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现状、成因及其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自建国以来，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现象进行了几次专项打击，但拐卖儿童现象却久经打击而不绝，并呈现出以下新特点：从个人分散作案到集团化拐卖儿童；从境内作案发展到跨国作案；从单纯的拐孩子传宗接代到强迫孩子做非法盈利活动；拐卖手法也从单纯的偷发展到明抢明夺，甚至为了拐卖儿童出现杀害儿童亲人的恶性案件，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为了预防和惩罚这种犯罪，《刑法》中除了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以外，还规定了收买赦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聚众阻碍解救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等相关犯罪。
但是，由于这些犯罪情况复杂以及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严厉的刑罚并不能铲除滋生犯罪的社会土壤，因此，拐卖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仅要从法律上预防，还应当从社会中打击，进一步遏制这一严重侵犯儿童身心健康的犯罪。
一、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历史沿革拐卖儿童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拐卖人口罪。
拐卖人口行为在旧中国曾经非常猖獗。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现象基本绝迹。
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80年代初，拐卖人口犯罪数量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并开始出现拐卖儿童犯罪。
基于严重恶化的治安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2日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拐卖人口犯罪被列为“严打”重点，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1985年以后，随着“严打”活动接近尾声，人口贩卖现象又出现强劲反弹，直至1990年仍然增势不减。
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99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拐卖人口罪做了重大修改与补充。
根据司法实践中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大量发生的现状，将拐卖人口罪修订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并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增加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由此展开了对“人贩子”的又一轮严厉打击。
1997年修订刑法时，拐卖儿童罪及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被纳入刑法，基本延续了“决定”的内容。
2000年3月20日，公安部、司法部等6个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又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规模空前的打拐战役。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打拐连续进行了四次，成效显著。
2000年以后的数据显示，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数量直线下降，每年有2000起左右。
然而，2007年至今，拐卖犯罪死灰复燃，很多地方还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二、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现状（一）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状况近年来，我国被拐卖儿童的数量逐年攀升，数目惊人，这使得拐卖儿童罪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拐卖儿童犯罪摧残人性，践踏公序良俗，严重侵犯被拐卖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家破人亡，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因此，要求严惩拐卖犯罪、保障孩子安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对于拐卖儿童犯罪，我国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
自199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我国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
根据有关数据，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
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13人，同比增长11.7%，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1475人，同比增长11.83%。
（二）拐卖儿童犯罪的现实新特点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拐卖儿童的犯罪不但没有被遏制，而且近年来一些地方犯罪活动猖獗，犯罪恶性程度进一步升级，犯罪特点也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1）犯罪团伙化趋势明显，犯罪网络错综复杂，涉及地域众多，成员构成复杂，内部分工明确，作案具有连续性、专业性特征。
有些地方，拐卖儿童甚至形成了盗抢售产业链。
拐卖儿童的组织成员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以女性为主；（2）犯罪手段由单一的诱拐向采取偷盗、绑架、麻醉、抢夺等手段转变。
以出卖为目的的盗抢儿童犯罪日益突出；（3）拐卖行为往往多次转手，犯罪成员之间单线联系，致使被拐儿童下落难寻，造成解救困难；（4）拐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案件明显增多，城乡结合部成为重灾区；（5）拐卖、拐骗儿童，强迫从事乞讨以及卖淫、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越来越多；（6）跨国、跨境拐卖儿童案件屡有发生。
三、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成因（一）直接原因：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卖方拐卖儿童的主要心理动力据统计，拐卖儿童犯罪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有利可图的犯罪之一，年利润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贩卖业。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贩卖儿童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拐卖者基本上是能盗就盗，能抢就抢，能拐就拐。
偷孩子的成本极低，赚的却非常多。
从偷孩子到把孩子卖出去，“人贩子”的成本就是些交通和住宿费用，而利润往往在数十倍以上。
花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的成本，一倒手就能赚上几万块钱，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在暴利的驱使下，才敢于铤而走险。
极小的成本投入与巨大利润的反差极大地助长了行为人实施拐卖犯罪的决意。
（二）犯罪条件：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儿童犯罪猖獗的重要条件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例来看，绝大多数拐卖儿童犯罪是基于贪财图利的动机，因此，消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犯罪得以实施并实现犯罪目的的重要条件。
那些或偷偷摸摸或明火执仗的拐卖儿童的行为已经受到社会的唾弃并被人们所不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猖獗的拐卖行为的背后，有一个十分庞大的需方市场。
买卖渠道的畅通和买方群体的庞大，助长了犯罪者实施犯罪的心理，也是造成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猖獗的重要原因。
（三）观念原因：传统文化中落后的观念是购买儿童的重要因素第一，重男轻女的观念。
我国的很多地区的妇女在生育了二胎以后，她们就会被强行做了绝育手术，而在农村都是靠养儿防老的，所以，家里没有男孩的这些家庭为了老有所依，就不惜一切代价买个男孩为自己将来养老做准备。
而许多家庭尤其是农村或者居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家庭，认为女孩将来要出嫁，即便是亲生女儿也将不是自己家的人。
女孩在生产劳动方面处于劣势，男孩才能顶门立户，承担重体力劳动，家里没有男孩会被人瞧不起。
这些家庭对于生育男孩有超乎寻常的渴望，而当愿望无法实现时，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男孩；第二，传宗接代的观念。
由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规定落实不到位以及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共同影响，使拐卖儿童现象逐渐增加。
在许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没有子女，是最大的不孝，会对不起祖先。
延续香火，是父辈生活的重要内容。
有了孩子，家族的血脉才能延续；第三，养儿防老的观念。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甚健全，老百姓尤其是生活较为贫困的家庭，对于未来、对于老年充满担忧，普遍认为子女是老年生活的保障，到自己无力从事生产劳动时，子女是唯一的靠山；第四，多孩好养的观念。
有的家庭并非没有亲生骨肉，但认为抱个孩子来，两个孩子好养活。
以前收买儿童多发生在贫困地区，而现在广东等一些发达地区买孩子的案件也很多。
当地的习俗认为，谁家男孩越多，在当地的名望和地位也会越高；第五，淡薄的法制观念。
由于法制宣传不够，许多收买者不知道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也是犯罪，认为自己花了钱，买个孩子养算不得什么大错，从而心安理得。
这种法盲意识对于拐卖儿童犯罪的恶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犯罪诱因：看管不力是导致拐卖儿童犯罪猖獗的主要原因在我国，流动人口聚居区内拐卖儿童现象严重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主要缘于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员居住、管理混乱，以及流动人口儿童入托率低、看护不力，给“人贩子”提供了下手之机。
流动人口聚居区多位于地价和房租便宜的城郊结合部或以“城中村”形式出现，往往并存着城乡两套管理体系，却又常常变成“行政管理真空”区域。
其形成多是自发性的，缺乏政府部门预先统一的规划和组织，加上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涌入，必然带来居住、管理方面的压力。
在长期缺乏相应政策的合理引导和高效管控下，聚居区普遍出现无序和失控状态。
因此，流动人口聚居区极易滋生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成为治安混乱、刑事案件高发地段。
显而易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儿童极易成为人口贩卖犯罪者选择的对象。
流动儿童一般入托率较低，许多正规幼儿园不但收费高，还设置了许多门槛把流动儿童拒之门外，再加上流动人口普遍存在超生问题，许多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很难进入当地幼儿园接受到正规、平等的学前教育，并得到集中和安全的看护。
而流动人口一般自身工资较低，忙于生计，很难顾及子女的看护，几岁大的孩子经常自己在路边玩，没人管，很容易成为“人贩子”的目标。
三、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防治对策（一）在社会方面，加强对儿童的社会常识教育，防患于未然当代社会的格局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残酷的现实提醒父母们，年幼的孩子不能像以前那样脱离家长而自行玩耍，孩子需要必要的看护。
家长们应当多对孩子进行社会常识的教育，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糖果，同时，有关政府部门也应该为贫困家庭的子女在入托方面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防范。
（二）社会资源与政府资源结合，建立儿童失踪反应机制，治患于初始建立儿童失踪反应机制，保证在第一时间发布儿童失踪的信息，为寻找失踪儿童投入更为巨大的警力资源和社会力量。
在美国，警方接到儿童失踪报案后会立即展开紧急行动，投入大量警力，甚至动用直升飞机，紧急情况下可以启动“全国儿童警报系统”，向市民家庭发布寻人公告，引发当地社区的关切。
拐卖案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是救寻儿童的黄金时间。
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儿童失踪快速反应机制，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动用公共资源和公共信息平台发布失踪儿童的信息、照片和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信息，这有助于公安机关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失踪儿童和提高破案率。
（三）在法律方面，完善儿童买卖犯罪过程中对买方的法律规定，铲患于源头我国《刑法》中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立法对于收买方的宽容曾广受诟病，很多观点更是直斥拐卖犯罪屡禁不绝就是因为放纵了收买者。
《意见》充分重视了这一呼声，表明“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依法追究”。
《意见》列举了明知是被拐卖的儿童而收买应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论处的几种情形。
但同时，《意见》强调要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在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基础上，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