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文化地图”

巴黎的“文化地图”19世纪，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这种殊荣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巴黎”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文化、文学、思想、艺术、时尚、奢华、高雅、肮脏、流浪、堕落、颓废、前卫、造反、革命……种种不同元素都在此“熔于一炉”。

然而，从20世纪初起，巴黎的“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又开始一点点丧失，现在虽仍灿烂，但已无昔日几乎是“独此一家”的辉煌。

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在《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中，勾勒出了这种由高而低的“文化地图”。

宽容与场域的形成很久以来，巴黎以其特殊的方法，巧妙地在这片狭小的空间中长时间汇集了大量精英，因此成为欧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也是世界的“文化之都”，形成一个得天独厚的“文化场”，吸引法国的“外省青年”和世界各地“有志之土”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来此奋斗。

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但却形成了巴黎“见怪不怪”，兼容并包的传统。

同样重要的是，巴黎的管理者似乎深谙“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对这种“巴漂”（恕我仿下“北漂”）越来越宽容，并不动辄清理；而且，管理者从政策、资金方面扶持自己赞同的文化，但对自己并不喜爱的某些文化现象也并不压制。

这种文化机制和传统，造就了“文化之都”。

正如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是一个理想的观测场所。

只须几个平方公里的空间，这个首都便可集中各种奇异现象，因为它有能力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

”众所周知，在巴黎文化中，“沙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最初，是沙龙自发地把“这些东西”组织起来。

沙龙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有的偏重文学，有的偏重艺术，有的偏重音乐、有的偏重政治，还有的则以“综合性”闻名。

沙龙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加强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激活彼此的竞争，但又巩固彼此的联系，能否进入某个沙龙并被认可，甚至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当时有四个沙龙最为出名，以至曾有法兰西学院每一位侯选院士都必须经过其中一家沙龙“培训”才能入选的说法。

虽然沙龙不乏虚荣，名沙龙的主人、重要成员更会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但各种信息、思想在这个重要平台的传递、交流、碰撞，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灵感和新思想。

（资料图：油画《若弗兰夫人的沙龙》；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到19世纪末，巴黎还产生了由沙龙演变而来的一种新的社交形式，“晚餐会”开始大量出现。

“晚餐会”成员比沙龙更加精英，主要是成就卓然的演员、作家、政界人物，还有科技界和经济界的头面人物，成员非常固定，议题也更加专门，因此也更加封闭，更难进入，据说进入这样一个圈子比进入法兰西学院还要困难。

法兰西大剧院董事儒尔·克拉尔迪当属文艺精英，对上流社会了如指掌，在1871年就努力进入并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晚餐会”接纳，但直到1881年，经过十年后才跨入“晚餐会”门槛。

比较著名的有“大仲马的晚餐会”、“文人晚餐会”、“评论界晚餐会”、“憾事万千晚餐会”等。

其中“毕克西奥晚餐会”成员极少，属于“精英中的精英”，主要议题是科学与艺术，不同议题由不同人主持。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毕克西奥晚餐会”却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有名位高权重的将军是晚餐会成员，经常透露军界、政界有关重要消息。

德雷福斯事件的许多信息自此流出、传播，知识界不少有关判断、观点和决定在此做出。

不过，到了19世纪末，沙龙的作用开始淡化，此时的巴黎是一个“杂志的时代取代了昔日的沙龙天下”，大量创刊的各种同仁杂志虽然生生灭灭、“长寿”者不多，但正是这些越办越多的杂志成为19世纪末巴黎的文化基础。

一些著名的画廊、名人家庭、学校、咖啡馆等因杂志而成为固定的文化场所，因为一些杂志创刊时名声不大，要利用这些公众场所开会，扩大影响。

杂志形成的文化网络比沙龙、晚餐会庞大复杂得多，更多的“文化人”通过杂志加入到自己的文化圈中，这又反过来加强了文化网络。

杂志比沙龙更公开，所以各种杂志的生存更需要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而许多杂志的存在又使文化环境一点点宽松，这种良性循环更增强了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和辐射力。

在一定意义上说，某处杂志的多少及其生存环境的宽严，是此处文化是否繁荣的标志。

从19世纪末开始，对“文化”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各种报告会、各种讲座，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

报告会和讲座已远不限于教育界、学术界，学术报告会与通俗报告会的界限也不再严格。

报告会受到大众的热烈欢迎，不少报告会竟在最著名的大剧院举行，许多剧院每月固定举行数场报告会，有些小剧场甚至靠此营利。

一些著名学者也从大学的阶梯教室来到剧场进行讲座，某些名家的报告会要提前报名才能参加。

此后，巴黎的报告会便数不胜数。

杂志、报告会和讲座打破了沙龙、晚餐会的封闭性，使巴黎的文化场域和文化资本更加强大。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

他认为，历史地看，公共领域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代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公共领域、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无论是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还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代表型公共领域，本质上都不是作为一个质疑、讨论甚至批判的空间存在，因此名不副实。

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商会、俱乐部、咖啡馆，人们在其中交换信息和意见，讨论公共事务；印刷业的发达使报纸、杂志、书籍也越来越多，信息传递、意见交换更快更广。

商人、市民、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医生、律师、记者、编辑渐渐成为热议社会问题、公共事务的主体。

在此风影响下，甚至贵族的沙龙也成为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

这就是哈氏所说的第三种形态，也是全新的公共领域，承载了质疑、批判的空间。

正是在这些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公共空间中进行的有意无意的公开自由的讨论、互相辩驳中，逐步瓦解了中世纪封建贵族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这种公共空间，是一种政治性公共空间，也是思想、文化得以枝繁叶茂的基础。

正是巴黎这种自发形成的沙龙和随现代化而生的杂志、报告会等“非正式制度”，形成了特殊的空间，造就了巴黎“文化之都”的地位。

在法国，“外省”如想获得文化成功，非得经过“巴黎”的认可；在世界各地，获得文化成功当然不必要巴黎的认可，然而一旦获得巴黎认可，几乎就获得了世界性“文化认可”的签证。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之都的作用。

而只有在宽松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这种文化力量；要想打造“文化之都”，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资金，而是创造适宜“文化”生存的土壤。

“致命的孤芳自赏”“巴黎，它不仅属于法兰西，它还属于全世界；大家可以不去伦敦，不去维也纳、柏林，不去圣彼得堡，甚至也可以不去罗马，但是无论是谁，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也不管他是什么国籍，他却不能不去巴黎”，“巴黎是世界的神经中枢，正如雅典原先是希腊的思想灵魂一样”，“在巴黎，法兰西的心脏在跳动，她的神经在激荡，她的天才在发光。

巴黎永远是首创精神，是向前发展的尊严之故乡，是才智的中心和发源地，是想像力的火山”，这是普罗夏松对当年巴黎文化人心态的概括。

然而，从19世纪末，巴黎作为“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就开始受到欧洲其他城市的挑战，渐失昔日辉煌。

其中政治、经济、社会、国际等方方面面，原因多多，但从文化方面说，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它的固步自封。

用普罗夏松的话说，就是“致命的孤芳自赏”，所以他以此作为《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开篇第一章的标题。

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通讯手段的飞速发展，加速了文化交流的国际化，至少在欧洲，各国文化精英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这种交流，必然促进了其他地方文化的发展。

在这种文化挑战中，德国柏林迅速崛起，力图与巴黎一争高下，最具象征性的，是巴黎的“瓦格纳之争”。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作品在巴黎突然走红，巴黎的某些文化人和音乐家对瓦格纳推崇备至，许多歌剧院纷纷上演他的歌剧，甚至还创办了一份专门评介、推崇瓦格纳的刊物《瓦格纳评论》。

但瓦格纳是德国人，法国在十年前的普法战争中大败于普鲁士，因此“瓦格纳热”又引起强烈争论、反对，甚至与“爱国”、“卖国”联系起来。

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时，曾经发生过两三次意外事件。

音乐评论家、瓦格纳的爱好者路易·德·富尔科基曾经参加过1870年普法战争，结果他当场受到攻击，被指控不爱国，有人提醒他作为当年的老战士要注意自己的立场。

瓦格纳进入巴黎，被许多人愤怒地认为是德国人的“胜利”。

关于瓦格纳的争论，其实是关于德国文化对法国影响的争论。

190 2年，著名的《法兰西信使》杂志发起了一个关于德国影响的调查，共分哲学和文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军事技术、美术、音乐、德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等七个方面。

仅就音乐方面的结果来看，被调查者共同的看法是德国音乐曾经辉煌了一个时期，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现在已成强弩之末，德国音乐的衰退足以使法国的音乐家自由而自信地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是，被认为“没有文化素养的人”喜欢瓦格纳的却越来越多，有批评家这样写道：“瓦格纳的作品是时髦的，也就是说，他现在已不受欢迎了，也不再得到人们的理解了，时髦者的赞扬是一个作品没落的最明确的信号。

”德国文化对法国影响的争论，再一步说明其实是公众对外国文化对法国文化影响的争论。

巴黎人最引以骄傲的文学，也难逃这种争论。

与高雅的歌剧、交响乐、戏剧想比，欣赏、热爱文学的普罗大众要多得多，法国，尤其是巴黎，众多小说家确有傲视群伦的资格。

本雅明曾这样概括19世纪的巴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巴黎那样，同书本联系得那么紧密……这座城市没有一座纪念性建筑与文学杰作没有关系”，“这座城市已不可磨灭地写进文学作品之中，因为它被一种精神所激发，这种精神同书本有血缘关系”。

所以，俄国文学在19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被大量引进、翻译成法文时，也引起了文学界、文化界关于文学、文化如何保持“民族特性”的争论。

保持“民族性”的理论，可指向方方面面，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公开说，对法国演出莎士比亚的作品不感兴趣；几位享誉欧洲的其他国家演员来巴黎演出，巴黎演艺界一直保持高高在上的审查者的姿态。

一位评论家如此写道：“巴黎是一个各种比赛的聚集地，也就是说，所有各种天才的产品，都要到这里来展现，并在这里争取得到认可。

”巴黎人相信：“巴黎的观众永远都是最伟大的裁判员。

”但普罗夏松的研究表明，正在此时“我们发现居高临下的巴黎意识和它的自信心正在某些方面摇摆不定”。

不仅戏剧演出方面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只有繁荣的文化才具有影响力。

文化繁荣当然不能没有一定的经济、金钱基础，但是仅有经济发展、资金支持远远不够。

文化更需要宽容的氛围——对本土文化内生创造、创新的宽容，对外来文化的宽容。

在严格的管制、管理下，视本土文化的创造、创新为异端，视外来文化为对本土文化的污染和破坏，投入的金钱再多，文化也不可能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