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低处东亚大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干旱的草原，东部上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部上号称世界屋脊的连绵山脉。
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海洋民族或山地民族不同的大陆民族特有的心理和观念，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华夏中心”观念，优于异族。
同时，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与彼此渗透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生于斯，长于肆，其形态既有一元和内向的特征，又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功能。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人力耕作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
“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弄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
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和质朴无华的观念心理。
第三，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
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
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
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
第四，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
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
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虽然古代也不乏否定个人独裁否定个人权威的思想主张，但其主要倾向却是主张君主专制，认为“礼”与“法”在实质上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
换句话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传统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第五，传统法律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大陆的、农业的、宗法的土壤里，世代延续，形成了与希腊、罗马等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古代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
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法结合，儒道互补，经历了经学、玄学、道学、理学诸阶段，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来源。
在其影响之下，传统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连为一体，本身始终未能独立，而且其原则原理与价值取向也都以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为依据。
因此，二者是同体同质，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欲探求传统法律思想的奥秘，必须把握传统文化的真髓。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演变具体表现为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三个形态。
也就是说，传统法律思想以“礼治”发端，以“法治”定型，最后以“立法合治”构成完备的体系。
第一，“礼治”形态作为一种思想，礼治开始于殷商，盛行于西周，衰落于春秋。
它建立在土地的“王有”的基础上，是“王权天授”的神权政治和“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贵族统治集团的道德和法律统一体。
它对于维护殷周奴隶主的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春秋时期，它又成了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不断分崩离析。
西周的礼治具有神权法观念的特征，要求以“亲亲”、“尊尊”原则立法，并强调礼、刑相分，用严酷的刑罚维护礼所规定的井田制、分封制、嫡长继承制以及贵族的各种世袭特权，同时主张“明德慎罚”和“罪疑惟轻”等。
春秋时期坚持礼治的是儒家。
他们视礼为最根本的国家制度和最主要的统治方法，作为制定国策和法令的指导原则和基本纲领，用礼确定亲疏、区分别异、辩明是非，要求人们的言行举止都要合乎礼的规定。
这种礼多是以不成文的诰、令、训、言、习惯等形式存在的。
第二，“法治”形态这一思想起源于春秋，兴盛于战国，定鼎于秦代，破产于汉初。
作为法家的口号和学说，它由李悝开端，商鞅奠基，韩非总其成，李斯推向极端。
法治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产物，自形成之日便与君主专制联系在一起，并以刑罚的运用作为主要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礼治的对立面，其内容、形式、性质以及理论基础都与礼治有明显的不同。
同时，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它的形成和发展又与礼治存在着因果关系，是以礼治文化的存在与衰落为前提的。
如它否定礼治的宗法性，又肯定其等级性；他的“以法治国”，“奉法者强”的结论，是在剖析“为政以德”、“教以人伦”的无效中得出的。
以此为出发点，也可以说整个春秋战国的变革，在制度上表现为从礼制到法制的变革，在思想观念上表现为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变。
这种变革，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演变。
由于法治学说更适应封建制确立时期的社会需要，所以得以取代礼治而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即传统法律文化演变的第二阶段。
以法治为主体的法律文化，开辟了中国古代成文法时代，建构了封建制度的基本框架。
虽然法治学说在秦汉之际破产并遭到否定，但是在它的指导下形成的封建制法律体系一直保持到魏晋时期才得以改变。
第三，“礼法合治”形态、礼治与法治虽然彼此对立，却又相反相通，具有同一性。
对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来说，离开了礼治便无法调整宗法伦理关系，从而失去统治的支柱；离开了法治则无法对付民众的反抗和内部对抗性的矛盾。
因此，当法治在实际政治中破产之后，礼治又应运而生，二者互相结合。
所谓“礼法合治”是指宗法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专制原则的结合，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以刑法治国的结合。
它一方面表现了礼、法在制度上由原先的对立走向统一，另一方面表现了礼、法在统治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和交替使用。
同时，在礼、法结合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其他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观点和主张。
“礼法合治”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完备于宋明时期，并一直延续到近代。
（1）“礼法合治”的最初表现是战国的“礼下庶人”，“刑上大夫”。
其主要代表有二：一是旬况的“礼论”，以“明分使群”的礼法起源论论证官僚等级制的合理，强调礼的实质在于“别”，“国”高于“家”，“君”高于“父”，既“隆礼”又“重法”，突出了礼的客观性和强制性，要求将礼法律化，从而引法入礼，把体现贵族利益的旧礼改造成地主阶级的新礼。
二是齐国法家，即《管子》学派，将宗法制与中央集权结合起来，既重视以伦理原则调整内部关系，又重视以强制手段维持统治秩序；既强调以刑法加强君权，又强调君主应受礼法的制约。
从而使西周的礼、法相分，趋于礼刑统一。
（2）“礼法合治”的学说是在汉初形成和确立的。
主要表现为通过汉初黄老学派对于严刑峻法的批判和提倡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到汉武帝时形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强调以礼为主，礼法结合，并被汉武帝确立为官方思想，即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这种思想体系主张则天顺势，法自君出，即法律的制定与实行必须符合“天意”，只有君主具有代表“天意”的特权；主张礼律结合，法有等差，即以“三纲五常”作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主张德住刑辅，先教后刑，即道德教化作用大于刑法强制，刑罚的适用必须符合礼教；主张“应经合义”，“论心定罪”，即法律的制定应符合儒家的“经义”，定罪量刑应以犯罪动机是否符合“经义”为主要依据；从而开始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儒家经典法律化和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3）“礼法合治”向纵深发展是魏晋时期，主要表现是引经祝律、引经决狱的盛行和律学的形成。
西汉律学的特点是以经注律，以律解经。
魏晋律学着重于立法、司法理论的总结和具体法律问题的阐发，从而屏弃西汉正统法律思想带有的神学色彩和荒诞气息；它其中研究法典的体例结构、刑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等，使古代法律理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同时出现了专门的法律著作，表明律学已经具有独立的倾向，并初步从经学中分离出来。
律学的成就，促使很多原属于礼的基本内容，如“十恶”、“八议”、“其去三不去”等逐渐成为封建法律的组成部分，改变了秦汉时期在法治学说指导下的封建法律体系的面貌。
（4）“礼法合治”的成熟是隋唐时期，主要标志是以礼入法的完成。
从魏晋以来，纲常礼教的地位越来越高，礼不但指导司法，而且成为重要成文法典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礼教支配法令的局面；为礼所肯定的便是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即为法令所禁止。
唐律中的十恶、八议、官当、服制定罪、同居相隐、犯罪存留养亲、子孙不得别籍异财等制度，都是礼在法典中的体现。
“礼法合治”的法典化，说明了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封建道德也已经入律，如亲属被杀而私自和解、丧服和守丧未按规定、在直系尊长的丧期内嫁娶、子孙违反家长的教训、与未婚女子通奸等完全是道德方面的行为，在唐律中做了明确的犯罪处罚。
（5）“礼法合治”在宋明时期得以完善，主要标志是理学法律观的形成。
理学法律观认为法律是“天理”的派生物“存天理”的力量，是纲常的外在表现，主张德、礼、法、刑“相为始终”，不可偏废；主张“明刑弼教”，“原情定罪”，用礼义直到刑法的贯彻；强调“重典治乱”、“以严为本”，从重惩罚违背纲常的行为；同时对此进行了系统而缜密的论证。
与前代比较，理学以细致的哲学思辩弥补了经学的粗糙，以理学的论证纠正了神学的荒诞，强化了礼与法的有机结合，成为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载体，使其具有理论性和欺骗性，并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和社会生活的低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