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探析伊莎贝尔·阿连德笔下的男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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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莲》的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刘赟《阿莲》可以说是汤素兰小说创作的高峰和代表作,这部作品充分体现出汤素兰这位女性作家温和与严肃两种写作风格的结合,作为一位女性与母亲,她不乏女性特有的柔和与悲悯的情怀,以独特的视角体察属于常人的悲欢离合与内心悸动。
对于汤素兰来说,把历经母爱缺失的童年生活写入作品里,是洗涤心灵伤痕必要的一个手段,然而,她笔下的故乡却充满了惊人的魅力之美,不管是山地风景亦或是重阳节过后的清冷天气,无不让人回想起孩提时代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及淳朴厚道的山民传统。
正如汤素兰在献言中所说,这本书是献给“我的爷爷奶奶”“以及童年和故乡的”[1],作者在阅览大半个人世后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生活,蓦然发觉那些伤痛的回忆已成为最亲切的怀念,那片故土上曾生活着一群朴实无华的人们,他们用默默无言的方式关心着彼此,这个善良的山民群体中不可忽视的是在暗淡岁月中辛勤劳作并充满智慧的女性们,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那颗善良纯洁的心,即使是在不被谅解的情况下依然坚守最纯真的道德原则。
从女性主义角度去分析这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为我们理解汤素兰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一、男性霸权的消解在汤素兰的这部成长小说中男性并不是缺席的,小说中描写了很多男性[3]。
首先是重男轻女的阿公,他受到家族成员的尊敬与爱戴,当阿莲的母亲淑平没能生下一个儿子时,他内心焦虑万分,认为没有儿子就是绝户,只因为女孩子是做不得数的,这句话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阿莲幼小的心里,然而,专横武断的阿公看起来似乎是家庭的领导者,实际上,家庭内外的事都是由阿婆一手把持,阿公在平日里也习惯听从阿婆的安排,“因为阿婆似乎总是想得比阿公周到些”,作品中也没有显示他对于家庭事物处理有任何决断的能力,大部分行动都是听从阿婆的安排;阿莲常年在外务工的父亲,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他对于阿莲的爱是缺席的,作品中对于父亲的形象也很少提及;对阿莲心生怜爱的丁老师与其他孩子却是隔膜的,眼神后面会飞出“刀子”,他对阿莲的好是有私心的,由于与前妻离婚后没有再结婚,他失去了生孩子的机会,见着聪明伶俐的阿莲自然心生怜爱,况且带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儿回城并不丢脸,只要给予阿莲好的教育,他相信阿莲将来是能够考上大学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将来阿莲考不上大学,只要成为了他的女儿,到他退休的时候,单位是必须为她安排工作的,老了之后有这样的一个女儿陪伴在身边照顾也不会孤单,丁老师带着十足的把握登门拜访,没想到这样的如意算盘原竟会落了空,阿莲只想当自己爸爸妈妈的女儿,从丁老师男性自尊心来说,他觉得脸上挂不住,这样一个机会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而自己竟会遭到拒绝,阿莲的坚决态度也为她赢得了把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从某一方面来说,丁老师作为男性的尊严受到挑战,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让阿莲倍感亲切的梅伯伯在阿莲心中的形象还算高大,他借课外书给阿莲看,引导阿莲走进更广阔的天地,但他却患有哮喘病,“连走路都要请人喘气”,与其说阿莲对梅伯伯心存敬畏,不如说是对于知识的渴求让她走进梅伯伯,从某个意义来说梅伯伯是知识的化身,他不等同于一般男性,他的温和谦逊具有女性般的质地,让阿莲在某些方面寻到了缺失的关爱与教导。
伊莎贝尔.阿连德:“穿着裙子的马尔克斯”作家们把某个国家作为自己写作的灵感来源,这并无超常之处。
其中少数作家跟某个地域的关系尤其难解难分,其写作风格和内容无处不打着一个国家或一处美景的烙印:如果剥离了意大利、印度、南非分别对他们的影响,E・M・福斯特、吉卜林、纳丁・戈迪默还能称其为福斯特、吉卜林和戈迪默吗?然而,让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却是不同寻常的写作方式。
对于著名拉美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来说,智利这个偏居世界之隅、南美一角的国家就是一个活力四射、个性活泼的人物。
她在一卷新回忆录《我虚构的国家》(My Invented Country)中,就传达了这样的视角。
“我已经充分融入加州的文化,跟加州人一样练练冥想,去看心理医生什么的,尽管我设置了一些陷阱:在冥想的时候我为了避免无聊而生发出许多故事,而在接受精神治疗时,我则编造出其他东西以免让我的心理医生感到无聊……”今年61岁的伊莎贝尔是一位豪爽直言、颇具魅力的女性。
她一头栗色短发,五官玲珑,一副喜欢探索的好奇模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她具有迷人的举止,不过待人接物的方式却不讲究客套。
伊莎贝尔认为,尽管她自己是有政治倾向的人,但是她的小说没有政治倾向;在她的回忆录中,充满了讽刺首都圣地亚哥现代生活的辛辣言辞,比如“消费主义是智利的现行意识形态”等,同时,她也没忘了自我贬损一把,书中有许多关于她如何不适应加州生活的轶事。
如今,她跟第二任丈夫、被她昵称为“鬼佬”的威利・高登一起生活在加州。
伊莎贝尔一生都在国家之间颠簸流离,她自嘲地说:“我算明白了,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地道的加州人,但是我并不假装是其中一员。
我所期望的不过是获得驾照,把英语学到能够看懂餐馆菜单的份上罢了。
”伊莎贝尔习惯于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这就是她为何对其家族和其国家的归属感那么强烈的原因。
尽管包括拉美文学近几十年来的最成功之作《幽灵之家》在内的她的小说,都以她童年时代的智利为背景,但是,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她却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简爱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简爱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一样充实!《简爱》夏洛蒂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这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自1847年出版以来,以不同语言在全世界不同种族的人们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简爱已作为独立女性的经典,我希望阳光下,鲜花里有更多的简爱走出来,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美貌,还是相貌平庸,都有美好的心灵和充实的心胸,都能以独立的人格和坚强的个性生活。
夏洛蒂勃朗特虽然一生仅写了四部小说(即:《教师》、《简爱》、《谢利》和《维莱特》,其中《教师》在她去世后才出版),但她在文学史上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她的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
这一主题可以说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而将女性的呼声作为小说主题,这在她之前的英国文学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她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第一人。
此外,她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和情节都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女性主题加上抒情笔调,这是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基本特色,也是她对后世英美作家的影响所在。
后世作家在处理女性主题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她的影响,尤其是关心女性自身命运问题的女作家,更是尊她为先驱,并把她的作品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
一.作者及作品简介夏洛蒂勃朗特(1816 1855)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作家,曾被马克思誉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其长篇小说《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夏洛蒂勃朗特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的豪渥斯,父亲是当地圣公会的一个穷牧师,母亲是家庭主妇。
夏洛蒂勃朗特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两个妹妹,即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也是著名作家,因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常有勃朗特三姐妹之称。
《简爱》中的人物和情节,大多是她在生活中经历过或者非常熟悉的,再说她又充满了激情,所以写作进度很快,不到一年就脱稿了。
伊莎贝尔的自由观——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一位女士的画像》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的自由观。
伊莎贝尔有自己特殊的定义,它意味着:独立自主,选择的权利,及自我的确立。
它是意识的自由,更多的意味着思想的而非行为的自由。
此外,伊莎贝尔对自由的追求体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她并不反对社会的正统权戍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传统价值及道德规范。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自由自由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例如,阿诺德·凯特尔认为《一位女士的画像》是部"关于自由的小说……展现了伊莎贝尔自由观的欠缺。
”安东尼·马兹拉在对比小说的两个版本时指出, "在将伊莎贝尔完善为一个新形象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强调了她的自由和脆弱性。
”爱琳·桑托斯认为, "伊莎贝尔试图维持一种理想——把个人自由当作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基础。
”本文试图对小说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的自由观作一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伊莎贝尔对自由有自己特殊的定义,她的自由更多的是意识的自由而非行为的自由;而且,她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矛盾性。
一、特殊定义的自由对伊莎贝尔来说,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生命所有尊严的总和,生活就意味着自由的体验人生。
自由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但伊莎贝尔对启由有特殊的定义——独立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及自我的确立。
首先,伊莎贝尔坚持独立自主,她自信、并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小说中,伊莎贝最初被提到是在杜歇夫人的电报中。
伊莎贝尔被描述为"颇能自主"。
当伊莎贝尔的表兄拉尔夫了解到她是如何来到英国时,随口说到,"她收留了你。
"这刺伤了伊莎贝尔,她马上回答,"你的意思是他收养了我。
是的,她喜欢当保护人,她也待我非常好,但是……我更重视我的自由" (20-21)。
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看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妇女形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摘要:莎士比亚的作品所构造的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中心社会,他的男性身份使他不可避免地误解、歪曲女性人物,与当时父权社会对妇女的态度相一致。
对妇女形象的塑造有失真实,要么是脆弱者,要么是淫荡者,要么是雄性化的女人形象。
女性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给予女性以无情的批判。
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物,并受生育的拖累,且大多数人都甘愿附属于男人。
莎士比亚一会把女性抬为天使,一会又降为恶魔。
戏剧没有对女性完整且正确地描述,有的只是男性的意愿塑造。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悲剧;女人;男人;父权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对莎士比亚剧作评论的流派是女性主义,从女性的视角对莎士比亚进行考察中,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对莎剧作出了各种新解读。
比如英国著名批评家科波利娅·卡汉(Coppelia Kahn),她分析了”性身份”对于莎剧人物塑造的意义,并指出莎士比亚笔下男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往往同他们在寻找自我成熟的性身份时遭遇的困惑和焦虑有关。
性身份的困扰是莎士比亚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其兴趣的中心就在于实现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再生而进行的成人的斗争。
女性主义的出现,其目的就是要改变男人与女人之间现有的权力关系,女性主义认为,现有文学史评判经典著作的标准是不健全的,它反映了父权话语机制下男性的幻想和偏见。
现在女性主义就要对这些所谓的经典之作进行全面的检查,重新加以评价。
莎士比亚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不仅在传统文学史上占有核心地位,其作品所构造的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中心社会,大男子主义的表现可以在无数剧作中有关妇女的言论中发现。
莎士比亚的男性身份使他不可避免地误解、歪曲女性人物,与当时父权社会对妇女的态度相一致。
一.父权制下的脆弱者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传递真实的、”人的”体验的观点,是西方父权制人文主义传统所强调的骗人鬼话。
女性视角下的《简·爱》人物形象赏析作者:邵京京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3期摘要:在女性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小说《简·爱》中的人物形象,既是挖掘其小说文学价值的基本途径,又是引导读者感悟人物形象及其自身意蕴、把握小说主题的基本方法。
由于审视角度的不同,即使面对同一人物形象也有会不同的收获。
而且,这种多角度的赏析,不仅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小说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而且更能使读者明确小说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女性视角;简·爱;伯莎;罗切斯特;形象赏析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89-03《简·爱》是一部备受读者喜爱的小说作品。
在小说传播过程中,有不同的研究者对其小说中人物形象进行着不同角度的赏析。
然而,在女性视角下,对其小说人物形象的赏析还是第一次。
由于审视角度的不同,即使面对同一人物形象也有会不同的收获。
而且,这种多角度的赏析,不仅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小说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而且更能使读者明确小说的艺术价值。
一、女性视角女性视角一般是指研究者以西方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审视文学形象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
在女性的视角下,研究者不仅要分析文中的女性形象,而且还要运用女权主义的核心理念观照文中的男性形象及其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影响。
因此,形象的分析的重点就往往被局限在两个层面上:即文中女性形象对男权文化的抗争和男权文化给予女性生活状态的影响。
从另一个层面讲,在女性视角下审视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其探讨的内容集中于两点,即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给予人物形象的相互影响。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研究结果,首先,是由于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的对立。
在人物形象赏析的过程中,女权主义是作为与男权主义的对立而存在的。
即,面对男权主义这单一的理论束缚,女权主义表现出自己的抗争。
因此,它的分析集中于小說文本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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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视角重释艾迪与他人的关系摘要:福克纳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南方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49),与詹姆士•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同为意识流写作大师。
他的小说《我弥留之际》讲述的是本德仑一家送女主人艾迪归葬她娘家人墓地的故事。
不少学者从小说的叙事风格入手研究该作品。
此外,还有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心理分析、存在意义探析,或是对作品语言表达方式的解读,等等。
本文借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主要概念研究艾迪与他人的人物关系,以此暗示现代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困境,从而引发人们对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的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艾迪;《我弥留之际》;人物关系;《第二性》威廉•福克纳(1897-1962)是美国南方的著名文学巨匠。
在他创作早期,国内对其作品评价并不高。
当他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还备受争议。
但欧洲不少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如加缪、萨特、马尔罗对其作品推崇备至。
福克纳一生中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120多篇短篇小说以及其他诗集和散文,其代表作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等等。
被福克纳称为“神来之笔”的《我弥留之际》标志着美国爵士时代的终结,颇受国内外学者的热议。
在小说的叙事视角方面,国内学者王欣和石坚从达尔的双视角研究了小说中的双重性,得出结论“视角的分裂最终证实了达尔的疯狂”[1]。
在小说的语言层面,跨文化学者特勒尔•特贝茨从互文性角度比较了《我弥留之际》和《杯酒留痕》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话语,“肯定了语言对身份构建的作用”[2] 。
另外还有从存在主义、象征主义、原型批评等视角对该作品的研究。
本文借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主要概念研究艾迪与他人的人物关系,以此暗示现代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困境,从而引发人们对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的进一步关注。
一、艾迪与男性的关系西蒙•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和当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
它不仅引发了人们反复思考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相关议题,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3]。
从女性主义视角探析伊莎贝尔·阿连德笔下的男性人物
伊莎贝尔·阿连德是拉美杰出的女作家,其作品以其细腻深刻的笔触、引人入胜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而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作为一位女权活动家,阿连德不仅在作品里将女性人物放在主要位置,还通过这些角色反映社会现实中女性对父权体制与男权主义的反抗。
对阿连德作品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人物形象,叙事手法,历史性等。
这些研究大多以女性人物为文本分析的主体,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阐释。
而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不仅通过对女性人物的描写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还通过男性人物与她们的交流互动来对其进行间接表达。
因此,本文以作品中具代表性的男性人物为研究主体,试图从新的角度探究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文以阿连德《幽灵之家》、《爱情与阴影》及《月亮部落的夏娃》三部代表作为分析的文本,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作品中的男性人物。
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第一小节简要介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传统与本文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以及推动拉美女性文学的该地区女性运动;第二小节则对作者和研究文本进行介绍,并根据研究角度将研究主体分为四类,以期能更系统、更细致地对其进行解读。
第二章分析位于父权体制金字塔顶层的男性,即父权社会中的家长形象;第三章对深受父权体制影响的男权主义者进行分析;第四章则解读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男性,即不同于男权主义者、能够与女性建立起平等关系的男性;第五章对徘徊于父权主义与女性主义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进行解读。
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我们试图重建作者身处的父权主义世界,探究其作为女性主义者对男性的观点与态度,以期总结出其理想中的两性关系。
最后,我们结合
上述各章论述总结本文观点:阿连德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对男性的理性批判。
在倡导平等两性关系、批判父权体制与男权思想的同时,她并没有忽视男性身上人性的、积极的一而。
在这些男性人物身上我们发现,克服传统力量去建立和谐两性关系应是男女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男性主义者所倚仗的暴力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还往往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而爱则是超越偏见、使人改变并化解危机的真正力量。
由此我们也看到一个理性的女性主义作者,以及其让父权压制下的女性看见希望的努力与两性间达成和解、平等交流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