所说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在阅读中快乐地成长。
记得有一次，我偶然得到一本《中国少年文学》，一看内容我就被它迷住了。
《塔里木河的少年》、《跳动的火焰鼠》，一篇篇精彩的文章在我眼前跳动着。
赏析举隅一、关于《三姐妹》的主题俄国著名戏剧家丹钦科1940年排演《三姐妹》时，曾作过一个关于《三姐妹》的主题的说明，他把此剧的“种子”（即主题）归结为：“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
”后来俄国的学术界普遍接受了丹钦科的这个观点。
1998年中国著名导演林兆华排演《三姐妹·等待戈多》，等于是对《三姐妹》的主题在表述上作了个微调：由“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改变为“对于美好明天的等待”，或简洁地说是“等待明天”。
这样的主题揭示是受启发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两个流浪汉要等待的“明天会来”的戈多，其实也是三姐妹期盼的“明天要去”的莫斯科。
永恒明天决定了永恒等待。
《三姐妹》里有五个最重要的人物──三姐妹外还有名叫图森巴赫与维尔希宁的两个军官。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他们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三姐妹懂得英、法、德三门外语（小妹伊林娜还懂意大利语），两位军官属于全城“最有教养的人”。
三个姐妹和两位军官的知识分子气息，弥漫在他们的对于现实的痛苦反应中。
痛苦来自更高的精神追求。
当下满足不了他们的精神追求，于是他们只好等待，等待美好的明天的到来。
知识分子不是无所不知的，但他们执著地企图探寻存在的意义与痛苦的根源。
契诃夫相信这种探寻是会有结果的。
他让大姐奥尔加在结束全剧的台词里说：“军乐奏得这么欢快，仿佛再过去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三姐妹》写于1900年，写于新世纪已经来临之时，而此时契诃夫却已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人世，因此，我们可以把《三姐妹》（还有写成于1904年的《樱桃园》）看作是契诃夫留给世人的艺术的遗嘱。
他的这份遗嘱归根结底一句话：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而这恰恰是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意义的所在。
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因此，契诃夫的那些可爱的戏剧人物的精神痛苦与精神追求，也越来越被现代人所理解，这就是契诃夫的戏剧成了当今世界舞台上演得最多的经典戏剧之一的原因所在。
23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小说的写作日趋多元，每个作家都必须面对一个由消费文化主导的多重力量交织的写作现场，写作已经无法再获得任何的精神总体性。
正如20世纪80年代作家们着迷于把语言变成一种叙事权力一样，近年来，如何把个人写作彻底合法化，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这个写作不断走向个人化的过程中，个人经验的广阔并没有被全面敞开，相反，一种压抑个人的力量也同时崛起——新的写作公共性，往往以个人写作的名义，为作家笔下那千人一面的故事进行道德辩解。
经验和故事，身体和欲望，可以看做是这十几年来中国小说的两对关键词；催生它们蓬勃发展的潜在力量，正是消费社会的兴起。
但是，这样的写作开始面临根本的困境：20世纪的小说革命，是把作家的眼光从外在的世界转向人类的内心，通过“对自我的内心生活进行细致探究”（1）来寻找新的方向，假如今日的小说不再探究人类心灵的内在图景，也不再对人类的精神提出新的想象，那么，小说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换句话说，越过经验和欲望的丛林，小说还有可能对存在发言、与灵魂对话吗？基于这样的追问，我以为，在经验和身体话语之外，新世纪的小说正在经历隐秘的变化，而变化的方向，是灵魂叙事将再一次成为小说的强势主角。
一、经验的贫乏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这一直是小说的重量之所在。
导致近年来小说日益轻化、趣味化、商业化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是经验的崛起以及小说界对个人经验的过度崇拜——个人写作，一度成了经验写作的代名词。
展示经验的新奇，书写经验的秘密，把经验当做生活的基本肌理加以解剖，甚至把个人经验当做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已经成了当下写作的主流。
展示经验的最好载体是故事。
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于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在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很多人之所以读小说，目的是为了读故事；而读故事的目的，又是为了窥探、分享那些私密的经验。
就这样，一个发端于个人经验的写作链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连接上了消费社会这一粗大的血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小说除了讲一个好看的欲望故事之外，几乎丧失了探索精神疑难和叙事艺术的热情。
然而，小说固然要讲故事，但故事并不都是小说；正如生活里有经验，但生活并不全由经验所构成。
本雅明说，“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
无论何时，你只要扫一眼报纸，就会发现它又创了新低，你都会发现，]新世纪文学研究[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小说卷）]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谈新世纪小说谢有顺24２００８／２・文艺争鸣・新世纪文学研究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2）。
新闻是对经验最直接的讲述，由新闻所告诉我们的经验适合分享和传递，所以，现代人的生活，几乎都由新闻所主导。
当大家在新闻的暗示下，口口相传别人的经验的时候，其实个体可以言说的经验不仅没有变得丰富，反而变得贫乏了。
这也就是为何那些激进的个人主义者，写出来的小说面貌往往大致相仿的原因之一。
经验的类同，正在瓦解小说家的创造力，因为在现代社会，一切经验都在遭遇根本的挑战：“战略经验遇到战术性战争的挑战；经济经验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血肉之躯的经验遇到机械化战争的挑战；道德经验遇到当权者的挑战。
”（3）那些渺小的个人经验，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它才能被关注和获得意义，因此，很多的写作，看起来是在表达自己的个人经验，其实是在抹杀个人经验——很多所谓的“个人经验”，打上的总是公共价值的烙印。
尽管现在的作家都在强调“个人性”，但他们分享的恰恰是一种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潮流。
如何在经验已经贫乏、贬值的年代，继续让小说获得自己独有的意义？这令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对小说家的定义，他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探究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从而揭示出存在世界不为人知的方面。
“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
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
……存在的领域意味着：存在的可能性。
”（4）这个著名论述，指出小说的精神，应该关乎“存在”与“可能性”这两个基点，也就是说，小说必须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而非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但我注意到，当下很多写作仍然是在满足于再现一种贫乏的经验，复制一种简陋的生活。
当作家们普遍热衷于描绘“直接现实主义”，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个有内心质量的作家，应该如何处理经验与记忆、个人与世界、想象与虚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并不否认，个人经验在文学写作中的全面崛起，增强了写作的真实感，并为文学如何更好地介入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
我想说的是，经验并非写作唯一用力和扎根的地方，在复杂的当代生活面前，经验常常失效。
一个作家，如果过分迷信经验的力量，过分夸大经验的准确性和概括性，他势必失去进一步探究存在的热情，从而远离精神的核心地带，最终被经验所奴役。
经验是写作的重要材料，但在这个任何经验和感受都能被符号化、公共化的消费时代，作家的创造性应该体现在如何对经验进行辨析、如何使经验获得“个人的深度”（克尔恺郭尔语）上。
这种对经验的辨析，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辨析“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一样。
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
“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
”（5）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
耿占春对此也作了分析，他说：在新闻主宰一切的今天，“人人都记得的一件事，谁也不会对它拥有回忆或真实的经验。
这反映了经验的日益萎缩，这也表明了人与经验的脱离，人不再是经验的主体。
看来不太可能的状况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
我们的意识存在于新闻报道式的话语方式中，因而偏偏认为：不能为这种话语方式所叙述的个人生活经验是没有意义或意指作用不足的。
”（6）确实，当下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生活正被这个时代主导的公共价值所改写，在这种主导价值的支配下，一切的个人性都可能被抹平，似乎只有这样，小说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商业和消费价值。
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对生活的改写，其实是把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殖民地”。
他在《沟通行动的理论》一书中，特别提到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把生活的片面扩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部分。
比如，金钱和权力只是生活的片面，但它的过度膨胀，却把整个生活世界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
（7）面对这种状况，重述一个作家对存在现状的敏感是必要的。
唯有对存在的敏感和追问，才能使作家拒绝认同片面生活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
许多时候，经验写作其实是新的殖民写作：它以一种可以被消费和传播的经验，殖民了更多在暗处的、无法获得传播价值的经验。
因此，经验常常是25片面的，经验只有被存在所照亮，它才能为一种人之为人的处境作证。
假如小说不再集中描述存在的景象，也不再有效地解释精神的处境，那么，它也就不再处于自己的世界之中了。
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但在今天，文学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消费主义和欲望故事的囚徒，谁还有兴趣对存在的难题穷追不舍呢？存在已被遗忘。
然而，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
离开了存在的视角，精神的暗处便无法被照亮；没有对精神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一个作家的写作也无法深入人类的内心。
唯有把一切伪装的生存饰物揭开，看看在经验的下面，我们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我们的精神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这样的文学，才是寻根的文学、找灵魂的文学。
当本雅明所说的新闻报道成了更新、更重要的第三种叙事和交流方式，小说由此面临危机之时，小说还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它能够在个人经验被侵蚀和淹没的时候，为贫乏的经验找到一条返回内心、获得意义的通道，使人类重新生活在构成我们自身经验的生活中。
二、身体的面具和经验相关的另一个写作关键词是：身体。
近十年来，身体是一些作家的革命主体，也是另一些作家的写作策略，关于身体话语的文学讨论，因此被赋予了很多复杂的因素。
有一些人，一说到身体，以为指的就是性，欲望，或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其实是把身体和肉体混为一谈了。
肉体指的是身体的生理性的一面，它是身体最低、最基本的方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身体还有伦理、精神和创造性的一面。
身体的伦理性和身体的生理性是辩证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统一才称得上是完整的身体，否则它就仅仅是个肉体——而肉体不能构成写作的基础。
从哲学意义上说，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而灵魂需要通过身体实现出来；没有身体这个通道，灵魂就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
只讲灵魂不讲身体的思想一旦支配了一个人的写作，这种写作就很容易走向玄学——玄学写作看起来高深莫测，里面往往空无一物。
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的观念是简陋的，但凡有力量的灵魂、有价值的精神，岂能越过身体而单独存在？不应该用一种貌似高尚的精神来贬斥身体、践踏身体、把身体驱逐到一个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体写作，就是要把身体从黑暗的空间里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
身体当然有物质性（生理性）的一面，可物质很可能是我们了解精神的必由通道。
任何的精神、灵魂和思想，都必须有一个物质的外壳来呈现它，没有这个外壳，写作就会变成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或者变成语言的修辞术。
强调身体在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的在场。
“身体”正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
身体从一方面说，是个人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从另一方面说，许多的人也构成了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肉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8）——很多小说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就在于它几乎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发生关系。
真正的写作必须面对身体，面对存在的物质外壳，面对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这是写作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必须承认，当下的小说写作中，存在着一种虚假的身体写作——它使用的是公共的身体，这看起来是在书写身体，其实不过是在迎合一种身体叙事的潮流。
身体和经验一样，在写作中被过度使用后，也面临着再次被公共化的危险。
如果说，之前政治对身体的公共化是源于一种专断的思想，那么，这一次身体公共化的力量则来自作家对欲望的消费。
它们的话语方式或有不同，思维方式却是一样的，骨子里都是观念写作的路子——所谓观念写作，就是为了某种思想的总体要求，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写，集体戴上文化面具（如罗兰・巴特所说，现在的写作都戴上了文化的面具）。
为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语言革命之后，到20世纪末，身体会成为另一次文学革命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