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美剧《破产姐妹》中的意识形态腹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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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美剧《破产姐妹》中的意识形态腹语术
美剧《破产姐妹》自2011年开播以来，在美国国内的首播收视人数高达1920万，创下了自2001年以来秋季首播集最高收视率的记录，在18至49岁观众群中嬴得了7.0的收视率。其后观众数目虽然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于约1100万人左右，收视率亦维持在4.0的水平，美国观众对它的喜爱有目共睹，该剧获得了第38届人民选择奖的最佳喜剧类新剧。面对这样一部收到美国观众热烈欢迎的电视剧，美国主流媒体的态度经历过转变：首播之初，《华盛顿邮报》曾认为该剧不甚理想，仅给出了“C”级的评价，但很快各家主流媒体都对该剧一致赞扬，如《波士顿环球报》、《娱乐周刊》、《洛杉矶时报》等多家报刊杂志都认为该剧正面乐观、机智幽默。毫无疑问，从任何方面来说《破产姐妹》都称得上是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美剧，那么它何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本文将抛开它喜剧式语言风格的表象，从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揭示这部成功美剧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腹语术。
1.讲述故事的年代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这句电影意识形态批评的名言用来衡量《破产姐妹》再合适不过。这部剧的首播是在2011年，表现的是落魄富家千金和草根女孩共同生活，追求梦想的故事。我们应该来回顾一下2011年前后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该剧中涉及到两个阶层：穷人阶和层富人阶层，也就是贫与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存在贫富的差距，美国也不例外，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一直比其他发达国家大很多，那么美国人对贫富差距的反应如何呢？根据2011年11月美国盖洛普（Gallup Poll）民意测验，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要求政府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财富的不平等是特别重要的事；而其他80%的人关心的是如何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制定者也很少关注国民的收入差距；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竞选也很少拿缩小收入差距来说事。收入不平等并不是选民予以最优先考虑的事。即使最近三十年，占美国人口总数1/5的贫困穷人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比他们的父辈更为贫困，只能依靠政府救济金来过活的情况下，贫富的差距问题仍然不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这种情况在2010年发生了逆转，经济危机的浪潮减退后，占人口总数1%的上层美国人赢得了经济复苏后93%的收益，低收入的底层美国人丧失了在力所能及中获得成功的信心，于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爆发了，这表明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美国民众的忍耐力到达了极限，贫富差距引发了社会矛盾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平等成为了决定性的话题，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年12月份的讲话中也不可回避的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机会的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已经缩小。也就是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逐渐上升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社会形势下，美剧《破产姐妹》播出，以女性为表现题材的轻喜剧在美国电视剧市场上并不少见，但是把表现的对象锁定在社会底层青年女性（快餐店服务员Max）以及她的生存环境中（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快餐店）却是比较罕见的。该剧的的制片人麦可·派翠克·金在谈这部剧的创意时曾说：时下的电视剧已经有太多的女人戏，但是其中的女性角色大多光鲜亮丽、物质丰富、社会地位高，甚至很有名望。他对此感到不满足，“因为在我身边有很多女孩子是实实在在的打拼，她们非常努力，却没有任何电视剧是写给她们的”。由此可以看出该剧的创作初衷是写一部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生活喜剧，写给大多数的普通美国民众。所以，安排两个本来不该有交集的阶层里面的人生活在一起并衍生出笑料百出的故事，让处于经济危机之后的普通美国民众看到一丝希望，感受到贫与富并不是天壤之别，甚至蜕去金钱外衣之后她们一样平等，由此获得观赏的愉悦，是该剧的根本目的。
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来看，在该剧播出的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把个体成功“询唤”为主体，通过询唤，意识形态剔除了主体对于社会的不满因素，使其产生归属感、参与感、安全感和荣誉感，从而主体将不再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绝对服从权威，自由的接受驱使，成为国家机器的自觉臣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询唤是悄然进行的，是一种腹语术，它并不直接言说，甚至以一种个体乐于接受的方式巧妙的加以呈现，《破产姐妹》之所以获得了美国人民选择奖，是因为在贫富差距导致矛盾升级之后，每一个美国底层民众都不能拒绝一个讲述他们和上层社会人有平等生存环境的电视剧，这是令他们满意的想象性呈现。至此，主流意识形态在该剧里成功的实现了“由人民选择”。
2.故事情节与美国梦
除了播出年代，《破产姐妹》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也是非常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富家千金落魄之后与Max生活在一起，与Max不同的是Caroline在稍微安顿下来之后就一直在想着摆脱贫困，她想和Max一起筹集25万美元的资金开一家蛋糕店。于是整个剧集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这成为了俩个来自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共同实现梦想的故事，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宣扬美国梦的电视剧，无怪乎美国主流媒体对它的评价如出一辙：正面而乐观。阿尔都塞在《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表现了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而对于观看电视的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想象性的关系是通过对剧中人物角色的认同实现的，观众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通过认同摄影机而进入主体的位置，获得想象性的满足。电影理论家博德里对影视剧作为一种纯艺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影视剧不是对显示的模仿，而是对主体位置的模仿，是对主体的构成过程的模仿，观看影视剧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日常仪式。在《破产姐妹》播出后受到观众的追捧，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所占的比例相当可观，经济危机带来的低落情绪需要这样的精神安慰。观众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发问，富人和穷人之间到底差别在哪里？假如让她们回到公平的起点，又会如何？剧集里面似乎给出了合理的答案，Max有制作美味蛋糕的手艺，为了糊口身兼两份工作也称得上勤劳，但是她却始终处于社会底层，为何如此呢？Caroline的出现让观众为她找到了原因：没有梦想。与她相反，即使处于崩溃的边缘，居无定所、收入微薄、穷困潦倒也没有让Caroline失去追求梦想的热情，她善于理财、积极营销手工蛋糕、筹划未来。这些都是处于底层的Max不曾做过的事。看到这里，观众似乎明了，贫富差距其实梦想的差距，于是乎那个遥远的声音重又响起：在这个国度里，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这就是美国梦，这是世世代代的美国人深信不疑的真理。这让人不得不想起美国电影《阿甘正传》，这同样是一个宣扬美国梦的经典之作，影片中像Forrest Gump这样先天智障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何况普通大众乎？主流意识形态在整部影片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又不动声色。观众在走出影院之后无不对未来充满信心，该片一举获得了199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等6项大奖，这是美国梦的胜利，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胜利。同样，在《破产姐妹》里，电视观众“找到了”贫富差距的根源：它不是不平等的利益分布，不是机会的差距，它是拥有梦想并为之不懈努力的能力之间的差距。简而言之，差距并不是客观的社会原因造成的，而是主观的自身原因造成的，怨天尤人是愚蠢的。如果不能为梦想而坚持不懈的奋斗，那么就只能甘于处于社会的底层，意识形态在该片中对主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系给出了一个看上去“十分合理”的解释。
3.人物设置中的种族态度
《破产姐妹》中，两个主角生活的主要场景是快餐店，所以快餐店就成为了一个剧中的微型社会。在这个微型社会里，人物的设置是颇为有趣的。在这个微型社会里面，有白人、黑人也有黄种人。餐厅的DJ是一个年迈的黑人老者，他对白人姑娘Max 是情感很像父女之情的关切，在美国的影视剧中，不同肤色的人种都会有所表现，但是黑人与白人在剧情中如此以类似父子的形象出现并不多见，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类似亲情让观众感受到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面的一丝暖意，这一直是挥之不去种族梦魇的美国来说是一种社会理想，在贫富差距的动乱已经足够让美国政府挠头的时刻，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安抚种族主义者的情绪。除此之外，餐厅老板是一个身材矮小几近于侏儒的韩国人Han Lee，他的滑稽可笑之处在于东方的传统含蓄的行为规范与西方大胆开放的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集中于他整个的语言行为之中，让人捧腹；而厨师则是一个乌克兰人Oleg，他猥琐滑稽的台词更是戳中观众的笑点。Han Lee与Oleg之间从角色的形象上来说并无太多交集，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由他们引发的笑点多半与初级的生物本能有关。另一部广受好评的美剧《生活大爆炸》在这方面如出一辙，该剧中来自印度的Rajesh患有严重的“与异性交往障碍症”，有异性在场的时候他就无法说话，只有在喝醉以后才能自在地与女孩交流；而犹太裔的科学家Howard则是一个几近侏儒则是一个喜欢用各种过时手段博得女士芳心却又屡屡失败的人。不论是Rajesh还是Howard，不论是Han Lee还是Oleg，在美剧里面，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角色总是处于生物本能的低级层面上，他们引发的笑点甚至到不了人类社会的高级层面。而这些笑点往往能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由此可以推想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关于种族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立场，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观众在喜剧嬉笑怒骂的表象下，再一次实现了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各自身份的认同。意识形态的腹语术在剧中人物的身上又一次实现了隐蔽的发声。
综上所述，无论是播出时间、思想内容还是人物设置，该剧都精心构想、认真筹划，在受到全美观众热捧和媒体一致赞扬的新喜剧的表象下，其实是一场主流意识形态的腹语术，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这部轻喜剧可以看成是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危机过后处于愤怒中的底层社会的询唤，通过这种询唤有效缓解阶层矛盾，试图抚平经济危机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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