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合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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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案例1、成都自焚抗拆事件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大队拆除违法建筑时,市民唐福珍阻止拆违。
其间,唐福珍往自己身上倾倒汽油并引燃,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去世。
点评:近年来,全国各地因房屋拆迁而引发的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事件频发,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唐福珍事件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典型。
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问题,多年来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早在2003年7月,杭州市的刘进成、金奎喜等人即已就该条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违宪审查的建议,唐福珍事件后,北京大学五学者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该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2004年宪法修正案为保护公民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规定只能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依照法律程序,才能进行征收或者征用。
而在房屋拆迁过程中,较难证明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依照法律程序。
宪法修正案规定,即使在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依照法律程序,对私有房屋进行征收时,必须给予补偿。
但在实际房屋拆迁过程中,不能及时补偿或者不能足额补偿的情况比较严重。
拆迁条例能否适用于对农村房屋的拆迁,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躲猫猫”事件24岁的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死在了看守所,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
晋宁县公安机关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
结论遭网民一片质疑,后经调查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点评:犯罪嫌疑人在被限制人身自由、身处不利境地的情况下,作为公民的生命权保护问题,是值得宪法关怀的。
在本案中,看守所是否尽到了保护的职责、履行了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义务,是值得讨论的。
《看守所条例》是国务院于1990年制定的,属于行政法规,而依据《立法法》第8、9条的规定,行政法规不得规定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
《看守所条例》仍然将犯罪嫌疑人称为“人犯”,属于有罪推定,与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是否一致,值得探讨。
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与社会效益随着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房屋征收拆迁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本文将探讨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与社会效益,并分析其对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首先,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当城市需要进行城市更新、交通拓展、公共设施建设等项目时,征收拆迁成为必要的手段。
通过征收拆迁,可以为城市规划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和基础设施状况,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公共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使城市更加宜居宜业。
其次,房屋征收拆迁服务对社会效益的贡献在于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征收拆迁过程中,除了为公共利益服务外,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例如,征收拆迁后的土地可以用于商业、住宅和办公等用途,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同时,拆迁服务过程中涉及的工程建设、物流运输及相关配套设施等,为城市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助于降低城市的失业率,改善居民的就业状况。
此外,房屋征收拆迁服务还对社会效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环境。
在征收拆迁后,新建的住宅小区或商业区往往提供更现代化、更舒适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拆迁服务也促使了城市的绿化和环保工作,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同时,征收拆迁服务还提升了社区服务设施、教育资源和医疗条件,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障。
然而,要真正实现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政府在征收拆迁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居民的权益,确保公平合理的补偿和安置政策,避免因征收拆迁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
其次,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确保征收拆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此外,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提高社会对征收拆迁工作的认可度和参与度,推动征收拆迁服务的顺利进行。
总之,房屋征收拆迁服务中的公共利益与社会效益对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重要的。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1级经管法张晓宇1111932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始末透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始末透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张晓宇11级经管法1111932【摘要】违宪审查具有巩固宪法至上地位的重要功能,而我国违宪审查制度自确立以来,并未被真正的激活过。
从“孙志刚事件”到“强制拆迁”,涉嫌违宪的行政法规比比皆是。
本文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始末切入,试图以个例解读我国当前违宪审查制度,并提出对未来违宪审查制度构建的建议。
【关键词】拆迁条例,违宪审查一、引言——“拆迁”大事记1、2007年3月,重庆旧城改造中现最牛钉子户,公众开始关注拆迁条例与《物权法》的冲突。
2、2009年4月28日,上海市闵行区一户主,不肯在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拆迁协议签字,结果遭遇强制拆迁。
女户主潘蓉称当地政府侵权,官员称其“脑子别住了”。
面对强拆队伍,女户主用燃烧瓶抵抗暴力拆迁,但终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
几小时后,房屋最终被推平。
3、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唐福珍为抗拒暴力拆迁在楼顶天台自焚,后因救治无效死亡。
4、2009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等五教授将一份名为《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的材料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们提出,2001年颁布、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
舆论对此普遍持支持态度。
国务院法制办迅速作出回应,公开表示,将废除拆迁制度,另行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5、2011年,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
二、矛盾根源:《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的内在冲突(一)冲突在哪?在09年上海这起拆迁纠纷中,有政府官员手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强拆依据,被拆迁户则拿着《物权法》与政府官员争辩论理。
房屋拆迁工作情况汇报篇一:房屋拆迁维稳工作情况汇报房屋拆迁维稳工作情况汇报一、我市房屋拆迁维稳工作基本情况近年来,我市在房屋拆迁维稳工作中,由于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严格执行《信访案例》等国家法律政策,始终坚持和谐、文明、依法拆迁,不断规范拆迁行为,建立信访长效机制,认真做好宣传疏导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并深入实际,及时调查处理在拆迁过程中发生的拆迁矛盾和纠纷。
使我市因拆迁上访总量逐年下降。
在近年已完成拆迁项目106项和正在实施拆迁的28个项目中,拆迁房屋建筑面积约150万m,涉及被拆迁居民13000余户中,未发生大批群体上访和突发事件。
今年7月份,省联合下行接访团接访68件上访案件,大多数属历史遗留问题,通过组织协调、做工作,使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
如淮海商场拆迁27名联名到省、市上访,其中25户已签订拆迁协议搬迁。
表示不再上访。
其余2户正在洽谈中。
由于坚持依法和谐拆迁,不但维护了社会稳定发展,同时促进了我市房屋征收拆迁工作的有序进行,加快了城市建设。
二、存在问题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拆迁总量加大,除尚未完成的28个拆迁项目,加上正在启动的淮北火车站广场改造扩建、韩国商贸城、凤凰城和经济适用房、高压线拆移和其它市政建设、旧区改造等市重点工程项目,将要拆迁房屋2建筑面积约40万m,涉及被拆迁户3000余户,由于各项拆迁项目都涉及到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必然会产生尖锐的拆迁矛盾和纠纷,以及上访隐患。
目前我市存在的主要问题:(一)由于少数建设单位缺乏拆迁法律意识,未经行政许可违章擅自拆迁。
拆迁方案未经拆迁管理部门审查,或高或低乱许条件,又不能兑现,造成拆迁市场的混乱,引发集体上访多例。
(二)拆迁行为不规范。
一些拆迁单位不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组织拆迁,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动员和说理工作,而是采取威胁、恐吓,采取停水、停电、停暖、停气、堵塞道路,协逼拆迁,甚至在未达成拆迁协议又未履行法定程序,违章强制拆迁。
第1篇一、案例背景某市某区某街道某小区因城市规划需要进行旧城改造,政府决定对该小区进行拆迁。
该小区共有居民1000户,其中80%的居民同意拆迁,20%的居民因各种原因不同意拆迁。
不同意拆迁的居民中有部分居民因房屋面积、安置补偿等问题与开发商产生纠纷,部分居民因个人原因拒绝拆迁。
以下是其中一个典型拆迁案例及法律分析。
二、案例概述(一)案情简介居民张先生是该小区的业主,拥有该小区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
张先生因房屋面积、安置补偿等问题与开发商产生纠纷,拒绝拆迁。
经多次协商未果,张先生将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其损失。
(二)争议焦点1. 张先生的房屋面积是否符合拆迁政策规定?2. 开发商是否应赔偿张先生的损失?3. 法院应如何判决?三、法律分析(一)房屋面积问题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拆迁房屋面积应按照实际测量面积计算。
张先生的房屋面积为100平方米,符合拆迁政策规定。
因此,张先生的房屋面积问题不属于争议焦点。
(二)安置补偿问题1. 安置方式: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拆迁人应当为被拆迁人提供安置住房或者货币补偿。
本案中,开发商提供了安置住房,张先生对此无异议。
2. 补偿标准: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拆迁补偿标准应按照被拆迁房屋的评估价值、被拆迁人的实际损失等因素确定。
本案中,张先生认为开发商的补偿标准低于市场价值,要求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其损失。
(三)赔偿问题1. 开发商是否应赔偿张先生的损失?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拆迁人应当依法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本案中,开发商提供的补偿标准低于市场价值,存在违法行为。
因此,开发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赔偿金额如何确定?赔偿金额应根据以下因素确定:(1)被拆迁房屋的市场价值:根据房地产市场评估机构评估的被拆迁房屋的市场价值确定。
(2)被拆迁人的实际损失:包括搬迁费用、临时安置费用、停产停业损失等。
第1篇一、案情简介某市某区某街道,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对街道范围内的居民进行房屋征收。
在征收过程中,因补偿方案、补偿标准等问题,部分居民对征收决定持有异议,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某,男,汉族,某市某区某街道居民。
被告:某市某区政府。
第三人:某市某区某街道办。
二、争议焦点1. 征收决定是否合法?2. 补偿方案是否合理?3. 补偿标准是否合法?三、案例分析(一)征收决定合法性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房屋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进行征收。
本案中,某市某区政府依据《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对某街道范围内的房屋进行征收,是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属于公共利益需要。
因此,征收决定合法。
(二)补偿方案合理性分析1. 补偿方式根据《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房屋征收补偿方式包括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和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的周转用房。
本案中,某市某区政府在征收决定中,提供了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符合法律规定。
2. 补偿标准(1)货币补偿标准根据《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货币补偿标准应当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确定。
本案中,某市某区政府在征收决定中,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制定了货币补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
(2)房屋产权调换标准根据《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房屋产权调换标准应当参照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和区位、配套设施等因素确定。
本案中,某市某区政府在征收决定中,参照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和区位、配套设施等因素,制定了房屋产权调换标准,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某市某区政府在征收决定中,对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进行了详细规定,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合理性。
(三)补偿标准合法性分析1. 货币补偿标准合法性根据《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货币补偿标准应当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确定。
本案中,某市某区政府在征收决定中,根据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制定了货币补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
第1篇一、案件背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源日益紧张,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常常会对一些民房进行征收和拆迁。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强拆民房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本文将以一起典型的法律强拆民房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其中的法律问题,探讨如何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案件简介某市某区居民李某,拥有一栋位于城市边缘的住宅。
随着该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该住宅所在地块被纳入了征收范围。
根据政府征收补偿方案,李某的住宅将被征收,补偿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
在征收过程中,李某与政府就补偿金额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
然而,在补偿款发放前夕,李某突然发现政府未按照协议履行补偿义务,且补偿金额远低于市场价值。
李某遂与政府协商,要求提高补偿标准。
但政府以征收程序已完成、李某房屋已纳入征收范围为由,拒绝提高补偿金额。
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李某试图阻止拆迁,但遭到政府的强制拆除。
在拆除过程中,李某的房屋被严重损坏,李某的财产损失巨大。
李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赔偿损失。
三、案件分析1. 征收程序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四条,征收房屋应当依法进行。
征收程序包括征收决定、征收公告、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补偿协议等环节。
在本案中,政府是否依法履行了征收程序,是判断征收合法性的关键。
2. 补偿金额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五条,征收补偿金额应当根据房屋的市场价值、房屋用途、房屋面积等因素确定。
在本案中,政府是否按照市场价值确定补偿金额,是判断补偿是否合理的关键。
3. 强制拆除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应当依法进行。
在本案中,政府是否依法进行强制拆除,是判断强制拆除合法性的关键。
四、判决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在本案中存在以下问题:1. 征收程序不合法。
政府未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征收,也未依法进行公告和补偿方案制定。
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问题频繁出现,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这个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权力、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复杂博弈。
本文将从法律和经济的角度对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权力是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核心。
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执行的不均衡,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往往拥有较大的权力优势。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拆迁,而拥有房屋的居民在面对拆迁时往往无法获得公正的对待。
此外,拆迁过程中往往涉及到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被滥用或借用,给居民带来了困难和不公平待遇。
其次,权利是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基础。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公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保护。
但是,在房屋拆迁中,一些居民的合法权益经常被忽视或侵犯。
例如,居民往往没有获得充分的补偿,或者被迫接受低于市场价值的补偿。
此外,一些合法居住权被无故剥夺,居民被强制搬迁,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不稳定。
最后,利益是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驱动力。
城市房屋拆迁往往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对政府来说,拆迁能够释放土地资源,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
对于开发商来说,拆迁能够提供新的土地资源,推动项目的开展。
然而,对拆迁的居民来说,面对拆迁后的安置问题和经济损失,往往很难得到合理的补偿。
这种利益的不均衡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
针对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
首先,需要完善法律体系,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管控,防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应该建立公正的补偿机制,确保居民能够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同时,政府和开发商应该切实负起社会责任,提供足够的安置解决方案,确保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
此外,应该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促进公众参与,确保拆迁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总之,权力、权利和利益之间的博弈是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核心。
拆迁工作思想总结拆迁工作思想总结拆迁工作是指政府或开发商在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或城市改造过程中,对私人土地或房屋进行强制性征收和拆除的工作。
这是一项涉及到公民利益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工作,因此,拆迁工作的思想非常重要。
下面将对拆迁工作的思想进行总结,并从公正、法治、人文关怀等方面探讨。
首先,拆迁工作的思想应始终站在公正的角度。
在拆迁过程中,政府应该始终保持公正的原则,将公民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拆迁补偿应当根据合法权益进行,合理而公正地进行评估,确保公平合理。
拆迁程序应符合法定程序,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
同时,政府应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拆迁计划和相关信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只有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拆迁工作,才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其次,拆迁工作的思想应依据法治的原则。
法治是指国家、社会、公民都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来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一种行为方式。
在拆迁工作中,政府应依据法律进行拆迁,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和规定。
拆迁的程序、补偿标准和权益保护等方面都必须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政府需要借助法治的力量,确保拆迁工作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只有依法办事,才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民的权益。
此外,拆迁工作的思想应注重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指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关注人的需求、情感和尊严。
在拆迁工作中,政府应关注被拆迁人的利益和生活,并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支持,缓解他们可能面临的困难。
政府应与被拆迁人积极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诉求。
同时,政府应加强与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合作,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公共服务,提升被拆迁人的生活质量。
只有注重人文关怀,才能够尽量减少拆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总之,拆迁工作的思想应以公正、法治和人文关怀为核心。
政府在进行拆迁工作时,应始终坚持公正的原则,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同时,政府应依据法治的原则进行拆迁,确保工作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此外,政府还应有人文关怀,关注被拆迁人的需求和尊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
房屋拆迁案例分析报告范文一、案例背景本案例分析报告以某市进行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发生的一起房屋拆迁事件为研究对象。
该市为了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决定对旧城区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
拆迁涉及的区域包括居民住宅、商业设施以及部分工业用地。
拆迁过程中,由于补偿标准、拆迁程序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法律纠纷。
二、拆迁过程拆迁工作启动之初,政府部门公布了拆迁补偿方案,包括货币补偿和房屋置换两种方式。
然而,部分居民对于补偿标准表示不满,认为补偿金额远低于市场价值,无法满足他们重新购置住房的需求。
此外,拆迁过程中,部分居民反映拆迁程序不透明,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导致居民对拆迁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高。
三、主要问题1. 补偿标准问题:拆迁补偿标准是引发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
部分居民认为补偿金额过低,无法覆盖他们因拆迁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如临时租房费用、搬迁费用等。
2. 拆迁程序问题:拆迁过程中,部分居民反映拆迁程序不规范,缺乏必要的公示和听证程序,使得居民对拆迁政策的了解不足,增加了拆迁的难度。
3. 居民安置问题:拆迁后,居民的安置问题成为焦点。
部分居民对于政府提供的安置房表示担忧,担心安置房的质量和位置,以及未来的生活便利性。
4. 法律纠纷问题:拆迁过程中,部分居民因不满拆迁补偿和程序,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纠纷。
四、解决措施1. 调整补偿标准:政府部门应根据市场情况和居民的实际需求,适时调整补偿标准,确保补偿金额能够满足居民的合理需求。
2. 规范拆迁程序:政府部门应完善拆迁程序,增加公示和听证环节,提高拆迁政策的透明度,确保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3. 加强居民安置:政府部门应提供质量可靠、位置合理的安置房,同时考虑到居民的生活便利性,确保居民在拆迁后能够顺利过渡到新的生活环境中。
4. 法律援助:对于因拆迁引发的法律纠纷,政府部门应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居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1篇一、案件背景某市市政府为建设公共设施,计划征收某村集体土地。
在征收过程中,某村集体及村民认为征收补偿标准过低,不符合法律规定,遂向市政府提出补偿诉求。
市政府在接到诉求后,未对补偿标准进行重新评估,也未召开听证会,直接作出了征收决定。
某村集体及村民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市政府的征收决定可能违反了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遂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合宪性审查请求。
二、案件焦点本案的焦点在于市政府的征收决定是否违反了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
三、合宪性审查依据1. 宪法第10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 土地管理法第46条:征收土地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给予被征收人合理的补偿。
3. 行政复议法第7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四、合宪性审查过程1. 收集证据: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向市政府、某村集体及村民收集相关证据,包括征收决定书、补偿协议、村民会议记录等。
2. 审查程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宪性审查庭,对市政府的征收决定进行审查。
3. 调查取证:合宪性审查庭依法对市政府征收土地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取证,包括询问市政府工作人员、村民代表等。
4. 依法判决:合宪性审查庭根据审查结果,依法作出合宪性判决。
五、合宪性审查结果1. 市政府的征收决定违反了宪法第10条的规定,因为征收决定未充分考虑公共利益的需要,且未给予被征收人合理的补偿。
2. 市政府的征收决定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46条的规定,因为征收决定未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且未召开听证会。
3. 市政府的征收决定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7条的规定,因为市政府在接到村民诉求后,未重新评估补偿标准,也未召开听证会。
综上,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合宪性判决,认定市政府的征收决定违法,并责令市政府重新进行征收程序,给予被征收人合理的补偿。
行政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案例分析行政法是指规范政府行为和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体系。
在行政法中,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常见的手段,用于强制执行法律与法规,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本文将通过分析几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行政强制措施的运用和效果。
案例一:城市管理中的拆迁行政强制措施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拆迁是非常常见的行政强制措施。
一座城市的规划调整和发展需要,可能会导致某些旧有房屋或建筑物需要被拆除。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强制措施,要求相关业主或居民无条件搬迁,并且对拒绝搬迁的个体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例如,某城市计划进行市区改造,需要清理一片老旧房屋群。
政府依法发布公告,通知受影响的居民要在一定期限内搬离。
对于拒绝搬离或逾期不搬迁的居民,政府可以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如强制拆除已指定的房屋,以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这种行政强制措施是在依法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维护城市的社会秩序和发展。
案例二: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强制措施环境保护是现代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违法行为,政府常常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以保护环境资源和生态平衡。
例如,某工厂存在严重的污染排放问题,超过了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污标准。
环保部门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要求该工厂停产整治、限期改善排污设施,并处以高额罚款。
对于拒不改正或违反再度排污的情况,政府可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如停电、停水等,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这种行政强制措施的案例反映了政府依法保护环境的决心和措施,也警示了公众和企业必须积极遵守环保法规,推动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案例三:食品安全中的行政强制措施食品安全是人们生活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政府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也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例如,某家食品加工企业被检测出产品不符合卫生健康要求,存在危害公众健康的风险。
卫生监督部门可以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责令企业停产整改,并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或吊销许可证等制裁措施。
同时,政府会发布相关警示信息,警示公众不要购买或消费该企业的产品。
拆迁事件分析研判总结汇报拆迁事件是指政府或相关部门为了改变城市规划、提升城市形象、推动经济发展,对居民已居住或经营多年的房屋或土地进行拆除,重新安置或进行开发的过程。
拆迁事件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较为常见,但也常常引发社会矛盾和舆论关注。
拆迁事件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政府的需要和居民的利益。
政府需要通过拆迁来实现城市规划、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和推动经济发展。
而居民则关心自身的合法权益、经济利益和生活保障。
拆迁事件涉及的利益冲突往往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在拆迁事件中,政府扮演着领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
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明确拆迁原则和程序,并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政府还需要与居民进行沟通和协商,解决矛盾并提供适当的补偿和安置方案。
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对拆迁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理。
对于居民来说,拆迁事件往往是一次重大的变故和挑战。
他们需要关注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争取适当的补偿和安置条件。
在面对拆迁时,居民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如向政府提出申诉,寻求法律援助和咨询,组织维权活动等。
同时,居民也需要做好思想准备和调整心态,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并妥善安置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针对拆迁事件,社会各界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媒体可以组织调查报道,揭露违法违规行为,监督政府的拆迁工作,并为居民提供信息和声援。
学术界可以进行研究和评估,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政策方案。
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和咨询服务,支持居民的合法权益。
公众也应该关注拆迁事件,表达对居民的支持和关爱,共同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
在拆迁事件中,应该重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和谐稳定的维护。
政府应该加强对拆迁工作的规范和监管,确保拆迁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强对居民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消除信息不对称,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
居民则需要理性对待拆迁事件,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发展。
行政法案例分析
行政法是指规范政府行为和管理行政机关活动的法律规则的总称。
以下是一个行政法案例分析的例子:
案例名:某市政府征地拆迁案件
案情:某市政府决定进行征地拆迁,以建设一个新的开发项目。
征地范围涉及许多农民的农田。
市政府向相关农民发出了拆迁通知,并安排了拆迁补偿事宜。
争议:一些农民认为征地拆迁违反了法律规定,他们对政府的拆迁决定提出了异议。
他们认为政府没有进行适当的征地程序,并未向他们征求意见。
此外,政府所提供的补偿金额也没有得到农民的满意。
法律问题:
1. 政府是否执行了适当的征地程序?
2. 政府是否提供了合理的补偿金额?
法律分析:
1. 根据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政府在进行征地拆迁时,
需要执行一系列的程序。
这些程序包括向相关农民发出征
地通知,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如果政府未执行这些程序,
可能违反了法律规定。
2. 补偿金额需要根据市场价格和农民的权益进行合理计算。
如果政府提供的补偿金额未能充分保护农民的权益,可能
违反了法律规定。
法律建议:
1. 如果农民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政府未执行适当的征地程序,他们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对政府的拆迁决定进行撤
销或修改。
2. 如果农民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政府提供的补偿金额过低,
他们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政府提供合理的补偿。
结论:根据行政法的规定,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需要执
行适当的征地程序,并提供合理的补偿金额。
如果政府未
能满足这些要求,农民可以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合宪性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开始表现出强烈城市化的激情冲动。
在对“GDP增长”数字的盲目崇拜和对“经营城市”理念的人为误解中,部分地区的城建指导思想违背科学发展观,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不公正的拆迁,尤其是滥用强制拆迁,不仅严重侵害城镇居民的合法权益,引发群众大量上访,甚至引发恶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2003年8月,南京市拆迁户翁彪在玄武区邓府巷拆迁指挥部办公室点燃自己浇满汽油的身体。
9月,同样的悲剧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发生在安徽农民朱正亮身上。
湖南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建设中,嘉禾县政府违规介入,在“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之下,集体滥用行政权力、严重违法违规、损害群众利益,从而引发了历时近一年的嘉禾拆迁事件。
还有“重庆钉子户事件”、“广州荔湾区钉子户事件”,都是以异常惨烈的表达方式掀开了野蛮拆迁的盖子,借拆迁和征地之名剥夺民众财产利益,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和一些官商的暴富捷径。
有关部门公开表示,很多地方借“公共利益”之名大搞商业开发。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国的城市化进行曲中奏出了不谐音呢?透过城建纠纷这个表面问题,我们会发现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被严重侵犯的情况现在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拆迁纠纷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已涉及到法律困惑、公共利益、政府职能、司法救济、公众权利等诸方面。
本文就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基本成因,从法理与实践两个成面上,对法律冲突、公权错位、操作不当三大拆迁纠纷因素进行了探析。
一、法律冲突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宪当前拆迁纠纷中很多老百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名提出对有关拆迁的法规违宪审查的建议,有关政府拆迁法规的合宪性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目前全国各地强制拆迁公民合法私有房屋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2001年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不仅没有有效遏止和解决房屋拆迁纠纷,反而使之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在于它存在着重大缺陷。
《条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行政干预过多,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本身严重违反《宪法》及《立法法》。
按照《立法法》第8条规定,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只能由基本法律调整。
而根据《宪法》第62条之规定,基本法律的制订主体只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此看来,《条例》中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是立法权的严重越位,该行政法规违背上位法,甚至是滥用。
《条例》第16条规定,“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时由行政机关裁决”和第17条规定,“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实施强制拆迁”。
审视上述两条款,可以发现这一行政法规存在两个严重瑕疵。
一是以行政裁决的形式强制干预了民事主体之间合同订立,代替了民事法律关系中合同当事人对各自权利的意思表示;二是以行政法规涉及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强制性处置。
《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而第8条规定把“民事基本制度”和“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列为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
因此,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其第16条、第17条规定与《立法法》第8条的相关规定相抵触。
拆迁补偿协议实质是民事财产关系的调整,属于民事基本制度中的合同法律关系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
因此,各级行政机关应该遵循《立法法》对民事基本制度的立法规制,即根本无权调整基本民事权利也就是公民的财产权利,不能以制定行政法规的形式干预合同的订立或者对私有财产所有权进行强制性处置。
人们特别是被拆迁人纷纷质疑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合法性,并进而提出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合宪性审查要求。
由于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不健全,上述合宪性审查请求只能表达申请人对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强烈怀疑,在现行体系下很难获得宪法救济。
2.《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民法的冲突拆迁本是民事行为,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就被拆迁人的房屋被拆除后的补偿、安置等事项的解决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过程。
因此,拆迁行为应当是由民事法律而不是行政法律进行规范。
但是我国却是由作为行政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来规范的。
该《条例》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存在基本冲突,导致实践中被拆适人利益得不到保护。
首先,《条例》与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的冲突。
法律地位平等,是指在法律上,当事人是平等的,都应当享受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
《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合同法》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也是国家权力公正性的体现。
至少在法律规定中,国家的权力应当是中立的,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
《条例》与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第1条、第15条和第17条。
其中第1条是间接违反该原则的,第15条、第17条是直接违反该原则的。
《条例》第1条的重心在于保护拆迁人的利益;《条例》第15条课以被拆迁人单方搬迁义务违背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原则;《条例》第17条没有体现国家权利安排上的公平性该条规定。
其次,《条例》与保护合法民事权益原则的冲突。
保护合法的民事权益是我国《民法通则》的一个基本原则。
《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侵犯。
”《条例》与保护合法民事权益原则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条例》第4条和第7条的规定上。
《条例》第4条排除对其他被拆迁房屋合法权利人利益的保护;《条例》第7条没有从根源上为保护公民合法民事权益设立防线。
最后,《条例》与私法自治的冲突。
私法自治,指个人得依其意思形成其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
《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合同自愿也就是契约自由,这是经济民主的体现。
只有当事人享有这种自由,才能发挥其积极性和能动性,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但是《条例》第16条和第19条之内容违反了私法自治的原则,干预了契约自由。
《条例》第16条是依行政权力干预合同当事人意志的法律依据;《条例》第19条违反了《合同法》中合同转让的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
[1]3.拆迁许可违背行政许可法的必要性原则根据《行政许可法》第12条有关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规定,国务院行政法规有权设定行政许可,该法赋予了国务院设定类似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的立法权限。
但是,《行政许可法》作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关系重新定位的一部重要法律,在行政许可设定问题上并未局限于合法性原则,而是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市场机制处于基础地位的立法价值取向,开创性地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设定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原则。
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拆迁许可设定面临着《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的根本性否定。
第13条有关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实质上对出于商业开发目的申请拆迁许可的否定和限制。
房地产开发商需要拆除旧有城市房屋并不是不能通过市场方式解决,而实际上这也只能是开发商与居民之间的自愿选择才能达致的利益平衡。
政府不能通过发放拆迁许可方式代替市场主体的选择,尤其是对城市居民而言,其房屋不仅是其拥有的大宗财产,更是其赖以生息的家园,该房屋不能仅仅以金钱衡量,更应以居民以该房屋为基础的生存状态的价值衡量为准,这只能是城市居民在开发商提供的条件下的自愿选择,政府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城市居民的作出判断。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处理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应该首选取市场手段,如果市场手段无法解决,政府才能采取带有强制性质的行政手段,如拆迁许可方式。
行政许可设定的基本原则,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设定行政许可均应遵从。
[2]当前,许多城市出于“经营城市”目的,为了筹集城市建设资金采取低价拆房、高价卖地的土地储备制度不仅违反了《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必要性原则,更是与政府自身定位有着本质的悖离。
基于所谓的土地储备需要对城市房屋实施拆迁也不具备严格的合法性。
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可以认定现有规制拆迁的文本规则本身违宪违法,对“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不加区分,规则内部矛盾重重,使得难以做到依法拆迁。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往往利用制度上的缺失强制拆迁,联手侵吞公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的价值,获取暴利。
宪政权利不被尊重、法治真空太多、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不够以及思维方式上的错觉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制度和心理原因。
因此必须将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纳入法治轨道,这有利于化解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加强对人权、财产权的保护,规制政府行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公权错位1.政府违法干预和插手拆迁是公法行为,公权介入私权要有充足的理由。
政府之所以有权征用土地和老百姓的房屋,不是基于它的土地所有权,而是基于主权行为。
所以,政府征用土地必须是与主权行为有关的,而不应是经济目的。
但是,拆迁可以为开发商带来巨额商业利益,同时也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土地差价。
许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乐于插手房屋拆迁,主要原因是从中可以获取拆迁补偿和土地出让差价,赚取流动资金。
个别地方领导为出政绩、搞形象,地方的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工作不讲求实效,没有量力而行地合理确定拆迁规模。
政府在诸多拆迁纠纷中,或多或少的都起了“重要”作用。
政府部门在拆迁工作中违法行政容易引发了群众不满,造成较大的社会矛盾。
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角色失当表现为:其一、职能“错位”。
有些地方的拆迁办公室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拆迁人,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甚至有部分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表的是拆迁人的利益或充当拆迁单位,直接参与和干预应由拆迁人或拆迁单位承担的拆迁活动;其二,职能“越位”。
有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城市发展速度而忽视法定程序,滥用拆迁行政许可权,导致违法拆迁。
譬如:还未收回拆迁户的土地使用证,就擅自将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交给开发商;未经法定审查和审批程序就组织实施拆迁计划;向不具备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的拆迁人颁发拆迁许可证等。
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当地经济的实力,盲目扩大建设规模,搞旧城拆建,后续资金投入跟不上,因而造成拆迁安置方案不落实;其二、职能“缺位”。
政府在组织拆迁听证、监督中介机构公正评估等方面少有积极作为。
拆迁裁决程序缺乏公开、公正,裁决内容不具体。
拆迁主管部门对被拆迁的房屋、附属建筑、临时建筑、违法建筑认定的随意性很大,认定事实缺乏依据,透明度不够。
2.司法功能的偏离与救济不力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强制执行必须经过司法程序,这是法治社会的最基本的要求。
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户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往往求助被视为维护正义最后一道屏障的法院。
但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使司法部门在审理涉及拆迁纠纷的案件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