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读书心得——《诗经秦风》简评《诗经》收录秦国诗歌10首。
周朝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大约上百个，但并非所有诸侯国诗歌都被官方收入。
首先，非周天子统辖下的南国之诗不被收入，正如郑玄《周南召南谱》中所言：“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
”其次，小国诗不入，南方的江、黄、六、蓼，北方的邾、滕、纪、莒等小国，其诗歌也不被收入。
秦国长期与戎狄杂居，又在秦仲时(《毛诗序》认为秦诗首篇产生于秦仲时)只是附庸小国，秦地诗歌之所以被采入，源于西周后期的政治危机。
西周后期，戎狄扰周，秦公帮助周天子对抗西戎，又护送周平王东迁，随之地位骤升，进而被周天子列入诸侯、赐予礼乐车马等周之文化与器物，相应的秦国诗歌也进入官方的采诗系统。
《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春秋后期诸国纷争，文化失守，天子权威衰弱，已无力收录保存各地诗歌。
战国时期，中原各国诗歌都未有存留，而秦国更是因重法、弃文之政，被冠以“不文”的称号。
那么，《诗经》中收录的10首秦国早期的文学作品就显得尤为重要。
诗歌以其蕴藉的语言特点，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
周太师编诗时，就对各地诗风有评判，《秦风》也相应地进入了研究与解说系统。
一、20世纪以前的传统《秦风》研究传统《秦风》研究命题，基本由《毛诗序》(以下简称《毛序》)所创立，汉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在《毛诗·秦风序》基础上展开补充与修正。
(一)《毛诗·秦风序》：秦诗被置于历史框架并赋予“武不中礼”的价值审判虽然《毛序》作者、年代仍无定论，但在解说各地风谣时，《毛序》始终维护周天子的礼乐权威，以周礼为导向。
《秦风》阐释亦是如此。
《毛序》将《秦风》纳入从秦仲至秦康公的历史背景中，并表达“扬周礼”的文化立场。
如《车邻》篇有寺人传令、君臣习乐等场景，《毛序》借以赞美秦仲虽为附庸，但已能学习周之礼乐制度；《驷驖》是田猎诗，《毛序》则赞美秦襄公封侯后能履行国君的职责，顺时游田，治兵习武；《无衣》《蒹葭》等诗，《毛序》则表达对秦国“武不中礼”的批判；《晨风》《权舆》讽刺秦康公抛弃贤良的行为，《黄鸟》则批判秦国人殉的陋习。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体会之我见1. 引言1.1 朱熹与《诗经》的关系朱熹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对《诗经》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被朱熹称为“诗史”，认为其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和思想风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
朱熹对《诗经》的研究深入浅出，对其中的典故和意象有着独到的见解，引导学生通过仔细解读《诗经》中的诗篇，领会其中的深刻内涵和情感意境。
朱熹认为，《诗经》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念，如礼乐伦理、仁爱之道等，对后世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他的努力，使《诗经》的文学性得到更深层次的挖掘和理解，为后世研究《诗经》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朱熹对《诗经》的研究，为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古典文学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指导。
2. 正文2.1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评价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评价体现在他对《诗经》的赏析和解读中。
朱熹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是古代诗歌的集大成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
他认为《诗经》中的诗篇虽然简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情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还特别注重《诗经》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他认为，《诗经》的诗篇律动优美，节奏感强烈，能够引发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
在他的解读中，每一首诗都有其独特的声韵美和韵律感，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享受。
朱熹还强调《诗经》的情感表达和意境营造。
他认为，《诗经》中的诗篇情感真挚，情绪丰富，能够描绘出古代人民的生活百态和心情变化。
通过《诗经》，读者可以感受到古代人民对生活、爱情、家国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评价是极高的，他通过深入解读和赏析，《诗经》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2.2 朱熹对《诗经》的价值观念朱熹对《诗经》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他对其中所呈现的民族精神和道德观念的重视上。
他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2）七十年代后期起，学者扩大了视野，开始在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研究春秋时古文献和《诗经》流传的情况，研究孔子整理古文献的思想和方法，全面探讨《诗经》和孔子的关系，以此为题的专论达数十篇之多[8]。
由于以新角度、全方位地进行审视，使这一公案取得更大的进展。
总括近十余年的研究，基本认识如下：一、《诗》在孔子以前二百多年即春秋时代已在各国流传，并普遍应用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是贵族学校的必修科目，因而可以肯定必有传本。
据《左传·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访鲁观周乐，可证明当孔子八岁时已有编次和篇数与今本《诗经》大致相近的传本，“诗三百”是它的规格和通称。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保存在各国公庭和贵族那里的《诗三百》和其他文献散佚，习演的乐队瓦解而各奔西东[9]，即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
孔子爱好古代文献，向往西周礼乐盛世，长期搜集散佚的传本，挽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
他对从各处搜集到的各种传本，比较鉴别，进行了正乐、语言规范化、去重和编订。
这些，从《论语》的记述和《诗经》的内容及其形式的统一，完全可以证实。
二、所谓“正乐”，即孔子自己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按乐曲的正确音调校正音律，并进行篇章编次的调整，《雅》诗归于《雅》这一类，《颂》诗归于《颂》这一类。
《史记》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见他确实按乐曲分类进行编订。
三、所谓语言规范化，即《论语·述而》所记“皆雅言也”。
从各地搜集来的传本，在当时只有抄本，十五《国风》又是土乐，其文辞必然古语、方言、俗语错杂。
孔子运用当时的“雅言”(标准语)进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取得语言的统一。
这是作为教师的孔子，对用作教授学生的教材，必然要做的工作。
为了规范化，对某些文字和语法作必要的加工和改动，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四、所谓“去重”，即“删去芜杂的篇章”。
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说：“东迁以后，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
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及元明两代的《诗经》研究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及元明两代的《诗经》研究宋代《诗经》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学者不满于汉唐以来孜孜于章句饾饤之学而忽视经书大义的情况，开始要求明其本义，进而发现与质疑汉儒诗说中与经义不符及自相矛盾的情况，从而疑序、疑传以至要求删改《诗经》本身。
二，思辨风气的兴起，使得学者在讨论《诗经》本义的同时，发扬独研义理、横生议论的精神，突破传统的传疏章句之学的形式约束，自出机杼，大胆议论。
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为促进，构成了有宋一代《诗经》研究的独特风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宋代诗经学的代表的，北宋时有欧阳修、苏辙等人，南宋时有郑樵、程大昌、朱熹、王柏、王质、杨简等人。
其中欧阳修、苏辙可以说是首开风气者，欧阳修《诗本义》，顾名思义，是要为明了诗篇大义而作。
他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读诗，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诗篇，逐一指出前人已失解的“大义”，敢于议论《诗序》和毛、郑的是非，发前人所未发。
苏辙撰《诗集传》，于《诗经》各篇前的序文只取首句，认为只有首句是子夏所传的毛公之学，其他皆为东汉卫宏集录，因而只取其发端一言，其余悉从删汰。
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给《诗经》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气，已初露宋代诗经学精研义理、横生议论的端倪。
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欧阳修《诗本义》说：“新义日增，旧学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研讨义理，不可能不注意到《诗序》与《诗经》本文的扞格凑泊之处，故宋代学者集中论辨的也是《诗序》。
宋代支持《诗序》者，有北宋王安石、程颐，南宋吕祖谦等。
他们遵从《毛诗》，一并遵从《传》、《序》，笃守不失。
虽然他们是一代名臣、大儒，治学态度受到推重，但毕竟不能成为主流。
怀疑《诗序》的则有王得臣、李樗、郑樵、程大昌、杨简、王柏等人，可谓声势浩大。
其中尤以郑樵(1104—1162)最为尖锐。
郑樵字渔仲，学者称夹漈先生，生平著述闳富，其中有《诗辨妄》一书，说“《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中国文学关于“一”的公基常识1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2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3.第一首长篇抒情诗--《离骚》4.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5.第一部富有神话色彩的地理志--《山海经》6第一部文言志怪神话小说集-《搜神记》7第一部专记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8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9.第一部较系统的修辞书--《修辞学发凡》10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11第一部推理小说《句公案》12.第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13第一部戏曲史-《宋元戏曲韵史》14第一部日记体游记--《徐霞客游记》15第一部笑话集-《笑林》16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论语》17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18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19.第一部断代体史书--《汉书》20.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21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22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23.第一部古代制度史-《通典》24.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25第一部词典--《尔雅》26第一部哲理散文总集-《吕氏春秋》27第一部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28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29.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30.第一部字书-《字通》30.第一部历史文献总集-《尚书》32.第一部水文地理专著-《水经注》33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34.第一部综合农学专著-《农政全书》35第一部中医学书籍-《黄帝内经太索》36.第一部方言词典--《方言》37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38第一部军事著作--《孙子兵法》39.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40.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40.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文心雕龙》42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诗品》43.第一部科普作品--《梦溪笔谈》44.第一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45第一部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46第一部优秀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47第一部浪漫主义神话小说--《西游记》48第一部介绍进化论的译作--《天演论》49.第一部杂文集-《坟》50.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51.第一个女状元--傅善祥52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53第一位女诗人-蔡琰(蔡文姬)54.第一位全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谢灵运55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集序》56.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57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太平广记》58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59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是--《狂人日记》60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关于《诗经》的诠释，自汉以迄唐中叶，基本上是由《毛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孔疏》所构建的汉学典范支配着。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以后，受中唐以来经学领域思辨之风的影响，《诗》学研究亦出现了疑古惑经的风气。
学者释《诗》，渐出新意，既突破汉学典范的束缚，同时又对汉学典范有所怀疑、批判和创新，这就逐渐形成了《诗经》的宋学传统。
相对于《诗经》汉学注重于《诗经》词语的训诂，《诗经》宋学则更注重于《诗经》义理的阐发。
总体来看，如果说孔子的诗教是“兴观群怨”、“出使专对”，战国时的诗教是“温柔敦厚”、“断章之取”，汉人的诗教则是据《诗》言政，以“三百篇”为谏书。
至乎宋人，《诗》学乃大大突破了这些形下层面的规范，进而借《诗》以言性情，用《诗》以明义理。
《诗经》岂止区区“言志”、“比兴”之物?诗教又岂是“发情止礼”的教条?《诗经》乃是通乎天地，究于义理，矫乎人心，参于天人的大制作，大法宝。
在宋人看来，《诗经》的价值在于能明心见性、通道达理。
苟有助于明理，什么汉规唐矩都可以抛弃；苟有碍于道学，虽圣经贤传亦不惮怀疑。
基于此意，宋之学者在继承、怀疑、批判和创新《诗经》汉学的基础上，采用以诗说《诗》、以理论《诗》、以史证《诗》、以《序》解《诗》的多元诠释方法，围绕着《诗经》学史中的若干个学术专题如《诗序》、删诗、二南、二雅、正变、六义、淫诗、本末等，重新进行分析、讨论。
他们或完全继承旧说、或继承中又有修订创新、或别立新说，这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
然回顾百年来学界关于宋代《诗经》学的研究，其所涉《诗》学专题多比较重复，大多数论文集中在对《诗序》、淫诗等问题的探讨，至于其它的传统问题以及富有新意的问题则多有阙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宋代《诗经》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的。
故本论文试图立足于宋代现存及所辑录的67种《诗经》学著作和宋人文集中的百余篇单篇论说及序跋之文，以各个《诗》学专题为切入点，采取以史料学为基础，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写作方法，将有关宋代《诗经》学中的各个专题置身于整个《诗经》学史中，以点见面，以小见大，来具体勾勒宋代《诗经》学研究的特点、成就及影响。
诗经的法律史阐释一、从经学到文学诗经的研究，从古到今一直很兴盛。
虽然流派众多，但无外乎经学和文学，前者从政治的立场解读诗经，而后者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反对以诗比附政治。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而“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这种简单的说法没有任何定性和说明，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发挥和争论空间，而对赋比兴的看法，实际上标志着持论者对《诗》的基本立场。
汉朝是《诗》和其他儒家典籍被经化的时代。
汉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
由于只立今文博士，齐、鲁、韩三家顿时显赫起来（这三家《诗》是今文经学）；西汉时期受压抑的古文经学，东汉时得到了重视，毛《诗》也立了学官。
《毛诗大序》将六诗变为六义。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毛诗序只解释风雅颂，未解释赋比兴。
郑玄在《周礼注》:“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
赋之言铺也，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
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魏晋时期，《诗》已经开始了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段故事：“谢公（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
’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①谢安与谢玄两人解《诗》的角度截然不同，谢安仍是从“经”的立场看《诗》的，而谢玄已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欣赏《诗》了。
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
《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些公案直接关涉诗经学的根基，但传世文献本身已无力解决，若想有所推进，唯有把眼光转向出土文献。
“孔子删诗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为“三百五篇”。
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编纂《诗经正义》时，开始对该学说提出质疑，其核心理由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此后，不承认孔子删诗活动者代不乏人，并陆续增加了诸如“诗三百”之名由来已久、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所观周乐演奏顺序已与今本《诗经》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删诗、孔子本人仅自称“乐正”而未曾言过“删诗”、孔子若删诗则不可能留存“淫诗”等新的理由。
肯定“删诗说” 者则又对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驳难。
但遗憾的是，对孔颖达的核心理由，始终无力颠覆，因为《国语》《左传》称引赋诵诗篇确实多见于今本《诗经》而少“逸诗”。
有学者又变换思路，以刘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类推孔子编订《诗经》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护“删诗说”，可惜也仅是间接推测而非实证。
2012 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
该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存诗两组，周公儆毖成王一组仅余前半首 4 句，成王自儆诗存完诗 9 首，每首 8 句。
这 9 首半诗确为《诗经》“逸诗”无疑，因为第 1 首就是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而从第 1 首到第 9 首诗连续用音乐依次标识“元纳启曰”至“九启曰”，是一个有机整体。
既然第 1 首是《诗经》作品，后 8 首也必然是删除之前的《诗经》作品。
由两组诗前小序明言各为 9 章乐曲可知，该组竹简一次性贡献了 8 首“逸诗”文本和 9 首“逸诗”数目，可谓“逸诗”大宗，只是周公的 9 首作品仅保存前半首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和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理由提供了经典范本。
诗经学公案再认识
作者：徐正英《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31日07版）《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些公案直接关涉到诗经学的根基，但传世文献本身已无力解决，若想有所推进，唯有把眼光转向出土文献。
“孔子删诗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为“三百五篇”。
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编纂《诗经正义》时，开始对该学说提出质疑，其核心理由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此后，不承认孔子删诗活动者代不乏人，并陆续增加了诸如“诗三百”之名由来已久、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所观周乐演奏顺序已与今本《诗经》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删诗、孔子本人仅自称“乐正”而未曾言过“删诗”、孔子若删诗则不可能留存“淫诗”等等新的理由。
肯定“删诗说”者则又对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驳难。
但遗憾的是，对孔颖达的核心理由，始终无力颠覆，因为《国语》《左传》称引赋诵诗篇确实多见于今本《诗经》而少“逸诗”。
有学者又变换思路，以刘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类推孔子编订《诗经》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护“删诗说”，惜也仅是间接推测而非实证。
2012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
该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存诗两组，周公儆毖成王一组仅余前半首4句，成王自儆诗存完诗9首，每首8句。
这9首半诗确为《诗经》“逸诗”无疑，因为第1首就是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而从第1首到第9首诗连续用音乐依次标识“元纳启曰”至“九启曰”，是一个有机整体。
既然第1首是《诗经》作品，后8首也必然是删除之前的《诗经》作品。
由两组诗前小序明言各为9章乐曲可知，该组竹简一次性贡献了8首“逸诗”文本和9首“逸诗”数目，可谓“逸诗”大宗，只是周公的9首作品仅保存前半首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和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理由提供了经典范本。
组诗9首被删除了8首，今本《诗经》仅留1首，九去其八不就是“十分去九”吗？九去其八的文本还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司马迁“去其重”的双重含义，即不仅是删除不同版本的重复篇目，还是同时删除同一版本中的相近篇目。
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将“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五篇”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公之琴舞》组诗中的小序还说明，今本毛诗各首作品前的小序可能战国时代已有，汉代人只不过是根据时代需要作了增补完善而已。
《国语·鲁语》载，鲁国大夫闵马父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闵马父这段表述本身有多义性，所以，《诗经》中今存五篇《商颂》是商朝人的作品还是商人后裔宋国人的怀古之作，抑或是正考父本人的创作，便成为西汉以降争论不休的问题。
王国维《说商颂》运用“二重证据法”确认《商颂》晚于商朝以后，宋颂说成了主流观点。
但
是，近年随着新的甲骨文大量涌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宋颂说”的核心理由不仅被陆续颠覆，而且《商颂》乃商朝作品的直接实证也陆续被发现。
王国维所谓甲骨文称族名只称“商”不称“殷”，称开国之君“商汤”只称“大乙”等不称“汤”，甲骨文不记武丁伐荆楚内容，而《商颂》中“商”与“殷”交错出现，直称“汤”、讲述武丁伐荆楚内容等“宋颂”理由原来很有说服力，但近年人们却从新出甲骨文中发现并释读出了称“殷”、称“唐（汤）”、记述武丁伐荆内容的刻辞，原有理由不攻自破。
在此基础上，一批学者又从甲骨文中释读出了多次重复出现的“学商”“奏商”“舞商”词汇，并确认其意思即为“学《商颂》”“奏《商颂》”“舞《商颂》”，表现的是商朝贵族子弟举办祭祀活动前反复举行的盛大“彩排”，其学习、演奏和表演的都是《商颂》内容。
可见，“商颂”是商代的作品，应该是没有多少可以怀疑的了。
关于《诗经》“国风”的作者与性质问题，南宋朱熹之前有“太师陈风”说、“王官采诗”说、“诸侯献诗”说、“贤圣发愤之作”说等等，到朱熹认为国风是是民间歌谣，此定性以致成为了今人的主流认识。
其实，民歌未必符合“国风”的真实身份。
道理很简单，《论语》中孔子对其儿子伯鱼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左传》中季札观乐至《周南》《召南》称其为“始基之矣”，他们不仅将“国风”中的“二南”视为立身之本，而且还视为立国之本、王业之基。
上博简《孔子诗论》孔子评《关雎》为“情爱也”，“以色喻于礼”，“反纳于礼”，称其是一首爱情诗，但其立意在于表达的是对爱情婚姻的依礼相求。
再如，被视为民间情歌的《汉广》，实际是一首反映西周贵族“留车反马”之礼的乐歌。
孔子认为这首诗赞颂的是男主人公的“智”，其智在于“不求其不可得，不攻其不可能”，“不亦智恒乎”，说他有超常的智慧。
为什么呢？“游”乃“父母在，不远游”之“游”，解为出行，诗中“游女”并非游玩之女，而是出行即出嫁之女；尹荣方认为“之子于归”是实写其嫁到了男方，而不是男方想象中的假设；“言秣其马”不是男子想象着骑马迎接，是实指女子嫁到男家后男子每天代喂女方送亲的马匹。
依《礼记·昏义》，周朝贵族“成妇礼”规定，女子出嫁后的前三个月为准媳妇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期”，“培训”合格在丈夫家庙中举行“成妇礼”后，方能与丈夫正式同房，至此，娘家送亲的马匹方能返还娘家而将车子留下，以备未来探亲之用。
故《汉广》一诗赞颂女子成婚接受“培训”期间，男子坚持同院不同居的守礼精神和大智慧。
汉、江喻礼的不可逾越。
“错薪”乃迎娶时的“照烛前马”之礼。
如上借助出土文献对“二南”作品性质所解之例，当然就可以立身立国了。
依此类推，“国风”的大部分作品，很可能确实并非民间歌谣。
此外，孔子所斥“郑声淫”不包括《诗经》中的郑国诗歌、“诗言志说”产生于孔子时代，也都可以从上博简中找到实证。
（徐正英，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