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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争端问题研究报告中越边境争端问题研究报告一、概述中越边境争端是指中国与越南两国就边界线划定和领土所有权问题产生的争端。
该争端源自于两国在历史上的领土争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尤其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爆发。
本报告旨在对中越边境争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背景、原因和发展。
二、背景1.历史领土争端：中越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领土争夺，尤其是对广南地区（现云南省勐腊县及附近地区）的争夺长期存在。
2.地缘政治因素：冷战时期，中越两国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国际阵营，地缘政治因素对边境争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原因1.历史遗留问题：中越两国在历史上对边界线的划定存在争议，未能解决，导致争端问题的长期存在。
2.资源争夺：边境地区资源丰富，包括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两国均有争夺的动机。
3.民族关系：中越两国民族关系复杂，边境地区存在民族分布不均等社会问题，也导致了冲突的产生。
四、发展1.中越战争：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后，边境争端问题进一步升级，双方进行军事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和平解决：1988年中越双方签署了《中越边境问题边境管理协定》，重申和平解决边境争端的意愿，确立了停火和逐步撤军的方案。
3.维持稳定：双方继续进行谈判，并在边境地区建立了边境合作区等机制，以维持边境稳定。
4.合作发展：近年来，中越两国加强经贸合作，推动边境地区的互联互通，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为解决边境争端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
五、结论中越边境争端问题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资源争夺、民族关系等因素造成的长期争端。
通过双方的努力和合作，争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且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方面的进展也为争端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希望。
需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外交沟通和领导层的合作，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边境争端问题，促进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
边民意识：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摘要】边民意识是指边境地区居民对边境问题的认知和态度，是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
边民意识的形成受历史、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对边境治理起着重要作用。
边民意识使边境居民更加关注边境安全、边境环境等问题，促进边境治理规范化和有效性。
边民意识的实践意义在于为边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参与力量，推动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和边境问题的复杂化，加强边民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对于推动边境治理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边民意识、边境治理、资源、形成因素、影响范围、实践意义1. 引言1.1 引言边民意识是指边境地区居民对自身身份、地位和归属感的认知、信仰和价值观念。
在边境地区，边民意识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既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又反映了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边民心理。
边民意识在边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可以促进边民群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帮助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边民意识的形成不仅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历史和地域环境的共同塑造。
边民意识的强弱与否决定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了解边民意识的内涵和形成机制对于有效开展边境地区的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深入研究边民意识的内涵和形成因素，可以更好地引导和规范边民群体的行为，提高边境地区的整体治理效率和质量。
只有充分认识和重视边民意识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实现边境地区的和谐发展和长久稳定。
2. 正文2.1 边民意识的概念边民意识是指边境居民对自身身份认同、历史文化传承、边境地区发展等方面的意识和情感态度。
它是边境居民特有的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
边民意识是边民群体在长期生活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纽带。
边民意识不仅是对自身文化、历史的认同和传承，更是对边境地区特殊地位和价值的认识和珍视。
它是边境地区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
边民意识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地域环境、历史文化传承、社会互动等。
中越边境争端对策建议书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越边境争端问题也日益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焦点。
中越边境线长达1300公里，其中一些地区存在争议，这给两国的边境稳定带来了挑战。
为了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首先，中越两国应加强边境沟通与合作。
双方可以通过建立联合工作组来解决边境争端，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同时，两国应加强边境巡逻与管理，减少非法越界行为，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
其次，中越两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边境争端。
双方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与协商，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双方可以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边境争端，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此外，中越两国可以通过国际法途径解决边境争端。
双方可以依据国际法的规定，通过国际法途径解决边境争端，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双方可以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最后，中越两国可以通过经济合作来增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双方可以加强经济合作，共同发展边境地区的经济，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从而增进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总之，中越边境争端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来解决。
通过加强边境沟通与合作、外交途径、国际法途径和经济合作，可以有效解决中越边境争端问题，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希望中越两国能够共同努力，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从历史角度看中越跨界民族与国家安全问题摘要：对中越边境文山段的历史考察表明，跨界民族的利益与边境的巩固和发展密不可分，因而不能像清政府那样撇开跨界民族群众利益而欲达到“靖地方事”的目的。
边界少数民族过去是、现在仍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有生力量。
关键词：中越跨界民族；国家安全问题；民族利益一、跨界民族的形成发展与中越领土争端跨界民族虽然是现代国家观念和地缘政治的产物，但它的形成却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
因而，我们探讨跨界民族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关系，就不能仅限于现代国家和地缘政治的范围，而有必要从传统民族与传统国家的关系来开始我们的讨论。
从现有的文献看，中越边境地区最早出现的民族是壮族，其祖先可追溯到古代百越。
因而一般把壮族看作是当地的土著民族。
但是，这里的“土著”只有相对的意义。
一般认为，壮族、彝族到此最早，而苗族、瑶族、蒙古族、回族、汉族等则晚一些。
春秋战国时期，今文山州境内就已居住着百越族群的句町、进桑部族，“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而苗族是唐初才开始迁入文山境内，大量的迁入，是在明清时期。
越南北方民族，也大多是从中国迁入的，越南学者陶维英认为，越南民族的祖先雒越人是从扬子江流域迁到越南北部的。
这些民族迁徙此地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经济重心南移，引起汉族从中原地区向长江流域转移，而那些弱小的处于边缘的民族只好向“蛮荒”之地的西南迁徙。
从中国历史来看，可把经济重心的南移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三国以后的大分离时期，至宋代时达到高潮。
在这一阶段，江南一带得到了全面的开发，汉民族大量迁入长江流域，迫使南方少数民族向更边缘的地区迁徙。
中越边境一带的少数民族多是在这一阶段迁人的。
这一时期，各个少数民族在中越边境山区这个有限的范围内生活着，互相交往、融合，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
在中原统治者的“羁縻政策”下，他们有一个相对自主发展的空间。
在他们周围，一些部族势力发展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如南诏、大理、交趾等。
中越边境调研报告中越边境调研报告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中越边境地区的经济交流逐渐增多。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越边境地区的情况，我们组织了一次调研，以下是我们的调研报告。
调研时间为2021年10月，我们选择了中国云南省勐腊县和越南岘港市作为调研地点。
首先，我们对中越边境的贸易情况进行了调查。
我们发现，中越边境地区的贸易量较大，中越之间的贸易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越南主要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电子产品和家电等产品，而中国主要向越南出口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和建材等产品。
两国的贸易侧重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局面。
其次，我们对中越边境的交通状况进行了考察。
我们发现，中越边境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较为薄弱，道路狭窄、坑洼不平，交通拥堵现象较为普遍。
同时，边境地区的交通工具以摩托车为主，缺乏安全性和舒适性。
这对于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中越边境地区的旅游状况。
我们发现，中越边境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包括自然风景、民俗文化等。
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等原因，旅游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我们建议两国政府加大对中越边境旅游的支持力度，改善交通条件，提供更多的旅游服务设施，以促进边境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最后，我们对中越边境地区的环境状况进行了调查。
我们发现，由于边境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人口增长，环境问题日益加剧，水质受到污染，森林破坏严重。
为了保护边境地区的环境，我们建议两国加强环境保护合作，加大对边境地区环境治理的投入，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结起来，中越边境地区的经济交流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交通不便、旅游业发展受限、环境问题等。
我们建议两国政府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改善交通条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等措施，以进一步推动中越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中越边境地缘生态和文化发展的调研报告龙州地处中越边境，历史悠久，文化沉积深厚，明清时期曾是中越商贸重镇。
如今，龙州是中越边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之一，拥有最多的跨境人口，是具有较高中越地缘生态研究价值的地区。
一、龙州当地地缘生态的现状第一，地缘交流频繁。
2013年8月8日，龙州举办了异国风琴文艺晚会，邀请越南高平、越南谅山等地的乡民参加。
还曾牵头举办天琴文化艺术节，在2015年举办了中越跨境合作研讨会大型文艺演出。
政策上，每年正月初十，海关迎合民俗要求，持本人身份证可通关。
此外还有美女村侬垌节斗鸡、斗话梅、抛绣球等活动。
民间交往也很频繁，因为没有语言障碍。
在水口等地，足球比赛、商品贸易、商业搭台文艺活动、文化唱戏等活动多种多样。
龙州当地的经济跨境交流较为频繁，突出表现为特殊节庆带来的时段性经济交流的增长，主要以双方的贸易和人口流动引发的消费为主。
由于龙州当地的跨境人群有着相似的文化历史背景，各种节庆习俗都有着共同点，也有共同的方言基础，区域文化一体性较强。
第二，地缘融合深入。
龙州当地文化节种类很多，还发展了农村文艺队，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节日。
每个村都有文体资金，每个乡镇都有文艺队。
每年的五月初六举办龙舟邀请赛，规模巨大。
地域性的融合在当地也较为普遍，跨境的融合促进了跨境的交流活动，以及地域性的一体化文化圈的形成，有利于当地的稳定和发展。
第一，工作性融合发展较快。
由于近几年跨境交流政策的放松，中越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现象越来越多，龙州当地不乏有在越南当地工作谋生的龙州当地人。
第二，生活性融合。
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区域认同，跨境通婚现象也很频繁，由于频繁的跨境地缘交流，龙州当地的通婚被认为是一种极为普遍和正常的现象。
第三，地缘矛盾多样。
交流和融合的深入必然带来矛盾，中越两国交流历史悠久，龙州又曾一度是中越商旅重镇。
一方面，经济差距带来的发展观念的冲突。
由于中越两国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龙州与咫尺之遥的越南边境地区也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差异，带来的是发展观念的冲突，包括对资源的开发、资本的运作、人才的培养等方面。
广西中越边境瑶族难民研究摘要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海外瑶族有60多万人，仅越南就有50多万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越南执行排华政策，有2657名瑶族难民返回了中国。
这些瑶族难民回到中国后，被中国政府安置在广西、云南两省区的华侨农（林）场中，后有小部分去了海南省。
本文以安置在广西宁明县海渊华侨农场和广西防城市十万山华侨林场的瑶族难民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收集档案文献资料等方法，研究他们迁往越南和返回中国的时间、路线和原因，叙述他们被驱赶回中国途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揭露越南政府的排华暴行；通过论述中国政府对瑶族难民的安置，彰显了中国政府对瑶族难民的关怀和帮助；通过对瑶族难民返回初期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及其30年来的文化变迁的叙述，论证瑶族难民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通过论述瑶族难民在当代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和办法，并展望了瑶族难民发展的前景，希冀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参考。
关键词：瑶族难民安置变迁发展RESEARCH ON THE YAO REFUGEES OF THE SINO VIETNAMESE BORDERLANDS IN GUANGXIABSTRACTThe Yao are an international ethnic group, and there are over five hundred thousand of them outside China, in Vietnam alone there are over five hundred thousand. From the mid to late 1970's when Vietnam carried out anti-Chinese policies, 2657 Yao Refugees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these refugees return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ced them into forestry plantations and farms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two areas of Yunnan and Guangxi, and later a number of them moved to Hainan Province.This paper examines the Yao refugees who live in the Haiyuan Overseas Chinese Farm in Ningming County and Shiwanshan Overseas Chinese Forestry Plantation in Fangcheng City in Guangxi, using the method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profound interviewing, collection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 and so on to study the time and routes by which they returned to China 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return. It details the many difficulties they faced on their journey after being chased out and the violence of anti-Chinese actions by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It also detail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cern and help for the Yao refugees shown clearly in the arrangements they made for the refugees. Discussion of the many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Yao refugees in the initial period after their return to China, and the many changes their culture has undergone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Yao refugees have the strong abilities for survival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rough discussion of the many contemporary problems that the Yao refugees now face, the paper suggests some ideas and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hoping that these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future of the Yao refugees, and also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a reference for help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minority peoples.KEYWORDS : Yao；Refugees；Arrangements；Movement；Development附件2：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撰写完成的。
中越边民的特殊需求与边疆安全的生成研究罗柳宁雷韵【摘要】采借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中越边民实证研究为基础来思考和界定“特殊需求”这一概念。
中越边民的特殊需求是基于具有特殊文化和政治内涵的群体，这一类群体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中越边境地区处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多重安全时空交织交叠中，除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边疆安全领域外，还需要从边民的特殊需求这一角度去重新解读“文化戍边”问题、三非”问题、战争遗留问题、艾滋病蔓延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以此促进边疆安全的生成。
【关键词】边民；特殊需求；边疆安全；跨界民族【作者】罗柳宁，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雷韵，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博士。
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5-0070-007一、引言“边民”，顾名思义即为“边界一带的居民”“边境线上的居民”“边境地区的老百姓”，其中的“边界”指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而非一般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如省界、州界和县域分界。
”［1］在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边民”是一个高频词，边民一词的政治意义、社会内蕴远大于其在地理学上的涵盖，在特定场域下其蕴含着丰富的层次性和具体化。
当今世界民族分离运动剧烈，跨界民族问题凸显。
拉铁摩尔、安东尼·吉登斯、塞缪尔·亨廷顿、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安东尼·史密斯、曼纽尔·卡斯特等国外学者的论著立足于全球化的角度，专门分析或提到了跨界民族的离心运动对地区安全、边疆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
近20年来，国内跨国民族研究异军突起，曹兴、葛公尚、马曼丽、周建新、马戎、何跃、方铁等学者基于研究话语体系、思路和理念的差异，围绕着“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外延产生分野与争鸣，“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跨界’‘跨境’‘跨国’而居基本上属于国际边界或边境地区的现象，而对这些涉及概念的问题，学界尽可见仁见智地讨论。
”［2］序言2-3在边疆研究特别是边境族群关系的探讨中，“边民”和“跨界民族”（“跨国民族”“跨境民族”）这两类主题词在文章的写作中也经常会出现“概念上的混淆和民族身份上的模糊”［3］75。
边民是“伴随国家边界产生而出现在边界两侧居住的人口，是居住于国家政治边界两侧的常住人口”［4］，“在民族国家边界内一侧交错重叠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1］。
跨界民族是“应该限于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在相邻的国家间跨国界而居，地理分布是连成一片的，是具有不同国籍的同一个民族”［5］12。
边民这一主题词在国家法律法规的界定和认知上要比跨界民族更为丰富，指向性也更明确；但如果从地域分布的广度去考量，跨界民族生活的半径要比边民大得多；在具体学科的研究中，特别是像民族学人类学这样立足于微观社区的“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与写作方法的学科，更多*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边疆地区的边民离散与回归研究”（14ZDB109）。
的学人在实际的操作中是倾向于把边民与跨界民族等同起来，这主要是缘于捍卫守护中国边界最前沿的主要是少数民族这一不容置疑的现实，所以边民与跨界民族在内涵上具有重叠性。
随着边疆治理实证研究的深入，不同于西北、东北边疆聚焦着研究的热点，中越边境是作为中国疆域研究相对的“冷场域”进入学界视野的，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现有研究多从边民或跨界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特性、认同状况、非传统安全问题等方面铺开，尚缺乏以边民自身的特殊需求为出发点展开的专项调研，没有多维度地呈现边民的自我行为逻辑及其边境社会秩序构建的话语权。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前研究中越边境边民需求的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非传统安全视角下中越边民跨国界交往交流的田野调查个案或专题研究中，如“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打工”“非法结婚”等。
这些研究多是站在国家法律层面的立场，自上而下地俯视，却忽视了边民这一特殊群体自身的话语权，对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难以上升为政府行为。
此外，一些“兴边富民”调研成果主要是在各级民委系统的工作总结或调研报告中，学术含量低，集中反映的是经济和教育需求，而忽略了文化、社会、心理需求，无法全面反映边境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
现阶段中国的边民或跨界民族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分析、现象表述的层面上，仍需钻研实证深度与理论深度；此外，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具有独到洞见的还较少。
再加上边民是一个构成复杂、内涵丰富、指代情景化的有广义和狭义区分的群体，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中规避其中的随意性和不严谨性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因此需要更多的学人尽可能具体详尽地去厘清和阐明主题词的界定和属性。
采借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本土化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可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样的西方经验进行碰撞与对话，以中越边民战前、战中、战后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来思考和界定“特殊需求”这一概念，必将引发相关领域的学人新一轮的讨论。
概而言之，研究边民的特殊需求构成与发展变化情况，有利于相关政策的调整、细化，有利于边境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边疆安全生成和建设。
二、边民的特殊需求构架起中越边境生产生活的常态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对中越边境这一广阔区域进行区分与切割之前，从秦实现“大一统”筑造起帝国到宋朝国家关系历变之前这一大段的历史表明，越南一直都是中国封建帝国疆域的一部分，现在的中越边境只是一个国家力量难以辐射且疆域模糊的名义上的边陲概念。
越南曾经作为中国封建帝国重要属地的历史在宋朝出现重要转折，开启了作为国家雏形与中国“宗藩”关系的阶段，中越之间的这种“藩属”关系在清朝末期因法国殖民力量染指越南而中断，1885年清政府被—《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宣告着中越之间藩属关系的终结。
到了近代，迫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越边界才从藩属之界演变为国际法意义上的现代国界，而同时越南也成为“现代”意义的“国外”。
［6］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处于帝国疆域边缘化地带的中越边境这一广阔区域经历的和平休养远大于战乱纷扰，虽然历经中国封建帝国政权的多次更迭，但都没有成为帝国国家建设的重心。
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民族并没有构建起明晰的国民身份，更多的是呈现文化特征的标签，边民身份被曾经是同一个国家的同源民族所凝练的族群共有记忆、意识心理特征所主导。
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切割力对这一区域的民族进行国民身份与国族意识的区分与改造阶段，“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关系基调并没有瓦解或弱化同源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的标签，更没有强调或放大国族身份的厘清，反而是借助地缘上的毗邻优势以及仰仗同源民族的历史情感来构筑和夯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边民自身国家身份的获取与改造仅限于政治意义上的停留，国界的切割力尚未实现对其现实生产生活的主导，虽然边民已经开始纳入国家整体建设的框架，但作为国家边缘的中越边境俨然延续着传统地理意义上设定的“边陲”区位，作为政治规划和社会意义上的中越边境还未进入国家整体制度设计的总体框架的重心，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中国政治被极“左”路线所左右，没有集中精力抓好国内的生产建设，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民生严重凋敝倒退，不少中国边民在越南边民的帮助下越过国界线开垦荒地种植粮食，甚至举家投奔越南亲友，在异国的土地上建设第二个家园。
地处国家南部边陲的曾经远离国家政治辐射的圆心、经济社会建设力量自我边缘化的中越边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亲身经历了一段惨烈的战争记忆，赖以生存的居住环境遭到战火的猛烈轰击，生命安全随时遭到死亡的威胁，战殇刺痛和涤荡着曾经友好无间的国家关系。
在战争关系中受到洗礼而重生的中越边民，自身的国家认同与国族意识激增，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与更深层次、更为清晰的理解，边民国家身份的获取与改造突破了政治意义上的局限，贯穿到边境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中国”与“越南”两种泾渭分明的国族身份牢牢镌刻在同源民族的心里，撼动着同源民族所凝练的族群共有记忆、意识心理特征的根基，国家政治不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与中越边民生存生活生产交织在一起息息相关。
国家关系被战火重新锻造。
中国在战后通过严格处理边民越境事件、大规模的“扫雷”行动、明晰定位陆地边界线、夯实捍卫国界线安全的军事力量、加强边防部队巡逻边境线的频度、加重加速对各自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力度等手段，强塑了中越两国边民的边地意识。
尽管通过战争这种极端方式在两国亲密无间的边民之中植入对立面的政治归属，尽管当时中越边民在台面上高呼着“国家面前无兄弟，战争面前无弟兄”，但私底下驻扎内心的亲情、友情、族情并未一刀两断，而是藕断丝连着。
双方没有开战前，每逢“尝新节”或“风流街”，壮、岱、侬村落的边民相互到对面的村子品尝新米做成的粑粑或无色糯饭，香甜地吃罢后再一起唱着山歌轻快地越过国界线把对方送回家中，一群人唱得意犹未尽又执意要送送客人，于是山歌在国界线另一侧又响起，歌词内容不限，直抒胸臆，想唱就唱，人群来来回回在国界线折返多次始终不肯散去，以纯朴的山歌热烈赞颂、真诚交心。
双方战火蔓延时期，即使明知道过境的便道上埋下了许多致命的地雷，越南侬族边民仍执意手握长长的竹篙，贴着地面扫一周，觉得没有危险了再往前面走几步，冒着生命危险去探望国界线对面的亲戚和朋友。
双方官方外交仍在中断、边防出于封锁状态的时期，越北山区交通不便，货物运输全靠马拉，越南内地无法对北部边境山区的日常用品所需进行补给，而中国边防部门也不允许越南边民过来互市，于是许多越南边民在入夜时偷偷到边界线一侧的中方亲戚朋友家中取走自己所缺的物品，双方还约定下一次见面交货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久而久之在中越边界线上出现了一些相对固定且隐蔽的清晨或入夜时的小交易点，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中国边民悄悄购买越南土货拿到内地市场卖；越南边民还一再交代中国这边的亲戚朋友，要他们不要去越南自己的家中，以免被越南公安抓到，或被人告密惹上麻烦，而中国边民也告诉越南边民，女人和孩子相对弱小、没有威胁性，过界的风险相对较小，但男人就不要过界了，以免被当成特务。
以上事例深刻表明，“利他主义”从来不是中越边境孤立的个案，是边民从小习得的基于本民族历史传统的族群文化惯习，当生存已经成为第一要义时，源自于内心深植的同源民族之间的根骨情节作为一个重要的特殊需求，并不会因为死亡的威胁而连根拔除，甚至在特殊时刻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马斯洛研究的落脚点强调的是个体，而中越边民的特殊需求是基于具有特殊文化和政治内涵的群体，他们地处边陲这一特殊的区位，国家赋予了他们“守边戍边”的职责，决定了他们跟内地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同，既有对内的向度也有对外的向度，这一类群体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情境性，对国家的政治需求更有其独特的话语与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