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2008-09-08 20:18:47)标签：文化1 引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
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至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基本形成。
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
唐代《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古代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征，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正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奋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而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现代化模式，这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揭示其特征，使我们更明了地知晓其内容，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中尚未显现的端倪，研究和探析我国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在外部形式、价值取向和发展过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
2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具有的形式特征2．1 法自君出“法自君出”君主不受法律的约束。
法律只是一种治国工具，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集权专制世代相传，皇帝是国家的代称，封建皇帝始终是最权威的立法者和最大的审判官。
皇帝的话是“金科玉律”，其言出法立。
古代东方民法探略在古代东方，民法是一种规范和保护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体系。
一方面它保护了弱势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也约束公民的行为。
本文将探究古代东方的民法制度和其中的一些特点。
中国古代民法中国古代的民法以礼法和律法为主体，制定了大量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
大约在战国时期，各个封建国家开始出现了一些法律文献，比如《管子》、《韩非子》等，这些文献反映出了当时的法制基础。
但是，在秦汉时期，法律的统一化成为主要趋势，民法也成为了法律的一部分。
这使得法律更加规范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适用范围。
中国的民法在一些方面具有独特性，例如对女性权利和婚姻制度的规定。
古代中国的家庭观念重，夫权制度盛行，女性的地位相对较低。
因此，民法中对妇女的保护放在了重要位置。
例如，在《元好问家训》中就有“悯贫怜老，择贤取友；婚姻自己，无不从其心”的规定。
同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也具有由父母媒作成婚的特点，这种“媒妁之言”的传统在中国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然而，古代中国的婚姻制度中也有着男女平等的思想，例如《礼记》中的“夫妇不分贵贱，此其大道也”。
此外，中国的民法对于财产保护和债务规范也有着一定的规定。
例如《新婚礼记》中有借贷和财产分配的规定。
这些规定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商业活动，但是为商业交易提供了基础。
日本古代民法与中国不同，日本在古代中期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法律体系，包括民法、刑法、商法等一系列法律。
其中，古代日本的民法以《颜氏家训》和《大日本古文書》为主要参考文献。
日本古代的民法在一些方面也具有独特性。
例如，日本的判决是由官员“众人之什”（即由多名官员共同参与）进行的。
这种参与式判决体系体现了民主、公正和公平的理念。
古代日本还有着特殊的土地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民法中对土地使用和土地交易进行了规定。
例如，《颜氏家训》中的土地交易规定更倾向于承认土地的传统用途和传统权利，这为土地的保护和交易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此外，日本古代民法中也有规定对于个人的财产保护和商业活动的规范，例如《神代江户时代琉球一般贸易对日贡物案》中的商业交易规定。
中国古代民法特征中国古代民法特征中国古代民法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法律制度和体系。
为了了解中国古代民法的特征，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宗法制度下的家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法制度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
因此，在家庭内部的家族法规也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法。
这些家族法规在家族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内容主要涉及家庭内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继承和礼节等方面。
这些规定在当时被视作是家族内部的法律，也就是家法。
例如，在公元五代时期的《夫妻箴》、《婚姻宝鉴》等著作中，就记录了当时家族之间的有关问题。
二、依赖礼制的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民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依赖礼制的道德规范。
在古代社会中，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范围不仅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礼节，还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民法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得不受到了强烈的影响。
例如，在古代的金石文石刻碑等文献资料中，常常能看到一些记录了民间习俗、禁忌和道德规范等内容。
这些规范非常具体，例如对于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夫妇之间的互相扶持、协商等都有极为详尽的规定。
三、对于法律制度的突出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律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
古代的黄帝时期以部族联盟型的法律制度为主，而在商周时期则主要体现为君王颁布的诏令和司法制度。
封建社会时期，法律制度则变成了君王和贵族统治的工具。
明清时期，封建法律制度趋于完备，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法律专家和学者，如明代的求是学派、清代的红门派等。
这些人的成就不仅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对中国古代民法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社会关系的强烈色彩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着封建等级制度，而这也是民法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社会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具有极为严格的等级和规范。
例如，在婚姻上，人们往往是根据各自的阶级地位以及家庭财产状况来考虑是否可以成婚。
同时，在财产继承中，也存在着根据亲属关系和族谱来进行分配的规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南京师范大学张亦凡大家都知道世界五大法系：中华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
中华法系则是五大法系中延续时间最长，特点最鲜明的法系。
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到隋唐时期（公元581年——公元618年）成熟。
但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伴随着中华法系的开始而出现的。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形成产生的依据，中国自夏朝开始进入国家时代，也就是说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经商朝到西周逐渐完备。
经过春秋战国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成文法自子产于郑国开始各国开始颁布成文法之后，到秦朝才出现了中华法系的雏形。
中国传统法律在最开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神权法思想是立法的指导思想。
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的立法思想是“恭行天罚”。
夏代的统治者利用宗教来进行统治，将掌握的国家权力说成是神授，而法律自然就成了神的一致的体现，法律的实施就是替天行罚“恭行天罚”。
到了商朝，“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
举凡国家大事，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天请示，发展到后来，甚至连定罪量刑都要诉诸鬼神。
通过“天罚审判”来使人民“畏法令”。
在商朝达到顶峰的神权法思想，在西周被继承发展，并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西周的奴隶主贵族吸取了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君权神授说——“以德配天”。
商纣失德，周武王为有德者，是至德者上天选择的至圣者来统治人民。
可以理解是在为西周取代商代制造舆论。
同时在治国方略的法制方面提出了——“明德慎罚”，强调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弱化了神权的维护统治力量，兼顾人事，重视民心。
这是神权的第一次动摇，强调了“民本”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重民、重德、仁政”的传统。
神权法思想很显然是统治者最初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通知方法，利用人们的敬畏之心来规范人民的行为准则。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所谓“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指在中华传统法律中，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一致。
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特征5则范文第一篇：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特征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特征、缺陷及现实影响内容提要：在中国现时法渊源中，只有成文法规范，没有判例。
然而成文法的局限性，导致在一部成文法典颁布后不久，又要针对该法的空白和漏洞发布法律解释，但仅凭法律解释，是不能解决成文法所固有缺陷的。
纵观我国历史，判例也曾经是法律的渊源，成为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也是其优点。
因此，笔者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论证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构建判例制度的具体设想。
关键词：法的渊源判例制度建立1.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
早在秦代，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就曾说过“法者，宪令著于官府”，“法者，编著之图藉，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明确了法是由国家制定的、成文的和公开的。
如今，作为中国法现时渊源的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行政规章、特别行政区法以及国际条约。
尽管现在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定期发布案例，还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刊物登载案例，但由于我国立法者并未认可判例制度，以上案例只具有指导性，不具有规定性，没有法律约束力。
2.纵观我国历史，判例也曾经是法律的渊源。
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有咎比于罚”的原则，即有了罪过，比照对同类罪过进行处罚的先例来处理。
在秦代有“廷行事”，即法廷成例。
2.1司法机关的判例，就是已行的成例。
在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多次提到“廷行事”，这说明“廷行事”在司法实践中已成为原律文之外可兹援引的成例。
至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汉律》中就有“决事比”、“法事科条，皆以事类相比”的规定，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
《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了“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此后的宋朝规定，“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例即断案的成例，且宋徽宗曾对断例进行编纂。
中国传统民法问题浅析论文中国法律史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刑法内容的缜密与体系完整为举世公认，中外学者对此著述颇丰，且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日益拓展。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对中国传统民法的研究尚显单薄，尽管已有学者筚路槛缕做了相当卓然的开拓工作，但尚不足以消弭中国古代“中刑无民”论的影响。
以下是店铺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民法问题浅析相关论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中国传统民法问题浅析全文如下：一、关于民法的争议问题民法一词源于中世纪后期罗马法中的市民法，罗马为了巩固市民共同体，逐渐形成了被视为市民自己的市民法。
“法国大革命以后，‘市民’被理解成‘公民’。
所谓民法，即适用于全体人的法。
”民法一词并不是我国法律史上固有的名词，而是从邻国日本移植而来的。
之前我国律典中大都以“民律”的形式出现，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民法总则，才在我国的法律中正式出现“民法”一词。
在对中国传统民法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主要问题集中在我国自古代第一部成文法颁布以来，到底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法的概念。
中国自夏王朝开始就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如《禹刑》、《吕刑》、《大清律例》等，部分律典在当时甚至具有非常先进的地位。
但这些律典大都以刑为主，多采用刑罚来惩治犯罪，即使有涉及到民间争讼的问题，也多用刑罚来处理。
尽管在古汉语中也存在“民法”一词，但是其意义却与今天西方法律中的“民法”一词大为不同。
(一)以梅仲协、张晋藩等为代表的肯定派肯定派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在律法条文中明确提出民法一词的概念，也没有在历代的律典中出现明确的民法条款，但是在实际的应用法条中，必然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的存在。
梅仲协认为，自从商鞅变法以后，我国古代的民法条款都只是残留在律典的户婚、杂律之中。
“中华旧法，以唐律为最完备。
惜乎民刑合一，其民事部分，唯户婚、杂律中，见其梗概耳②。
”同样，张晋藩认为，历朝法典中凡户婚钱债田土等，仅为私法的一部分，所以从实质意义上的民法的角度来看，“凡有法律实质者不问形式皆可谓之③”。
浅析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它源远流长，几千年的漫长历史沉淀孕育了丰富的法律文化传统，并显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
中国古法律文化的代表——《周礼》、《春秋》、《韩非子》、《孟子》、《礼记》等，它们的重要价值在于规定了并保障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的权益。
在这些法律文化中，集中体现了“德治”、“法治”思想，即治理社会的方法有德行引导的德治和以法律为纽带的法治。
在这些法律文化中，德治和法治是相互依存的，两者相互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是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益，这种保障不仅仅是法律的外在形式上的规定，也倡导了社会和谐、人际友爱和诚实守信等伦理道德。
在古代，法律文化的传统还侧重于家庭和睦、亲情满意和信任等。
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传承中，涵盖了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
所有的法律都有着人本思想和社会利益的导向，牢固的保障了人民权利和社会公正。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视角和目的不同于西方的思想传统。
中国古代的德治和法治思想相比于西方的法治理念，更加强调依法治理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中，法律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管理控制工具，而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反映社会中公平、正义、尊重和维护人权的价值体系。
这种法律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仍保有其重要的意义。
在当今时代，中国法制建设不断加强，法治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成为了形成现代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础。
应当保持在现代中国的公法和民法制度中传承古代法律文化的精华。
通过这样的传承，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正，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同时，更好地融合现代法治制度和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和谐的中国。
国内古代法律文化论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代法律文化。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千年来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本文将从“法律起源与发展”、“古代法律的体系”、“古代法律的特点”和“法律对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对国内古代法律文化作论述。
一、法律起源与发展法律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原始社会，那时的人们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缺乏正式的法律制度，一切都是以习俗、礼仪、道德为准则。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商朝。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王朝，在商朝时期，初步形成了社会分工的现象，出现了一些被称为“五等”的社会阶层。
在商朝，法律的颁布与执行归商王管辖，法律逐渐取代了习俗和道德成为了社会管理的一种方式。
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的法律逐渐发展成为了以律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先后出现了《律》、《释鈇》、《墨子》、《荀子》等一系列有关法律法规文献，对古代中国法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在汉朝时期，中国正式建立了律令制度，这奠定了以律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的基础。
此后，唐朝、宋朝、明朝等朝代相继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推动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
二、古代法律的体系古代中国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圣贤法家”制度和“律令制度”两种。
圣贤法家制度是在先秦时期形成的，以《周礼》、《礼记》、《大学》等经典文献为基础，理论文化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由圣贤和法家学派共同制定，并由君主实行。
律令制度是在汉代形成，它以《三公塗誥》、《官曹大夫律》、《太初历》等法律文献为基础，是一种以律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由中央政府颁布并由地方政府实行。
古代法律的体系主要由刑法、民法、礼法和兵法四个部分组成。
其中刑法是最重要的部分，刑法包括命令律、禁制律、杂律等，它的主要作用是对犯罪者进行严厉的惩罚。
民法涉及到财产、婚姻、继承等平民百姓日常利益的法律，礼法则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礼仪规范的规定，兵法是对战争中的法律规定。
古代民法文化特征研究论文古代民法文化特征研究论文古代民法文化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法律规范，其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
在古代中国，民法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一、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家族条约在宗法社会中，家族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缔结家族条约来约束互相之间的行为。
这些条约具有明确的规定，规定了家族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家族互助、共同生产和财产分配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这些条约通过家族祖训和习惯法的约束，形成了一种以家族为基础的民法规范。
二、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赏罚并行在封建社会中，官爵和封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地位象征，是封建统治者对臣民的一种赏罚方式。
在民法领域中，赏罚并行，即通过赏赐和罚款的方式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进行惩处。
这种惩罚方式在个体和家族层面上都存在，通常是通过议事决策的方式进行。
三、以礼法为基础的习惯法在古代中国，礼法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是对社会行为、习俗和道德风尚进行规范的一种体系。
礼法包括：家庭礼仪、生产劳动礼仪、社交礼仪、婚丧嫁娶礼仪等方面的内容。
礼法在古代民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通过法律的方式规范了社会习俗和个人行为，形成了一种以习惯法为基础的民法规范。
四、以儒家思想为导向的人际关系观念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体系。
儒家的核心理念是“仁”，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互助。
这种思想在民法文化中也有所体现。
古代中国的民法规范是以亲亲之间、宾主之间、朋友之间等人际关系为基础，强调尊敬他人、关爱他人、互相扶持等观念。
以上几种文化特征，是古代民法中最为突出的，也是古代中国法律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特征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法律规范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下的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作者：高艺方发表时间：2014年11月 )论文关键词：法律文化特点和谐社会礼法合一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梳理，从其渊源说起，总结其特点，并与构建和谐社会宏伟目标联系在一起，道出当今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即为和谐。
并系统的总结出一整套法律体系，使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推陈出新，做到为我所用。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文明的开始往往伴随着法制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法律有其独立发展体系，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中华法系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而且是五大法系中延续时间最长，特点最鲜明的一个。
一般认为，自夏商周开始，中国法律已经逐渐制度化，到了西周，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人性化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这一立法思想的提出，体现了统治者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到唐朝已经相当成熟，《唐律》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典，为后世王朝长期沿用。
唐以后的各个朝代都遵循了唐朝法律所体现的精神，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法律本身的实用性，更加突出了法律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明朝在前朝的成就上继续总结，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并被清朝继承，一直沿用至近代。
中国的法律文化也影响了周边的地区，如封建时期的日本、朝鲜、越南等，使得这些国家成为中华法系的子法发源地。
二、和谐成为主流的渊源现在的中国崇尚的是德治与法治并行，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要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一种循环发展，要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解决社会矛盾。
法律在其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根纽带一样，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法律之所以存在，必定有它自身存在的意义。
和谐对于传统法律文化意味着什么？“和谐既是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最高职责所在，又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出发点。
摘要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这个论题，自清末变法修律至80 年代法学复苏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在今天制定民法典的征途上，透视传统民法文化的特征，汲取传统文化的积淀，对于制定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意义的民法典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
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
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
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
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
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内容简单化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
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
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
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
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
公元前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
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
《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
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
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
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
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
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
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
《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
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
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
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贝以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
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
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
《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
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
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 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
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
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
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
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
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
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
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
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
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
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
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
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
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
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
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
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
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
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
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 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
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
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
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
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
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
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
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
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
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
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
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
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
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义之实，从兄是也。
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
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
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
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