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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IR的影响摘要：国际投资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动力，中国近年来在吸收外资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形势。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fdi；跨国并购；投资环境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01－0199－01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1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
近年来，尽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致使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然而，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投资却呈持续增长态势，特别是中国2010年吸引外资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1 全球经济复苏逐步带动跨境资本流动的回升，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2004－2007年为全面增长时期，受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跨国公司盈利增加以及跨国并购交易复苏等因素影响，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
2007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将近2万亿美元。
2008－2010年为显著下滑时期，受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市场萎缩以及跨国公司资金短缺的影响，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出现显著下降。
2008年下降14％，2009年下降39％，2010年持续低迷，比2009年仅增长近1％。
进入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跨境直接投资的整体环境正在逐步改善，跨国公司需要通过战略性投资加强其在危机后时代的战略地位，投资政策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外国投资者。
从近30年fdi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看，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将逐步带动跨境资本流动的回升，使跨境投资自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2 全球跨境投资格局出现调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中，得益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经济的成功转型，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国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国际投资在各国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际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率并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国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国际投资可以为经济带来大量资金和技术。
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为国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用于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
这些投资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发、企业扩张等方面，从而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同时，国际投资还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本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其次，国际投资可以刺激就业增长。
外国投资的到来通常伴随着企业的扩张和生产能力的提升，这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企业的增加投资往往意味着增加了生产能力和需求，这又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就业增长。
就业的增加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还可以改善社会的稳定性和人民的生活质量。
另外，国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体现在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上。
外国投资的引入通常伴随着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递，这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通过与国际企业的合作，本国企业可以获得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同时，国际投资的参与也可以促进各个产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激发创新活力，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
此外，国际投资还可以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国际投资往往伴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运营，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国际投资为各国经济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促进了贸易往来的畅通，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和增长。
然而，国际投资对经济增长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国际投资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外流和本国产业的空心化。
在吸引外国投资的过程中，本国企业可能将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份额让渡给了外国企业，从而造成本国产业的相对削弱。
FDI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及其影响FDI（外商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通过购买或建立子公司等方式直接投资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吸引了大量的FDI，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FDI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吸引了大量国际跨国公司的投资，为中国提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支持。
外资企业的进入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同时，FDI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其次，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技术转让和创新方面。
外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会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入中国，促使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创新。
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鼓励FDI和本土企业的合作，通过技术引进和创新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此外，FDI还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通过FDI，中国企业可以获得更好的国际市场准入和资源配置，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知名度。
外国企业的进入也带来了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和重新配置，使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的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为FDI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然而，FDI对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挑战和作用。
首先，FDI的流入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均衡分配。
外资企业往往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一些大城市，而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吸引力较低。
这可能会加剧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制约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其次，FDI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外资企业的退出和变动可能对当地经济造成一定冲击。
外资企业的撤离和减少投资可能导致就业岗位减少、税收下降等问题。
此外，FDI也可能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
总体来说，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
它为中国提供了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支持，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升级。
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挑战近年来，国际投资法领域正经历着一系列新的发展和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跨国投资活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国际投资法的作用也越发凸显。
本文将从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和面临的挑战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首先，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日益重要。
随着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这些地区的国际投资额逐渐增加。
例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积极参与到国际投资法的制定和实施中，对于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国际投资法也在逐渐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许多国家逐渐意识到，仅仅追求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不能长久地促进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
因此，国际投资法开始致力于平衡投资者权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例如，一些国际投资协定中增加了对环境、劳工权益和人权的保护条款，以确保投资行为不对社会和环境造成损害。
再次，对于跨境投资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管的需求日益迫切。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纠纷，如利润转移、税收避免和环境破坏等问题。
国际社会意识到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国际投资规则，以保证投资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开始谈判和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投资法律框架，以解决这些问题。
国际投资法的挑战虽然国际投资法取得了一些新的发展，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国际投资法的约束力相对弱。
目前，国际投资法主要由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组成，这些协定的效力主要依赖于各个国家的自愿接受和遵守。
由于国际投资法无法强制执行，一些跨国公司可能利用投资协定的漏洞进行滥用行为，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被掠夺。
其次，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仍然存有差距。
当投资纠纷发生时，投资者或国家往往需要通过国际仲裁或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争端。
然而，一些仲裁机构的程序和裁决结果受到质疑，存在着不公正和不透明的现象。
这一问题也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仲裁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的呼声。
国际投资合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投资合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国际投资合作的重要性，并阐述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国际投资合作的定义和形式国际投资合作是指不同国家间的投资者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的行为，涉及跨国企业的设立、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引进、国际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
这种合作形式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遇。
二、促进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国际投资合作有助于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通过跨国合作，国际资本可以更加便捷地进入发展中国家，帮助其充分利用本国资源。
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可以通过投资合作的方式传播到发展中国家，推动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三、促进贸易发展和市场扩大国际投资合作为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投资合作不仅能够增加产能，提高生产效率，还有助于打破贸易壁垒，促进跨国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此外，投资合作还能够带动市场扩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四、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国际投资合作促进了不同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
各国投资者的跨国合作有助于加强各国之间的互信与友好关系，促进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这种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消除误解和偏见，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与认同，为国际间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五、加强风险防控与协调机制国际投资合作有助于加强各国间的风险防控与协调机制。
在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国际投资合作可以通过多边合作、政策协调等方式，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
同时，跨国合作也可以通过风险分享和资源整合等方式，降低单一国家面临的风险，并提升综合抗风险能力。
六、实践举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投资合作的典范。
该倡议旨在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往来，实现共同发展。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了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
次：（１）宪法性规范。
我国宪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２）根据宪法的精神，就各种投资的方式及其涉及的各种经济和法律问题，分别制定了国家单行法律规范。
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三部基本法及其实施细则，《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等。
（３）部门性、地方性法规，规章。
我国有权制定法规规章的部门依其职权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灵活多变的法规规章。
如涉及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有《矿产资源法》、《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等，涉及鼓励外商投资的法规有《关于鼓励外商投资规定》、各地鼓励外商投资的地方性法规等，涉及投资区域的法规与政策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
⒉海外投资法。
我国的海外投资法更多地表现为对国有资产海外投资的管理和规范。
如《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暂行方法》、《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方法》等。
⒊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
迄今为止，我国已同７４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并于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３年先后正式批准参加了《汉城公约》和《华盛顿公约》。
在外资待遇、国有化补偿、特许协议效力、投浅析我国国际投资法之现状和未来耿国轩 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１１００３４入世使我国国际投资日益成为全球化经济发展的焦点，一个越来越大的投资输出入网把中国更深、更广地推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去，正因如此，为了能使我国在这场经济全球化热潮中站稳、站好，我国的国际投资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指在一个国家境内，外国居民或企业通过购买企业股份、设立全资子公司、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方式直接投资于该国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近年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促进经济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填补了国内投资和技术上的短板。
这些资金和技术的引进，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
其次，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积极影响。
外资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外资企业带来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出口规模。
另外，外国直接投资还促进了中国就业的增加。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通过吸纳了一大批劳动力，外国直接投资帮助改善了中国的就业形势，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
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外国直接投资的到来，不仅对中国整体经济有推动作用，还特别促进了一些地区经济的发展。
通过引进外资企业，一些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得到了机会迎头赶上。
外资企业的投资和发展，促进了当地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结构。
特别是中国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通过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支持，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
这些特定区域成为了外资企业的集聚地，充分利用了外商投资的优势，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三、倒逼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同时也给国内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竞争压力。
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促使国内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水平，以迎接激烈的市场竞争。
外资企业的成功案例和经营理念，为国内企业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国内企业的创新和改进。
中国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合作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与中国策略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动态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以适应和引领这一变化趋势。
一、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一）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趋势近年来，国际投资领域呈现出更加强化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协定减少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和准入门槛，旨在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
这一方面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投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给东道国的产业安全和公共利益带来一定的挑战。
（二）投资保护标准的不断提高国际投资法中的投资保护标准持续提高，例如对公平公正待遇、充分保护与安全、征收补偿等方面的规定更加严格和具体。
这意味着投资者在国际投资中的权益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但也可能增加东道国的法律风险和经济负担。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变革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在发生变革。
传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主要是通过国际仲裁，但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探索建立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如调解、协商等。
同时，对于国际仲裁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要求也日益提高。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融入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国际投资法逐渐融入了可持续发展原则。
这要求投资活动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还要兼顾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良好的治理等方面，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法律风险增加随着国际投资法保护标准的提高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变革，中国作为东道国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增加。
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可能因政策调整或监管措施而引发与外国投资者的争端。
（二）产业安全受到威胁投资自由化的趋势可能导致一些关键产业面临外资的过度渗透和控制，从而威胁到中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主权。
（三）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不足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中，中国的话语权相对不足，难以充分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发展需求。
法律知识：国际投资法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国际投资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而国际投资法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则直接影响着全球投资环境和跨国投资活动的开展。
本文将对国际投资法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一、国际投资法规的变化1.1多边和双边投资协定的变化多边和双边投资协定是国际投资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国际投资活动的增加，各国之间的多边和双边投资协定不断发生变化。
一方面，一些国家争取通过签订多边和双边投资协定来吸引外资和扩大国际投资合作；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也在重新谈判和修订既有的多边和双边投资协定，以适应当今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1.2投资法规的协调和统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和国际投资活动的增加，各国之间的投资法规也面临着协调和统一的挑战。
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正在积极推动各国之间的投资法规协调和统一，以便为跨国投资活动创造更加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例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正在推动各国之间签署国际投资协定，以确保投资者能够在国际间享有一致的投资保护和待遇。
1.3投资审查和监管的进一步开放在国际投资活动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一些国家也在逐步放开对外投资的审查和监管限制。
一方面，这为跨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另一方面，也为本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不过，要注意的是，放开审查和监管也需要确保国际投资不会影响到本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二、国际投资法规的发展趋势2.1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国际投资法规的发展趋势之一是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随着国际投资活动的增加，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成为了国际投资法规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方面，各国争取通过签署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为跨国投资者提供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投资保护；另一方面，国际投资仲裁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成为了国际投资法规的热点问题。
国际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国际投资是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投资的涌入带来了一系列的机遇和挑战，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本文将围绕国际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展开论述。
首先，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资金和技术的输入。
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着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问题，而国际投资可以通过投入资金和先进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这些困扰。
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工厂或办事处，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直接投资，还传输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其次，国际投资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国企业，在其境内建立高附加值产业，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这些外国企业通常具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育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例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吸引外商投资，使得中国经济由农业主导的国家，逐步转型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然而，国际投资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首先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依赖。
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外资，长期以来，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使得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
其次，国际投资也可能存在环境问题。
一些外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建厂时，为了降低成本，经常忽视环境问题，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这不仅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污染，还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
面对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规范国际投资。
首先，加强对国际投资的监管和管理，确保外商投资符合国家的利益，并避免出现对国家利益有害的行为。
其次，发展中国家应进一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以降低对外技术输入的依赖性。
此外，也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确保国际投资不损害当地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国际投资协定的近期发展及对我国的影响提要: 本文概述了近年来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及特点，讨论了中国新一代投资协定的变化，并进而分析了国际投资协定实践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认为，中国今后应进一步完善投资保护协定的规定，在给投资者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国家为公共利益进行管理提供法律空间。
近年来，国际投资协定(IIA)发展迅速。
除双边投资协定外，有关投资的国际规则还体现在双重征税条约、自由贸易协定、区域一体化或合作协定、以及复边和多边协议中。
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周就有三个以上的此类协定诞生。
目前，全球共有5100多个与投资有关的国际协定，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国际投资规则体系。
国际投资协定和规则的发展对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已签订了112个双边投资协定，在数量上仅次于德国。
而且自2003年后中国开始商签的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其内容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本文拟首先概述近年来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及特点，然后分析中国新一代投资协定的变化，并进而研究国际投资协定方面的实践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一、国际投资协定近期发展的趋势和特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协定数量剧增。
至2004年，全球现有的双边投资协定总数达到了2392个。
在2004年签署的73个新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有39项协定涉及发达国家，其中比利时一卢森堡、芬兰、瑞典和瑞士表现得最为活跃，每个国家都签署了五项新的双边投资协定。
2004年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达55个，其中28个是南南协定。
在南南双边投资协定中，中国、埃及、韩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签署了40余项双边投资协定。
事实上，这四个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投资协定远多于与发达国家签署的协定。
近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数目不断攀升，这一趋势反映出，南南合作发展战略的重点最近已开始集中在投资问题上，同时它也表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正在崛起，并且开始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作用。
有关双边投资协定的另一个显著趋势是，由于现有的双边投资协定到期或者其产生条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新就它们现有的协定展开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双边投资协定要么取代原有的协定，要么对原先的协定做出重大修订。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重修协定的趋势发展得越来越快，而且在之后的若干年内继续保持加速发展势头，截至2004年底，共有85项双边投资协定重新修订。
还有一部分协定重新谈判是为了让现有投资协定符合有关缔约国签订的其他协定所规定的义务。
例如，十个中欧国家于2004年加入欧盟，这对它们之前所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产生了一定影响。
鉴于此，美国和欧盟在2003年9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内容涉及美国与新的欧盟成员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的适用性及完整性。
目前，加拿大也正在开展此项工作。
此外，芬兰重新修订了与乌克兰、中国和埃及的双边投资协定;刚果(金)与卢森堡一比利时则是另外一个例证。
由于上世纪90年代签署的许多双边投资协定的“有效期”是10年至30年，因此重新修订双边投资协定的趋势有望呈现加速发展的局面。
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
这以美国、加拿大及日本近年来新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为代表。
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谈判双边投资协定时，也开始朝这个新方向发展。
这一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投资章节在适用和执行中所积累的经验的产物，我们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以下四个主要发展趋势和新特点：首先，部分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及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开放式投资定义，它们寻求平衡，一方面它们要保持投资定义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又要确保投资定义的严谨。
例如，在加拿大新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以资产为基础的开放式投资定义已经为一种既涵盖广泛内容又有所限定的投资定义所取代。
美国与乌拉圭前不久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采取可以涵盖投资者拥有并控制的所有资产的原则，但同时又为之添加了资产选择标准，即这种资产必须具有“投资的特点”，如“资本承诺、或相当于资本或其他资源的承诺、获得收益或利润的预期，或者对风险的假定”。
在明确排除某些类别的资产(如某些债务工具)的同时，投资的定义得以更加严谨。
其次，各种投资协定的义务的界定逐步完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章节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技术性难题，鉴于此，加拿大和美国在新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精心措辞，它们明确解释了关于不受保护的条款的含义，尤其解释了依照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和间接征收的概念的含义。
新的定义尤其明确指出，这两种义务均有意反映习惯性国际法所赋予的保护程度。
此外，这两个双边投资协定范本都包含附件，明确了在特殊环境下判断间接征收是否真实发生的指导原则和标准。
在这方面它明确指出，仅凭对投资的经济价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无法判定间接征收已经发生。
随后，它又进一步指出，除特殊情况外，某一方为保护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而采取的非歧视性管理措施并不构成间接征收。
第三，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解决了许多问题，其中不仅包括具体的经济问题，如金融服务业投资，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可以让东道国的法规制度获得更多发展空间的问题。
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用特定的语言解释了对健康、安全和环境的保护，以及对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的改善，它旨在明确，在追求投资协定所规定的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时，不能以牺牲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为代价。
第四，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在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程序上有了较大创新。
例如，争端仲裁过程的透明度有了显著提高，而且这种改善是可以预见的，其中包括：公开听证，出版有关法律文件，以及普通民众代表向仲裁法庭提供临时法律意见的可能性。
此外，新协定中还包含了其他解决投资者与国家的争端的具体条款，目的是在争端解决过程的不同阶段以更加合法、规范和有序的原则进行。
二、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近期发展中国自1982年与瑞典政府签订了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后，至今已签订了10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82—1998年间签订的。
此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停止了下来，2003年后，中国开始商谈或重新修订某些先前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2004年至2005年底两年期间又与几个国家商签了8个双边投资协定。
与1998年前的双边投资协定相比，2004年后的新一代协定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例如，中国与芬兰政府间1984年签订了投资协定，20年后，两国政府经过重新谈判于2004年11月签订了新的协定。
将这两个新旧协定对照起来看，就可以发现中国近期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新发展。
(一)投资待遇在投资待遇方面，中芬旧协定的规定是，对投资给予“公平的待遇”，对投资或收益给予最惠国待遇，没有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
而两国间的新协定第3条在此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中芬新协定规定，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平与平等的待遇。
这样，其措辞与中国签订的其他的投资协定(与法国、荷兰、奥地利、新加坡等国)的表述基本一致。
其次，在国民待遇方面，在中国1998年以前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除中日、中韩协定中规定有国民待遇外，其他协定都没有国民待遇的规定。
中芬新协定则明确规定了国民待遇：“对已作出投资的运营、管理、维持、使用、享有、扩张、出售或处分方面，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的待遇应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投资的待遇。
”当然，这里所规定的仅是外资进入后的国民待遇，而不包括在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
第三，在最惠国待遇方面，旧协定仅简单的规定对“投资或收益”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而新协定则规定“就设立、征收、运营、管理、维持、使用、享有、扩张、出售或投资的其他处置方面，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的待遇应不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的待遇”。
其变化在于，一是范围扩大了，即在投资设立阶段也适用最惠国待遇;二是更加明确具体了。
而且，该条还规定，在涉及当地含量或出口实际要求方面，不得实行不合理或歧视性的措施。
对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可由投资者选择，适用更优惠的待遇。
即投资者认为哪种待遇更优惠就适用哪种待遇。
此外，该条也规定了紧急情况下的例外。
即在战争、武装冲突或其他在国际关系紧急情况下，缔约方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可采取必要行动。
只要所采取的上述措施的适用不构成一种武断或不公正的歧视措施，或一种变相的投资限制，则本协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方为维持公共秩序所采取的任何必要措施。
(二)征收与补偿中芬新协定在征收的条件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但在补偿方面规定更为明确了。
依协定规定，若缔约方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须符合以下条件：(1)为了公共利益;(2)依照国内法律程序; (3)非歧视性的;(4)给予补偿。
至于补偿数额，旧协定规定是“应相当于征收前一刻的投资的价值，并包括直至支付之日的利息”。
新的协定则规定，补偿“应等于采取征收或即将采取的征收为公众所知的前一刻被征收投资的公平市场价值，以在先者为准。
该价值的确定应根据普遍承认的估价原则。
”对照起来看，旧协定只是规定对投资的价值予以补偿，但投资的价值如何确定?是帐面价值还是市场价值?解释和适用起来就难免发生分歧。
新的协定明确规定按投资的公平市场价值予以补偿，并应根据普遍承认的估价原则来确定投资的公平市价。
显然，补偿的标准和估价方法的确定，有助于消除解释和适用方面的分歧，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三)投资者与缔约国间争议解决投资者与缔约国之间的争议解决问题，是中国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中变化最大的一个内容。
中芬旧协定没有关于投资者与缔约一方争议解决的规定，其议定书第2条仅对投资者与缔约国间因征收补偿数额发生的争议规定了解决办法，允许提交国际仲裁。
此后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就这个问题的规定虽说逐步有所变化和发展，但直到1998年对提交国际仲裁解决仍限制较严。
2004年后新一代的双边投资协定明确地规定了投资者与缔约国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对此问题的规定可以说也放得较开了。
这主要表现在：1.可提交国际仲裁的事项的扩大。
中国1998年前与外国签订的投资协定关于提交ICSID 的仲裁的事项很窄。
根据有关协定的规定，可提交国际仲裁的争端有三类：(1)就征收补偿的数额发生的争端;(2)双方同意提交仲裁的其他事项的争端;(3)除中国声明保留不提交.ICSID 的争端以外的争端。
中国与芬兰新的投资协定大大突破了原来的限制。
根据其第9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与投资者“因投资发生的任何争议”，若在3个月内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就可以提交当地法院或国际仲裁解决，除非争议当事双方另有其他一致同意。
这里的国际仲裁，包括依据1965年3月18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仲裁，或者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设立的专设仲裁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