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引导语：《柳子厚墓志铭》是诗人韩愈为柳宗元写的悼念文，这篇文章千载流传而不衰，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
子厚，讳宗元。
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
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
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
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
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
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
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
众谓柳氏有子矣。
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
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
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
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
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
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
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
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
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
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
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
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
”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
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
反眼若不相识。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
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
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
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
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
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
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
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女子二人，皆幼。
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
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
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
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
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
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
赏析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
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
私交甚深，友情笃厚。
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
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
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
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
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
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
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
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
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
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
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
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
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
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
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
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
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
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