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诗歌的纪念碑

代际问题本是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诗歌界将其引入，用于描述复杂的诗歌现象，对庞杂的诗人群体进行归类。

“70后”概念的提出，在国内先有陈卫等在南京《黑蓝》杂志上发表文章予以阐述，后有《诗歌与人》《诗文本》等民刊的广泛宣传，这中间也有陕西70后诗人的推波助澜。

比如，1999年王琪和黄海在西安创办《七十年代》诗报，2001年黄海主编的《唐》推出“70后诗选”等。

随着越来越多的报刊推介70后诗群及其作品，“70后”作为一个完整的诗群也被诗界和学术界广泛接受，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当然，这一群体性的命名并不具备流派意义上的写作特征，在对群体共性的把握中，也反映了一代人自我确认的焦虑和急迫。

陕西70后诗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有着各自的成长轨迹，从属不同的精神谱系，诗学主张和诗歌抱负各异，写作独立而分散，但经过近二十年持之以恒的艺术实践和探索，已经成为陕西诗坛的中坚力量，蔚为壮观的诗歌风景已然形成。

成长与崛起陕西70后诗人基本上是在中学（中专）、大学时期就喜欢上文学，并开始最初的诗歌练习的。

那时，可供学习和参照的文本并不是很多，汲养有限，但文学氛围浓厚，激情和梦想带来有力的推动。

在最初起步的身影当中，王琪很早就是负有盛名的文学少年了，他敏感多思，在一所中专学校勤奋创作，以抒情诗人的身份频现校园类报刊的重要版面；马召平上高中时就获得了第五届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一等奖。

由中华青少年文学基金会和十多家学生报刊联办文学夏令营，被誉为中学生文学的黄埔军校；还有邹赴晓，上职业高中时就担任中国中学生诗人协会四川分会会长、中国中专生诗人协会副会长，参与创办《新诗人报》，中国中专生诗人协会的会刊，一份最具先锋气质的中学生诗歌报。

当时，西安有一份著名的学生刊物《中学生文萃》，在它周围聚拢了一大批青少年文学精英，今天依然创作且成绩斐然的就有马召平、王琪、杨广虎、刘峰等。

文学的火种播撒进幼小的心田，愈燃愈炽，很多年后终成星火燎原之势。

经过学生时代的痴迷，走上工作岗位的坚持，成家立业后的苦心经营，陕西70后诗人在一二十年的摸索实践之后，艺术积累和写作功力愈显深厚。

他们一次次发力，冲出潼关，走出陕西，在国内广阔的诗歌版图上展现风采，树立起自己的文学形象。

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全国70后诗人中的实力派，有的成为其中翘楚，为陕西70后诗歌在全国赢得一席之地。

“青春诗会”被誉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自2006年以来，陕西就有李小洛、张怀帆、横行胭脂、梦野、王琪5位70后诗人参加。

在国内诸多文学奖项的角逐中，他们的身影愈见增多，实力愈见雄厚，其中李小洛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华文青年诗人奖、郭沫若诗歌奖、柳青文学奖，横行胭脂获《诗选刊》2010?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柳青文学奖；张怀帆获中华铁人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省作协年度文学奖；马召平获孙犁散文奖、鲁藜诗歌奖、柳青文学奖；王琪获鲁藜诗歌奖、省作协年度文学奖；梦野获柳青文学奖，党剑获省作协年度文学奖，等等。

加入中国作协、参加鲁院高研班学习、签约陕西文学院、入选“百青计划”作家中诗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更是数量浩繁、品质日渐提升，70后诗人俨然成为陕西诗坛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

当然，对一个诗人的写作及其成就的考察，并不能完全凭借发表过多少作品、加入什么协会、获过什么奖项来断定。

尤其在文学环境日益恶化、“包装营销”之风盛行的当下，用外在的“硬指标”来衡量，往往会对潜心创作的诗人带来遮蔽。

在陕西70后诗人中就不乏一些潜心诗歌的“隐士”，像客居柞水小城的张翼，默默写作十余年，很少发表作品，外界也少有人知，但他的诗歌已呈现出70后诗人少有的大气象、大格局。

还有，十余年来一直以“民间立场”活跃于诗坛的周公度、黄海、武靖东、朱剑、徐淳刚、史雷鸣等人，他们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有别于主流群体，但他们的写作已构成繁茂、开阔的另一重风景。

群体特征下的个体呈现70后这一代人的学生时代，适逢国门洞开，社会转型，各种新鲜事物、各种文艺思潮蜂拥而至，这令他们既振奋又迷茫，既惶惑又期待。

他们上中学时就普遍接触到“朦胧诗”，可以说，是北岛、顾城、舒婷这些人给了他们最初的诗歌启蒙。

然而，“朦胧诗”的相对晦涩和诸多不确定性，仅具标示和引领作用，并没有让稍显稚嫩、还没有太多诗歌素养的他们找到内心的共鸣，倒是整天哼唱的港台流行音乐带来情感的抚慰，崔健的《一无所有》《花房姑娘》等大陆摇滚乐激荡起沸腾的热血。

武侠、言情小说一度让很多人如醉如痴，席慕容、汪国真的通俗诗歌也给他们造成艺术上的错觉。

紧接着，海子诗歌的纯粹和神性，“第三代诗人”的庞杂和多元，给70后诗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困惑，也预示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可能。

有着乡村生活背景的70后，是城市和远方为他们勾画出精神的地平线和最初的理想，然而在进入城市并与其抵牾之时，城乡文明的冲突、现实的重压、梦想的失落在他们身上剧烈演绎着。

而在此时，童年的记忆复苏了，并作为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家园意识的形成与发现，出现在他们的写作中，甚至在意识、潜意识层面更深地支配着他们诗歌的底色和精神走向。

可以说，在陕西7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有着大体相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也有大体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这就使得他们的写作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比如，对政治话语和宏大叙事的疏离，对自我的发现，向个人性、生活化、物质主义的靠拢。

当然，他们个体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也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他们各自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汉语诗歌的发展渐趋沉稳，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已不可能，流派意义上的写作已不可能，用极具涵盖力的时代主题命名时代的精神走向已不可能。

在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语境中，陕西70后诗人的写作呈现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是基于自我个性，对各种艺术手法、诗歌史上各种流派、主义的拣选或杂糅。

在他们当中，以反叛姿态确定自我身份的是少数，更多的是认同并自觉承传诗歌传统，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吸纳，寻找自己的话语空间和表现方式。

1、地缘文化对写作的影响。

陕西70后诗人的写作状态和诗歌面貌多种多样，很难归类并加以鲜明的区分。

但在和诗人们的接触以及文本阅读中，我有一个颇深的印象，就是地缘文化的差异给写作带来的影响。

陕西本土的张怀帆、王琪、马召平、秦舟、赵凯云具有代表性，他们身上携带着秦人特有的质朴、敦厚和诚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域文化遗留的保守因素，反映在作品中，他们近乎一致地以真情实感打动人，注重作品的内质，情感饱满充沛，意蕴颇深，但写作方法和理念上的更新相对薄弱。

而邹赴晓、黄海、周公度、朱剑等人来自外省，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存理念，他们身上有很多异质的东西，无论是办刊物、搞活动还是写作本身，往往有很多新点子、新方法，给人以启示，他们对诗歌在传统意义上的创新甚或颠覆都是很突出的。

陕南的李小洛对诗意安康的表现和阐释，充满了楚文化的细腻和灵秀，她的诗在随意、率性中透出沉思的品质，将对生活、生命及世界的认知统摄在具有地缘文化特征的“安康性”的诗学表达中。

陕北的梦野集中书写高原风物，质朴粗疏，具有高原游牧文化的特征。

可以说，李小洛和梦野两位的诗歌风貌是对南北文化差异性的鲜明印证。

嫁到陕西的横行胭脂，她的抒情有着南方人的绵亘，但也时时流露出对长安和大唐在文化及精神意义上的豪迈认同。

2、对诗歌传统的反叛或继承。

以地缘文化的差异来描述他们的写作方式和艺术特征，未免浮泛和粗疏，或许只有着眼于写作本身，紧扣各自的诗歌主张、创作手法和价值趋向，才能更深入地把握他们之间的异同。

陕西70后诗人的诗歌主张和创作手法，如果进行最直观最简单的归类，就呈现为口语和非口语表达之分，抒情与反抒情（叙事）之别。

口语诗人强调“日常、当下、现场”，在文本的书写中克制或反对抒情，呈现出情景化、叙事化特征。

具有口语倾向的诗人中，朱剑、黄海、武靖东令我印象深刻。

朱剑的口语诗很出色，语言干净利落，描述不动声色，关键处总能点到生活的软肋和内心的隐痛。

黄海的诗有口语化倾向，他选词造句极其俭省，呈枯瘦之美。

武靖东经过提炼的新口语，对事物的呈现很有表现力。

陕西70后诗人的口语化表达，针对文化、道德以及诗歌传统的反叛，其实并不极端，是一种温和的背离。

在人的生存及生活枝节的凸显中，主体精神的撤离或抽空也相当明显。

口语和非口语、抒情与反抒情（叙事）之间，也并非语言材料和写作方略的差别这么简单，在它的背后，更多是写作者价值观念的差异。

陕西70后诗人更多选择非口语和抒情性的方式进行写作，他们对于诗歌传统、文化以及道德采取的方式是接纳和继承，当然，他们对此也并不缺少审察和反思。

他们的写作构成了陕西70后诗歌的主流，在这当中也是风格各异，异彩纷呈，像横行胭脂、王琪、赵凯云、党剑、杨芳侠、袁治中的抒情乃至激情式书写，张怀帆抒情和叙述的并重，周公度、史雷鸣独特的诗美追求，李小洛节制的叙述，边围对诗歌幽默元素的倚重，郦楹、邹赴晓、宁颖芳的知性审美等等，不一而足。

他们在保持艺术个性的同时，广采博纳，融会贯通，使自己的写作进一步走向深入和丰厚。

3、生存现场与家园重铸。

生活、社会和时代，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无法回避的现实。

70后诗人由于对政治话语和宏大叙事的有意背离，放弃了对神话原型的追索、对历史纵深感的痴迷，他们更倾向于对自我和生活现实的表达与书写。

当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闪电还在他们的记忆中回放，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的浪潮已将他们置身严酷的生存现场，理想的失落、生活的艰窘以及存在的虚无，迫使他们痛苦地思索、审慎地表达。

现世的温暖、美好事物的闪现、生命的瞬间关怀，无不牵动他们的神经，牵动诗歌伸展的触角。

李小洛的《病历书》为这个时代出具了一份病相报告，张怀帆的小镇诗歌传递出世俗的关怀和悲悯之情，更有口语诗人对现实的揭露或揶揄，更有张翼等诗人对生存现场的越离，注目生命本质以及世界构成。

陕西的本土诗人普遍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这与他们的出生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陕西70后诗人，很多都写到自己的故乡，其情殷殷，其心拳拳。

这不仅是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纠结，更是生命意识和家园意识在心灵深处的投射，是身处城市生活现场的一种精神回望和生命追寻。

比如，梦野的陕北、张怀帆的曹塔村、马召平的马家庄、王琪的罗敷河、黄海的黄石、徐淳刚的南寨、赵凯云的豳州等等。

在这些诗人当中，王琪、赵凯云、徐淳刚、梦野的家园意识更为强烈，他们集中书写、大规模呈现，为家乡立传，为自己的精神重铸家园。

多文体写作中的诗意坚守陕西小说大家路遥、贾平凹、高建群、杨争光、红柯等都是以写作诗歌起步的，可以说，是诗歌给了他们最初的语言敏感以及诗性的认知和把握。

陕西70后写作群体，诗人的阵容也最为庞大。

很多70后诗人在诗歌为他们带来一定影响和声誉后，逐渐转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其他文体的写作，在各个领域施展才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表达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