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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以博爱之心育人以博爱之心育人宋才发作者：上海育路网发布时间：2011-07-08 来源：上海育路网育人者爱人是研究生导师的基本道德标准。
在中学生时代，我的家庭背景决定了我的基本志向比较现实，那就是发奋读书，今后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好教师，保住一个来之不易的“铁饭碗”。
当然我所理解的“铁饭碗”，并不是一辈子老守在一个地方吃饭，而是一辈子无论走到哪儿都有饭吃。
如有可能我将努力地把手中的“铁饭碗”，换成“银饭碗”、“金饭碗”。
即使在今天看来，我也不觉得自己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人，倒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然而在我为师的年代，心系下一代伏案操劳，然则始终以为自己努力不够而时常为之汗颜。
为师者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非吾心虚也。
只是因为天下学生之成长乃国家之希望，家长眼中之期待，皆使我等为师者在百般努力之余，亦常反省自己可有爱生如子之心。
我亦是为人父母，吾亦期望犬子成才，普天之下哪有父母不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并不拒绝对学生的关爱，缺陷恰恰在于比较多的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忽视了对学生情感等精神生活的关怀。
教育者固然要关心对受教育者知识的传授，但唯有以内在的精神关心为支撑点，才能够充分显现出知识关心的教育性。
我以为“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素质、能力和境界，人的才华不单纯在于高智商和绝顶聪明，也包括真诚的爱的能力。
只有对知识和精神共同的关怀才是完整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完整的、社会需要的人。
“师也者，教人以事而喻诸德者也。
”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我以为关爱的基础是对学生的人格尊重。
如果不把尊重作为前提，那么对学生的关爱就会变成为某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施舍。
教师应当与学生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当然不是要一味地说服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对话双方关注彼此并且要超越分歧。
有些教师正是由于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关爱的平等性，而使学生没有感觉到教师对他(她)的关心和爱护。
大学教师的道德情操、处世方式、行为准则、治学态度等，对研究生教育至关重要，教师人格本身就是一门极为重要的隐性课程。
宋才发：杰出的新闻斗士和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潘梓年杰出的新闻斗士和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潘梓年宋才发潘梓年是杰出的新闻斗士和卓越的教育实践家、哲学家。
1937年12月潘梓年奉命赴南京创办《新华日报》，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钦点他为第一任社长，在中国新闻史上被称之为“中共第一报人”。
1948年12月起他辗转于郑州、开封、武汉等地筹办中原大学，历任中原大学副校长、校长和党委书记，华中师范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1949年5月16日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武汉，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部长。
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
1954年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潘梓年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一、潘梓年是杰出的新闻斗士潘梓年出生于名门望族和书香门第。
潘梓年(1893-1972)又名宰木、定思，江苏省宜兴县人。
他家世代书香门第，曾祖和祖父都是清代举人。
自幼从父读四书、五经和数学，随二伯父学古文和地理，后来考入苏州龙门口师范(即“省立第一师范”)。
毕业后回乡协助筹办陆平小学，并且在无锡东林小学任教。
1920年他离职赴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逻辑学和新文学。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较早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因而他与其二弟潘有年、四弟潘美年及堂弟潘汉年，先后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1923年潘梓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到河北保定中学任教。
1926年初他决心赴广州参加革命，由于途中生病到达广州时北伐军已经出征。
1927年初他回到上海，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他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回宜兴重建党组织，4月27日在宜城组建马克思主义小组。
他利用县教育局长的公开身份，在家乡发动过“宜兴暴动”。
1927年9月潘梓年调赴上海，在北新书局主编《北新》、《洪流》等进步刊物和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真话报》。
文天祥的故事（优秀7篇）因为前几天在新会的崖山看到宋朝和元朝的最后一战的战场，对文天祥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今天看了一下文天祥的历史，记录下来，我知道北京有个文天祥祠，数次经过都没进过。
以后一定去看看。
文天祥（1236—1283），男，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自号文山，民族英雄。
选中贡士后，他以天祥为名，宝佑四年（1256）中状元，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
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
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
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
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
次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文武官员都纷纷出逃。
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出城与伯颜谈判，企图与元军讲和。
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却被伯颜扣留。
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纳土，向元军投降。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
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
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
行至镇江，文天祥冒险出逃，经过许多艰难险阻，于景炎元（1276）五月二十六日辗转到达福州，被宋端宗赵昺任命为右丞相。
文天祥对张世杰专制朝政极为不满，又与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南宋行朝，以同都督的身分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指挥抗元。
不久，文天祥又先后转移到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的抗元义军，坚持斗争。
景炎二年（1277）夏，文天祥率军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得大捷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以偏师进攻吉州（治今江西吉安），陆续收复了许多州县。
元江西宣慰使李恒在兴国县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收容残部，退往循州（旧治在今广东龙川西）。
《惟寻真知启后人》——宋才发教授自传首发《惟寻真知启后人》——宋才发教授自传首发丁雪峰原创| 2011-10-14 17:41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才发教授近日，宋才发教授的自传《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首发，中国教育界予以高度评价。
宋才发教授是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他是20世纪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77级”大学生，从事教师职业生涯近40年，执教研究生工作近20周年，本书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首届“77级”大学生的人生变迁，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教育发展经验的得失，反省教育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
宋教授在书中总结了40年教育职业生涯，尤其是其中20年研究生教育的实践。
1993年他开始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独立培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研究生，1994年相继又在政法学院招收首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宋教授从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起，就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研读，他觉得只有读好原著，才能够通晓理论的来源和发展，才能够妥善地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
所以，在给研究生授课时他历来注重引导学生研读原著，那时的研究生对学习原著很刻苦、很努力，不少人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研究专家。
宋教授历来认为满堂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完全不适合研究生的教育教学，他不倾向也不提倡只给研究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自学→研究→实践”相结合，是他引导研究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把专业课学习、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活动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富有成效地完成教学任务的主要方法。
他认为，研究生的主要任务不是读死书，评价一位研究生学业水平的好坏和实际能力的高低，不应当仅看他从教师那里获得了多少现成的知识，主要应当看他从教师那里学到了多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天祥的英雄事迹：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英雄事迹：留取丹心照汗青导语：文天祥，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网小编为您整理的文天祥的英雄事迹：留取丹心照汗青，欢迎阅读!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
其父爱读书，也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业，设法聘名师就教。
文天祥无论寒暑都要在贴满格言警句的书斋中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20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
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
4天后父亲不幸病故，文天祥归家守丧3年。
宦海浮沉后来，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哥率西路入川，攻战成都。
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
南京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
对此。
文天祥仅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
”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
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后撤军。
贾似道转而谎报朝廷：“诸路大捷”，被加封卫国公，大权独揽。
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
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
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
国难见臣忠忽必烈即帝位后，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
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死，仅4岁的赵隰即位，为恭帝。
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
宋才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青年社会科学家宋才发简介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青年社会科学家宋才发简介叶晋宏宋才发，1953年5月生，湖北省武穴市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副编审、编辑部主任、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湖北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等4家刊物的特约编辑。
他以其刻苦钻研、开拓创新、务实求是的治学态度，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勤奋耕耘，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位青年法学家、编辑学家和教育史学家。
宋才发先生出身贫寒，父亲宋兴贵7岁时就成为一个沿街乞讨的孤儿，母亲董秀英5岁时出为童养媳，祖上至其父母一辈几代人中没有一个识字的。
宋才发赶上了一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好时代，他7岁发蒙，19岁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当过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
197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1981年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而留校做学报编辑工作。
他一边工作，一边攻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学位，1988年于本校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7年获编辑职称，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这段平中有奇的人生历程，镌刻着人民哺育和政府关怀的深深印记，也记录了他本人执著追求、奋力拼搏的艰辛足迹。
宋才发先生长期致力于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先后承担多项国家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已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或主笔的著作4部、参与写作的著作8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共计近300万字，其中有8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摘登，先后多次获各种奖励，1987年获青年理论家称号，1992年被吸收为中国国家列宁思想研究专家小组成员，被载入《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1993年又被载入《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名录》、人选《今日中华英才》大型丛书。
一、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成果卓著自1985年秋开始，宋才发先生连续在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列宁思想研究的系列论文21篇，并于1991年3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27万字）。
关键词：宋才发教授；从教40周年；荣仕星校长；祝贺与评价对宋才发教授的祝贺与评价广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中央民族大学校长荣仕星教授（根据视频录音整理）宋才发老师从教40周年，我衷心祝贺他。
宋才发老师是我的老部下、老同志和老朋友。
从老部下来说，当时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校长，他在法学院任院长，后来调到科研处当处长。
他在这两个岗位上工作都很出色，业绩显著，我很满意。
从老同志来说，我和他都是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的，他为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老朋友来说，1999年12月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校长，由于我俩都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很快我们就认识了，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大家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结下了很深厚的感情。
从认识、了解到熟悉，15年来对宋才发老师的印象，我用32个字来概括和评价：这就是治学严谨，成果丰硕；育人严格，桃李芬芳；能力超强，成效显著；为人正直，忠诚事业。
下面我分别来谈一谈。
第一，治学严谨，成果丰硕。
宋才发老师自1972年11月由广济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起，即开始了他40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
他的最后学位为法学博士，是中央民族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二级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1999年他被评定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同年评定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评定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
宋才发老师博览古今中外群书，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他在重点刊物发表的论文，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很多，影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譬如，宋教授先后主持完成了18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研究》、《农业用地保护的法制规范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发表了300多篇学术研究论文，其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五个一”工程奖，6项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民政府奖。
宋才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访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宋才发访谈宋才发，湖北省武穴市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点学科带头人。
1999年被评定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同年评定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评定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
历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民族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独特的校园环境让古朴庄严的博物馆处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浓郁的民族风情使得博物馆俨然成为民大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独具特色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展，新开设的中国古文字陈列……像是一座座神秘的知识宝库一样，静谧地躺在博物馆内。
今天，就有请宋馆长带我们一同领略民族博物馆的风采，一起聆听民大博物馆里的精彩故事。
中国文物网：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贵馆的基本情况。
宋馆长：我们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建成的。
我们博物馆始建于1951年，开始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文物室”，著名的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为“文物室”主任。
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文物室”改名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文物研究室”。
1988年9月16日经国家民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
1993年随着学院更换学校名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相应地改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我们现在的博物馆新馆是学校投资 800 万元把原来的老图书馆改建而成的，新馆于2004年9月26日正式投入使用。
我们馆是全国高校百余家博物馆中唯一收藏56个民族文物的博物馆，还是中国北方唯一展出台湾高山族文物的博物馆。
我们馆常设有七个展厅，分别是北方民族服饰文化厅、南方民族服饰文化厅、生活文化厅、宗教文化厅、台湾少数民族文物展、中国民族古文字陈列展和中央民族大学校史展厅。
中华文化历史久远，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2000年以上，华夏民族在中华大地上演绎出了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故事，出现一个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中国名人故事七年级，欢迎查阅。
中国名人故事七年级1宋徽宗赵佶，北宋第八代皇帝，河北琢县人，是着名的书画家。
他的书与画均可彪炳史册，其书，首创“瘦金书”体;其画尤好花鸟，并自成“院体”，充满盎然富贵之气。
赵佶倡导文艺，使承继五代旧制的“翰林图画院”又营运了一百多年。
在政治上赵佶昏庸无能，是北宋最荒淫腐朽的皇帝。
在位25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今浙江省绍兴县永佑陵。
1104年7月10日，宋徽宗按照蔡京的提议，将司马光为首的反对王安石变法者共309人重定党籍，刻石于朝堂，即“元佑党人碑”。
宋徽宗赵佶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驾崩，没留下子嗣。
显然，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选择。
神宗共有14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赵佶在内的五人。
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并无资格继承皇位。
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哭着对执政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
”宰相章惇当即提出，按照嫡庶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
不料向太后不同意。
章惇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那么当立年长的申王赵泌（bi）为帝。
这两个建议都排除了端王赵佶。
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
赵佶并非向太后所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向太后坚持立赵佶为帝，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可能与赵佶在向太后心目中良好的印象有关。
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处请安，称得上是又聪明又孝顺的孩子，因此向太后偏爱他。
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谁继承皇位，早已胸有成竹，故她并不接受章惇的意见。
她语气坚决地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所以还是立端王为好！”表面上看，向太后办事公平，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显然是在偏袒赵佶，为其继承皇位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
宋才发：第一个秉笔直书为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写生平历史的人
第一个秉笔直书为华中大学校长
韦卓民写生平历史的人
宋才发
时间：2014-02-18 17:20 来源：网易爆料
韦卓民（公元1888－1976年）广东珠海县前山翠微人。
1903年他随父到达武汉，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文华书院“备馆”（中学部），1907年升入“正馆”（大学部）。
1911年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被学校破格聘为大学部教师并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韦卓民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翌年获得哲学硕士学位。
归国后历任文华大学训育主任、文华大学教授、私立华中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政治系教授，既是全国基督教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
这位华中大学的老校长通晓古今、学贯中西。
他后来又留学英国在霍布豪斯的门下就读，遍历欧洲著名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深造，历时数年获得多个博士学位。
这位勤奋的学者在语言上，精通英、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语种。
他一生潜心学术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近百种遗著，约800余万字。
在担任华中大学校长期间，他先后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聘请为“主讲”和“客座教授”。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任华中师范学院教政治系授，著有《中国古籍中的上帝观》、《祭祀的研究》、《孟子理论思想》；译著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
他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办学有方。
他利用教会大学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多方筹募经费加强师资建设，注重严格管理，使华中大学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极有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之一。
在他的力邀下，一大批当时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如钱基博、蔡尚思、游国恩、阴法鲁、包鹭宾、傅懋绩、王玉哲等人都曾在该校执教。
韦卓民以毕生经历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身居高职但从不脱离学生和教学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成绩卓著。
他治学态度严谨，讲授方法灵活多样、匠心独运。
尤其在学生中提倡独立思考，反对读死书，诲人不倦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1]。
于音信渺茫之中寻觅韦卓民档案。
韦卓民先生1976年病逝，我于1978年3月步入华中师范学院这座人民教师的摇篮。
然而有幸的是我有机会从韦卓民先生的档案中，从聆听过他亲切教诲的长辈们的言谈中，逐渐了解、熟悉和认识了韦卓民先生。
最初是1984年7—8
月间，我接受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和行政领导的委托，为11月3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政协与华中师范学院联合举行的“韦卓民先生纪念大会”，以及为他“恢复名誉”的大会准备报告稿。
由于情况来得异常紧急和突然，又恰恰处在暑假期间，因而校领导只对我下达了起草讲话稿的任务，并未提供任何可供参考的文字材料，仅示意我可以根据需要，分别召开几个“回顾韦卓民先生”的座谈会。
我意识到在自己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即使召开几次相关人员的座谈会，也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须静下心来从查阅韦卓民先生的档案开始。
就是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我马不停蹄地访遍了华中师范学院档案室、湖北省人事局档案馆、湖北省政协档案室等单位。
出乎我意料的怪事情发生了，韦卓民先生的档案
居然查无下落。
多亏湖北省人事局档案馆工作人员的悉心提醒，暗示我韦卓民自从被划为“右派”之后，他的档案确实转交给湖北省政协了。
在我多次耐心寻访后，省政协的知情人士悄悄对我说，当韦卓民被内定为“特大右派”后，他原来享受的所有级别、待遇统统被取消了，作为一名被监督改造的“特大右派”，他的档案就归华中师范学院管理了。
当我心急火燎地再次找到华中师范学院档案室查询韦卓民档案下落的时候，由于档案室工作人员尚不知内情，他们对我的这一举动感到特别的好奇和惊诧。
当我把他们逼急了之后才无奈地对我说，这儿真的没有保存韦卓民的档案，倒是听说当时把档案转到他的居住地“武昌粮道街派出所”了。
几天的时间就这样在“磨嘴皮”的过程中耗掉了。
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只好死马当着活马医，于是又风风火火地赶到粮道街派出所。
派出所档案科的管理人员得知我的来意后，倒是很认真地翻阅了过去的档案记载。
他们恳切地对我说，根据历年档案登记显示，粮道街派出所从来就没有接收过韦卓民的档案。
据他们所掌握的韦卓民的信息情况，建议我找“粮道街居民委员会”试一试。
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从武昌粮道街居民委员会寻找到了7大捆布满蜘蛛网和蒙着厚厚一层灰尘的“韦卓民档案”。
居委会的几个婆婆对我讲：这几捆档案自“推”到她们那儿后一直无人问津，如果再没有单位认领就该销毁了。
多么危险呵﹗我偶然地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这就是“抢救了”韦卓民先生的档案。
后来又通过校领导将它慎重地交给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永久保存”。
就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获得多个外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当年曾被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先生档案袋里既有蒋介石亲自签署的委任状，也有韦卓民校长“拒绝到任”的材料），在那个黑白颠倒、缺乏基本人性的年代，他的档案就如同他的人身与人格遭到羞辱一样，遭遇到如此非人的“礼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极大不幸。
但愿韦卓民先生的档案，今后不会再发生上述灾难。
我是第一个秉笔直书为韦卓民写生平历史的人。
我怀着万分急切的心情，把韦卓民校长的私人档案统统用自行车推回家，闭门谢客、潜心研读了10多天，尔后又参加了在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主持下召开的一系列不同类别的韦卓民先生座谈会。
通过这些具体活动，我对韦卓民先生由“一无所知”，到逐渐“了解韦卓民”、“熟悉韦卓民”，并且对他肃然起敬。
我是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个有幸、也是最全面而系统地揭秘韦卓民私人档案的人，更是第一个秉笔直书为他写生平历史的人。
我起草的《纪念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爱国者韦卓民》的文字材料，获得了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的认可与赞同，最终成了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和行政的“决议”文件。
1984年11月3日在有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政协领导和各界有关人士参加的“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爱国者、原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先生纪念大会”上，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开蕊宣读了这个决议，第一次以学校党委和行政的名义，给韦卓民校长以全面而公正的肯定，客观而高度的评价。
李开蕊还在纪念大会上宣布：“我们必须为韦卓民校长彻底平反，为韦卓民校长恢复名誉。
我们一定要学习韦卓民校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献身精神，为办好华中师范学院，为发展党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2]如果韦卓民校长在九泉之下真的有知的话，那么冤屈的鬼魂也该安息了，韦卓民校长也该含笑九泉了。
后来在我撰写《中原大学校史》，写到1951年8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教育学院并入华中大学，撤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名称”的时候，思绪又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把《纪念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爱国者韦卓民》的材料再度翻出来，对它进行了删改和充实，并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将《韦卓民》发表在《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6年第5期上。
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它的问世引起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尔后它又通过不同的
新闻媒体及其渠道传播遐迩，先后载入《哲学家辞典》和《翻译家辞典》，我为自己在无意之中又做了一件应当做的事情而感到高兴。
我从“寻找韦卓民”、“熟悉韦卓民”、“认识韦卓民”、“研究韦卓民”到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以至于华中师范大学由过去“狠批猛斗韦卓民”，到“宣传韦卓民”、“歌颂韦卓民”，直到“给韦卓民塑像”立于校园广场中间，所有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每每回想起这段不寻常的往事，学校领导当时能够把这样一件重大的任务交给我这个年轻教师来完成，至今倍感母校对我的高度信任和厚爱。
1993年10月4日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隆重的“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我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重点发言，题目是《著名教育家：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教授》[3]。
发言稿被收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我以为韦卓民先生的功德将为世人所敬仰，他的风范将激励后生，他的恩泽将滋润士林，他的英名将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