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再谈判的案例分析

第17卷第3期 科技 和产业 Vol. 17，No. 32017 年 3 月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Mar.， 2017PPP项目再谈判中的利益再分配研究

杨文安，杨敏芝(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长沙410114)摘要：利益再分配是PPP模式再谈判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合理的利益再分配能促进再谈判以及整个PPP项目的进行。 基于Rubinstein讨价还价模型，建立了 PPP模式下利益再分配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出了减少自身的出价时间 等手段可以提升再谈判中利益再分配公平合理性的结论。关键词：公私合营（PPP);再谈判；利益再分配；Rubinstein讨价还价模型中图分类号：F407. 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17)03—0166 — 04公私合营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 ppp)是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 服务建立的全过程合作关系，ppp作为一种能够减 缓政府资金压力的融资模式，在实现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效率增强上有着良好作用。从国内外研究来看，ppp项目的成功与制定合 理的利益分配方案密切相关。但需注意的是，目前 PPP项目大多特许期长约10〜30年，其中产生的各 种变化是不可能完全预测的，当环境与初始合同约定 发生变化、初始利益分配条款发生偏离，公共部门或 私营部门认为原有的利益分配不能满足需求，且确实 存在不合理的客观情况时，便会经再谈判进行利益分 配的调整。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PPP再谈判研究逐渐 增多，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成因及影响、决策过程、机 制设计、风险识别及再分担等方面。BrUX[1]通过两 个案例调查，认为再谈判有着两面性。孙慧等人[2]根 据我国案例确定了 PPP项目再谈判的关键因素。 Xiong™将再谈判成本量化为实物期权。刘红艳[4]对 再谈判机制进行设计。周和平等人[5]通过案例分析 辨别出风险再分担的因素。黄恒振等人[6]基于讨价 还价模型对PPP风险再分担构建了模型并分析。而研究都极少涉及再谈判中利益再分配现象。 利益再分配是再谈判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合理的利益 再分配能促进再谈判进行、实现帕累托改进、减少契 约的不完全，不合理则会损害社会福利，使PPP项目效率低下。在过去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Rubin­stein 讨价还价模型进行研究 ，因为 Rubinstein 讨价 是一个无限期轮流出价博弈，且考虑了时间因素与博 弈双方的效益，子博弈完备均衡是动态且符合帕累托 有效的，这种交互式讨价还价也更贴合实际。1模型基本假设假使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就一项利益的分配进 行再谈判，两者倾向于合作。本文仅考虑由私人部门 发起的情况，其它情况也可以借鉴此模型。本文假设双方已进行了多次谈判，相互得到了部 分对方的真实信息，本文模型是基于完全信息条件下 构建的。1) 双方的行为完全理智，且为风险中性。双方以理性最大化思考问题，知道采取什么策略能满足自身要求。2) 完全信息。双方都知道自己以及对方的策略空间、支付函数等fa息。3) 博弈结果可衡量。双方经过博弈后，博弈均衡解存在且仅有一个。4) 每轮谈判将会支出固定成本。即参与人每一次报价都承担此轮所需的费用与 谈判相关费用支出，数额相对较少。5) 考虑时间价值。贴现因子随时间的增长而减小，双方希望尽早达 成协议。收稿日期：2016 —10 — 27作者简介：杨文安（1972—)，男，陕西延川人，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工程项目管 理；杨敏芝（1992—），女（侗族），湖南怀化人，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程项目管理。

PPP协议具有公益和私益的双重属性，而公益属性导致了行政机关为了行政管理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行使一定的特别权利，这种特别权利即是行政优益权。行政优益权超越了一般合同所赋予的合同权利，而是来源于法律、法规的直接赋权。2019年11月27日最高人员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于2020年1月1日生效）第十六条规定“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行政优益权与我们所熟知的民事合同权利截然不同，其具有如下特点：（1）专属性。行政优益权只能由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行使；（2）法定性。行政优益权只能由法律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其行使程序、行使内容均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同理，行政主体也不能违背法律规定任意放弃；（3）单向性。行政主体行使行政优益权无需征得合同相对方的同意，即可产生法律效力。

行政优益权主要内容包括：行政机关对行政协议相对方就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指导和监督权；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使对行政协议的变更、解除权；在无法正常、持续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时行使介入权；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时行使临时接管权。

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优益权的规定尚不完善，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与社会公共事业相关的规定中也有所涉及。但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优益权多有阐述，我国虽非判例法国家，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往往会对各级法院的审判产生指导作用，代表了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主流权威观点。

笔者将对以下经典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观点的学习和理解，将对我们在PPP协议的起草、谈判、再谈判以及争议解决中如何理解运用行政优益权大有裨益。

北京地铁四号线PPP模式案例分析

北京地铁4号线项目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第一个正式批复实施的特许经营项目，也是国内第一个运用PPP模式、引入市场部门运作的地铁项目。4号线项目运用PPP模式进行融资，有效缓解了当时北京市政府的资金压力，实现了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投资、运营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引入市场部门的参与，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服务水平的提升。北京4号线项目在研究PPP模式上具有典型意义，集中体现了PPP模式在打破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困境的创新价值，使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的力量形成一股合力，对于在现有预算框架下缓解地方债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乃至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项目概况

北京地铁4号线是北京轨道交通路网中的主干道之一，南起丰台区公益西桥，北至海淀区安河桥北，全长28.2公里。4号线工程概算总投资153亿元，于2004年8月正式开工，2009年9月28日通车并开始试运营，目前日均客流量达到70万人次。

根据北京地铁4号线的项目设计概算，工程投资建设总体划分为A、B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其中A部分主要为土建工程部分，投资额约为107亿元，占4号线项目总投资的70%。A部分由已成立的4号线公司负责投资建设；B部分主要包括车辆、信号、自动售检票系统等机电设备，投资额约为46亿元，占4号线项目总投资的30%，由通过市场化方法组建的特许经营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实施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公司是在PPP项目中通过审批取得特许经营权、实施特许经营的公司。在北京地铁4号线项目中的PPP特许经营公司是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京投公司、香港地铁公司和首创集团公司按照2：49：49的出资比例组建。京投公司作为业主单位和项目的实际运作人，负责项目方案的设计、招商、谈判等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在特许经营公司的组建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实施方案的要求。如果特许公司是内资企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的规定，资本金比例应不低于总投资的35％，而北京市的标准是资本金比例应不低于总投资的40%，这是因为地方性法规的要求一般都要高一些。如果特许公司是外商投资企业，须遵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的要求，中方投资者占有的权益不应小于51％。资本金以外的部分由特许经营公司通过融资解决。在正式签署特许协议之前，特许经营公司还应签署有关融资协议，以确保融资过程的稳定性。

PPP项目再谈判的案例分析

PPP项目指的是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作的公共私营合作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政府通常会提供部分资金或其他资源，而民间资本则会提供资金或技术方面的支持。这种模式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通过谈判达成PPP协议是成功实施PPP项目的重要步骤之一。本文将分析一种PPP项目的再谈判案例，探讨它的成因以及应对措施。

该案例是一家公司与一个地方政府签署的PPP项目，该项目属于新兴产业领域，在开始运营之前被迫停工。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问题的出现并不是由于项目本身。事实上，问题出在初次谈判过程中，他们没有充分了解投资环境以及政策限制。这些限制导致项目无法按计划执行，而且某些协议条件颇具争议性。

因此，该公司在进行再谈判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他们开始了解当地政策限制以及有关PPP项目的最新规定，并与政府官员和相关部门代表进行了接触。与政府协商波折较多，但在公司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们最终达成了新的协议。这个协议不仅保障了公司的利益，也更好地符合了政府的利益和市场需求。

该案例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启示。首先，谈判过程应该充分了解当地政策限制以及市场需求，以确保达成符合各方利益的协议。其次，在进行再次谈判之前，公司应该准备充分，包括与有关方面进行良好的沟通以及准备充足的材料和数据。

最后，对于PPP项目，政府和民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很重要。这种合作应该基于实现共同利益的目的而建立，借助政府的支持和民间部门的资金和专业知识，共同推动项目的实施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实际和持久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