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披巾在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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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帔帛为例看佛教文化对中国服饰文化的影响作者:朱烨桢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0年第11期摘要:服饰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直接和集中的体现,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忠实印象。
中国历代服饰文化和艺术都深刻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涵盖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内蕴,承载着极为丰富的中华民族自身发展及其与众多民族往来交流、相互融合的文化信息。
作为我国古代仕女典型佩戴饰物的帔帛,贯穿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在我国服饰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意义。
通过帔帛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可以以点概面,看到佛教文化对中国服饰文化和艺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帔帛;佛教文化;服饰文化;影响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30-02帔帛称谓颇多,又称帔子,帔帛,披巾,领巾,帔巾,奉圣巾,续寿巾。
帔帛是古代仕女的典型佩戴饰物,一般是由薄薄的纱罗裁成,上面有印花,或者是用金银线织就图案的长条帛巾。
披搭在女子肩背之上,缠绕于双臂之间。
站立时自然下垂如潭水静谧,走动时飘逸舒展如风拂杨柳,动静相得益彰,表现了以虚代实,以动育静的传统艺术。
帔帛的形制,始于晋代,《释名》中记载云:“披之肩背,不及下也”。
庾信《美人春日》诗中写到:“步摇钗梁动,红轮帔角斜”。
简文帝也有诗句“散诞披红帔,生情新约黄”描绘了其佩戴后的形象。
帔帛自晋代后流行于各个朝代,唐代盛行,女子无论贵贱皆有披着,其后沿之,并演变为广大妇女的常用服饰。
但是,帔帛并非纯粹的中原产物,而是受到了外族文化的浸染,是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的产物。
世俗女性的帔帛与第一个以宗教形式存在于中国的教派——佛教有关,是传入中原的印度佛教服饰。
而古希腊僧侣、学者等披搭的希玛纯则是印度佛教中菩萨帔帛的源头。
因为古印度键陀罗地区在历史上曾为亚历山大人帝所征用,印度文化因而与希腊文化相融合,故而佛教艺术也因此带有希腊化的倾向。
丝绸JOURNAL OF SILK历史与文化第58卷第5期基于龙门石窟造像研究的“帔帛”名物再考黄智高(河南工程学院服装学院,郑州451191)摘要:帔帛是龙门石窟造像中的长巾状衣饰,同时也广泛存在于其他传世图像,其美感独特,承载信息丰富。
诸研究认为其用名“帔帛”与“披帛”同义,并始源于佛教而影响至世俗;但也有研究认为其源于中原而影响至佛教,还有研究就其材质做了讨论。
文章以中国本土的帔帛源流探索为视角,以龙门石窟造像为取证中心,兼以其他实证与文献,对已有成果进行重新爬梳、比较与考证。
研究认为“帔帛”与“披帛”概念不同,前者所指更宽泛,可含“披帛”“帔子”“霞帔”等多种披挂名物;提出帔帛材质可有多种,而披帛材质只能是丝绸的观点;认为长巾帔帛源流存有始发西方、本土原生、世俗与佛教平行原发等多种可能,强调了印度佛教的初始帔帛应有中国基因。
关键词:帔帛;披帛;源流;龙门石窟;长巾;霞帔;丝织品中图分类号:TS941.12;J523.5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17003(2021)05011406引用页码:051205DOI:10.3969/j.issn.1001-7003.2021.05.017Re-investigation of the object of"Peibo"based on the study of Longmen Grottoes statuesHUANG Zhigao(Fashion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Abstract:Peibo as a long scarf-like costume of Longmen Grottoes statues can be widely found in other handed-down images with unique beaty and a wealth of connotation.According to many studies,"Peibo"is synonymous with"Pibo",originated from Buddhism with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ecular world;however,some studies believe that it originated from theCentral Plains and influenced Buddhism,and some studies discuss its materials.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anddevelopment of Peibo in China,taking Longmen Grottoes statues as the center for evidence acquisition,based on otherempirical and literature,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again for further comparison and research.It isconcluded that the concept of"Peibo"is different from"Pibo".The former refers to a broader meaning,including"Pibo","Peizi","Xiapei"and other items.This paper also proposed the viewpoint that there exist many kinds of materials of Peibo,and only silk can be used as the material of Pibo,an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re exist a lot of possibilities:the long scarf Peibomight be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it was formed in native place and it might be originated simultaneously from secular andBuddhism.Then,this paper also emphasizes the original Peibo of Indian Buddhism is supposed to contain Chinese gene.Key words:Peibo;Pibo;origin and development;Longmen Grottoes;long scarf;Xiapei;silk fabric汉传佛教文化的精粹所在之龙门石窟造像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其石刻及服饰艺术表现均处于顶峰时代,所载服饰形象具有典型研究价值。
帔巾———古代新疆女性脖颈上的万种风情-地理论文帔巾———古代新疆女性脖颈上的万种风情撰文阿迪力阿布力孜摄影丁禹美国著名影星奥黛丽·赫本曾说过:“ 当我没有戴上丝巾的时候,我从没有明确地感受到我是一个女人,美丽的女人。
”当刻板的老板叫手下的白领女职员穿上黑色的工装时,如果脖颈上系一条色彩斑斓的丝巾,再严肃的的面孔也会变得温润起来,风吹过,一天的好心情便随那翩翩起舞的丝巾开始。
丝巾的历史源远流长,起源于何时,考证起来比较困难。
古文献资料表明,至少在2300 多年前的秦代出现在中原地区,我国古代称之为披帛,也叫帔子,是绕于肩上起装饰作用的一种衣饰。
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引《二仪实录》云:“秦有披帛,以丝帛为之,汉即以罗。
”《释名·释衣服》曰:“帔,披也,披之肩不及下也。
”丝巾在历史古籍中记载颇多,但考古出土实物十分少见,好在新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时常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如1995 年中日尼雅共同考察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民丰县尼雅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一件汉晋时期红蓝色菱格纹丝巾,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丝编织佳品,其设计、编织、和染色工艺,浑然一体,与现代丝巾相比也毫不逊色,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不可估量。
红蓝色菱格纹丝巾出土于尼雅1 号墓地3号墓,现陈列于自治区博物馆《瀚海霓裳———西域古代服饰的记忆》展览,长175 厘米,宽37 厘米,图案为蓝色、红地蓝纹和蓝地红纹3 种菱形排列,丝巾正反两面图案同为菱形,但颜色互换,丝巾的两端缀有流苏。
丝巾出土时系于女尸头部,但从形制上看很像是一件帔巾。
这件红蓝色菱格纹丝巾,至少有1600 多年的历史,其历史之悠久,构思之独特独特,编织之精美,色彩之鲜艳,而且保存之好,不仅在我国,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为我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
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有“绯罗帔子”“绿绫帔子”“ 紫小绫帔子”“ 白小绫领巾”“ 绯罗领巾”的记载,由此可知西域女子用的披帛质地和颜色多种多样,有红、绿、紫、白等多种色彩,这里所说的“领巾”,可能是一种三角形的帔巾。
浅谈云冈石窟的装饰纹样作者:赵晓丹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14期摘要:云冈石窟的装饰纹样是云冈石佛像整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云冈石窟装饰纹样复杂多样,在继承前朝佛教艺术的前提下,加以吸收外来艺术造型纹样和技巧,它是我国美学界文化研究的瑰宝,也是我国装饰文化艺术史上最宝贵的历史资料,更是魏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文章详细分析了云岡石窟装饰纹样的种类及特点。
关键词:装饰纹样;云冈石窟;忍冬纹;文化融合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2.14.0400 引言北魏王朝是中国古代东胡的一支—拓跋鲜卑建立的国家,在其祖先南迁的过程中,便吸收沿路的匈奴、东胡、汉等民族文化因素。
定都平城大同之后,以汉化作为其建国思想,汉文化的影响体现在礼制、建筑、服饰等多个方面。
同时,汉族以及其他游牧民族不断向平城迁徙,北魏的平城以胡风、民族风俗为特征,加上充满异国情调的佛教美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创造了我国装饰文化中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归宿。
云冈石窟的装饰纹样也受到了近代学者的重视,中国建筑史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曾在1933年来到云冈石窟考察,并共同发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专门讨论了云冈石窟的装饰花纹,云冈石窟有多种装饰纹样,多数是从外国传入的母题和表现。
这里所展示的各种纹样都是从希腊起源的,从波斯和犍陀罗传入,特别是西方纹样出现在中国的装饰品上,比如回折的卷草纹,自此以后,卷草纹成为中国最普遍的模式,虽然经历了一些变化,但分支和回旋的主要原则并没有改变,甚至认为唐宋以后的花纹也由此而演进。
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的《关于北魏唐草纹样的二三》和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的《云冈石窟装饰的意义》两文,主要侧重于对装饰纹带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宿白先生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一文,就云冈第九、第十窟艺术风格与司马金龙墓出土文物进行对比,对确定云冈石窟的分期有着极大的意义。
165SONG OF YELLOW RIVER 2020/ 19均具有文化方面的交流。
另一方面是16窟为早期石窟的最后作品,有汉化趋势。
尽管这一佛像在数千年的时间飞逝中其下半身已被风化,但是,十分完好的上半身仍旧可以让人们欣赏到其总体的服装美。
其服装在当时是五窟中最流行的。
第17窟交脚弥勒佛穿着“菩萨装”。
是昙耀五窟中唯一穿着菩萨装的弥勒像。
弥勒像瘦身欣长,双腿交叉,冠饰高耸,头发细密,梳理有序。
身着璎珞,臂上有珠钏,胸前饰有双蛇。
这尊菩萨像的特点是繁丽的装饰和轻柔的衣服相映衬,形成十分特殊的审美趣味,对于第18窟而言,其佛像的袈裟中分布了许多小佛,伴随衣纹而发生起伏,伴随褶皱而发生舒缓,在手中的绢花也具有许多小佛。
因此,把其叫做“千佛袈裟”。
对于第20窟中的释伽牟尼而言,其是云冈石窟中具有最高代表性的佛像,大佛穿戴了偏袒右肩袈裟,这是明显的印度早期服饰风格面向方圆,大耳垂肩,手持“禅定印”,呈结跏趺坐状。
20窟主像的胡须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来源于希腊古典时期,仅有哲学家才可以留下胡须。
对于服饰而言,在对异邦文化进行吸纳、消化期间,北魏政权在吸纳的同时进行了改进,传承了外来佛像服饰有关的特点,又符合中国的风俗。
在进行改进期间,大多考虑到了两大因素,其一,北方较为干燥,寒冷。
无法穿较薄的袈裟,所以中国佛像面料质感厚重,羊毛或亚麻质感。
二是中国的传统礼仪规范,在公开场合免冠,袒胸露体是不和礼仪规矩的。
(二)缤纷佛国华丽世俗的中期石窟云冈石窟中期工程开凿于献文帝黄兴年间(467-470年),止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太和十八年(494年)约用了23年时间。
石窟主要包括了第1-2窟,加之5-13窟、没有完成的第3窟。
由艺术风格方面来说,在中期石窟中,其平顶大多都是方形或是长方形,多用平棋藻井式雕刻。
有些窟还分成前后或左右成双的双窟,壁面上下重层雕刻。
中心塔庙窟增多,世俗化,民族化、色彩增强。
雕刻比早期石窟更加繁复多变,雕刻面积增多,雕刻更加精美,技艺十分娴熟。
传统文化视域下云冈石窟的佛教服饰研究作者:史林玉高晓梅来源:《收藏与投资》2022年第05期摘要:佛教作为汉代时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碰撞中,逐渐中国化,而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的服饰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种符号。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文化遗产群就是北魏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完美融合。
本文通过石窟佛像与服饰的搭配分类及举例,对佛教服饰的内涵和意义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北魏;云冈石窟;佛教服饰学术界和佛学界一致认为,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至此佛教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中国化进程。
东汉至魏晋,佛教经典的翻译为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土壤,佛教开始初步流传;到三国时,佛教依托玄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西晋时期,因为社会动荡,贵族士人乃至平民纷纷期望从佛教中找到精神依托,佛教在南北方都开始盛行;东晋及之后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进和人民的需要,佛教在社会中已经深入人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译经与文学活动相渗透,佛教艺术如佛像绘画、佛寺建筑、石窟艺术、佛教音乐等都逐渐盛行。
特别是石窟艺术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
著名的有敦煌的莫高窟、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等,这些都是璀璨的佛教艺术瑰宝,也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本文选择云冈石窟中的佛教服饰进行研究,举例对其中的分类和特点进行说明。
目前,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多数都是关于考古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而纯粹的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但实际上,云冈石窟是传统文化多维度的集合点,不仅有佛教文化,而且还有传统服饰文化、传统音乐、舞蹈文化、多民族文化等,因此,本文以云冈石窟佛教服饰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和研究。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民不聊生。
当时,帝王非常重视佛教,佛像艺术就是官方组织修建的,云冈石窟作为四大石窟之一,其佛像风格是佛教与服饰的完美融合。
一、石窟佛像与服饰的搭配分类及举例(一)早期—印度服饰化(以袒肩式和通肩式为主)佛教盛行与服饰搭配方面有密切关系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也说明佛教与当时中国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
宋代诗人苏轼的《念奴娇》中“羽扇纶巾”的纶巾,是幅巾的一种,一般认为以丝带织成。
因传说为诸葛亮服用,故名“诸葛巾”。
幅巾束守,即不戴冠帽,只以一块帛巾束首,始于东汉后期。
一直延续到魏晋,仍十分流行。
对唐宋时期的男子首服也有一定影响。
魏晋时期冠帽也很有特色。
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
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
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
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
另外,帽类有几种样式:一种“白高帽”,“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一种“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等等。
左图为戴小冠的侍从(江苏南京中央门外小红门出土陶俑)。
中图戴笼冠的贵族男子(河南巩县石窟寺石雕)。
右图为戴卷荷帽的吹鼓手(河南邓县出土彩色画像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
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
衫和袍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区别,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
而衫子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
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
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
除衫子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
左图是袒胸露腹的文人(刘伶画)。
中图是梳丫髻、穿宽衫、袒胸露腹的士人。
右图为裹巾子、穿宽衫的士人。
(江苏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砖印壁画)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打到俊俏潇洒的效果。
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
□崔晓霞论披巾在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中所起的作用摘要:本文将着重从云冈石窟人物造像所配披巾的敷搭方式,与人物造像的相对位置关系,颜色形态及扭转状态的表现等多方面论述其在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披巾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作用服饰,作为见证人类整个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其本身的功能也从最初的防寒遮羞,发展到装饰人体,继而体现穿着者的身份、气质、品味,俨然已经成为了穿着者精神世界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和本身气质的一种延伸。
云冈石窟,这座人类艺术的宝库中,自然也少不了形式多样的服饰。
它们或华丽或质朴,却都承载和表现出了雕刻艺术家们登峰造极的艺术和对于雕刻艺术极大的热忱。
云冈石窟造像的服饰元素丰富多样,而笔者认为,这其中最为出彩的当属造像所配的飘带。
披巾,作为服饰组成中的重要元素,或飘逸或凝练。
由于其出色的可塑性是其他服饰元素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中大量的出现,也成为了人物造像精神特质最为清晰的注解。
本文将着重从云冈石窟人物造像所配披巾的敷搭方式,与人物造像的相对位置关系,颜色形态及扭转状态的表现等多方面论述其在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披巾的敷搭方式披巾作为表现人物状态的重要装饰物,在人物不同的状态下会呈现出不同的敷搭方式。
飘带此类飞天多出现于龛眉,人物多侧身,前伸臂自然前伸,后扬臂后摆于体侧自然延展。
中国古代雕刻与绘画艺术历来以写意见长,这一特点在以宗教神话为题材的绘画和雕刻作品中则更为突出,作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中飘逸与灵动的化身,飞天佩戴披巾的方式自然也是灵活多样,以体现人物的空灵。
如第6窟中心塔柱下层北面外层龛眉格间装饰的飞天,披巾与飞天前伸臂的接触方式为敷搭,并不会缠绕于前臂,绕臂部位多为肘部。
后臂的飘带会绕臂半周。
绕臂方式多为由体后敷搭至肘部再绕臂一周,也有少数此类飞天其披巾在后扬臂的绕臂部位下移至手部(图一)。
2.女性飞天:此类飞天的佩戴方式则有所不同,披巾与身体的接触部位首先为肩部,经肩部由以后绕至体前,再缠绕于肘部,末端扬起。
【解读】云冈石窟菩萨像宝冠和服饰配饰菩萨,全名为菩提萨埵,梵语菩提,意为觉悟,萨埵意为众生,以示既能自觉本性,埵又能普渡众生。
这是大乘佛教区别于小乘佛教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因此,菩萨形象在宣扬大乘佛教的美术雕刻和绘画中,不仅数量大而且表现出装饰上(包括服饰和佩饰)的丰富多彩。
在佛教中,菩萨是被崇拜和歌颂对象,但其地位又不及佛陀,是与世俗社会更加接近的人物。
因而,人们在塑造他们时,一方面以接近佛陀的形象进行庄严美化,另一方面,由于其低于佛陀的身份,艺术家不仅可以将不少世俗内容赋予菩萨,还获得了更多的创作自由,使菩萨形象装饰华丽,神采飞扬。
云冈石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大乘佛教)石窟寺之一,自然塑造了很多菩萨的形象。
在云冈,这种形象最为吸引人的无疑是他们头上的宝冠和服饰、佩饰。
一、头上宝冠与所有佛像的顶上肉髻一样,所有菩萨像的头顶都装饰有不同花纹图案的宝冠。
由于宝冠多以各种花纹图案组成,又称为“华蔓冠”。
“华蔓”,《佛学大辞典》这样解释:印度风俗男女多以花结贯饰首或身,谓之俱苏摩摩罗(Kusum-amala),因而以为庄严佛前之具。
《大日经·入曼荼罗具缘品》曰:“持真言行者,供养诸圣尊,当奉悦意华,洁白黄朱色,钵头摩青莲,龙华奔那伽,计萨罗末利,是等鲜妙华,吉祥众所乐,采集以为蔓。
”《率应音义》曰:“梵言俱苏摩,此译云华。
摩罗,此译云蔓。
按西国结蔓师,多用苏摩那华,行列结之,以为条贯。
无问男女贵贱,皆此庄严或手或身,以为饰好。
”《西域记·二》曰:“首冠华蔓,身佩璎珞。
”《苏悉地经·三》曰:“若欲成就华蔓法者,取阇底华作蔓。
”然庄严佛之华蔓,有以种种之宝刻其形者。
《守护国界经》曰:“以种种宝,用作华蔓,而为庄严。
”《陀罗尼集经·六》曰:“若月无花,刻花安之。
”中国、日本之风土,难得适当之花,故专用金属所刻之华蔓。
以上所谓“首冠华蔓,身佩璎珞”的记录,正是佛教艺术中菩萨的形象。
云冈石窟束帛造型研究作者:张子娴尹夏清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第23期摘要:云冈石窟作为北魏平城时期皇室贵族开窟建寺的典范,无论是石窟雕刻还是装饰技艺都体现出多元的文化风格。
文章将作为石窟雕刻与装饰的束帛造型进行统计分类,并辅以其上所承形象的辨认区分,对云冈石窟中束帛造型的位置分布、形制样式以及美学风格等方面进行探讨与研究。
关键词:云冈石窟;北朝;束帛柱;束帛台座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人力、物力所兴造①,其石窟雕刻与装饰纹样的粉本在继承本民族传统风格的基础上,也受到了来自凉州、西域以及中亚等地的影响。
云冈石窟中的束帛造型作为石窟建筑结构的一部分,对于云冈石窟壁面的分割以及装饰效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过去学者对于云冈石窟中的束帛造型的研究多为整体概述,本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一形象的分布位置以及样式进行细致的归类划分与探讨,试图厘清这一形象的分布、形制以及背后的內涵。
1 云冈石窟束帛造型的装饰分布束帛造型贯穿于云冈石窟的整个雕造过程之中,本文主要依据其分布位置所体现的功能用途以及含义的不同,将束帛图像分为束帛柱头(束帛柱)与束帛台座两个大的类别。
第一类束帛造型多作为圆拱形佛龛的组成部分,或装饰在佛龛的柱头,或直接独立分隔相邻的两个佛龛,配置于佛龛两侧的拱端之下,起到承托整个龛额的作用。
束帛柱是北朝石窟中变化最多、分布最广的柱形,流行于北魏中期到晚期中原北方及河西走廊地区。
②云冈石窟佛龛两侧束帛大多对称,有部分佛龛两侧呈现不对称形式,如云冈石窟第12窟主室东壁上层北龛的两侧柱头,一侧为莲花柱头,一侧为束帛柱头,龛柱高低位置不同,可能为工匠误刻,但也直观地反映出莲花与束帛在柱头上的使用内涵与装饰意义相同或近似。
也有如云冈石窟第16窟南壁东部下层龛所雕刻的相邻两个佛龛的拱端共用一个束帛柱分隔呈二方连续排列的情况,但一侧尾端的佛龛却出现同一佛龛一侧拱端与邻近龛共用束帛柱、一侧单独使用一个束帛柱的情况,这可能与石窟先粗后细的雕凿工序有关。
历史(广东卷)-学易金卷:2023年高考考前押题密卷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未知1.有学者在谈及某一时期时认为,以前的人是跟在动物后面走的,动物到哪里,人就跟到哪里,现在不跟动物走了,人以种植为生,土地成了“财产”,收获也成为财富,一旦有了财产,人就不愿意四处流动了,人们守着财产,守着自己的“家”,该学者意在说明()A.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社会分工B.采集和渔猎促使家庭的产生C.农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D.人类从频繁迁徙走向了定居二、单选题2.商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外服指的是迫于武力臣服于商族的部族,这些部族接受商王的封号,表示对商王承担义务,商王承认附属国所拥有的土地和臣民。
西周的分封制则是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
相较而言,西周的分封制()A.加强了中央集权B.强化了君主专制C.推动了文化认同D.淡化了血缘关系3.据记载,秦朝初步确定了乡官制度,有秩、啬夫、游徼等行政吏员与三老以及治安亭吏(介于乡与里之间),共同构成权力中介,职能涵盖百姓的人身、赋役、治安和精神各个领域。
这表明秦朝()A.政府行政效率得到提高B.权力制衡机制已经形成C.君主专制统治得以强化D.地方治理体系有所完善4.前145年,汉朝实行“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延尉、宗正、博士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这项措施表明()A.汉朝附益法成效显著B.王国成为中央直辖的地方政权C.中央开始限制诸侯王D.汉朝诸侯王割据局面基本结束5.北魏初期,统治者在山西大同开凿的云冈石窟佛像造型比较粗犷,服饰贴体透肌,衣服短而窄,表情严峻。
迁都至洛阳后,宣武帝为其父孝文帝做功德而建龙门石窟,洞中的佛像,衣服垂于方座前,衣袖宽大下垂,面相略长而清秀,表情温和并作微笑状。
云冈石窟造像的鲜卑之风作者:暂无来源:《艺术品鉴》 2018年第12期云冈石窟造像往往渗透鲜卑族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子。
鲜卑族喜弹琵琶。
云冈石窟研究院王恒认为:“北魏时期就有‘琵琶长笛曲相和’的乐器配合使用习惯。
”北齐贵族多为鲜卑人,齐朝一个士大夫教育自己的儿子“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以便赢得王公贵族的赏识。
第6窟中心塔柱的太子骑象、入城、七步莲花故事造像都有弹琵琶的供养人造像。
第12窟东北角有手持五弦曲颈琵琶的乐伎。
曲颈琵琶在云冈石窟造像中大量出现,是当时社会较流行的一种乐器,但现在很少见。
曲颈琵琶本出波斯,由西域传人我国,新疆克孜尔第60窟也有曲颈琵琶,其他窟还有直颈三、五弦琵琶。
甘肃敦煌有反弹直颈琵琶。
鲜卑族喜欢弹琵琶的生活习俗,既有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本身对乐舞的偏爱诉求,也有丝路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更是安邦立国后北魏鲜卑人的雄心、自信所带来的兼收并蓄、开放宏阔的文化气象之体现。
云冈石窟有大量太子射猎造像,第l窟前室北壁、第9窟前室北壁啖子被迦夷国王射杀,以及第10窟后室南壁上层魔王波旬欲来恼佛缘、第6窟西壁中层的降魔成道造像,均有射箭情节。
云冈石窟对骑马射箭的雕刻,既是鲜卑族游牧文化的体现,也是帝王贵族围猎生活的折射。
鲜卑族喜饮酒,但云冈石窟造像对饮酒场面雕刻较少。
从佛教教义的角度,饮酒场面不适宜大量出现。
表现太子生活的造像出现醉酒娱乐人物,仅限于对宫廷世俗生活的呈现,也是作为佛教戒酒禁欲教义对立面的欲望来表现的。
饮酒场面较少,还可能与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有关。
太武帝经长安时入寺庙见和尚储藏兵器、财物、酒器等,怀疑和尚有异心,又在崔浩的鼓动下,遂有了之后的灭佛事件。
在此背景下,作为宗教空间的云冈石窟也不适合表现饮酒场面。
云冈石窟造像鲜卑服饰民俗在衣帽方面表现较为显著。
鲜卑风帽,又称鲜卑垂裙帽、长裙帽、鲜卑帽、大头长裙帽,到北周演化为“垂裙覆带”的突骑帽。
这种帽子由帽屋、帽裙组成,用带子于脑后做结收紧。
论大同云冈石窟佛像服装的艺术审美特征王建英【期刊名称】《新疆艺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10)003【摘要】本文从大同云冈石窟的服装艺术表现形式分析了佛教造像服装艺术的主要样式和类别,具体有右袒袈裟式,通肩大衣式,冕服式,菩萨装等,总结出因其造型与技法的不同,佛像分别呈现出庄严静穆,闲和雅致,飘逸脱俗,绮丽华美的艺术审美特征。
%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main style and the category of Buddhism statuary clothing art including right-bare Kasaya, tong-shoulder coat, corona line, mounted bodhisattvas. It summed up the Buddha showed a serene and solemn, leisure and elegant, refined and elegant, beautiful gorgeous aes thetic characteristics owe to its different shape and techniques.【总页数】5页(P16-20)【作者】王建英【作者单位】中北大学艺术学院,山西太原03005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305【相关文献】1.试论音乐表演技巧及舞蹈服装设计的艺术和审美特征——评《文艺团体乐队配器方法与合唱合奏指挥训练及服装化妆设计实务全书》 [J], 孙惠丽2.试论云冈石窟佛像服装特点 [J], 王恒3.云冈石窟的佛像艺术 [J], 耿波4.云冈石窟佛像雕刻艺术 [J], 张海雁5.大同:云冈石窟成功通过“全国佛教文化与石窟艺术旅游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园区”验收 [J], 贾建宇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视觉史视域之中的云冈18窟主佛所持之物辨析并包巾柱、束藤座说驳议张强【期刊名称】《当代美术家》【年(卷),期】2022()1【摘要】几乎所有关涉到云冈18、19窟研究的文章著作,在面对18窟主佛手持之物、19窟主佛膝上摊放之物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避的方式,这种审慎态度值得关注。
也有个别学者莽撞地认定为是"僧祇支"。
然而,当我们将这个手持之物与方山永固陵柱式、云冈石窟之中菩萨、外道、主佛就坐的"座式"相联系的时候,便发现它们之间的密切关联:都是软质的,都是有对折弧度呈现的形式。
加之18窟手持物一侧所雕刻的立佛与身前匍匐童子造像所表现的"定光佛授记"典故,便可以发现,这个物件不是世俗经验可以理解的器物,而是"神佛世界"中特定意义的符码系统。
我们因此命名为"天衣袂",以及"天衣束缚柱""天衣束缚座",旨在提示它是一个"化生空间"的涵义。
这三个视觉形式所包含的意义为:可以与过去佛会见,可以穿越未来,存在于现在。
而本文所关涉的"视觉史"视域更倾向于一种方法论,首先是关注被历史匿名,被佛学义理覆盖的制作家情况,包括他们创作的心理结构与文化倾向;其次便是从视觉语言结构出发,关注视觉形式、视觉语汇、视觉修辞的综合性;再次便是注重文献的逻辑关联,并放置到视觉应用语境之中进行判断,考掘其历史深处的文化心理结构,打捞沉积在历史河床深处的知识碎屑,重建其整体的意义系统。
【总页数】10页(P28-37)【作者】张强【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63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崔晓霞论披巾在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中所起的作用摘要:本文将着重从云冈石窟人物造像所配披巾的敷搭方式,与人物造像的相对位置关系,颜色形态及扭转状态的表现等多方面论述其在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披巾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作用服饰,作为见证人类整个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其本身的功能也从最初的防寒遮羞,发展到装饰人体,继而体现穿着者的身份、气质、品味,俨然已经成为了穿着者精神世界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和本身气质的一种延伸。
云冈石窟,这座人类艺术的宝库中,自然也少不了形式多样的服饰。
它们或华丽或质朴,却都承载和表现出了雕刻艺术家们登峰造极的艺术和对于雕刻艺术极大的热忱。
云冈石窟造像的服饰元素丰富多样,而笔者认为,这其中最为出彩的当属造像所配的飘带。
披巾,作为服饰组成中的重要元素,或飘逸或凝练。
由于其出色的可塑性是其他服饰元素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中大量的出现,也成为了人物造像精神特质最为清晰的注解。
本文将着重从云冈石窟人物造像所配披巾的敷搭方式,与人物造像的相对位置关系,颜色形态及扭转状态的表现等多方面论述其在云冈石窟造像服饰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披巾的敷搭方式披巾作为表现人物状态的重要装饰物,在人物不同的状态下会呈现出不同的敷搭方式。
飘带此类飞天多出现于龛眉,人物多侧身,前伸臂自然前伸,后扬臂后摆于体侧自然延展。
中国古代雕刻与绘画艺术历来以写意见长,这一特点在以宗教神话为题材的绘画和雕刻作品中则更为突出,作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中飘逸与灵动的化身,飞天佩戴披巾的方式自然也是灵活多样,以体现人物的空灵。
如第6窟中心塔柱下层北面外层龛眉格间装饰的飞天,披巾与飞天前伸臂的接触方式为敷搭,并不会缠绕于前臂,绕臂部位多为肘部。
后臂的飘带会绕臂半周。
绕臂方式多为由体后敷搭至肘部再绕臂一周,也有少数此类飞天其披巾在后扬臂的绕臂部位下移至手部(图一)。
2.女性飞天:此类飞天的佩戴方式则有所不同,披巾与身体的接触部位首先为肩部,经肩部由以后绕至体前,再缠绕于肘部,末端扬起。
除了这两种较为普遍的敷搭方式外,也有一些特例,如9窟前室北壁天宫伎乐列龛中的一逆发形飞天,敷图一6窟中心塔柱北面下层龛楣格内飞天搭于前伸臂的披巾末端并未自由飘动,而是改由后曳臂持握,飘逸中又显得严谨而稳重(图二)。
此外,呈不同姿势的造像其披巾的敷搭方式也有所不同。
呈跪姿或站姿的造像多为静态,因此相较飞舞于九天的动态飞天,其飘披巾敷搭方式便略显庄重。
如第10窟主室南壁上层东侧胡跪状供养天,合掌半跪,由于双手合十,上肢为相对对称分布。
所配披巾于肘部触臂,绕臂一周后自然下垂,左右两侧飘带,其敷搭方式及下垂走势皆为镜像对称分布。
又如第11窟南壁,尖楣圆拱龛,并坐二佛,左右两侧各一素面冠菩萨(图三),右手上举持与愿印,左手自然下垂。
虽两臂姿势不同,但由于菩萨呈站立状,因此两侧披巾并未展现出过多的飘逸,而是沿人体中心线呈镜像对称分布,大气端庄。
第11窟南壁盝形龛内交脚菩萨(图四),头戴化佛冠,袒胸露臂,佩璎珞,项圈,腰束羊肠大裙,右手上举持无畏印,披巾于体后绕于肘部后自然下垂,同样呈镜像对称分布。
二、披巾本身的形态、样式、纹饰及披巾末端纹理的表现形式第6窟中心塔柱下层北面龛楣格内的飞天乐伎,男性飞天的披巾在其体后部分为半弧形,有些则根据双臂的延展程度呈一字形展开。
且体后部分披巾的高度均低于头部。
形态总体较为圆润,回转弯折较为平滑。
而旁边的女性飞天其披巾的体后部分均高于人物发髻(图五),且整体形态较为突兀,类似于尖锐的椭圆体,绕臂后陡转上扬,整体形态呈几字形。
造型抑扬陡转,映衬出女性飞天的动感和飘逸。
又如13~18窟顶部两位飞天舒展自如,披巾线条更加不规则,衬托出女性飞天的潇洒与曼妙。
又如17窟南壁立菩萨袒上身(图六),佩项圈,短璎珞,左手持莲蕾,整体并未飘扬,体若即若离。
图二9窟前室北壁明窗楣上逆发飞天图三11窟南壁圆拱龛主像两侧素面冠菩萨图四11窟南壁下层西部交脚菩萨图五6窟中心塔柱北面下层龛楣格内女性飞天以静衬动的佳作。
而第8窟主室北壁盝形龛帷幕底部一逆发形夜叉,转身侧望,大眼露齿,背部的飘带紧贴于体表。
神灵的飘逸感顿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物的质朴与生动。
三、披巾的纹饰第6窟中心塔柱下层北面外层龛眉格间的飞天所佩的披巾纹饰比较简单,只有表面所刻的三条阴刻纹,而披巾末端却展示出较为丰富的各种表现形式。
如第7窟主室南壁6供养天三人一组,半跪相对,披巾绕肩贴胯下行,末端垂于足跟处,末端形如宝剑剑锋,将披巾的凝练表现得淋漓尽致。
又如第13窟明窗东壁一立菩萨(图七),头戴素面冠,左手提净瓶,右手托摩尼宝珠。
披巾搭臂翻扬,边缘饰有多重褶皱,形如绶带。
披巾表面的阴刻线也增多至4道。
13窟东壁盝形帷幕龛,龛内雕有一交脚菩萨,两侧各有一胁侍菩萨,所佩披巾末端褶皱更为繁复,立体感顿显。
四、披巾末端扭结的表现手法为了表现披巾舞动感,其末端通常会做扭结状,而表现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
如第8窟窟门西侧鸠摩罗天上方的一尊飞天(图八),人物主体采用浅浮雕手法来表现,而所佩披巾则采用阴刻纹作为表现手法。
为了表现出披巾舞动的意境,披巾末端做扭结状,而扭结的表现手法也非常简洁和巧妙。
披巾表面三根阴刻线在扭结处出现断点,三条另外的阴刻线从另外的三点再度延伸,并未延续此前披巾正面的三根阴刻线,以此来表示后三条阴刻线所代表的平面为披巾的反面,而正反两面的出现也证明了披巾发生了扭结,从而增添了披巾和人物的飘逸感。
又如第9窟明窗东壁,坐莲菩萨两旁各一供养天(图九),左侧一尊供养天所佩披巾,体后部分为扭结状,扭结后的部分与之前未扭结的部分呈前后交错状。
同样在左臂缠绕后下垂的一段披巾也分为前后两段。
飘带用前后交错敷搭的表现手法使本是平面的浅浮雕立体感骤增,体现出云冈石窟造像风格写实的一面,与此前第8窟门拱处飞天所佩披巾的表现手法相比一繁图六17窟南壁立菩萨图八8窟门拱西侧鸠摩罗天上方飞天图九9窟明窗东壁北侧供养天一简,但都体现出艺术的无比精妙。
五、披巾的雕刻表现手法云冈石窟造像所佩披巾大多采用浅浮雕雕刻技法,但也有少数特例,如第8窟门拱西侧鸠摩罗天上方的一尊飞天,人物主体采用浅浮雕雕刻技法,而所佩披巾则使用阴刻纹来表现,寥寥数条阴刻线将披巾的轻薄曼妙体现到了极致。
同时,壁面上的阴刻纹与肘部所刻阴刻纹严丝合缝,衔接分毫不差,使得披巾整体的连贯性得到了体现。
而披巾下垂部分呈扭结状,则是以阴刻纹的不连贯性体现出披巾的回转飞扬。
不同类型的阴刻线表现手法相映成辉,和而不同,体现出雕刻艺术的妙不可言。
综上,本文从披巾的形态,样式,纹饰以及与人物造像的相对位置关系等几方面,对这一云冈(作者工作单位:□郭红波洪洞北马驹村三结义庙建筑特色北马驹三结义庙,位于山西省洪洞县龙马乡北马驹村中,系2015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马驹村概况北马驹村位于洪洞县城西南10余公里处,自古以来是洪洞县河西地区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
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北马驹村曾名为“北马镇”,并作为洪洞县的西南重镇而闻名当时。
三结义庙内,存有明朝天启元年(1621)所立史碑1块,是北马驹曾名北马镇的历史见证。
此碑背面的碑额为“北马古镇”四字,正面“碑记”云:“晋平阳郡洪洞邑有镇名北马,东临河汾,西望天山,南北通衢,人烟辐集,一方之巨镇也。
此镇古设集场,所以通商贾、济有无……。
”北马镇时期,应该是北马驹村历史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时期。
在清代,洪洞编为三十九里,其中就有“北马”里[1]。
关于“北马驹”村名来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古代,尧王是一位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
尧到晚年,想找一个贤德的人继承他的职位。
当时,舜耕于洪洞地区的历山(今洪洞万安),贤名远扬。
尧经多方考查,决定让贤,将自己的职位传让于舜,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长女娥皇、次女女英,嫁于舜为妻。
两人为争大小,各乘一马奔驰历山,小女儿所乘之马途经此村庄时生有一驹,故得名“马驹”。
村庄扩大后,分为南、北两村,该村偏北,便依地形方位取名“北马驹”[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羊獬—历山跨越汾河两岸的接姑姑送娘娘走亲摘要:洪洞县北马驹村三结义庙,现存正殿为元代遗构,献殿为明代风格,戏台为清代风格,建筑年代跨度较长,正殿梁栿结构与洪洞及其周边地区同时期建筑遗构如出一辙,是临汾地区元代建筑的又一代表。
各建筑很好地保留了不同时期的匠作技术,从建筑用材比例、规格尺度及彩绘风格、内容等角度能够反映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活等历史信息,体现了三结义庙周边社会环境的延续和传承。
各建筑主次分明,歇山、悬山、硬山、卷棚灵活运用,建筑形式多样,既能保证使用功能,又丰富了视觉感受。
正殿、戏台间空旷的院落空间既是“北马古镇”时期繁荣的社会活动的有力见证,又可以为当代附近居民提供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
关键词:三结义庙建筑历史艺术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