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框架与重点——刘丹青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汉语史语法类型特点在现代方言中的存废*刘丹青提要本文尝试从跨方言的角度探讨汉语史上的语法类型特点在今天的留存和消失现象,以更加全面地认识汉语语法类型和语法库藏的历时动态。

已不见于普通话但至少在某些方言中仍然留存的汉语史特点有:1.代词没有单复数之分;2./VOR0动结式;3.VOA sp(体标记)语序;4.完整体和持续体共用体助词。

在所考察的全部方言中都消失的汉语史特点有:1.代词宾语的有条件前置;2.否定代词(莫、靡)和否定介词(微);3.无核关系代词(所);4./数词+名词0作为基本的表数量结构;5.名词谓语判断句(夫子,圣人也)作为判断句的基本类型;6.名词性方式比拟状语(人立、蚕食、鱼贯)。

关键词汉语史;类型特点;方言;留存;消失零引言本文所谓汉语史语法类型特点,主要指上古、中古及近代汉语在形态)句法类型方面的特点,包括语法库藏类型(i n ventor y type)的特点。

以往谈及汉语史上语法特点的存废,有以整个汉语史为视角的,如王力(2000[1989]),也有聚焦于两个相邻时期的,如全面列举探讨上古到中古语法演变的魏培泉(2003)。

这些成果都给我们很大启发。

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共同语的视角。

随着方言语法研究的展开和深化,我们知道仅仅从共同语出发总结历史语法现象的存废是不够全面的。

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现象的跨方言存废,既有历史语言学意义,也有语言类型学意义。

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各有侧重。

在历史语言学方面,有关存废的分析有助于确定方言分化的年代和历史层次的时间深度。

在这方面,具体语法要素,包括特定的虚词词项和形态要素应当成为关注的重点。

在类型学方面,有关存废的分析有利于观察不同类型特点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发现类型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或偶合性。

在这方面,具有类型学意义的语法模式或库藏特点最值得关注。

此外,借助于语法现象存废的考察,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语言演变和语言类型的互动,可以探求特定类型演变的动因主要基于内部语法演化还是外部语言接触。

试谈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框架的现代化试谈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框架的现代化2.方言语法调查薄弱环节举例分2.1名词化标记名词化是所有语言都存在的一种语法机制，它使一个动词性成分、形容词性成分或小句能够充当通常由名词充当的成分。

因此，适用于小句名词化的手段往往也兼有标句词的作用--即介引一个由小句充当的句法成分。

有些名词化同时还有改变词义或构成新词的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朱德熙所说的"转指"的功能。

有些名词化没有明显的词义转变，主要是为了句法需要。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名词化手段，在汉语这种形态较少的语言中，"自指"型的名词化经常不带任何标记，如"学习是件愉快的事"、"小张不及格不影响班级整体的成绩"。

"转指"型名词化则大多会有一定的形式标记，例如古汉语的"-者"、现代汉语的"-的"、常州话的"-佬"(剃头~、扫街~、大~、小~、红~、绿~、甜~、漂亮~、圆透~、铁~、塑料~)、丹阳方言的"过"[k24](红~、新~、生~、熟~、木头~)等(一般的领属定语用"格"[kQ/3]，如"我格书")(丹阳话引自蔡国璐1995)。

在基于普通话的现有语法学框架中，这些名词化标记被看成性质各异的不同成分，或助词、或词缀，甚或指示代词、量词，等等，即使词性相同也被认为功能各异，而其共同属性和相关性则往往被模糊甚至淹没。

假如以名词化为一个重要的观测角度，则它们都有显著的共同点，可以进行比较，同时也能更清楚地显示彼此的差异。

倘以普通话为基准，会觉得古汉语"者"与"之"不同("红者"不能说"红之")，常州话"佬"与"葛"不同("红佬"不说"红葛")，似乎分类颇有特色。

(原载《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戴昭铭主编，人民2003年。

14-24页)试谈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框架的现代化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 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成就和制约因素1979年《方言》杂志的创刊，是汉语方言学发展史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方言学在“文革”后的正式复兴，并且走上了一个新台阶，杂志充当了汉语方言学发展的加速器。

若以此为界，20世纪的汉语方言学事业正好分成前后两期。

从语言要素看，方言研究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比较一下三大要素从前一期到后一期的发展，语音词汇研究的发展成绩骄人，而语法研究的进展尤为显著，因为它不但成果丰富，而且几乎是一种从无到有的飞跃，起点近零而蔚为大观，尤其是在方言事实的调查描写和材料积累方面。

此一发展盛况，已有回顾性文章论及，兹不赘述。

这里只想侧重分析一下方言语法描写从无到有、由弱而强的一些关键因素，同时探讨在深化方言调查研究方面所受到一些制约，以利于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在21世纪取得更加无愧于时代的进步。

1.1促进方言语法调查研究的成果的几个重要因素毋庸置疑，方言语法描写的成绩得益于学者们对方言语法事实的辛勤调查和深入发掘。

但这似乎并非问题的全部答案，甚至未必是主要答案。

不妨思考下面的题。

几千年来，汉人一直在说汉语及其各地的方言，天天面对语言事实，中国学者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也早已有了学术探究的兴趣。

国人有意识的语音分析和方音特色观察，从最早的反切，及韵书作者们对南北音差异之类的关注算起，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对方言词汇的成规模调查记录，自扬雄《方言》算起，也有两千年的历史。

但在20世纪之前的这两千年里，为什么看不到关方言语法的描写记录（直接记录方言语句不是语法描写，将个别虚词作为词汇单位来观察也不是语法分析）？历史告诉我们，面对语言事实，具有学术兴趣，并不能自然产生语法描写，特别是对汉语这种外部形态不明显、语法规则多隐性存在的语法系统来说。

《当代语言学》第7卷2005年第3期193-212页,北京语法调查与研究中的从属小句问题3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提要　从属小句(简称从句)是当代语言学不同学派都采用的基本句法概念,许多重要语法规律的揭示都与从属小句有密切关系,如形式语法的孤岛条件、类型学的名词关系化的可及性系列等。

而目前在中国内地,从句的概念主要只在外语教学界讲外语时用到,在汉语语法(包括方言语法)研究领域和深受其影响的民族语言语法学领域,从句的概念近乎空白,采用者寥寥无几。

有关的成分被分别归入主谓短语、动宾短语、某些复句的偏句等。

从句概念的缺乏除了有碍中外语法学术的交流、不利于国内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之外,更实质性的影响是可能制约语法调查研究的深化,不利于国内各种语言方言语法事实的调查研究和很多语法规律的揭示与解释。

本文以说明、例示Com rie 和S m ith (1977)的《语言描写问卷》有关从属小句的细目的形式,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沟通从句概念与国内通行的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便于国内学界有选择地在句法研究中借鉴吸收从句概念的合理成分,以利于国内的语法学框架体系更好地涵盖和发掘语言事实、促进中国境内语言方言的语法调查和研究。

关键词　从属小句名词从句(补足语从句)限定从句非限定从句形容词从句(关系从句)状语从句1.1.2从属句关系(从句关系)[说明]关于从属小句(subordinate clause,简称从属句、从句)的概念,我们在讨论特指疑问句可提取的范围时有基本的介绍(问卷1.1.1.2.2.1.2的[说明],在问卷中排在更前面,所以在彼处先提)。

由于这个概念是本文下面各部分所围绕的核心概念,因此我们将彼处的有关介绍先摘述如下:从属句(从句)主要包括这几种情况:一、广义的补足语(≠“补语”)从句(comp le mental clause ),即充当谓语所要求的论元的小句(汉语语法中常称主谓短语等),包括主语从句(所谓“主谓结构作主语”,如“他打小孩是不应该的、物价上涨让我们的实际收入减少”)、宾语从句(所谓“主谓结构作宾语”,如“我希望他来、他告诉我小张穿了件新衣服”)、表语从句(所谓“主谓结构作系词‘是’的宾语”,如“来的目的就是看望您”)。

“liudanqing_yuxu。

doc”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刘丹青,原载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创刊2期，2001年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刘丹青［Abstract英文提要］This paper compares word order patterns of topic，subject, object and the verb among Chinese dialects。

Through 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f order types since archaic Chinese，it claims that Chinese has been largely an SVO language but has never been a typical SVO language. In Wu dialects, topicalized patients are more common and are of more syntactic nature than in Mandarin, and topicalized patients prefer the subtopic position rather than the main topic position. Therefore a new verb-final pattern is developing through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ubtopics with patient role in these dialects，though it is not a real SOV type yet. The same is true for Min dialects, but not for other southern dialects such as Hakka, Gan and Hui。

2012年7月16日1. 刘丹青（195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8年生于江苏无锡。

本科、研究生阶段先后在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求学。

200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任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副主编，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员，曾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主要专著有：《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与徐烈炯合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

他在翻译伯纳德·科姆里和诺伐尔·史密斯的原著《语法调查研究手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原著作了十倍篇幅的扩充、增补，编成的中文版《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添补了国内编写语法调查研究手册方面的空白，对推动语法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丹青先生研究领域广泛，包括汉语语法学、方言学、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语言类型比较，在多个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研究。

九十年代以来，他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结合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类型学语法探讨引人瞩目。

本届暑期班刘丹青老师给大家讲授的课程名称是“语料库藏类型学”。

2.蔡维天（1964—），台湾清华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蔡教授1994年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台湾任教于清华大学。

历任清华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人文社会学系主任、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南山大学客座教授。

蔡教授的学术专长领域包括语法理论、句法─语义界面研究、汉语句法、南岛语句法等。

1999年在美国出版专著《A-杠依存理论的简化》（On Economizing the Theory of A-Bar Dependencies，Garland Publishing, New York）. 2000年至今先后获得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研究著作奖”在内的多项学术研究奖。

“liudanqing_yuxu.doc”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刘丹青,原载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创刊2期，2001年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刘丹青[Abstract英文提要]This paper compares word order patterns of topic, subject, object and the verb among Chinese dialects. Through 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f order types since archaic Chinese, it claims that Chinese has been largely an SVO language but has never been a typical SVO language. In Wu dialects, topicalized patients are more common and are of more syntactic nature than in Mandarin, and topicalized patients prefer the subtopic position rather than the main topic position. Therefore a new verb-final pattern is developing through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ubtopics with patient role in these dialects, though it is not a real SOV type yet. The same is true for Min dialects, but not for other southern dialects such as Hakka, Gan and Hui. An interesting consequence arising from interaction between subtopic prominence and the SVO type is the frequent use of split topic structure, which divides a patient argument into two parts, one serving as subtopic and the other as object. By contrast, Cantonese exhibits the strongest SVO type in various respects. Thus the paper proposes a typological model among Chinese dialects. That is “Cantonese (strong SVO) : Mandarin/Hakka/Gan/Hui (mo derate SVO) : Wu/Min (weak SVO)”, sharpl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models like Hashimoto’s “Mandarin : Wu/Cantonese : Min”. Real SOV order appears in some northwestern dialects due to the influence from SOV languages like Tibetan, as well as a developing case system, which is a crucial condition for being a real SOV language.[作者简介] 刘丹青，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语言研究所所长。

语言学家刘丹青：方言是一种思维方式杜玮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刘丹青。

图/受访者提供刘丹青的父母是江苏无锡人，他在苏州吴江区度过了中小学时光，“文革”期间曾辗转于上海的亲戚家。

十多岁时，刘丹青就学会了无锡话、吴江话、苏州话、上海话等四种方言，并隐隐觉得几种方言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1977年考上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刘丹青开始致力于方言的研究。

身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对60多年来汉语方言生存境况的起落了然于胸。

在他看来，每一种方言都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感知和体验世界的独特视角，意味着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文化。

在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73%、大城市普及率已超90%的今天，他认为要实施差别化的语言保护政策。

日前，在位于北京东二环内的办公室里，刘丹青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语言自豪感不足是方言危机的一大表现中国新闻周刊：你成长过程中语言环境是怎样的？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历经了怎样的转变？刘丹青：我算是成长生活在江南地区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即便在这样的地方，我小时候上学时几乎没有老师用普通话上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这样，普通话只存在于语文课和一些文艺演出、诗朗诵之间。

平时，老师们用各种不同口音的方言上课，大部分是吴语地区的方言，只有一些外地来的老师，会用普通话或者带有官话方言色彩的普通话上课。

在校外，无论是孩子们之间，还是大人和孩子间，都说方言。

如果一个外地人平日里说普通话，会被本地人视为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时候是一个方言盛行，而普通话推广不足的一个阶段。

1977年，我考上蘇州大学中文系，两个班共108名学生。

除了1名从苏北地区移居苏州的同学说官话，其他同学都说吴语。

我和同学之间交流用两种方言，一种是吴江话，一种是苏州话，因为苏州话比较容易懂，当时也是强势方言。

推广普通话在中国从1956年起开始实行。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推普初期政府行为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作用，尤其是电视普及后，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大。

原载石锋、潘悟云编《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语序共性与歧义结构汉语中若干歧义结构的类型学解释刘丹青1. 小引汉语歧义现象自70年代末(徐仲华1979)以来一直是国内汉语语法学界相当关注的问题，在歧义现象的描写、歧义的分化方式、歧义的成因等方面均有可观的成果问世。

这篇小文想讨论一个在国内汉语学界还很少涉及的问题：汉语中有一部分歧义现象的产生跟汉语的语序类型有关。

具体地说，汉语的某些语序特征偏离了人类语言语序方面的蕴涵性共性或共同倾向，出现了某些不和谐语序并存和类型混杂的现象，而某些歧义结构可能就是为这种共性偏离和类型混杂付出的“代价”，这些歧义结构在符合语序共性的大多数语言中不会出现。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钱乃荣主编(1995)笔者撰写的第十一章“歧义现象”中已经提及，但限于教材的体例，所论只能非常简略，本文想就此展开来作一点讨论。

以语言共性和类型学为背景研究汉语歧义问题,意义应该不限于汉语语法本身。

在语言共性和类型研究方面，对许多蕴涵性共性的认定并无异议，但在解释这些共性的原因方面，学者们还颇有不同意见(见科姆里1989:28-31)。

本文的研究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帮助说明，符合共性的和谐语序的确比偏离语序共性的不和谐语序更容易避免语言交际中的歧义现象。

因此，力求语言交际的明确性，至少应该是有关语序的蕴涵性共性和倾向共性的形成原因之一。

2. “关心自己的孩子”作为国内全面讨论汉语歧义现象的第一篇论文，徐仲华(1979)分析了汉语歧义的九种现象，第一种就是“热爱人民的总理”、“反对人民的敌人”、“拥护李代表的提议”等短语体现的歧义结构。

紧接着朱德熙(1980)在说明用层次分析分化歧义的方法时，举的例子也全是这种结构：“关心自己的孩子”、“咬死了猎人的狗”等。

从此，这类结构差不多成了汉语歧义分析中最著名、最“经典”的例证。

本文的讨论，也可以用这类结构为起点。

“liudanqingduixiangyuyan.doc”语法研究的对象语言与参照语言───为《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而作,刘丹青,《语法研究与探索（十）》商务印书馆，2000年语法研究的对象语言与参照语言───为《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而作刘丹青1898年出版的马建忠著《马氏文通》，虽然不是第一部成本的汉语语法著作，但它的确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

它的100岁生日给汉语语法学提供了一个回顾、总结和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绝佳机会。

考察语法学的发展历史，就像考察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一样，通常会特别注意下面几个因素的影响∶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整体学术环境(例如法国社会心理学派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美国行为主义思潮对美国描写学派的影响)，重要的学者个体或学者群体的活动及其影响(比如乔姆斯基个人，布拉格学派群体)，外部社会的需求或制约(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普及教育运动的需求对语法学促进)。

本文想讨论的则是上述因素以外的一个因素，即语法研究的“语种因素”，包括语法研究的对象语言问题(研究什么语言)和参照语言问题(拿什么语言作为参照)。

“语种因素”对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之大可能远远超过通常的设想。

对汉语语法研究来说，充分认识语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

因为经过100年的发展，到今天，语种因素看来已成制约汉语语法学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关键因素之一。

《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始终同西方语法学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讨论语种因素，不妨也从西方的语法研究史开始。

西方的语法理论起源于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为对象语言的语法研究。

当时形态学是语法学系统的主体，词类及其形态和范畴占去了语法书的几乎全部。

这种状况与这两种对象语言的类型直接有关，寓句法于形态的语言类型自然容易造成寓句法于形态的语法观念。

这是对象语言影响语法理论的最明显最直接的形式。

然而，这种形态主导的语法学体系的影响远不限于这两种语言。

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试说动词型语言和名词型语言的类型差异3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提要　本文通过汉语和英语在话语、句子、从句、短语、词法及儿童语言习得多个层面的比较,说明在类型上汉语是一种动词型或者说动词优先的语言,而英语是一种名词型或者说名词优先的语言,两者分别代表了两种在词类的语法优先度上相对立的语言类型。

本文对这两类语言各自的其他类型特征做了初步归纳,并对动词型/名词型特征和其他类型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关键词　汉语　英语　动词型语言　名词型语言　类型学△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元・马致远《天净沙・秋思》)△Chinese as a verby language:On typol ogical differences bet w een verby languages and nouny languages(本文标题英译)△Better city,better 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街头双语标语)〇　引言:动词型语言和名词型语言曾有人根据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一类作品,认为汉语是名词更重要的语言,西语须要谓语才成句,汉语可以单靠名词成句。

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从类型学上看,印欧语其实远比汉语更接近名词型(nouny)语言。

仅就汉语与英语比,汉语明显接近动词型(verby)语言。

汉语中动词的作用比英语中动词的作用更加重要,反过来,汉语中名词的作用远不如英语中名词的作用重要。

如本文正副标题分别使用了一个以动词为核心的小句和一个动宾短语,而它们的自然英译是一个名词性短语和一个介词短语,避免了动词性单位的使用。

据我们初步了解,欧洲的印欧语多接近英语的情况,而汉藏语言等一些邻近语言较接近汉语的情况。

确切的代表性尚需进一步考察。

上面所说的“作用重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1)在英语中只能或强烈倾向于用名词语充当的成分,在汉语中可以自由地用动词(及3本文初稿为第二届“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小型研讨会”(台湾新竹,2009)论文,也曾在上海、北京多处报告,幸获众多同行指教,获益良多,难以尽列,在此一并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语言类型学与语法比较方向刘丹青考博真题导师分数线内部资料一、专业的设置、招生人数及考试科目院系(招生人数)专业(招生人数)研究方向导师考试科目104语言学系(6)050103汉语言文字学(4)01语言类型学与语法比较刘丹青①1001英语②2067汉语语法学（含现代汉语及汉语史③3128汉语方言学1二、导师介绍刘丹青，语言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1958年8月生于江苏无锡。

2000年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获语言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语文》杂志副主编，南开大学文学院兼职博导。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汉语语法学、方言学。

主要著作有：《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2003)、《语法调查研究手册》(2008)、《话题的结构与功能》（1998,合著）、《南京方言词典》(1995)、《南京方言音档》(1998)、《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2005,主编）、《名词性短语的类型学研究》（2012,主编）等。

学术论文约170篇，其中包括在欧美发表的英文论文Identical Topics:A more characteristic property of topic-prominent languages(2004)，Syntax of space cross Chinese dialects:Conspiring and competing principles and factors（2008），Ideophonic reduplication of content words in Mandarin Chinese:A category shift and its typological background（2012）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学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与方言语法语料库”、“语言库藏类型学”等。

《当代语言学》第11卷2009年第1期1-9页,北京汉语指示词语音象似性的跨方言考查(下)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陈玉洁　浙江大学3.2.2三分统计描写者对方言中指示词三分现象的描写并不统一,有近—中—远、更近—近—远、近—远—更远等各种类型,各类描写方式可能在指示绝对距离上存在差异。

由于本文所关注的是相对距离之间的语音对立,各类方式可以统一为近—中—远(详见陈玉洁2007:第三章)。

我们在进行统计分析时主要仍遵照描写者的描写方式,但如果同一种方言中的次方言存在不同的描写方式,我们把它们统一为一种主要的类型。

7.晋语三分统计结果如下:表8　晋语三分系统统计结果统计结果显示:(1)晋语这三组较近和较远的对比中,声调、元音的开闭和前后都表现出高度相似,即都符合背景原则,是构成最小对比对的框架成分。

(2)这三组远近区别都主要依靠辅音。

但辅音有在近中对比中是符合响度原则的区别性语音特征。

近远和中远对立主要靠辅音的有无作为区别性特征,“NA”的例证最多,并不违背预测。

近远对立中“1”栏中分值居第二位,符合响度原则,无违背现象存在,然而中远对立中“-1”栏中分值居第二位,明显违背响度原则。

张维佳(2005)认为晋语的三分格局是由相邻地区两分格局的层次叠加造成的。

看来,可能是因为不同质成分的混合,所以目前出现了局部违背象似性预测的情况,我们推测随着融合程度的加深和历时的演化,象似性力量有可能将系统调整得更加符合象似性。

8.关中方言统计结果如下:表9　关中方言三分系统统计结果本刊网址:htt p://1统计结果显示:(1)近远对立中,声调和元音开闭是符合背景原则的框架性成分。

元音前后是符合响度原则的区别性语音特征,辅音的有无对立也是远近的区别特征。

(2)近和更远的对立,声调、元音的开闭和前后是体现最小对比对的音同成分,符合背景原则,辅音是最小对比对中的对立成分,完全符合响度原则。

近和更远的对立,分值非常集中,显示出指示系统内部非常整齐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