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一项历时性的多维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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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变革。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的转变过去,城市社区治理主要由政府主导,社区居民的参与度较低。
而现在,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积极推动社区居民的多元参与。
政府鼓励社区居民组织成立居民委员会或居民议事会,参与社区管理和决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资源。
二、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治理的转变过去,城市社区治理主要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水电煤气供应、公共交通、垃圾清运等。
而现在,城市社区治理开始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治理转变。
政府鼓励社区居民组织开展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活动和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
三、从事后管理向预防管理的转变过去,城市社区治理主要是事后管理,对社会治安、环境卫生等问题进行处置。
而现在,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向预防管理的方向转变。
政府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会公共安全防控,开展矛盾化解和纠纷调解工作,引导社区居民形成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五、从传统手段向信息化手段的转变过去,城市社区治理主要是依靠传统手段,如物质奖励和惩罚等。
而现在,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向信息化手段的方向转变。
政府推动建设智慧社区,并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社区治理的效能和透明度,方便居民参与社区参政议政。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是多元参与、综合治理、预防管理、分散管理、信息化手段和市场机制。
这一趋势的出现和推行,将有助于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水平,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和愿望,促进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市治理体系的创新之路作者:孙云霞张静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9期【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社区党组织网格化治理【中图分类号】 G203 【文献标识码】A【DOI】10.16619/ki.rmltxsqy.2021.19.00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
广大的基层社区组织构成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坚力量,是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基层社区工作。
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发展好、利用好基层社区组织,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到一体推进、全面提升。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党建引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城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而城市中的社区是党和政府实现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媒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稳中向好,居民生活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特征,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因此,构建城市治理新格局,就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党建引领。
提升基层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不仅有利于基层党组织更好开展工作,也是加强党建引领的重要着力点。
社区党组织是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服务者。
目前,基层党建工作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某些社区领导没有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没有将服务群众的理念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不善于有效引导群众,没有深入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工作覆盖对象存在一定盲区等。
因此,在现代城市创新治理的过程中,要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不断提升党在基层社区的组织力、协调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社区全面服务群众的有力组织保证。
提升基层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覆盖街道社区,营造廉洁自律的基层政治生态。
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是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础,能使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有共同的目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逻辑分析与路径选择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成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本文以“如何科学系统地推进城市社区的治理现代化”为研究方向,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已有研究在基础性、系统性、前瞻性、指导性上的不足与困境作为问题线索,从理论基础、概念阐释、评价体系、历史衍进与制度变迁、实验性探索案例、国际趋势与中国港澳台地区有益启示等方面,展开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实践维度的分析论述,提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模式转型和发展路径的建议,力图较全面、准确地回答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与系统性问题。
现代化是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织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
早期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同样以经济现代化为核心,从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展开现代化的总体布局。
历经50余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现代化已经超越了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标准的西方现代化”。
[1]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从理论上看,国家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综合运用警察、经济、法律、社会福利等多种方式缓和社会矛盾,成为终极的、整合社会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家和政府在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处于决定性地位。
人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社会的交流功能、导向功能、继承发展功能在现代社会里日益凸显,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流交往、竞争合作的规范也要由社会供给,促使现代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各要素、各系统交互作用,推动着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
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人们已经认识到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协调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而强调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不再独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而让位于多元主体参与共治,让渡空间给予社会、社区展开自治。
新时代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的探索作者:阮开江来源:《小康》2019年第05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全面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必然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和新要求,这既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高的挑战,也是机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探索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率先在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期为新时代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提供现实素材。
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社区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个人及辖区的各类盈利和非盈利组织以市场为基础、满足公共利益和社区需求为原则,供给社区公共物品,优化社区秩序的行为和机制。
现代化的社区治理体系应当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相对应,至少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公共权力制度化规范化运行;二是民主;三是法治;四是效率;五是协调。
国内外学界对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均有研究,有的从国家治理层面入手,有的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入手,还有的专门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的评估指标进行相应研究。
虽然学界对社区治理体系的指标体系和研究层面各不相同,但不外乎治理领域、治理目标、治理能力和现代化特征等角度。
综合各方的观点和理论来看,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是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三个基本维度。
制度设计的现代化。
“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制度设计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现代化的制度设计是现代文明的表现,它体现了现代人所追求的契约、法制、自由、平等、公正的精神。
其次,制度具有塑造功能,“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
第三,现代化的制度是廉洁奉公的基本保障,在政治生活中如何张扬人性中的阳光面、遏制人性中的阴暗面,关键在于制度。
第四,现代化的制度具有激励作用。
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路径作者:李钊来源:《中国房地产·学术版》2020年第05期摘要: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对过度组织化社会过程的依赖不仅限制自身治理新冠疫情这类复杂事态的效能,也阻碍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领域的建造。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摆脱过度组织化的倾向,并搭建足以吸收危机事态复杂性的治理空间,,这既要求通过结构、组织和功能的优化实现社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要求通过理性、整合以及动员能力的提升,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种城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路径能为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领域的转型提供深思熟虑的替代方案。
关键词:过度组织化;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治理能力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38-( 2020)05-0070 -79收稿日期:2020一04-05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验。
城市社区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阵地。
疫情防控所产生的治理需求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短板。
例如在武汉市滨江苑小区业主微信群里,一名女业主连发数条语音,怒骂中百超市针对不同社区发布“AB阴阳套餐”,买米要搭配草纸酱油,社区不回应业委会诉求等。
这类现象看上去是社区公共服务人员的偶然失职以及与社区居民沟通不利所致,但其最终指向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性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当前的经验和教训,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努力探索超大型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
因此,通过反思当前疫情防控的经验,探索并展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是我国行政管理研究的当务之急。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包括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体系是指用以合理配置治理资源的结构、组织和功能;而治理能力则主要由社区的理性品质和汲取治理资源的能力来评估。
现代化的治理是城市社区协调解决纠纷、建构居民团结以及回应外部危机的可靠保障。
目前主导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仍然是官僚制的模式。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摘要: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实践的重要场域,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在高度流动、离散化的现代城市社区中,必须认识到当下社区发展与社区建设目标差距较大、社区居委会功能定位与实际职能不符、难以增进社区认同与社区共识的现实困境,本文从党的建设、社区服务、体制机制、市场力量、智慧社区五个方面提出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激发社区自治动力,以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为目标、加强社区服务,创新体制机制、打造社区治理体系新格局,注重汇聚和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治理,提升智能化水平、建设智慧社区。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路径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分析(一)社区发展与社区建设目标差距较大通常认为,社区是由特定地域内的人口、组织、生活设施共同构成,即集中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居民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社区内的居民呈现高度异质性特征,传统亲缘纽带不复存在,居民的社区生活质量与社区的服务供给质量密切相关。
但是从城市社区发展的现状来看,尽管社区治理涌现了较多好的案例,但社区工作者角色定位模糊、社区治理碎片化内卷化、社区工作事务性强自治性弱等问题长期存在,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有效互动远未达到理想状态,社区工作者忙于社区行政事务无睱顾社区自治的培育,城市居民的高流动性导致社区治理长效化、自治化困难重重,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二)社区居委会功能定位与实际职能不符社区居委会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是社区居民经选举产生的居民自治组织,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承担了上级行政部门派发的大量行政事务,不仅挤压了社区居委会履行自治职能的时间空间,也模糊了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定位,使得社区工作者的自治动力减弱、以完成上级派发的行政事务为主要绩效目标,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的功能认知产生偏差、对居委会的工作信任度不高。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深入推进社区治理的现代化。
本文将分析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并探讨现代化路径。
一、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1. 适应城市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也在逐年增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治理现代化显得尤为迫切。
只有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满足居民的需求。
2. 解决社会矛盾社区治理现代化还能够帮助解决社会矛盾。
当前,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因此要想解决社会矛盾,就需要通过完善社区治理机制,落实社区自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3. 实现良好治理社区治理现代化还能够帮助实现良好治理。
通过现代化的社区治理机制,可以提高社区自治和居民参与度,将治理权力下放到社区一级,从而增加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保障公民权利。
二、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1. 建立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建立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应通过加强社区治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社区治理法律法规制度,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推进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信息化。
2. 引入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引入能够有效加强社区治理的现代化。
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社区建设,增加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资本的监管机制,避免社会资本滥用权力。
3. 增强社区自治能力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
要加强政府对社区自治的支持,为社区自治提供更多的空间,提高社区成员的参与度和自治意识。
在自治过程中,政府、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应当加强沟通、协商和合作,共同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4. 加强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政府应当加大对社区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提高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度,建立完善的社区信息平台,实现社区治理信息化,并通过网络、微信等社交媒体渠道加强公众的参与度。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也迎来了新的趋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和思路也在不断更新和演进,为居民提供更加便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本文将围绕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趋势展开探讨,从政府治理、社区治理、居民参与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政府治理在新时代,政府治理在城市社区中的角色和作用得到了加强和优化。
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居民参与度较低,治理效率相对较低。
而在新时代,政府治理开始向便民化和服务化方向转变。
政府更加注重居民的需求和意见,通过社区大讨论、公众听证和网上信访等方式,征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回应并采纳。
政府加大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社区环境。
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角色不再是一味地制定政策和管理,而是更多地成为服务者和协调者,从而推动城市社区治理向着更加民主和便民的方向发展。
二、社区治理在新时代,社区治理逐渐向着社区自治和社会化发展。
传统的社区治理存在着政府主导、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缺乏有效的自治机制和社会化管理手段。
而在新时代,社区治理开始向着自治和社会化方向转变。
社区居民通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途径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增强了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
社区治理开始向社会化管理转变,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如物业管理公司、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提升了社区治理的专业化和服务化水平。
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为居民提供了更多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也提升了社区治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三、居民参与在新时代,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行动不断加强。
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中,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较低,很多时候是被动接受政府和社区管理者的安排和决策。
而在新时代,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行动不断增强。
政府和社区管理者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引导和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如举办公民议事会、开展社区志愿服务、设立居民咨询热线等,让居民更加直接地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
45CENTRAL ISSUE区域治理作者简介:占金云,生于1979年,研究生,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和基层社会治理。
着力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以繁昌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中共芜湖市繁昌区委党校 占金云摘要:着力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关乎基层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不断增强基层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必然要求。
本文通过对繁昌区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研究,找出当前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剖析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着力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595(2021)02-0045-0002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探索(1949—1978年)、转型(1979—1990年)、建设(1991—2012年)和治理(2013年至今)四个阶段[1]。
2012年我国第一次提出“社区治理”的概念,随后提出“社区治理现代化”,近年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社区治理现代化理论。
党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社区是基层基础,是社会的细胞,不断完善社区治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2]。
一、繁昌区社区治理实践繁昌区下辖95个城乡社区,其中村委会70个,社区居委会25个(含4个农村社区)。
近几年来,繁昌区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力度,推进“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建设。
一方面,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逐步完善社区服务设施。
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等,发展壮大社会工作者队伍。
目前全区共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等有207个,其中有49家成立了党组织;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有649人,其中取得全国社工职业水平证书的社会工作者27人,有效协助社区开展各项工作,提高了社区服务的质量和专业性。
2020年,繁昌区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防控工作始终保持在低风险状态,检验了我区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坚定不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现代化历程、进展与启示作者:魏礼群来源:《社会治理》 2019年第9期魏礼群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院长本文系作者2019年7月6日在“第九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治理变革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探索、开拓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
在这一进程中既有高歌猛进,也有徘徊曲折,更有变革飞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和重大成就:从治理理念看,逐步从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从制度体系看,逐步从分散型向整合性转变;从社会体制看,逐步从国家一元管理向多元社会主体共建共治转变;从方式手段看,逐步从单纯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并用转变;从社会结构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运行状态看,逐步从社会高度稳定向秩序与活力相统一转变;从社会景象看,逐步从贫困向全面小康社会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积累了正反两方面宝贵经验,从中可以得到一些规律性认识和深刻启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始终坚持充分体现中国基本国情;必须始终坚持全面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建设和其他建设协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打造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必须始终坚持提高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必须始终坚持正确处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几个基本关系。
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之际,我们举办第九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成就,总结宝贵经验与启示,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 一项历时性的多维度考察袁方成1,王 泽2(1.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240;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城市社区经历探索㊁转型㊁建设和治理四个阶段的发展,构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和发展图景㊂其中,社区自身的定位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中的辅助组织转向法定的基层自治组织,进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推进的基础单元;社区的核心功能从改革前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有限服务转向探索并建设适应于政府和社会双重转型过程的城市基层服务体系,进而推进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体制性转换;发展重点从着重于改善服务设施转向持续性地推动其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并赋权增能于居民和社区组织主体,从而发掘和激活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推进路径则沿循地方实践 经验采集 政策创制 试点探索 成效反馈 顶层设计 整体推进的清晰思路㊂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特色道路彰显了宏大的现实蕴意和深刻的时代价值,也昭示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走向和前景㊂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现代化;中国道路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9)01-0117-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特别是在工业化㊁城镇化㊁信息化和市场化交织共振的过程中,面临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压力和挑战,中国的城市基层社会完成了由单位制㊁街居制向社区制的整体转型,构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和发展图景㊂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社区组织的建立和成长历程,需要将其置于长时段的独特进程中㊂中国政治最为显著的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核心,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中轴[1]3-5㊂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㊂在中国政治制度设置中,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党,且其本身已成为一个嵌入政治结构的等级组织,具有与国家机构相对应的科层制结构[1]3-5㊂毫无疑问,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展开的㊂在基层社区层面,1949年以来,社区党组织不仅是确保党和国家路线㊁方针㊁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政权在社会基层延展的重要载体㊂社区党组织始终是社区治理的领导核心,发挥着 总揽全局㊁协调各方”的作用㊂协调社区组织㊁整合社区资源㊁动员社区居民㊁推进社区服务㊁协商社区事务㊁化解社区冲突㊁夯实社区自治等都离不开党组织的主导和参与㊂贯穿近70年城市社区的治理历程,党的领导始终具有决定性的地位㊂与此同时,制度建设是国家权力向社区延伸的重要方式㊂1949年后国家逐步在城市建立的单位㊃711㊃收稿日期:2018-10-2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与重点研究”(15AZD021),项目负责人:袁方成;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穿透社会的国家权力 对一个社区国家基础性权力的观察”(18YBZZ112),项目负责人:王泽㊂作者简介:袁方成(1978 ),男,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㊁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泽(1990 ),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㊂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寻求适应于经济建设的社会管理变革中不断解体,而以街居制㊁社区制为主体的新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步建立㊂纵观城市社区治理变迁的实践历程,社区发展的理念和机制不断创新,社区服务内容不断丰富,社区功能不断完善和强大㊂在新旧世纪之交的社区建设和新世纪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践过程中,社会空间和社会活力被拓展和释放出来㊂关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阶段划分,主要聚焦于1978年改革之后的阶段㊂学界主要形成四种观点[2]62-69㊂一是 两阶段说”,即将社区治理过程划分为实验探索阶段(1991 1999)和推广普及阶段(2000 );二是 三阶段说”,认为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经历了前奏(1990年代以前)㊁产生(1990年代前期)以及逐渐展开(1990年代中后期)三个过程;三是 五阶段说”,包括萌芽(1986 1991)㊁起步(1991 1995)㊁探索(1995 2000)㊁推广(2001 2005)以及发展(2005 );四是 七阶段说”,主要为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 1953)㊁ 单位制-街居制”时期(1953 1976)㊁社区服务时期(1977 1991)㊁探索初期(1991 1998)㊁实验阶段(1998 2001)㊁示范全面推进阶段(2001 2009)㊁深化提升阶段(2010 )㊂尽管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阶段的划分不同,但大都将1991年和2000年两个时间作为重要的划分节点㊂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管理的重心主要在单位,社区只是单位制的 补充”㊂直至20世纪80年代, 社区”才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式被纳入到政策话语体系中㊂此后,社区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齐步发展,社区工作探索推进㊂1991年5月,社区建设的概念首次由官方提出,并在全国试点推行㊂进入新世纪,国家多次召开相关会议㊁出台系列政策以规范社区建设的内容㊁内涵㊁价值等,社区建设也开始全面推进㊂在城市社区探索过程中,面对社区建设阶段既有的行政体制运作缺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㊂这不仅是以治理现代化为转向的改革,也标志着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的跃迁㊂结合相关政策实践和学界观点,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区治理划分为探索(1949 1978)㊁转型(1979 1990)㊁建设(1991 2012)和治理(2013 )四阶段㊂其中,1978年单位制的松动㊁1991年社区建设的提出以及2013年社区治理的兴起均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城市社区治理演变的重要节点㊂不同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体制㊁重点㊁方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但同时,各阶段的思路㊁体制㊁模式㊁机制之间等具有承继性㊁延续性和发展性的特征㊂这种阶段性划分是在正视和尊重以治理现代化为主线的社区治理变迁历程基础上,对其发展基础㊁实然路径和实践价值所做出的观察和思考㊂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历程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从社区的组织地位㊁核心功能㊁发展重心及推进路径等维度的阶段性梳理,可以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交互发展中社区治理的现代化道路㊂1 组织地位:从体制补充㊁自治主体到战略单元纵观社区探索㊁转型㊁建设和治理时期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地位的阶段性变化,社区在基层政权建设㊁战略方针和政策实施以及社会管理服务中的作用不断显现㊂最初的社区是单位作为社会管理网络组织体系的补充和辅助,处于城市基层社会的末梢和边缘,功能也十分有限;街居制度的继替,使社区的地位有了明显变化,其成为城市社会的基础性组织单元,负责沟通㊁协调街道与居民,贯彻国家政策㊁方针㊁路线;随着社区制的兴起,社区居委会的定位更加明确,其是兼具行政与自治属性的自治组织,具有服务和自治功能,这一法律定位也使社区明确成为国家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战略空间㊂因此,社区由补充辅助到基层组织再到战略单元的地位变化,也映射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整个过程㊂1.1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社区的辅助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对政治体制的再造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维护等重大挑战,单位制形态的城市基层组织拥有资源丰富㊁结构完备的优势,具备国家赋予的行政权㊃811㊃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组织内部的各种问题,给予单位成员较为完善的保障和支持,对 社会人”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维护和控制着社会秩序㊂相比较而言,街道和居委会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显得相当落后和薄弱,其管理的范围㊁对象和方式都极为有限㊂譬如居委会管辖的实际范围,并不包括辖区内的各种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管理对象也是处于单位管辖范围之外的各种弱势群体和社会闲散人员等㊂因此,在社区探索阶段的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下,辖区单位㊁街道和居委会作为治理主体构成明显的非平衡关系,即前者在城市基层社会运行中占据绝对主导性的地位,后两者仅充当辖区基层管理和服务的辅助角色,局限在辖区治安㊁环境卫生等,功能单一㊂这一时期城市居委会是由国家设置的与单位制相配合的辅助性社区组织,依赖性㊁边缘性特征明显㊂这是由于单位将大部分社会成员都纳入到自身的管理体系之中,加之居委会处于政治体系的边缘地位,因而单位制始终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主要结构形式,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㊂由此,城市基层体制建设本质上讲就是单位制度的建造,社区仅是单位的补充,其与街道共同承接单位福利和服务之外的事项,起着拾遗补缺的作用㊂1.2 基层转型的自治定位市场经济改革的启动冲击并开始瓦解单位对社会的控制关系,特别是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单位制逐渐解体㊂单位解体的后果之一就是其所承担的管理和服务功能不断外溢到社区层面,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重新得到重视,开始承接城市基层管理和服务的各种事项㊂组织功能逐步得到恢复,街道 居委会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基层社会新的管理体制㊂社区组织作为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执行终端,具有明显的行政运作色彩㊂‘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出台,赋予社区居委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的性质和定位,即居民自我管理㊁自我教育㊁自我服务㊁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㊂社区居委会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在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与重要平台,凭借自身的组织优势,能够较为直接地深入到居民之中,贯彻国家意志㊁反馈社情民意,成为沟通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桥梁,发挥引导㊁配合和协调的作用,也使得社区逐步获得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㊂城市社区之所以逐步由基层管理体系中补充辅助的角色地位,转变为城市社会的重要基础性组织,正是因为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法律定位日益明确,管理和服务功能随之不断拓展㊂2000年11月出台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将城市社区管辖范围规定为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出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并将城市社区建设作为巩固城市基层政权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㊂此后,城市社区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逐步成为巩固政权基础的战略单元㊂不论是比照世界范围内各国的现代化历程,还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对比,国家治理体系的高效㊁有序运作,需要及时调适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关系,特别是制度整合框架中的组织设计和定位,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都很重大㊂1.3 国家治理的战略单元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需求驱动及其关系调适的内在要求,决定了社会各种形式的自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3]㊂换言之,城市社区组织不仅是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社会的表现,也并非仅体现为国家与社会的相互重叠和相互渗透,而是国家将社区这一地域概念运用到城市基层管理和服务的过程㊂无论是社区治理理念的转变㊁治理主体的培育还是治理体系的完善㊁治理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作为基层社会实践场域主体的社区组织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其服务和自治功能,随着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社区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得以充分的关注和重视㊂为了夯实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从社区硬件设施的配备以及各类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角度,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推行社区建设㊁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等相关社区实践活动,由点带面展开㊂创新实践活动的持续性开展,推动了各地富有特色的㊁多样化的社区建㊃911㊃设和治理模式的产生㊂其中,以推进社区综合体制改革㊁创新社区居民自治形式㊁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㊁提高社区服务精细化水平㊁扩展社区信息化建设等为实验主题[4]2的实践探索,尽管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都将社区作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场域,社区成为国家战略落到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单元,社区治理成为新时期巩固基层政权㊁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性实践形态㊂2017年8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再次强调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㊂城市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㊁事关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㊁事关基层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全面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㊂从党和国家政策输出的角度,社区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维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城市基层的和谐与稳定亦是对社区治理组织化㊁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的更高要求㊂2 核心功能:从服务拓展㊁体系建设到治理转型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时期,城市基层管理的重心更多的是通过探索和开展社区服务弥补单位制解体所带来的城市居民福利消减问题,以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㊂由于单位制时期社区相关生活服务设施的配置和运营被长期忽视,社区基础设施整体薄弱㊁管理体制严重缺陷,成为社区服务功能扩展的掣肘㊂社区建设的目标是适应改革以来的城市社会发展形势,重塑社区管理体制,有效管理基层社区,在完善社区服务设施㊁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方式的过程中,促进社区环境条件的改善和社区管理服务体系的完善㊂在此基础上,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目标,以理念变革引导社区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积极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㊂2.1 弱势群体的特定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单位组织整合社会资源,单位成为各种资源汇聚的 集装箱”,为单位成员提供惠及本人和其家属的各项福利与保障,甚至包办了职工的住房㊁医疗㊁生活㊁子女就业等 从摇篮到坟墓”过程中的生活事务㊂当然,单位福利和服务的对象仅限于单位范围,大量 社会人”被排斥于单位福利体系之外㊂这一格局下, 单位人”对单位组织的依附性不断强化, 社会人”则努力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单位,以期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㊁经济社会权利和福利,福利高低是鉴别社会成员身份的重要尺度,社会追崇 单位”身份的气氛浓厚㊂以福利形态出现的服务是单位制维系成员的关键,单位福利不同程度地覆盖到所有成员,具有社会福利无法比拟的优势,服从于国家意志的输出,且服务于单位组织的日常运行和生产经营活动㊂然而,单位福利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使得与单位成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无劳动能力㊁无收入来源㊁无生活依靠的老人㊁残疾人㊁未成年人等所能获得的社会救济和服务却十分有限,传统的民政服务亦难以有效解决这类问题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服务逐渐成为社区工作的重心㊂社区服务的兴起,最初是为了弥补单位福利和服务的不足㊂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单位制度受到冲击并不断解体,单位福利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㊂此后,如何解决单位福利退出后的遗留问题,恢复正常的社会福利和服务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重点㊂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服务成为弥补政府和企业服务能力局限㊁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保障需要的主要渠道和形式,更多的是依靠社区成员开展互助服务,以解决社区内的各类社会问题㊂社区服务打破了传统福利由以民政部门为代表的政府系统包办的局面,开始强调社区的自主供给和自我服务[5]㊂因而相对于单位制时期的福利化政策,社区服务更具开放性和公益性㊂2.2 社区服务的社会化改革社区服务的发展冲击了 企业办社会㊁机关办社会”的传统福利体系,促进了服务社会化的转向㊂然而,社区在开展各项服务时面临服务设施不完善㊁社区管理体制不健全㊁国家与社会权责关系不明确等困境,社区 小马拉大车”问题严重㊂国家为破解上述难题,于20世纪90年代起,将社区建设作㊃021㊃为社区工作的重点㊂此后,国家有关部委陆续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在全国分批次㊁分主题开展社区试验,从社区基础设施完善㊁社区服务体系健全㊁社区环境改善以及社区服务开展等方面全面推进社区工作㊂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促进社区服务的迅速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㊂社区服务对象逐渐由特定的弱势群体扩展到社区全体居民,社区服务内容亦由传统的生产㊁生活福利扩展到了政府公共服务㊁市场化服务以及社区自助互助和志愿服务等方面㊂社区服务的社会化对于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社区就业㊁稳定社区秩序作用明显㊂与此同时,更多的社区居民开始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到社区环境整治㊁文化展演㊁安全巡逻等系列服务活动中,从而促进了社区环境的改善㊂随着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急剧扩张,浙江省绍兴市龙山社区㊁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乐坊街道环东社区㊁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街道义仓社区㊁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苏锦街道苏锦社区㊁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杏花岭街道西华门社区等积极探索结合了服务设施和服务组织的 一站式”服务改革㊂社区服务中心㊁社区服务站等形式各样的社区服务机构建立起来,居民更加便捷地获得所需要的帮助㊂图书室㊁健身房㊁日间照料中心等服务硬件也逐步完善,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生活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㊂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基层服务体系既保障了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在社区的全面覆盖,也突出了各地社区服务主题的地方性特色和优势㊂2.3 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向社区服务功能的扩展和社区服务体系的完善推动了社区建设各项事业的进步㊂当然,无论是社区硬件设施的完善㊁服务体系的健全还是居民主体性地位的构建,政府单向度的行政权力驱动的特色贯穿于这些过程始终㊂尽管政府运用行政资源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软硬件设施从无到有㊁从稀缺到丰富的配置问题,但是也在相当程度上用支配和监管取代了引导和动员,事实上在社区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社区主体的自主性难以发挥出来,且造成社区居委会工作思路㊁运行机制的行政化色彩愈加浓厚,社区活力不足㊂为此,国家强调要转变社区管理理念,创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方式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全面深化改革”为重点,提出由 社会管理”转向 社会治理”㊂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向,意味着社会治理的思路和战略发生重大变化㊂从理念导入到功能的拓展,落脚到城市基层社会,则体现于各地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践之中㊂在社区层面,从管理到治理,意味着国家更多地依靠社区组织和居民的主体互动和主动合作,强调社区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以及居民在社区服务中能动性的发挥㊂社区治理的本质正是在民主化的治理方式和法治化的治理规则基础上,运用行政机制㊁社会机制㊁市场机制等构建起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制度化㊁程序化的行动框架,以实现政府㊁市场㊁社会等多元主体间的协作㊂由此,如何强化社区的服务和自治功能㊁增强社区活力㊁培育公民对社区的归属感等成为这一时期社区工作的关键㊂就政策层面而言,国家到地方均出台了一系列与社区治理工作相关的政策文件,从治理主体㊁治理方式㊁治理功能等方面对社区工作进行规范㊂北京㊁上海㊁武汉㊁成都等地则开展了主题各异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为社区多元共治创造条件㊂3 发展重心:从完善设施㊁创新机制到赋权增能社区探索㊁转型㊁建设和治理阶段的重心之所以由最初的硬件设施建设逐渐转向管理体制变革㊁进而更加强调广大居民和社区组织自主行动,与中国语境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以及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重点关系密切㊂如果说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完善旨在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便利条件,以提高居民生活品质,那么管理体制的健全以及社区居民和组织自主的行动则是为了调整政府与社区㊁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复杂关系,赋予社区和居民更多的自主权,增强社区和居民的行动能力,更好地实现社区服务和居民自治㊂城市社区发展重心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各地为破解社区㊃121㊃软” 硬”件结构性缺陷所做出的不懈探索,而且也回应了不同时期的治理需求㊂3.1 基础设施的改善与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建立起高度封闭的单位管理体制,并将有限的国家和社会资源用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运作和管理㊂与之相对应,城市居民居住的社区缺乏政府的资源支持,社区管理和服务场所以及各类硬件设施严重匮乏,亟需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㊂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出台以及市场化㊁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交替演进,城市改造的速度快㊁规模大㊂特别是在老旧城区,城市基础设施改造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环境治理转向更广泛㊁更综合的目标[6]62㊂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之时,居民原有的社会交际网络被打破,社区群体的异质性日渐明显,对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要求也随之提高㊂与此同时,现代住宅小区的逐步兴起,打破了传统的熟人社会模式,社区邻里结构和互助关系亦被消解㊂据调查,三成左右的平房区居民表示认识所有的邻居,但是楼房区居民却不足两成[7],其邻里关系也较为冷漠㊂城市社区邻里间的冷漠隔离和互助精神的缺失,与城市更新和单位制解体密切相关,单位福利的终止而社区服务发展迟缓,使这一问题日渐突出,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与社区服务短缺之间的矛盾尖锐㊂为此,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倡导开展社区服务,并将完善社区服务的硬件设施,作为社区转型和服务阶段的发展重心,倡导各地大力推进各类社区服务设施建设㊂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社区服务设施总量超过11万个[8]4,社区服务的 硬件”配置从无到有,从相对稀缺到基本完善㊂此后,基础设施建设亦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目标和内容,尤其是随着各地城市经济发展以及管理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政府对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视,以期为社区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革㊁社区服务的拓展打造良好的条件和基础,从而为广大居民提供更便利的服务㊂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投入力度加强,社区硬件设施普遍实现了升级,建设成效显著㊂截至2015年,我国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82%,服务设施建设日趋完善[9]㊂3.2 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实践经验表明,单纯依靠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完善,并不能完全解决社区服务供给与居民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㊂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的相关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相对滞后,与社区居民动态性㊁多样性的服务需求之间不相适应㊂加之地方政府重视硬件而忽视软件建设,社区自主服务功能的发挥㊁社区居民主体意识的塑造等作为 生活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并未达到㊂因此,在社区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一些地方开始意识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性㊂新型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作为社区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隐性 软件”基础,是应对当时城市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组织结构重组的制度屏障,是城市社区和社会发展持续推进的内在动力要素㊂基于此,国家倡导各地在城市社区开展管理体制改革,以强化城市基层社会的基本功能㊂其中,以青岛㊁上海㊁沈阳和武汉为代表的社区建设实验区,都将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社区建设的重心,在转变政府职能㊁促进基层政府部门条块结合的同时,也侧重引导社区居民开展民主自治实践,实现社区事务的自我管理和居民自我服务㊂而社区建设重心的转移,对于创新城市社区的管理和服务模式㊁引导社区各类主体和组织参与社区建设㊁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层次㊁拓展社区自治的空间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㊂这一阶段的社区改革实验仍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政府并未从社区社会事务和社会组织的管理中退出,而依旧扮演着为基层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发挥着方向引导㊁政策主导和资金扶持等作用㊂当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㊁保障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㊁社区硬件和软件水平都较之前提升了层次㊂然而,以行政驱动为主动力的社区建设,造成了社区组织行政负担加重㊁社区社会组织发育欠成熟㊁居民参与缺位等问题㊂3.3 多元主体的赋权与增能为克服社区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治理理念在社区层面的导入及其实践应运而生,社区治理㊃221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