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
婚姻、家庭制度，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于政治状态，还受传统的习惯支配；它们也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历史研究必须把婚姻、家庭、妇女的问题包括在内，需要把它们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领域一起进行考察，才可能把握社会全貌和阐明历史的进程。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清代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它有何特点，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妇女如何才能摆脱受压迫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女子，主要指一般身份地位的，贵胄和贱民中的妇女，一妻多夫制中的女子，均未作特别叙述。
一、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
清朝政府同其他王朝一样，维护父母决定子女婚配的权力。它继承明代的法令，规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①。很清楚，子女的终身大事，由祖父母、父母作主，如果这些长辈都亡故了，就听伯、叔、姑、兄、姐和外祖父母决择；若这些人也没有，则听凭余亲尊长（如伯叔祖父母）主婚；若祖父母、父母犯死罪囚禁，子孙之婚姻亦需听从他们的安排，倘若自行嫁娶，则要受杖八十的刑罚②。在家族制盛行的地方，祠堂以族人联姻关乎宗族体面，也干预族内青年的婚事。如江苏宜兴篠里任氏宗词要求，当家长为子女议婚将成时，必须报告词堂的宗子、宗长，他们同意了，婚事才能定下来③。这样婚姻的当事人——青年男女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配偶，不管他（她）们愿意与否，都得服从家长以至族长的安排。本来，一对结合的新人，要长期共同生活，白头偕老，但是他们的结发，不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却凭家长捏合，这样的匹配是包办婚姻。这就是清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
那么家长给子女选择配偶，又是根据哪些原则进行的呢？我们从载籍资料获知，主要有两条。一是论门第，二是论贫富。
清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人们间的极其重要的交往——联姻，也和其他社交一样，受着等级的制约。雍正年间纂修的《浙江通志》说宁海县“婚姻择，先门第”④。道光中编写的安徽《祁门县志》说该县风俗，“婚姻论门第”⑤。同治时撰写的湖北《石首县志》谓该地“男子十岁以上，女子十岁而下，门第年齿相匹，即为定盟”⑥。光绪间编纂的江苏《崇明县志》说当地“婚姻论良贱，不论贫富”⑦。可见“论门第”、“严良贱”是联姻的重要准则。门第，主要是官民范畴内的界限，诸如贵胄之家，品官之家，绅衿之家，平民百姓，等等差别。良贱，区分良民与贱民；良、贱也是不同的门第，所以要详加区划，是强调良贱的不同。婚姻论门第、严良贱，就是要它在相同的等级或上下相差不远的等第间进行，而最不允许的是良人与贱民间的联姻。
清朝政府严格禁止良贱通婚，法令专设“良贱为婚姻”的条文：“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奴自娶者，罪亦如之”；“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因婚而入籍为婢的女子，改正为良①。法律中还有“娶乐人为妻妾”的专条，禁止官吏及其子孙与贱民中乐籍人户通婚：“凡官并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6《刑部·户律婚姻》。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6《刑部·户律婚姻》。
③常州《宜兴篠里任氏家谱》卷25《婚娶议》。
④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
⑤道光《祁门县志》卷5《风俗》。
⑥同治《石首县志》卷3《民政·风俗》。
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注册，侯廕袭之日降一等叙用”②。凡是良贱为婚，不仅体罚打板子，更重要的是判处离婚，决不许良人以上的家庭掺有贱民的血统，以维持良贱制度。
宗族祠堂作为封建势力最直接的统治人民的机构，极力维护婚姻论门第、严良贱的原则。望族不乐与寒门联姻，更不准与贱民通婚。如康雍间，无锡县华姓宗族一成员将女儿许配给奴仆的儿子，该族士人华泰认为有辱宗党，出面干涉，男方对此毫无办法，就找别的理由告他，打了几年官司，婚姻终被拆散③。上述规定和事实说明，禁止良贱通婚是统治阶级所竭力奉行的政策。
人们政治身份的良、贱与经济状况的富、贫虽不等同，但大体上相当。尽管有的地区婚姻论良贱而不计贫富，但是在更多的地方，既辨别良贱，又计较贫富。如在无锡，“婚姻之家，必量其贫富而后合”④。在安徽宁国府，也是“婚嫁论财”。家庭经济不富裕的，顾虑到女儿出嫁后的生活，更要考察男方的经济情况，所以“中下之家论财”⑤。论财，就使得经济状况基本相同的人家为儿女提亲，结为姻戚。
婚姻论财突出地表现在讲究聘礼与嫁妆上，尤其是聘金的多少，常常成为婚姻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雍乾时期翰林院检讨夏醴谷说当时婚姻论财的严重情况是：“将择妇，必问资装之厚薄，苟厚矣，妇虽不德，亦安心就之；将嫁女，必问聘财之丰啬，苟丰矣，婿虽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⑥。主婚的男女双方家长过分地挑剔对方的礼物，也是查看对方的经济力量。
婚姻论门第与论贫富，在这两方面，又以前者为重要，因为良贱是不易逾越的鸿沟，人们必须严加注意。
二、婚龄的规定和童养媳制度
清朝政府规定，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就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⑦。这项法令，继承了宋、明的立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虚岁十四、五岁的少年就可以成亲，是一种早婚制度。早婚是当时的习惯，在社会上层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穷民众家庭中尤为流行。清朝的帝后是早婚的典型，顺治帝十四岁大婚，康熙帝的婚事更早在十二岁的童年时完毕，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结婚时十三岁，乾隆帝算是晚婚的，大婚时也才十七岁。帝后的婚龄之早，表现了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家庭婚龄的一般情况。社会下层的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为了获得劳动人手，常给年岁幼小的儿子娶年长的媳妇，形成小女婿的社会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婚龄的规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有所变动。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法定婚龄偏小，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565年—576年在位）规定，女子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必须出阁，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72年一577年）强制十五岁以上男子、十三岁以上的女子成亲。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婚龄也在实际上被提前了。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规定女子在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必须出嫁，否则多征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的法令，强制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成家①。这些婚龄的规定，是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因为战争使人口锐减，统治者为增加劳动力和补充兵源，强迫青少年早婚以藩殖人口。
清代的婚龄法规是稳定的，虽然没有强制少年结婚，但实际是鼓励早婚，鼓励人口的滋长。在清代，人口的猛增成了爆炸性的问题，由顺治七年（1650年）的一千零六十万丁口，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6《刑部·户律婚姻》。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6《刑部·户律婚姻》。
③无锡《华氏传芳录》卷10《母舅贡士襄周华公传》。
④光绪《无锡金匮合志》卷30《风俗》。
⑤嘉庆《旌德县志》卷1《风俗》。
⑥夏醴谷：《昏说》，见陆燿辑《切问斋文钞》卷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