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语文 传记类文本阅读专项训练测试试题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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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语文 传记类文本阅读专项训练测试试题含答案
一、传记类文本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汉学大师饶宗颐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事实上,饶宗颐既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材的大学者。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宁愿独自一人躲进藏书楼自学。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虽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
1949年,饶宗颐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但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
不少人将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认为他们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但王、陈二人皆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有人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炼,他在技法上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与人生观,也圆通无碍地融在画中,使其画作成为了传说中极其罕见的学者画。
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他对生死有超越性理解。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
(摘编自历史研习社《悼念饶宗颐》)
相关链接:①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摘编自饶宗颐语录)②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完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著作《敦曲》,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摘编自中国评论通讯社《先生走好》)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饶宗颐传统文化底子扎实,精通六国语言,熟知诸多古文字,能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皆得益于自学能力。
B.移居香港的饶宗颐多年在大学任教,醉心学术,为了深入研究,放眼世界,四处奔走,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
C.饶宗颐在学术派别上“无家可归”,既不是学院振,也非西洋派,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因此被学者赞誉为“业精六学、才备九能”。
D.饶宗颐画作技法炉火纯青、风格清逸飘洒,目成一滚,丽且入了他的性情与人生观,这使其画作成为了极其罕见的学者画。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饶宗顾感觉学校教育不适合自己,当其他孩子步入学堂时,父亲让他独自一人躲进藏书楼自学,后来饶宗颐成长为享誉中外的汉学大师。
B.饶宗颐大器晚成,为了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40多岁开始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习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
C.和王国维、陈寅恪相比,饶宗顾和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区别是王、陈二人皆没有琴棋书画之艺能。
D.在学术成就上饶宗颐高度肯定王国维,但在生死观上,他认为王国维未能真正超脱,而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已有所超越。
E.饶宗颐对治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巧用守株待兔的典故,表明“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心想事成,称自己的学术成就不过是“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3)饶宗颐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源于其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甫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期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他领完奖会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生》)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大版面推出悼念专栏,既肯定他在其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也表达人们的哀悼之情。
B.严东升在解决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炼铁带来的问题时,无论是宏观组织调控队伍,还是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都表现出严谨的工作态度。
C.严东升不管在哪儿都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是因为他生性简朴,不重视生活品质。
D.严东升鼓励年轻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进行合作研究,成就了一批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这说明学术前辈的提携引领至关重要。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A.严东升回国后,从50年代开始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重点,最终在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方面做出了人生最大的贡献。
B.严东升有远见卓识,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主持的《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项目,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 C.严东升重视积蓄,支持科研教育。他创立“严东升奖学金”时拿出的银行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自己名下的,也有妻子名下的。
D.“一定要回来”是严东升先生对出国学生的谆谆教诲,许多学生如期回来,既是学生对恩师的信任和感激,更是师生情怀传承的表现。
E.严东升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在材料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获得了高度的认可,同时他高尚的人格魅力也令人敬佩。
(3)文章的标题称严东升先生“生而为国”,他是怎样做到的?请结合文本内容简要分析。
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吴春燕 季轩
(一)学者报国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青葱岁月时种下的一颗种子,后来成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梁同寅在讲解曹丕《典论·论文》时一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回到学校任教,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黄德鸿曾以黄远之、黄乙平等笔名,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转折的好机会。但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