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剪刀差研究述评

中国城乡“剪刀差”问题 - 三农问题"建立社会新农村"是"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剪刀差"在新形势下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演变成"新剪刀差"问题。

关注和努力消除城乡之间的"新剪刀差",将是将来几年社会经济开展的重要任务。

"剪刀差"概念本来是前苏联的"舶来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开展,应该说,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

但是,城乡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并没有使这个问题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虽然目前全国有近亿的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里打工,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而非城市正式职工。

这种制度性分割,给"新剪刀差"现象的存在提供了体制性根底。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剪刀差"与方案经济体制下的"剪刀差"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主要通过压低农村的产品价格来剥夺农民的剩余,而是转为压低农村消费资料的价格(主要是土地)和农民工劳动力的价格(即农民工工资)来获取城市开展的资本。

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乡"新剪刀差"主要不是从产品差价中、而是通过对农村的要素索取来实现的。

我们先来看看土地。

土地乃农民的生存之本。

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农村土地的需求日益旺盛,农民的生存之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根据国土资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已减少到1.41亩,不到世界人均程度的40%。

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净减少耕地上亿亩。

除了施行生态退耕、灾害损毁等造成的原因外,大学城、开发区、住宅区、新建厂房等已经成了蚕食农村土地的"大食客"。

按说,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给予他们必要的补偿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热，可以说从20世纪整个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前期，虽然成果很多，但是歧异也不少，计算结果自然也是多种。

本文之所以重提这件旧课题，并不是希望重新引发对其的探讨，而是因为近来不断看到引用在引用“剪刀差”来说明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贡献时，往往忽略了不同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差异，数字大的不合情理，从而误导读者。

一、关于剪刀差的概念溯本探源，“剪刀差”概念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

“剪刀差”最初源于“超额税”。

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

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又再次提高工业品价格，使本来已被政府强制压低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又大大降低。

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

苏联政府的这一行为先是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民以不买或尽可能少买工业品来抵制，于是导致工业品市场萧条，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结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九月中央全会。

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

从此，‘剪刀差’这一名词便流传开来。

苏联的“剪刀差”概念在30年代被介绍到我国。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工农生产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不一样，恢复的速度不一样，以及恢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得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间扩大了很多，1950年工农产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换中吃亏很多。

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这个词来形容工农产品比价扩大的现状，但是此时中国使用的“剪刀差”已经与当年苏联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种政府依靠人为扩大工农产品比价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表现，而是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

中国“以工补农”问题研究述评摘要: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赋等形式实施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抑制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差距,造成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当前在国家提出要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后,众多学者围绕“以工补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从“以工补农”的内涵､时机与条件､机制､实施路径等方面对现有成果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了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关键词:“三农”问题;“以工补农”;述评长期以来中国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赋等形式实施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由于工业对农业的长期挤压,抑制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差距,造成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应该说,国家和学术界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建立了完整和良性循环的工业体系之后,提出“以工补农”实施政策,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家及部分地区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在实行“以工补农”｡国家免征农业税,许多地区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等各种“以工补农”途径和方法解决“三农”问题｡在对“以工补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中,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以工补农”的内涵“以工补农”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有两个渊源:一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出现的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补贴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事业的特殊工农关系模式;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工农业关系三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将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农业关系划分为“以农补工､工农业平等发展､以工补农”3个阶段｡前者偏重微观和直接的工农关系,后者偏重宏观和间接的工农关系｡现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以工补农”概念是指后者,前者是后者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研究“以工补农”概念内涵的过程中,学术界对“工”､“农”､“补”的内涵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总的来看,对“工”的内涵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将“工”理解为工业;二是将“工”理解为非农业｡对“农”的内涵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将“农”理解为农业;二是将“农”理解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柯炳生[1]提出,“以工补农”中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历史性的概括性概念,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农业则涵盖着“三农”｡对“补”的内涵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是将“补”理解为狭义的补贴｡杨国才[2]认为,“以工补农”是指农业直接补贴,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或减少农业及涉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损失而对农民的直接转移支付｡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者补贴､土地休耕补贴､农业灾害补贴或环境保护补贴､农村社会保障补贴等｡二是将“补”理解为广义的各种支持｡简新华等[3]将工业反哺农业理解为: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存在的前提下,工业化进入中期后,以工业及工业企业的发展哺育､带动农业和农村的产业发展与升级,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同时在国家与地区层面获得工业与农业的协调互动发展｡周立群等[4]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可分为直接反哺和间接反哺｡直接反哺是通过政府转移支付使农村､农业获得来自工业的经济剩余;间接反哺则是以“中心—外围”机制和以农业产业化为中介的反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动的协调发展｡直接反哺又包括对生产领域的反哺和针对农民收入的反哺[5]｡2 关于“以工补农”时机与条件的研究对“以工补农”的时机与条件的研究,学者们大致基于以下理论:一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蔡昉[6]认为城乡关系是一种制度现象,它反映着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与农民作为制度需求者之间的博弈｡城市偏向政策仍然没有结束,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为表征的“三农”问题,即是这种政策倾向的现实反映｡制度变革是否发生,最终取决于接受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是否大于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政治成本｡他们认为2003年中国反哺农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二是发展经济学理论｡柯炳生[1]和林毅夫[7]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中国要实施“以工补农”政策,需要在农业产值比重､农业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基于这一思路,王芳[8]研究了中国各地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差异而带来的“以工补农”时机差异问题｡王芳[8]采用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与赛尔昆设计的标准模型,构建了全国及各地区“以工补农”的经济结构特征评价指标,初步分析了各地的经济结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总体上已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有6个省市明显超越全国平均水平,已基本进入大规模反哺期;有8个省与中国总体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判断一致;其余的省､区､市尚未进入“以工补农”政策转折期｡3 关于“以工补农”机制的研究由于学者们对“以工补农”内涵以及“以工补农”的行为主体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导致在提出“以工补农”的机制时存在不同出发点｡梳理文献,发现“以工补农”机制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条主线｡3.1 基于农业生产要素提供的单向补农机制这一主线是单纯从农业发展所需生产要素出发,强调工业单向补农的机制研究｡这类研究提出了以下“以工补农”机制｡第一,资金补农｡黄山松[9]认为,引导和促进资金反哺农业的主要机制存在于财政和金融的有关制度中｡一是财政性资金反哺农业机制,具体包括政府支农投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等三大机制;二是金融性反哺农业机制,主要包括直接金融服务和间接金融服务两个重要环节｡第二,技术补农｡技术补农是指通过完善农业科研､教育及技术推广体系,重视以先进技术武装农业,力求以技术革命降低农产品成本,进而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和竞争力｡第三,制度补农｡李晓阳等[10]提出,逐步消除农业的进入与退出障碍,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畅通土地流转渠道,疏通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的渠道,是制度补农的本质｡此外,通过完善农业补贴制度促进农业的发展,这些制度包括:①各种农业补贴,包括降低生产成本的补贴､影响农产品供求的补贴､改善农业生产和服务条件的补贴等;②农产品支持价格,包括粮食收购价格和对农产品市场销售价格的干预;③农产品贸易促进政策,主要包括农产品出口补贴制度､出口信用和贷款担保等｡第四,人力资源补农｡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让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进入或回流农村｡第五,组织建设补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构建平台,降低农业沉没成本｡不少学者还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产业化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3.2 以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力提高的补农机制这一主线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带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解决“三农”问题｡简新华等[3]提出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来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克服中国广泛存在的“农村病”,促进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力｡李晓阳等[10]提出了“城市辐射补农”的方法｡认为加速城镇化进程,通过以城带乡的方式有助于实现“以工补农”｡安同良等[11]从“以工补农”的行为主体出发,提出了工业对农业､农村的自然反哺和强制性反哺两种方式｡通过吸引企业雇用剩余劳动力,使其获得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由此形成自然反哺过程｡强制性反哺是指政府将获得的税收收入反哺于当地农业､农村发展｡3.3 基于产业利益扩散的工农联动补农机制这一主线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出发,强调工农联动,通过农业上游与下游关联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农业发展,客观上实现“补农”效果的研究｡黄山松[9]提出了产业关联反哺的方式,即通过农工商一体化运作,由工商企业带动农业发展,在利益分享体系中使农业获得直接来自工商企业给予的支持｡它包括一体化生产经营组织内部的利益分享制度和外部作用机制等｡简新华等[3]提出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来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工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农业发展提供现代化的农用物资和生产､运输设备,促进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3.4 以城乡关系改善为突破口的“以工补农”机制蔡昉[6]提出“以工补农”应创造良好的劳动力流动环境,建立有保障的资金向农业､农村流动的机制,增强农业基本资源和生产条件的可持续性,提高农村的社会发展水平,形成一个和谐､平衡的城乡关系格局｡4 “以工补农”的实施路径“以工补农”的实施路径是“以工补农”各种方式､手段的实施顺序､时机以及偏重,它的选择决定着实现目标的成本和收益｡不少学者认为“以工补农”的实施应该循序渐进,但是对于实施的具体路径存在较大争议｡众多学者提出工业反哺农业要分三步走:一是政策反哺和制度反哺,二是技术反哺和产业反哺,三是收入反哺｡杜鹰提出实施反哺农业可分两个阶段:一是产业支持阶段,这个阶段要延续到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30%以下,需要15~20年时间;二是收入支持阶段｡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大体解决以后,政策应该从产业支持转向农民收入支持｡曾祥炎等[12]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发展次序论以及各种因素在经济短期､中期､长期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当前对农业的反哺应着眼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培育,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和新型合作医疗水平;其次要着眼于农村物质资本的积累,加强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最后才是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殷际文[13]认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由点到面,逐步加大力度,只是在到了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上才会明显加快反哺农业的步伐｡工业化中期阶段主要国家和地区反哺农业的政策目标是以生产性支持为主,增加农民收入为辅,其中资源短缺国家更加注重粮食安全目标｡只有到了工业化后期的发达经济阶段,反哺农业的政策走向稳定与规范,政策目标才转向以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自然环境为主｡5 简要述评综述现有“以工补农”问题研究理论和实践成果,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是侧重研究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特征及政策,从历史政策回顾与审视的角度,提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以工补农”对策和政策建议｡第二是侧重国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以工补农”实践和政策研究,从国外实践经验角度,提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以工补农”的模式和政策建议｡第三是侧重研究二元经济理论,从理论解析角度提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以工补农”制度和政策建议｡综合“以工补农”问题研究这3方面的成果,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代农业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等3个方面,研究政策集中在“以工补农”主体､“以工补农”时机和条件､“以工补农”路径和措施等3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及其政策建议,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对中国“三农”问题背景下的“以工补农”问题研究存在3个特征:从解决“三农”问题的态度出发研究单向“以工补农”的成果多,从经济转型目标出发研究双向“以工补农”的成果少;研究“以工补农”现状和问题的成果多,研究“以工补农”综合办法的成果少;研究直接性“以工补农”的成果多,研究间接性“以工补农”的成果少｡笔者认为,“三农”问题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视,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起飞阶段末期､成熟阶段初期”的经济转型升级过渡阶段｡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不仅制约了“三农”发展本身,更大的问题是影响到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影响到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因此,对“以工补农”问题的研究应站在“三农”发展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关系的高度,重点研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以工补农”机制｡采取直接“以工补农”和间接“以工补农”相结合的方法,将“以工补农”看作是经济治理的综合工程,目标既要解决中国“三农”发展问题,同时又要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参考文献:[1] 柯炳生.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 杨国才.工农关系调整的路径比较与现实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10(7):9-15,110.[3] 简新华,何志扬.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机制和路径选择[J].政策,2007(8):32-35.[4] 周立群,许清正.“工业反哺农业”若干问题述评[J].经济学家,2007(2):7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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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析】M1 M2剪刀差M0= 流通中现金。

（与消费变动密切相关，是最活跃的货币。

）M1 （狭义货币）=M0+单位活期存款。

（M1反映居民和企业资金松紧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

通俗理解，就是可以让你随时买买买。

）M2 （广义货币）=M1+单位定期存款+个人的储蓄存款+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

（流动性偏弱，但反映的是社会总需求的变化和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状况，通常所说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指M2换句话说，M2不都是随时可以提取出来的，代表的是未来潜在的购买力。

）M3=M2具有高流动性的证券和其它资产（现在没啥用，国家也没放出相关数据）。

现在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就是M1和M2各国对M0 M1 M2 M3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均是根据流动性大小来划分的，M0的流动性最强，M1次之，以此类推。

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小明家里有100 元现金。

这就是M0。

隔壁老王有200 元要付给小明，支票已经给了小明，一旦到了月底，小明凭支票就可以去银行拿到200 块钱。

那么小明的M1就是100+200=300元。

小明存在银行的钱有500元。

那么小明的M2就是300+500=800元。

因为小明的100元是现金，可以随时买买买。

小明的200 元支票只要到了月底就可以拿到手，虽然现在花不了，但是钱到手之后还是要买买买的。

但是小明的500 元存在银行，暂时不准备去买买买。

所以M1反映的是现实购买力，而M2反映的是潜在购买力。

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居民在银行的储蓄，无论是定期储蓄还是活期储蓄，都算作M2但是企业的活期存款算作M1,企业的定期存款算作M2另外，2011 年10 月起，央行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和住房公积金存款纳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 统计范围，也就是说，跟职工关系密切的住房公积金算作M2 了，其实想想也有道理，存进去的公积金不是立刻就能拿出来花的，所以算作M2理所应当。

M1、M2的关系在我国，M1和M2是按照是否反映现实购买力来进行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