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与时代认同

文学与历史的交织

2013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三班 102012013187 陈洋

摘要：

都说文史不分家，历史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它书写着人们的记忆，它留存着时间的影片。文学在历史中发展，历史在文学的载体下生活。文学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与社会发展总体上具有同步性或一致性，但有时也会不同步或不一致。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平衡与不平衡关系，是文学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同时，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继承与创新等问题。

关键词：文学 历史 继承 发展 伴随 创新

文学活动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探讨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状况，有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进而认识文学对人类社会文明史的意义。

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有文学的存在。应该说有人的存在就已经存在着文学，即使只是单纯的文字符号记录，文学与音乐、舞蹈等交织在一起，因而合称为原始艺术。劳动推就了原始艺术的发生，但劳动本身毕竟与专门的文学形态上有一定的距离。正是在劳动中产生和发展了语言和审美意识，才为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推动力量。这是原始时期的文学萌芽。

然，拿文学史课堂上学习的《山海经》来说吧，这是一部先秦的重要古籍，虽然内容极其荒诞奇妙，但《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我们不能只将它当作一般普通的神话故事书，它其中所包含的宝藏，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涉及。在《山海经》中，丰富的直观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问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创作产生影响，其中丰富神话思维的神话传说常常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素材，并且神话思维的原始生命观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产生深层影响。我们不能妄自判断山海经所含的历史与文学，虽然它用笔极其奇妙荒诞，记载着上古神话，虽然里面多有不详，但我们仍可从蛛丝马迹中看出历史的痕迹，毕竟，《山海经》描述的时代是我们所不可触及的，文中所涉及的知识也是可让我们感慨，对古代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山海经》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互文性在文学中的意义网络及价值

摘要：在文学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场景、人物、意象、经验和感觉重复出现，构成了文本创作和阅读体验的基础。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网络和链条中；任何意义也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依赖共生的语境和意义。只能用意义解释意义，而文本也只有通过参照文本才能获得意义。在互文中，既不存在意义的中心，也不存在一个超然的观察点。互文性理论可以避免从单一视角或纬度去孤立地对待文本，任何试图分析或解释文本的人，都必须参与文本的互动。

关键词：互文性；文学批评；意义网络；价值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是指其他文本或知识对当前文本意义的塑造。在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意指通过归因发现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他文本（或意义）中析取或据以建构的。它着眼于特定文本（或意义）与其他文本（或意义）的联系。互文性是广泛存在的,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样是改变与影响文学实践的重要因素，读者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在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也可以形成至关紧要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为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瓦提出的。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她的论文《巴赫金：词语、对话、小说》中试图打破关于文本由作者所规定的传统观念，认为文本是它对其他文本、对语言结构本身联系的产品。“任何文本都是作为引文的马赛克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铸与变形”①，任何文本都受读者已经阅读的其他文本及读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这一范畴获得了后结构主义者的首肯。巴特探讨了在文学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物的看法。德里达则将互文性确认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将文本理解为自我参照的系统。它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求助于传统作者观念的解释文学与非文学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

二、互文性在文学中的意义网络

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这个概念的初衷，是在研究语言符号如何在文本结构中派生意义时，注意到了意义的多重

历史与文学———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

摘 要: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之“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而言的,后者把文学看成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新历史主义者则看到了历史的文本性和其中的虚构成分,把历史话语中的真实限制在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 文学批评 历史叙述 互文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界风靡一时,但很难把它看成是一个观念明确、方法固定的严格的批评模式。与其说“新历史主义批评”提供了一种解读文本、评价作品的新方法,不如说它启发了人们对待文学,理解历史,把握处理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新观念。“新历史主义”由于有共同的关注对象——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共同的批评目标——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文学,共同的理论追求——把当代社会中的新观念新方法运用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揭示,以体现新历史主义自身的前卫性与独创性,因此,它仍以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和新的批评流派的姿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新历史主义概述“新历史主义”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ｂｌａｔｔ,1943—)。他在1982年《文类》(Ｇｅｎｒｅ)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后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格林布莱特由于受到同时代的新潮思想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的影响,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有异于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而以全新的姿态博得了学术界的好评。与某些专事理论建构的学者不同,格林布莱特在重视对自己的批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同时,从不忽视具体的批评运作对日益完备的理论形态的促进作用。正如他所强调的,新历史主义首先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1]。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有其合理的和必然的历史原因。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从实证式的社会历史批评到注重文本细读的形式主义的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几次转折,批评界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非历史倾向,传统的历史主义或者叫做旧历史主义受到怀疑和抛弃,文学与历史、本文与语境的关系受到忽视。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从历史的环境和语境中重新释读文学作品的意义的要求也逐渐强烈起来。自6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力图使文学批评具有历史维度的努力受到尊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雷蒙德•威廉斯、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特里•伊格尔顿等主张重新开辟文学研究的历史途径。而新历史主义作为这种主张的实际呼应和具体实践,逐渐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批评运动。

比起古老的“文赋”、“诗品”、“词话”、“曲录”来，“文学史”无疑是小弟弟。可这位后起之秀，一出生就身手非凡。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文学史”在现代中国学界所向披靡，百年后的今天，已演变成一个庞然大物。

多年前，我在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曾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我的结论是：“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 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 ，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 教书 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 文学史 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如此立场，今天我仍坚持——“文学史”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依赖于文学教育的展开。

我心目中的“文学事业”，包含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隔，更有各自独自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就拿文学教育来说吧，不仅对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而选择文学史作为核心课程，既体现一时代的视野、修养与趣味，更牵涉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故值得深入探究。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