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云南省昭通市第一中学高三语文上学期期末考试试卷及参考答案

2020年云南省昭通市第一中学高三语文上学期期末考试试卷及参考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现代文阅读I(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是在荆楚地区仅次于春节的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岁时节日。今天端午节的形式与文化内涵，是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的多种文化因子相复合的产物。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较之其它任何一个节日都要复杂。

代表端午节文化意义的传统故事有多种，但以现代大众对端午节所熟知的意义而论，人们大多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对端午节的源流作出考辨，而是考察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演变、归一的。

在关于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中，牵涉到五个被纪念对象：屈原、勾践、伍子胥、曹娥、介之推。当我们考察这五个人物的传说故事时，可以发现：其一，他们都是悲剧性人物，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悲剧色彩，最典型而悲剧性最强烈的是屈原。选择悲剧性人物作为端午节的纪念对象，暗示着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其二，由于人物的悲剧性品格中加注了新的社会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历史嬗变中演化为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念形态，而他们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形态的现实载体。在民众心中，人物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位语。人物所固有的可感性和形象性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就使端午节文化意义的转换与选择非常顺利。

然而，当这种转换过程完成之后，它不可能容纳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文化意义的归一化趋势必然出现。既然上述人物都象征着某种文化精神，那么，它必然最大限度地融汇各个时代对此种价值观念新的理解和看法，为适应归一化的趋势，每个与端午节相联系的人物之间，也必然产生其所象征的文化意义的竞争、淘汰与选择。

屈原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爱国忧民。这种精神品格是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民族性基础之上的。上自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自然地接受了屈原并加以褒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对于加强和巩固屈原在端午节文化意义中的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至庶民百姓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充分接受并赞扬屈原，是因为他代表了民众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属民族的依恋与热爱，以及彼此之间的信赖和帮助，屈原爱国忧民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唤醒民众对这类情感体验的催化剂。

伍子胥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忠，但是，这种忠是建立在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之上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对忠的选择并不盲目的，如果君王不仁或昏庸，那么，忠就失去了价值依附，他的忠便不能在民众中得到多大的响应。勾践卧薪尝胆乃是受一种强烈的复仇意识所驱动，而不是把人民放在首位的。曹娥的孝代表的是一种对血缘亲情的注重，文化意义指向显得太单一化。至于介之推所代表的义的精神品格，除了意义的单一性外，他死于火的事实，使他不可能与端午节的水性文化特征顺利融合。

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精神品格的差异性决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的宽、狭或丰厚、单薄之分。无论伍子胥的忠、介之推的义、曹娥的孝，还是越王勾践的复仇意志，所含蕴的文化意义都缺乏民族整体文化价值取向的支撑，也就难以与屈原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相媲美了。

（摘编自孟修祥《端午节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华民族有许多重要的岁时节日，其中端午节的隆重程度是仅次于春节的。

B.与端午节有关的人物故事有很多，但除了屈原，其他的渊源和关联已不为大众熟知。

C.端午节的文化意义顺利转到屈原的价值取向上，他本人的形象也就被认可了。

D.如果介之推的最终结局与水有关，他或许是最有条件和屈原一争高下的人选。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这篇文章前两段提出论题：端午节文化意义的选择是如何发生、演变、归一的。

B.这篇文章通过分类别、作比较，透彻分析了端午节文化意义是如何最终定型的。

C.作者用伍子胥等人的单一性文化意义衬托出了屈原所代表的民族整体文化价值。

D.本文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顺序安排结构，符合常规的论述文范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们纪念悲剧性人物是因为在这些人物身上，至少有某种品质曾比较稳固地承载着人们认同的价值观念形态。

B.一种年节习俗如果逐渐失去原有的文化意义，又没有新的文化意义注入，那么这种年节习俗就会在时间中消亡。

C.介之推虽然在端午节后来的文化记忆中逐渐淡去，但因其死于火，最终成为禁止烟火的“寒食节”的纪念对象。

D.一种文化精神获得了统治阶层的褒扬和下层普通民众的认同，才有可能发展为像端午节这样的体现全民文化价值取向的节庆。

(二)现代文阅读II(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般情况下，数字人文都被理解为以数字技术为方法，研究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数字”是方法，“人文”是对象。这种理解固然没错，但并不全面，原因在于，它只是将“人文”作为研究的对象来看待，忽略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而主体性是人文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更强调人文研究中的“个性”“特色”以及研究者“情感”“悟性”等因素在研究活动中的介入。数字人文研究作为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的跨学科结合，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趋向：其一是“人文研究数字化”，即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问题；其二是“数字技术人文化”，即以人文方式发展数字技术，让数字更人文。

作为研究方法的数字人文，其模式是将文化经典视为可编码的信息，将日常生活转换为可追溯的数据，将价值体系打。上可识别的标签，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文本数据挖掘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文本形态。数字人文研究者就是基于这一可视化的文本展开意义阐释。如果说那些作为“事实本身”的经典文献和行为活动相当于人文研究的“原初文本”的话，那么，经过数字人文方式处理过而形成的新的文本形态则是“次生文本”。相对于“原初文本”来说，“次生文本”毕竟与研究者之间“隔了一层”，需要充分调用研究者对“原初文本”的认知、对相关理论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个人感性经验的体悟等。“次生文本”是寄生于“原初文本”的，但又对“原初文本”进行了数据化处理。这一过程本身就已包含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次生文本”既可能是对“原初文本”的抽象化还原，也有可能包含着对“原初文本”的颠覆性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将会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人文研究的层次和内涵，成为人文研究的延伸和补充。

数字人文研究在知识产生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比传统的人文研究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它需要研究者拥有传统人文研究“说文(文本)解字(文字、图像等符号)”的能力，能够通过文献处理、文本分析和意义阐释，完成对相关信息的阅读和观看，进而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感性经验和个人判断；另一方面，它还需要研究者拥有数字人文研究“看图(可视化图形)识字(数字、数据等信息)”的能力，能够从“次生文本”的各种图式、图形、符号、数字等信息中，形成对原初文本的意义挖掘和价值判断。进而，将两种研究方法做出的分析进行对比、参照，展开“原初文本”和“次生文本”之间交叉性质的反思性分析。

当然，以上两个特点的分析都建立在数字人文研究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基础上，初级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化”和“文献化”比重偏大，根本特点是在“人——机”关系中“人”的因素还处于支配性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方法也会不断地升级换代，“人——机”关系也会出现“人”的因素支配性作用不断下降，甚至出现“机”对“人”的控制和替代的可能。这也使得一些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常常抱有一种本能的敌意，认为这一研究隔绝了研究者面对“原初文本”的感性经验，将人文研究认知、理解、阐释和判断的权力让渡给了计算机软件程序。究其原因其实是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的双重误判：第一重误判是对数字人文方法目前只能应用于人文研究初级阶段的蔑视，另一重误判则是受当前各种科幻大片渲染的超级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后人类”“超人类”甚至“反人类”的技术恐慌。其实，我们对待数字人文的最好态度，既不是拥抱，也不是逃离，而是真诚的握手。 (摘编自曾军《数字人文的人文之维》)

材料二：

数字的技术、工具和媒介确实为数字人文学术研究与传播方式带来了机遇，但同时数字人文面临的挑战也已显现，它的发展无疑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思维方式。

王涛教授表示，数字人文与传统历史研究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数字人文不是为了取代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而是为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跨界合作的思路。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会被抛弃，而是在“历史学的方法库存”中，又添置了一个新的设备而已。数字人文的方法和理念是为了解决真实存在的历史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追求虚幻的高科技。

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数字技术不仅仅是方法的改变，还提出了更为本质的问题，如哪些对象可以被数字化，哪些对象无法被数字化。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能够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划出一条界限：意义本身不可数字化，可数字化的是意义之外化物和遗留物。以《梵高的鞋》为例，这幅画能够数字化为数字作品，但是其原始的光晕却无法数字化。如此，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让研究者面对一个三元难题：无法被数字化之物、能够被数字化的原始事实与被建构出来的数字事实的关系。这一难题的存在意味着将数字技术理解为工具是不足的，需要加以超越。

数字人文的核心是“人文”，着眼于人类生存意义这一终极的人文问题，数字人文研究需要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在这个充满了活力的领域，数字人文学者不能再单兵作战，而应加强协作，加强跨界合作创新，并提倡文化批评，以此包容不同形式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方法，提升数字人文的学术能力。

(摘编自杜娟、刘慧慧《“数字”打开“人文”新視野》)

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主体性对于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数字人文研究都很重要，“个性”“特色”及研究者“情感”“悟性”等因素的介入是其体现。

B.数字人文研究也需要传统的人文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对比、参照两种研究方法做出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人文知识。

C.材料二中提到的“技术悲观主义”概念，可以用材料一中所说的“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的双重误判”的情况来解释。

D.材料一中对“人”“机”支配地位发展趋势的判断与材料二中王涛教授的“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会被抛弃”的观点相矛盾。

5.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研究的两个维度趋向中，“人文研究数字化”可能会超越“数字技术人文化”。 B.如果没有经过数字人文方式处理而形成的“次生文本”，人文研究的层次和内涵就不可能极大地扩展和丰富。

C.一些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方法常常抱有一-种本能的敌意，这反映了维护其在人文领域研究支配权的心理。

D.要解决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融合产生的三元难题，前提是区分出哪些对象可以被数字化，哪些对象无法被数字化。

6.根据材料内容，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数字人文研究范畴的一项是( )

A.某图书馆将影印的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原作图片发布到网站，供语言、历史和社会学者研究，发现新成果。

B.人们借用计算机工具，对一个地区的方言进行发音生理、声学表现等的研究，揭示出语言变化的动因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