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国家反腐败法比较

解析国际反腐败法打击腐败与贪污的法律手段腐败与贪污是全球范围内的严重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反腐败法律，以打击腐败和贪污行为。

本文将解析国际反腐败法对腐败与贪污的打击手段，并分析其效果和局限性。

一、刑事法律手段刑事法律手段是打击腐败与贪污的主要手段之一。

各国通过制定法律，规定了一系列与腐败和贪污相关的罪名，如受贿、贪污、洗钱等。

这些法律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和处罚。

此外，国际合作也加强了对跨国腐败行为的打击，例如制定了《贪污和贿赂国外公职人员公约》等国际公约。

然而，刑事法律手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证据收集和司法程序的复杂性可能导致打击行动的困难。

同时，一些腐败分子可能利用法律漏洞逃避责任。

因此，单纯依靠刑事法律手段可能难以彻底根除腐败与贪污问题。

二、行政法律手段除了刑事法律手段，行政法律手段也是打击腐败与贪污的重要手段之一。

行政法律手段包括行政监察、审计和反腐败机构的设立等。

这些手段可以通过内部调查或外部监督来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并惩罚腐败分子。

然而，行政法律手段也存在一些问题。

行政监察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政府的干预和腐败行为的掩盖。

此外，行政处罚通常以行政制裁为主，可能无法对腐败行为形成足够的震慑力。

三、民事法律手段民事法律手段是另一种重要的打击腐败与贪污的手段。

相比于刑事法律手段，民事法律手段更注重赔偿和追缴贪污所得。

通过民事诉讼，受害者可以向贪污者追索经济损失，并追缴非法所得。

然而，民事法律手段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一些贪污者可能已经将非法所得转移至海外，追缴贪污所得存在一定的困难。

此外，追诉程序的复杂性和返还机制的不完善可能导致民事法律手段的效果有限。

四、国际合作与法律互助国际合作与法律互助是打击跨国腐败与贪污的关键手段。

各国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加强了情报共享、证据交流和司法协助。

此外，一些国际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世界银行的反腐败倡议。

关于反腐败制度的国内外研究摘要：腐败问题作为各国政治中的一颗毒瘤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因此，为了解决腐败这个难题，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本文以瑞典、新加坡两较为廉洁国家反腐败制度的研究现状为例，分析了当前我国的预防与惩治腐败制度体系的建设现状，并提出要构建三者长效机制来推进我国反腐工作的进行。

关键词：反腐败制度措施惩防体系腐败问题作为各国政治中的一颗毒瘤始终存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涉及世界各国，尤其对处于正在转型期的我国民主和法治进程构成严重威胁。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指出：“腐败是一种对社会有腐蚀作用的隐伏的瘟疫，它破坏民主法治，以致违反人权，扰乱市场，影响生活质量，致使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和对人类安全的其他威胁恣意泛滥。

”腐败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因此，为了解决腐败这个难题，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我们应该吸取国际反腐败颇有成效的国家经验，从建立健全我国反腐败的惩防体系入手，将腐败行为消灭在源头上，从而使我国的腐败现象从根本上得到防范和治理。

一、瑞典、新加坡两国反腐败制度措施第一，瑞典反腐败制度措施瑞典是行政监督较为完善、行政效能较高的国家，也是在反腐败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被誉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在近年来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

（一）严厉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早在1919年，瑞典就制定了反对在商业活动中行贿的法律，1962年制订了防止公职人员受贿和腐败的法律；1977年修改了刑法第二十章第二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将贿赂犯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公务员扩展到企业的职员，并在1999年，再次对该条款作出修改，使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展到欧盟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成员和欧盟法庭的法官。

瑞典对受贿犯罪的惩罚，视情节而定。

情节轻微的，可以判处罚款或二年以内的监禁；重者可判处最少六个月和最多六年的监禁。

但是，对行贿罪的处罚，没有轻重之分，一律判处罚款或二年以内的监禁。

中越泰贪污罪立法之比较研究【摘要】中越泰贪污罪立法在罪名、体系归属、犯罪主体、法定刑等方面各具特色。

建议通过限缩我国大陆贪污罪范围并代之以公职人员、取消贪污罪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增设资格刑等完善我国大陆贪污罪立法，以真正体现从严治吏。

【关键词】贪污罪；中越泰；比较世界各地都重视反腐工作，其中，利用刑法惩治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

越南、泰国与我国山水相连，交往密切，决定了开展中越泰刑法比较研究之必要性。

越南、泰国与我国刑法同属大陆法系，具有亲缘性，决定了开展中越泰刑法比较研究之可能性。

因此，本文选取越南、泰国刑法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乃至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有所裨益。

一、中国、越南、泰国现行贪污罪立法比较（一）罪名比较在我国，贪污罪①是一个专门的罪名，自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第2条规定起沿用至今，尽管期间贪污罪的范围有所变化。

刑法把贪污作为一个独立罪名即贪污罪加以规定，深受我国从严治吏法律传统的影响。

贪污罪的罪名至今对于我国社会普遍的国民心理已难以更改。

[1]对于贪污行为，外国刑法没有与我国大陆贪污罪相同的罪名。

但是，越南刑法将贪污行为的罪名规定贪污财产罪②，与我国的贪污罪十分相近；泰国刑法将贪污行为的罪名规定为渎职侵占罪③，与我国的贪污罪类似。

比较起来，第一，我国的贪污罪和越南的贪污财产罪是法定罪名，体现了罪刑法定主义。

当然，整体而言，罪名法定是越南刑法的特色。

第二，泰国刑法没有独立的贪污罪，而是以渎职侵占包含贪污，这不仅足见贪污与渎职侵占相近，还可以表明贪污的本质在于渎职性。

就此而言，当属泰国刑法特色。

第三，虽然立法或者司法表明贪污与职务侵占相近，但是，毕竟贪污与职务侵占之侵占的本意是不同的，理应有所区别，不能因为二者的相近性而抹杀其差异性。

因此，在充分考虑贪污与职务侵占的相近性与差异性并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我国现行刑法在贪污罪之外，另行规定了职务侵占罪，以限制贪污罪范围。

（二）归属比较在我国大陆，贪污罪归入刑法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中；越南刑法将贪污财产罪规定在分则第21章职务犯罪第1节贪污财产罪中，泰国刑法将渎职侵占罪规定在具体犯罪第2章关于公共管理的犯罪第2节渎职罪中。

浅析中越两党反腐败措施的异同及启示作者：申亚萌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8年第10期【摘要】文章分析了中越两党反腐败措施的共性、中越两党反腐败措施的差异性，概括总结出中越两党反腐败的经验启示：反腐败要有坚定决心和信念，通力打好持久战;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法律和制度建设，把人民群众监督反腐工作贯穿始终;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反腐败措施;异同;启示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分别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革新开放，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两党也面临党内贪污腐败的严峻挑战，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治理腐败的措施也逐渐完善。

新形势下，浅析中越两党反腐败措施的异同，总结经验，得出启示，不仅有利于增强两党坚定不移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为进一步完善党的建设与创新发展做出思考，也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把反腐败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中的重要一环，宣示着中国共产党有腐必惩，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坚定决心，正风，正纪，反腐，倡廉，坚决将一切腐败分子绳之以党纪国法也绝不是一句空话。

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发展形势和新阶段新任务进行了科学研判，提出战略性工作要求和目标，中共十九大又进一步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指示和部署，坚定不移继续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1]捍卫党纪，直面问题，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自1986年以来，越南革新开放事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党内贪污腐败的危机和挑战。

越共八大曾提出，将被称为“国难”的对越南革新开放事业造成巨大威胁的贪污腐败现象作为四大危机之一。

随之越南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和计划，成效显著，也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响应。

2016年1月20日-28日，越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面迈入“深水区”和“关键期”的重要关头，越共提出了管党治党的新要求，指出要持续加大反腐力度，建设纯洁、强大的党，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2]为革新开放建设扫清障碍，并在各方面对反腐败措施作出指导。

我国对外行贿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比较与反思一、我国制定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立法背景面对日益严重的跨国贿赂，任何一个国家单靠自己的力量都不可能有效地遏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

(一)《公约》有关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规范2003年，10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国际反腐败高级别会议上，签署了《公约》，并于2005年12月14日生效，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腐败的全球治理具有划时代意义。

我国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加入该公约。

为应对国际商业活动中日益猖獗的贿赂行为，《公约》规定了包括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在内的11种腐败行为。

其中第十六条(一)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述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直接或间接向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或该官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以便获得或保留与进行国际商务有关的商业或其他不正当好处。

这就是《公约》规定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行为之一。

学者对于国际刑法中的国际犯罪以及罪名的确定有不同的主张，尚没有统一性的界定。

巴塞奥尼教授根据实证分析的方法，归纳出了28种国际罪行，这其中包括贿赂外国官员罪。

尽管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犯罪并不属于国际刑事规范文件所列举的犯罪，由于这种行为的国际犯罪化形势日益严峻，可以确信，将这类犯罪纳入公约国际刑法所列犯罪之中是正确的。

也正如《公约》序言指出的：确信腐败已经不再是局部问题，而是一种影响所有社会和经济的跨国现象。

因此，各国应在国内刑法中予以规定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打击力度。

(二)《刑法修正(八)》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入刑及罪行取舍由于我国签署并批准了《公约》，根据国际法上通行的条约必守原则，我国须将此罪入刑。

国外反腐败立法的特点及启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治反腐渐成共识。

加强反腐败立法，需要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立法实际和反腐败需要，制定系列法律法规，形成预防惩治腐败的法律体系。

法治反腐是多数国家行之有效的做法。

很多国家制定了大量的反腐败法律，逐渐形成预防惩治腐败行为的法律体系，收到良好效果。

从各国反腐败立法的规律看，呈现出以下特点。

注重事先预防腐败的立法。

多数国家都有预防性的制度规范，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约束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防止腐败滋生和蔓延。

如美国有《政府行为道德法》，英国有《荣誉法典》和《防腐化法》，新加坡有《防止贪污法》和《公务员惩戒规则》，德国有《利益法》《回扣法》《反腐败法》等。

这些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经商、禁止接受礼品，限制兼职，实行回避制度等。

其中美国的预防腐败立法内容详尽、可操作性强。

具体包括：有关财产申报的制度；有关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有关政治捐款的规定；有关行政公开的规定；有关涉外贿赂的规定；关于廉政机构的规定，等等。

注重将公务员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规范。

美国在1978年修订的《文官制度改革法》对政府雇员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贪赃枉法、不得以权谋私、不得营私舞弊、不得参加政治捐款等政治性金钱收受活动。

新加坡政府先后出台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财产申报法》《现行反贪污法》《没收非法利益条例》等，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套五卷本《指导手册》。

菲律宾在1989年推出《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以立法形式规范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并以法制的力量保证其有效实施。

注重确立反腐败标准。

如俄罗斯在2008年颁布了《反腐败法》，该法引入了反腐败标准，即对统一体系相关领域的活动设定禁止、限制和许可性条件，以保障在该领域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

这些标准不仅仅体现对各个领域（如政府采购）确立和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禁令、限制及许可，而且应考虑到在实现有关标准时，法律主体行为的各个方面。

各国贿赂犯罪立法分类比较研究余高能【内容提要】贿赂犯罪是一类较为常见的犯罪，其类型及结构颇为复杂。

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贿赂犯罪立法分类加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着重通过对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行贿与受贿、背职贿赂与履职贿赂、事前贿赂与事后贿赂、介绍贿赂与影响力交易、自然人贿赂与法人贿赂以及国内贿赂与海外贿赂的集中介绍，全方位认识贿赂犯罪，总结各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所共同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寻求贿赂犯罪分类中的共同规律，转换思维方式和法律理念，探索先进的立法技术，进而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审视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指出其诸多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贿赂犯罪犯罪分类刑事立法比较刑法立法评价贿赂犯罪是对一类犯罪的统称，其类型及结构颇为复杂。

这主要体现在其犯罪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犯罪行为的对向性和互动性、行为方式的灵活性和犯罪地域的广阔性等方面。

随着贿赂犯罪发生领域的扩展及其表现形式的复杂化，立法者不断扩大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及空间范围，放宽其构成要件，最终导致贿赂犯罪立法越来越繁琐，而其内部结构则是一团乱麻：不一致、不完整、缺乏逻辑性、不合理、效率低下。

显而易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立法策略，绝不是一个理性的、有预见性的立法者所应该采用的。

对于贿赂犯罪立法格局的全面审视，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众所周知，分类是对事物进行分析和识别的一种基本方法，它对于我们理解和区分刑法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尤为关键。

鉴于贿赂犯罪的复杂性，对其立法分类加以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同时，“任何一种科学都不能仅仅依靠在本国国境之内产生的认识。

”[1]（p21）在研究贿赂犯罪的立法分类时，本文将视野扩展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刑事立法中。

由于社会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不同，各国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较大差异。

然而，基于贿赂犯罪自身所固有的某些特点，不同国家的立法中又呈现出若干相似与相通之处。

浅析中外反腐败理论及实践摘要：我们应该看到，不论加拿大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是新加坡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是在长期反腐经验教训积累下逐步形成的，足以对腐败问题构成系统杀伤力，对贪腐者形成切实威慑力，令社会和民众产生信赖感。

但是，国外反腐经验中最宝贵、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不是这些机构、体制本身，而是建立符合国情需要的、有效的反腐监督、预警和惩处机制。

关键词：公开财产申报制度独立地位腐败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它腐蚀各国的政权基础，妨碍经济发展，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受到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多年的反腐败实践中，各国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确立并完善高效的反腐败机制已成为普遍的选择。

通过对各国反腐败机制的比较,为我国反腐败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一些建议。

一、国外反腐败现状及主要做法（一）世界反腐败主要趋势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

许多国家为打击腐败行为曾集中力量和时间开展了大规模反腐败运动。

1992年意大利开展了“清廉运动”。

这场反腐大扫荡牵涉了4名前总理，10多名前政府部长和近1／3的参众两院议员，导致了3名部长辞职，5个执政党和1个在野党的总书记下台，三级议会和政府中4000余人被指控贪污，许多著名大公司企业也受到调查。

1993年春，韩国通过新闻曝光、群众举报、财政审计、官员财产登记、存款实名、清查财产等一系列手段，掀起韩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反腐败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上至总理、内阁部长、将军、国会议员，下至一般官员，有1800多人或被解职或被判刑。

另外，巴基斯坦、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家都开展过反腐败运动。

国际间反腐败协作不断加强。

为了对付和治理贪污腐败的“世界瘟疫”，许多国家要求联手合作，共同探讨医治腐败的良方。

目前，国际性的反腐败协作活动主要有：一是联合国各会员国讨论国际性反腐败问题。

二是国际司法组织联合行动对付腐败犯罪。

三是各国政府间组织反贪污反腐败策略研究。

各国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合作，开展国际联合行动，是反腐败斗争发展的新趋势。

部分国家反腐败立法概览当前，如何有力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各国面临的难题之一。

而法律，则是破解这一难题，有效防治腐败的有力武器。

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立法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二是有关反腐败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各单行法律法规中。

这两种模式各有其合理性，其形成与一国的历史、国情等密切相关。

本文仅对美国、韩国、英国和新加坡的专门反腐败法作简要介绍。

这些国家的反腐败法，从类型上看，有实体型的、程序型的，还有实体和程序兼备的综合型的。

从功能上看，有惩罚性的、预防性的，也有两者兼备的。

从效力上看，在对事、对人、时间和空间的效力范围和力量上都有扩大和增强的趋势。

到目前，美国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这些法律主要内容涉及：确立文官行为准则和政治家从政道德准则；设立直属于国会的特别检察官；要求公职人员必须申报财产；限制政治捐款及防范涉外贿赂等。

美国的专门反腐败法主要包括：《文官制度改革法》，这是在对其前身《文官制度法》进行修订的基础上颁布的。

《文官制度法》确立的最重要原则是“运用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来检验公职申请人的资格，择优录取”。

该法还授权总统成立一个道德委员会来为联邦订立任命雇员的程序规则。

《文官制度改革法》又对政府雇员的义务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它要求政府雇员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营私舞弊；不得参加包括政治捐款在内的政治性金钱收受活动。

《联邦贪污对策法》，也被称为《联邦反贪污实践法》，这是一部旨在通过减少公职人员违法募集竞选资金而预防腐败犯罪的重要法律。

该法惩处的重点是选举中的间接贪污行为，对向国会初选和大选的捐款作了限制。

这部法律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综合抑制竞选财政的制度，减少了富人控制竞选的机会。

《政府道德法》和《道德改革法》是两部关于从政道德准则的法律。

《政府道德法》的最重要内容是确立起了一个新的所谓“旋转门”限制，即GS—17级以上的雇员要遵守一年的冷却期，禁止他们以私人的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签订合同，禁止他们在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务游说其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