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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载古茶道二百年俄商情——xx砖茶xx之历史谈到中国茶的历史和文化，人们往往被近年来的一些片面广告及宣传所迷惑和影响，很容易联想起云南的“千年古茶树”和滇藏之间、川藏之间的“茶马古道”等，却忽略了一条真实而漫长的“万里古砖茶之路”——“中俄古砖茶之路”。
这是一条堪比丝绸之路的贸易之道，历经了数百年，期间繁荣了200多年，其后几乎湮灭了近100年。
它是一条以鄂南羊楼洞（今属赵李桥镇）为起点，顺长江至汉口，逆汉水至襄阳，再改水运为畜驮车拉，翻山越岭至黄河，然后货分两路，一路走东口（今河北张家口），一路走西口（今内蒙古包头）。
东路砖茶往北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再往北到库仑（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俄罗斯贸易重镇——恰克图，从这里转口销往俄罗斯及欧洲各国。
恰克图，这个小小的边境沙丘小镇，因为有了中俄之间的商业交往特别是茶叶贸易，逐步发展成了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
1689年《尼布楚》条约，确认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境及其走向，1727年“清雍正五年”，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今乌兰巴托）附近的恰克图作为双方的商人贸易点，1728年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边境线和商业贸易协定，至道光年，中俄贸易的最大宗商品是茶叶，1837——1839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往俄国茶叶800多万俄磅。
羊楼洞—汉口—恰克图，八千里茶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整整繁荣了两个多世纪。
1863年俄商开埠汉口后，俄商为了摆脱晋商长期以来茶叶的垄断地位，先后在汉口自行开办了顺丰、新太和阜昌砖茶厂，到羊楼洞出资合办了多家砖茶厂，加工和销售砖茶。
茶叶贸易的繁荣，推动了中——俄经济贸易关系以及我国内地种茶业，茶叶加工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中原地区和俄国远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明乃至欧洲文明的交流和了解。
一、中俄茶叶之路的形成俄国人饮茶的历史不算太长，大致有五百年左右。
有些史料记载，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茶是在1567年。
九江开埠与江西市场经济近代化的困境鸦片战争后,九江口岸的开埠和贸易发展,意味着近代江西经济在外力的作用下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
贸易的增长与进出口商品的变化,刺激着近代江西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由于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逼迫下开始的,所以江西市场经济的近代化举步维艰。
洋商通过控制进出口商品的各个流通环节操纵市场价格,对出口土货进行压价收购,掠取超额利润,导致生产者的生产和经济条件恶化,阻碍和破坏了近代江西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九江,洋商对进出口贸易和市场的控制是逐步加深的。
他们首先是扩大直接贸易,因为直接贸易中的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都是直接通过洋行进行的。
随着九江等口岸直接贸易比重的加大,洋商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也随之加强。
接着是控制间接贸易,随着外国人侵略势力的深入,九江各洋行或与上海的本家洋行联系,从那里运进洋货,向那里运出土货;或与香港和本国的总行直接联系,把上海作为中转站,运进洋货,运出土货,没有第三者插手的余地。
太古、怡和等洋行自己还备有轮船,货物运输极其方便。
九江华商不但不能直接和国外贸易,而且同上海的华商和洋商进行贸易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越来越局限于洋货代销和土货收购。
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外商跟着他所输入的货物,越来越深入中国内地,他们深入中国的内地去取得他所输出的货物。
外国人尽可能把输入的货物控制在自己手里,也尽快地把输出的货物取到手里。
”[10](P96)最后,土货埠际贸易也被洋商侵夺。
洋商贩运土货,早在1861年《长江收税章程》签订后洋商获得复进口税的特权时就开始了。
不过当时他们在九江商埠的人数、洋行和船只有限,同时,华商和帆船运输尚有一定的地位和抵制力量,洋商很难从事大规模的土货贩运。
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他们对内地的土货贩运也大大加强了。
这从洋商在九江海关复进口税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可以反映出来。
正如通过掠夺式的茶叶收购,洋商获得了超额利润,而中国的广大茶农纷纷破产。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导读：本文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非法倾销蒙古地区。
这种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压制的。
比中国山西商人运往蒙古地区销售的、用绿茶和茶梗制作的质量要好。
由于俄商是偷运，逃避了纳税，降低了成本，挤占了华商在蒙古地区的市场份额，所以形成了市场垄断。
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条款，损害了中国的利权，造成了华商的歇业，并使一大批民众生活陷于困境。
清中央政府在处理俄商偷运砖茶问题时，不能吸纳天津海关地方官员的正确意见，措置失当，致使蒙古地区商业利权损失殆尽，历史教训深刻。
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中俄商务惟恰克图互市最早，伊、塔两城则定自咸丰纪元，余以陆路最称烦琐。
陆路者指恰克图至天津一路而言。
同治元年(1862)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共计二十一款。
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区贸易的政策系统体现在该章程中。
整个章程还暗含着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对俄外交原则。
因此，该章程第十款规定：“俄商在它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它口按照各国总例缴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方准起运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卖……”总理衙门的成立，将对俄关系的处理提升至国与国的高度，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的。
因为过去两国之间的文书往来，虽然也以国君相称，但中国方面是以理藩院来处理对俄关系的。
从清政府方面来看，把对俄交涉当作了处理与藩属的关系。
同治元年总理衙门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是该衙门刚成立就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因此，要用一种非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文件。
在清政府看来，对俄陆路贸易系专指天津至恰克图一线。
因此，对天津、通州、张家口三处俄商经过的重要地点征税非常重视，特别是俄商购中国土货进天津转恰克图回国，要在天津缴复进口半税，表现了其对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
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1. 引言1.1 研究背景晚清时期，湖北省是中国茶叶主要产地之一，而俄国是当时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俄国茶商在晚清时期活跃于湖北省，他们以茶叶作为主要贸易品，在湖北省展开商业活动。
对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贸易格局和茶叶流通状况，还可以探讨中俄贸易关系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以及俄国商人在中国茶叶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研究晚清湖北俄国茶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中外贸易的特点和规模，探讨晚清时期湖北省茶叶贸易的发展历程和商业模式，以及俄国商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通过对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探讨中俄贸易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所呈现的特殊形态，为深入理解中俄贸易关系的历史演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字数：224】1.2 研究意义研究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的意义在于深入探讨晚清时期湖北地区与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揭示当时茶叶贸易中俄国商人在湖北的角色和地位。
通过对俄国茶商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晚清时期湖北茶叶产业的发展和湖北地区与外国商人的关系。
研究晚清湖北俄国茶商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茶叶贸易对湖北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及俄国商人在华贸易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通过揭示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地位，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深入的历史认识，有助于拓展我们对晚清时期经济交流和茶叶贸易的理解。
最终，研究晚清湖北俄国茶商对于揭示晚清时期湖北地区与外国商人的关系、茶叶贸易的发展以及当时经济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2. 正文2.1 俄国在晚清时期在湖北的商贸活动俄国在晚清时期在湖北的商贸活动主要集中在茶叶贸易领域。
由于湖北地处中国南方茶叶主要产区，且交通便利，俄国商人纷纷来此进行茶叶贸易。
他们通常在湖北设立办事处或驻扎商船，与当地茶农进行直接交易。
俄国商人带来了先进的茶叶加工技术和市场信息，促进了湖北茶叶贸易的发展。
俄国商人还与当地官员和商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贿赂和交换信息等手段扩大了自己在湖北茶叶市场的影响力。
繁荣近200年的中俄茶叶之路2016-11-1 09:26来源：长春日报摘要：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我国的北方草原曾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并且能直抵欧洲的驼道。
那是一条已经被历史尘封，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贸易之路。
这条茶叶之路繁荣了近200年，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商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和中亚、欧洲之间有一条古丝绸之路，它曾经是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通道，却很少有人知道，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我国的北方草原曾有一条纵深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并且能直抵欧洲的驼道。
那是一条已经被历史尘封，被世人遗忘的中俄茶叶贸易之路。
这条茶叶之路繁荣了近200年，是当时重要的国际商道。
昔日的边境小沙丘恰克图逐渐演变成“沙漠威尼斯”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
公元1654年，俄国公使巴伊科夫在北京住了半年多，清政府每天提供一定的普洱贡茶给俄国使团，巴伊科夫在同清政府打交道的北京贸易谈判中，购买了茶叶带回国。
公元1674年，莫斯科已经有中国茶售卖。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但确认了两国东段的边界及其走向，也正式开启了两国间的商贸往来。
公元1716年，俄国来华商队开始成交茶叶，此后，茶叶逐步成为俄国商队采购的重要商品。
1727年，清政府与沙俄帝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线，更丰富了清王朝与俄国的贸易形式。
从此，两国贸易局面一步步打开，从单纯的商队贸易逐步过渡到商队与边境互市贸易并存。
恰克图这个昔日的边境小沙丘，也由于贸易的发展，逐渐演变成大漠以北的商业“都会”，繁荣一时，被俄罗斯和欧洲的商人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
造成这种繁荣的根本原因就是茶叶贸易。
当时，茶叶是两个大国主要的进出口商品。
中国茶叶输入俄国后，开始还只是俄国王公贵族、富商和文化名流的时尚饮品，到了18世纪末，茶叶就成为了俄国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广东茶商创办汉口第四大茶砖厂说到老汉口的茶砖厂，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开埠后俄商开办的顺丰、阜昌、新泰三家机器茶砖厂，但坊间又一直有“四大茶砖厂”之说，那么第四家具体是哪一家？有的说是俄商百昌、源泰，也有的说是英商或华商厂家，要么与“四大俄国茶商”混淆，要么没有厘清手工制茶与机器制茶的区别，因而语焉不详没有定论。
近来查阅民国资料和老地图，发现汉口确有一家中国广东茶商所办的机器茶砖厂存在。
众多史料指向“兴商”清末，由于印度、锡兰等地茶叶兴起，华茶市场出现经营危机，出口产值逐年递减，主要原因是前者使用机器制茶，中国仍采用传统手工方式制茶。
为了应对危机，创办华资机器制茶提上了议程。
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设两湖制茶公司，筹办官督商办的机器茶厂；唐翘卿的民营谦顺安茶栈也购买机器制茶。
但这些要么只是试点，要么未形成规模。
而广东茶商唐寿勋、唐朗山等开办于硚口的兴商茶砖公司及茶厂，其开办时间、规模、产量并不比俄商茶厂逊色多少，堪称汉口第四大茶砖厂。
但不知什么原因，这家茶厂后来很少被人提及，以致渐次淡忘。
日本领事水野幸吉1907年所著《中国中部事情：汉口》中说：“现今,在玉带门外，还有中国广东商人所办的砖茶厂(广东兴商◇ 韩少斌公司)，占地1,600方,其加工机械由英国进口，职工人数700人，预计在1907年产茶季节投入运营,产量为每天生产72箱(每箱装100片砖茶)。
”1910年劝业公所《调查国内茶务报告书》中，明确称汉口机制茶砖厂有四家，除提到顺丰、阜昌、新泰外，兴商开办已4年，年压5万箱至12万箱。
并附历年出口数。
该厂产品在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上，获得一等奖。
《夏口县志·实业志》中，也有兴商茶砖获1910南洋博览会“一等赤金牌奖”和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一等金牌奖”的记录。
1915年《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6期，由陶企农撰写的《调查皖苏浙鄂茶务》中详细介绍：“汉口茶业有六帮……，茶栈除山西帮长盛川、湖北帮彝兴栈及广东帮之兴商公司三家常年开设外，其余则春来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