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年限与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一、概述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个体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对于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居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水平和结构不仅反映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体现了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研究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消费行为背后的动因，以及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受教育程度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价值观和行为习惯，进而作用于其消费决策。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往往具备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信息和产品特性，从而做出更为理性和科学的消费选择。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有助于培养居民的创新精神和开放思维，使其更加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产品，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非单向的。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可能得到增强，从而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导致居民更加注重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而对物质层面的消费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在消费观念、消费习惯等方面也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其消费行为的特点和趋势。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探讨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在消费行为上的共性和差异，以期为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也将关注受教育程度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1. 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作为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普及程度和质量日益受到关注。

与此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水平和结构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理论上来看，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体消费观念、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

教育对我国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使用我国1997—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教育扩展、教育公平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方差两个中间变量探讨教育对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同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方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育是影响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因素，这启示我们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时需要高度重视教育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教育扩展教育公平收入分配文献综述贝克尔和契斯威克(Beeker& Chiswick，1966)的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负相关。

丁伯根(Tinbergen，1972)利用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的数据所作的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与教育的不均等对收入分配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平均受教育程度增加和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减小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帕克(Park，1996)用59个国家的数据得出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分配越趋于平等；而教育的不平等程度越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大的结论。

拉姆(Ram，1984，1989)和萨卡罗布罗斯(Psaeharopoulos，1977)在略微不同的设定和数据下的研究发现，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以上研究大多是利用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限于数据难以取得等方面的原因，对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赖德胜（1997）运用49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的假设。

研究发现，教育扩展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由于教育扩展的扩张效应与抑制效应的共同作用，在教育扩展的初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而到教育扩展后期，收入不平等则会逐渐缩小。

于德弘和陆根书（2001）应用1996年的数据检验了高等教育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对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高等教育规模越大，收入分配就越平等。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来源和结构的影响-最新教育⽂档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来源和结构的影响⼀、引⾔中国作为⼀个农业⼤国，“三农问题”历来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的重⼤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在于“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收⼊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快速增长，1995年农村居民年⼈均纯收⼊为1 577.74元，2012年达到7 916.58元，18年间增长了4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4 %。

我国农民收⼊不但在数量上增长较快，在结构上也发⽣了深刻变化。

从收⼊来源看，农民的⼯资性收⼊占纯收⼊的⽐重从1995年的22.42 %上升到了2012年的43.55 %，家庭经营性收⼊则相应的从71.35 %下降到了44.63 %；转移性收⼊和财产性收⼊在农民纯收⼊中占⽐很⼩，但相对于财产性收⼊，农民的转移性收⼊近年来增长更快（见表1）。

总体上看，我农民收⼊在结构上呈现出⾮农收⼊⽐重不断上升⽽农业收⼊⽐重不断下降的趋势。

农民收⼊作为⼀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庸置疑的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收⼊的⼀个重要因素。

图1体现了农民“⼈均受教育年限”与“⼈均收⼊”两个绝对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者之间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农民受教育年限与收⼊之间同⽅向变动，且两者间⽪尔逊相关系数⾼达0.95。

表2体现了农民收⼊结构与⽂化层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农民收⼊从低收⼊组到⾼收⼊组的变动中，⼩学程度以下的低学历群体所占⽐重逐渐下降，⽽初中及以上的相对⾼学历群体所占⽐重逐渐上升。

结合图1和表2，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之间⽆论是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内部分配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

表1我国农村居民纯收⼊构成（按收⼊来源分）／%年份纯收⼊⼯资性收⼊家庭经营纯收⼊转移性收⼊财产性收⼊199510022.4271.353.632.60200010031.1763.343.502.00200510036.0856.674.532.72201010041.0747.867.653.42201210043. 5544.638.673.1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谭银清，王钊，陈益芳: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来源和结构的影响图12001―2011年农民⼈均受教育程度与⼈均收⼊散点图数据来源：农民⼈均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民⼈均受教育年限根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相关数据加权平均得到。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篇一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逐渐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安徽省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具有代表性。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背景与意义近年来，安徽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且呈现出一定的变动趋势。

这一现象不仅影响到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还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对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对于促进安徽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献综述前人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的测量与评价；二是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分析；三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在测量与评价方面，多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

然而，针对安徽省的实证研究尚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安徽省为例，收集相关数据，运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据、相关研究报告及学术论文等。

五、实证研究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根据收集的数据，本文计算了安徽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发现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总体呈扩大趋势。

2.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分析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本文发现影响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

随着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更加活跃，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从而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中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相关性分析作者：曾泉皓来源：《新农村》2011年第17期摘要：根据国际经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应该和其未来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各种非主流成才和大学生就业难等现象影响人们的传统观念，特别在农村，“读书无用论”的观点又开始流行，本文就教育和工资收入的关系做一回归分析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教育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教育值得投资。

关键词：受教育程度收入明瑟方程一、引言2009年重庆高三学生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高考，引发了社会对于教育问题的激烈争辩。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面临没毕业即失业的问题，读书“无用论”思想又在农村蔓延。

家长认为如果孩子只能上专科，还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钱。

大学扩招以后，不仅大学生就业难，硕士生、博士生也面临就业难，甚至“海龟”也成了“海带”。

因此本文将就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未来收入做一简单的计量回归分析，为家庭教育投资提供依据。

二、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主要变量：各地平均工资和各地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本文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9》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收入数据和受教育程度用年平均工资收入和平均教育年限代替，受教育程度是指接受的学校正规教育（不包括培训），分为7个层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分别对应地受教育年限为0年、6年、9年12年、15年、16年、19年。

权重为各层次人员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本文使用样本为2008 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横截面数据。

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9）》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三、实证模型及说明本文采用的方法为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

模型分析的基础是明瑟收入函数，基本表达式为LnGZ=a+bS+cE+dE2+ε，其中，GZ为劳动者收入，JY表示劳动者受教育年限，E表示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的工作年限，反映劳动力的工作经验，ε表示随机误差。

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关系分析摘要：农民收入增长是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的关键，而农民的素质是影响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

本文以江西省1991—2009年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结构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江西；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农民收入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口素质、提高收入的有效举措。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制约农村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的人口素质，在向教育追加的投资有较高的收益率的意义上说，更多的教育的价值是大的。

①江西是个农业大省，教育的发展是破解农民收入瓶颈、发展农村经济乃至全省经济的关键。

人均受教育年限反映的是某一人口群体的受教育状况，因此，采用量化指标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探讨教育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江西省农村人口及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分析农村人口是指按照户籍管理制度划定为农业户口的全部人口。

截至2009年，江西省农村人口为2518.35万人，占总人口的56.82%，其中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68.5%。

如表1所示，2000 —2009年全省农村人口数量虽然呈下降趋势，但所占总人口比例仍然在半数以上。

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为优势人力资源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须依靠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

教育的直接效应体现是农民的文化程度，其量化指标为人均受教育年限。

从表2可以看出，在江西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仍然占很大的比重，而中专、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非常小。

从文化程度构成比例变化趋势分析，文盲或半文盲、小学程度的比例逐年递减，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文化程度的比例逐年递增，但是增加的幅度都很小。

根据现行学制年数，计算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公式如下：公式中Pi为具有i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数，Ei为具有i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受教育年数系数，i可根据我国的学制确定②，文盲、半文盲为1年，小学文化程度为6年，初中文化程度为9年，高中为12年，中专为12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16年。

实证分析本文的目的在于测量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文章选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李实、赵人伟老师主持，福特基金赞助）于2002年对城镇居民所作的抽样数据，该数据覆盖22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6835户城镇家庭，涉及20632位城镇居民。

该调查的优点是样本容量大，而且对城乡居民和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和工作单位、工作年限以及工资详细组成都进行了调查，因而数据的选取有助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因为文章的研究与收入有关，经过对未参加工作和已经下岗或退休的个体进行筛选，最后剩下10174个样本数据，样本容量之大及覆盖面之广足以保证研究所具有的代表性。

通过对主要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下表：其中低收入是指收入按由小到大排序是，最低20%收入的人口数；中低收入处于由低到高的是20%—40%的人口数；中等收入是处于由低到高的是40%—60%的人口数；中高收入是处于由低到高的是60%—80%的人口数；其余统计到最高收入。

由此图可以看出，按照收入等距离分组时，处于高收入组的人口最多，占到人口总数的35.5%。

由此图可看出受教育年限主要集中在5年到15年之间，因而2002年底参加工作的城镇居民中，学历主要分布在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

因问卷中针对2002年底就业（在岗）成员统计一个问题是第一次参加工作时间。

根据这个时间可以计算出到2002年底，个体参加工作的年限。

由上表所知，城镇居民工作年限主要集中早12到36年之间。

为了测度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这里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模型表示为:INC=F （E,YJ,Z ）。

其中INC 表示城镇居民年收入，YJ 表示城镇居民的工作年限，Z 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Z 是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反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单位性质、职业和地区变量。

依据相关数据，利用stata 软件进行运算，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上表为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

表中age 表示个体的年龄，age2表示年龄的平方，用来反映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gender 表示相别的虚拟变量，当gender 取1的时候表示的是男性，Number of obs 10049F( 95, 9953)71.36Prob > F 0R-squared0.4052Adj R-squared 0.3995取0表示女性；type_unit表示工作单位性质，其中0表示政府，取1表示企业，取2表示事业单位，取3表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