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新声：汉唐赋中的西域乐舞

浅析古代西域乐舞东渐对中原乐舞产生的影响作者：周宁来源：《丝绸之路》2017年第06期[摘要]古代新疆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着往来交流。

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贸易的繁盛，两地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为频繁。

而乐舞文化的交流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本文试图从目前新疆境内出土的有关乐舞的文物中，去探寻西域乐舞艺术东渐对中原乐舞艺术产生的影响及促进作用。

[关键词]西域乐舞；中原乐舞；乐舞文化；丝绸之路作为“歌舞之乡”的新疆，乐舞艺术早在距今3000年前的遥远古代便在天山脚下拉开了帷幕。

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就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了密切的往来，相互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尤其突出表现在乐舞艺术方面。

西域的乐舞艺术经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中原，对中原乐舞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相互交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描写西域乐舞的精美诗词，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杜甫等挥笔写下了“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 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等许多描述西域乐舞的诗篇，成为中原与西域乐舞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枢纽、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因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乐舞方面的传播更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种超越了民族、语言、文字、地域的沟通，以文化交流中最美好的形式，冲击着人们的心灵。

一、从古文献记载看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的交流西域与中原乐舞艺术文化的交流，可能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存在。

尤其是与中原乐舞在节奏、动作、意境、内涵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的胡乐胡舞，一经传入，就受到中原人们的广泛关注。

如《西京杂记》中记载说，汉初，高祖宫中曾演奏过“于阗乐”。

而中原乐曲正式吸收西域乐曲的记载见于崔豹《古今注》：“横吹，胡乐也。

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可·兜勒二曲。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

”1在此之后，西域的疏勒乐、龟兹乐、天竺乐、高昌乐等在南北朝时期又相继传入中原。

人文中原•风物^9比《唐宫夜宴》更精彩的唐代乐舞—唐山—古现代舞《唐宫夜宴》，今年河南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焦点。

有p 友称它是“神仙节目”，也1网友对其中装束、造型、服饰等提出批评。

舞蹈不是历史，无须拘泥。

《唐宫夜宴》是艺术佳作，但它不是古典舞，更不是唐代乐舞。

真正的唐朝风远比它精彩。

戒曰王向玄奘打听唐乐舞《尚书》中称：“击石（应指磬）拊石，百兽率舞。

”传说舜帝擅五弦琴，造《南风歌》，天下得以大治。

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乐舞作为教化工具，成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古代中原乐舞不仅传统丰莩，且主动向周边民族学 习。

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将胡乐《摩诃兜勒》带回，经李延年改成新声二十八解，成为武乐。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徘优侏儒，狄鞮之倡……丽靡烂漫于前狄鞮，一说是地名，在今河北，出善唱者；一说是西戎乐名：如取后说，则此为胡乐入宫廷的最早记载c至迟在东汉，胡乐已流行。

据《后汉书》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即今之马扎）、胡坐（盘腿坐）、胡饭、胡箜篌、胡笛（即羌笛，五孔）、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胡箜篌即竖箜篌，双手揽在怀中弹，源自波斯3此前中国有卧箜篌，又称七弦琴，平放在桌上弹，可能是从古希腊传入中国。

隋唐两朝，特别重视乐舞一方面，两朝君主均是汉、鲜卑混血，多有能歌善舞者；另一方面，中原甫定，亟须文教介入唐太宗曾说：‘‘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樽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将乐舞看作教化工具人文中原•风物李世民亲自编成《秦王破阵乐》舞曲，“擂大鼓，声震百里，气壮山河。

后用马军2000人，引队入场，尤为壮观”，连印度的戒日王都知道它。

玄奘取经时，戒日王专门向他打听。

唐朝乐户出路窄唐朝初期主管音乐的部门与隋朝相同，是太常寺，下设八署，其中太乐署、鼓吹署可培养乐舞人才。

分工是：太乐署负责雅乐和俗乐，鼓吹署掌出行仪仗，以乐为主，舞较少。

两相比较，太乐署的培训责任更重。

学员来自三方面：其一，直接从 民间选拔乐伎；其二，官员、贵族进 献乐伎；其三，从宫廷其他部门乃至 军队中选拔乐伎。

古代舞蹈史故事现代还有很多舞蹈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古代舞蹈史的故事，你了解的有多少呢?下面店铺为大家整理了古代舞蹈史故事相关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

古代舞蹈史故事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舞蹈，统称为中国古代舞蹈。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经历了若干阶段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独特形态和神韵的东方舞蹈艺术。

1、中国原始舞蹈在原始时代，舞蹈是文化的基本形态。

举凡狩猎、战争，或者性爱、生殖，以及祭祀或祈祷等活动，都是通过舞蹈来进行的。

其主要形式是有关狩猎、劳动的舞蹈。

在内蒙古阴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上，刻画着狩猎舞的形象。

人扮成飞鸟、山羊、狐狸等动物。

有的头饰鹿角、羽毛，有的带尾饰。

这种舞蹈的产生，与狩猎密切相关。

由于原始社会的人们对大自然现象的理解不足，产生了畏惧感，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

把动物、植物或自然物作为圈腾，认为图腾能为人赐福或降灾,把图腾奉为祖先和保护神。

从出土文物和古代岩画上见到的人面蛇身、鸟身人面、人面兽身的形象，就是氏族图腾的形象。

传说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是以“龙”为图腾的华夏族先祖。

伏羲氏舞名《凤来》，唱《网罟》之歌;女娲舞名《充乐》，是颂扬伏羲氏发明网罟，教民捕捉鸟兽和女娲制定婚配、教民嫁娶的业绩的。

传说中牛首人身的炎帝，是以“羊”为图腾的羌族的先祖，炎帝的乐舞《扶犁》，唱《丰年》之歌，是歌颂炎帝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农业的功绩，尊称他为神农氏。

阴康氏舞名《大舞》,教民体育锻炼,以抗阴湿之病。

葛天氏舞名《广乐》，三人操牛尾而歌八阙(段)，祈求五谷丰登，鸟兽繁殖。

黄帝以“云”为图腾，《云门》是黄帝氏族的图腾舞蹈;“凤鸟天翟”舞是帝喾时的图腾舞;“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是帝尧时各氏族的图腾乐舞。

这些远古氏族的乐舞，充满着青春与力量的斗争生活，也反映了原始宗教的祈求幻想和巫术礼仪。

2、集古舞之大成的周代礼乐周代舞蹈是中华乐舞文化中的第一个高峰，其乐教思想在先秦儒家著述中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形成身心一元论的明确的乐舞美学思想。

古诗中的新疆歌舞作者：倪立保来源：《新疆人文地理》2013年第03期新疆歌舞不仅特色鲜明，而且历史悠久。

据先秦文献资料《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曾在昆仑山的瑶池与西王母“饮咏唱和”，对此，唐朝李商隐诗曰“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其中“黄竹歌声”即反映了早期新疆歌舞的场景。

两汉时期，新疆的音乐对内地产生了较大影响，新疆的乐器如痔篥（簧管乐器）、箜篌（竖琴）、琵琶和胡笛等传入内地，丰富了内地乐器的种类。

在音乐创作上李延年根据西域的乐曲《摩诃兜勒》作了“新声”二十八解，在内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著名的“龟兹乐”、“疏勒乐”传入内地后被隋朝列入宫廷九部乐。

公元568年龟兹音乐家琵琶演奏高手苏祗婆到北周，对内地音乐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唐太宗时期制定的宫廷十部乐中就有“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三部。

在唐朝新疆歌舞盛极一时、风靡全国，从宫廷到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之后经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不断历练、陶冶、融合、提升，新疆歌舞日趋精湛完美、丰富多彩。

历史上新疆歌舞的独特魅力自然引起许多文人墨客的极大兴趣，写下了大量关于新疆歌舞的古诗，今天读来仍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之感。

首先，古代新疆歌舞的乐器种类较多。

据《新唐书》等史书记载，仅“龟兹乐”就配有18种乐器演奏，主要有琵琶、痔篥、羯鼓（公羊皮鼓）等弹拨、打击、吹奏乐器。

另外，当地流行的乐器还有笛子、唢呐、腰鼓、铜钹、五弦铜鼓、皮鼓、都昙鼓等。

这在唐宋诗词中多有描述：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将军帐下来从客，小邑弹琴不易逢。

楼上胡笳传别怨，尊中腊酒为谁浓？”（张谓）；“七德龙韬开玉帐，千里鼍鼓叠金钲”（骆宾王）；“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李颀）；“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岑参）等。

到了宋朝在内地仍然流传着“衣冠尽得画图看，乐器多因西域取”（沈辽）的说法。

唐代诗歌中的西域歌舞艺术浅析关于《唐代诗歌中的西域歌舞艺术浅析》，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唐代近体诗的发展，为西域乐舞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以下是小编搜集的一篇探究西域歌舞艺术发展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唐代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容并蓄的文化措施，促使文学与艺术全面发展与繁荣。

统一的唐朝有利于西域与中原的交流。

西域歌舞传播流行，促成了唐十部乐①的形成，西域乐舞、乐器、乐师遍布朝野，备受唐人的喜爱，这不仅给唐文学注入新的内容，而且成为唐代艺术和民间娱乐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有关西域乐舞的内容成为许多文人创作的重要素材，诗词歌舞相得益彰，相映成辉。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拟从文学角度考察西域乐舞，试图揭示唐文学发展繁荣的外部原因以及诗乐舞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阐发西域文化的魅力。

一、唐代诗歌中的西域乐舞分析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今胡部者为‘燕乐’。

”雅乐是专门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堂乐章，结构与旋律较少变化。

相比较而言，清乐较雅乐活泼新鲜，但情调较为单一。

此时雅乐日益衰退，清乐也丧失原有地位。

燕乐广泛吸收了西域乐曲和中原乐曲融合而成，以其丰富多彩，情调丰富，旋律节奏灵活多变的特点成为乐坛主流。

《全唐诗》记载:“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

太宗增高昌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

其着令者十部: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

”在唐十部乐中有五部是西域音乐，即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高昌乐，可见西域乐在当时已经占了重要的地位。

在舞蹈方面，王克芬说:“被誉为唐代‘三大乐舞’的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都来自西域。

试论西域舞蹈在汉唐时期对中原乐舞发展的影响作者：李鑫来源：《戏剧之家》2016年第07期【摘要】汉唐时期，中原的乐舞艺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舞蹈对中原乐舞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西域舞蹈；汉唐时期；交流影响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158-01西域这个名词最早见于西汉，但西汉时期所谓西域的范围大体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帕米尔）之间，即今新疆一带，此后，西域的范围逐渐扩大。

考古证明，早在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就有一定的文化交流，相互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影响。

汉唐时期社会安定，在这一大环境的影响下，乐舞的发展交融了其它多个民族和地域的民族乐舞文化，是北魏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隋唐乐舞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一、西域乐舞与中原乐舞的交流汉武帝统治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大大加强和巩固了各族人民的交流，为中外各族的乐舞文化交流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商贾往返于西域，至中亚欧洲与中原之间，传递着中西方的文化。

龟兹乐舞自古以来就有乐舞传统，以“管线伎乐，特善诸国”著称，是以歌、舞、乐为一体的综合乐舞艺术，它在丝绸之路西域绿洲乐舞中记载最多。

其原因有三点：一是龟兹乐舞传入中原并入隋唐时九部乐、十部乐，对中原影响最大；二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留下了龟兹乐舞的可信证据；三是琵琶演奏家和音乐理论家苏袛婆的五旦七调音乐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音乐宝库。

龟兹乐舞具有东西方文化回授的特征。

处在丝绸之路北道的龟兹乐舞受到东西文化的猛烈冲击，也在东渐西进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

《通典》中记载龟兹舞蹈“皆初生颇复闲缓，度曲转急躁、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制止。

”①从克孜尔石窟壁画舞蹈造型来看，龟兹乐舞中的舞蹈动作有“跷足”“交脚”“弹指”“击掌”“撼头”“动目”，还有道具“飘带”“击鼓”“顶碗”“摇绳”“托盘”等道具舞姿，其主要舞姿造型还是以独特的“S”型为基础变幻。

秦汉时代的舞蹈宫廷乐舞2010-12-8 06:59|发布者: admin|查看: 356|评论: 0摘要: 汉代是伎乐年夜成长的时代。

汉代作为我国舞蹈史上的一年夜岑岭，首要就默示在伎乐的繁荣上。

同时，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华夏与西域的文化，为乐舞的交流繁荣打下伏笔。

一、“以舞相属”和宫廷社交《鸿门宴》的故事 ...汉代是伎乐年夜成长的时代。

汉代作为我国舞蹈史上的一年夜岑岭，首要就默示在伎乐的繁荣上。

同时，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华夏与西域的文化，为乐舞的交流繁荣打下伏笔。

一、“以舞相属”和宫廷社交《鸿门宴》的故事是世人皆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了然那时在宴饮时有舞剑助兴的风尚。

此外，还有在席间模拟“沐猴”、“狗斗”，也就是学山公洗澡和狗打架的滑稽表演。

汉唐时代，士年夜夫在宴饮时，除了即兴歌舞外，还有一种颇重礼仪的社交舞蹈，这即是“以舞相属”的形式。

“以舞相属”要求前一人舞罢，顺邀另一人起舞，即为属。

属者，邀请之意也。

那时，宴会一一般是主人先舞相属，客人再舞回报。

这种情意舞，有严酷的礼仪端方，姿态仪容都很有讲究，否则就是失踪礼。

如不美观主人邀请，而客人不以舞为报，往往结下冤仇。

据《后汉书·蔡邕传》记实：蔡邕被贬得免回京，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席间王智先起舞属蔡邕，蔡邕不为报，惹怒了王智，蔡邕也拂衣而去，终因获咎显贵，蔡邕竟不能再回京城。

二、伎乐舞蹈的成长汉代歌舞之风极盛，宫廷里设有“黄门工倡”，即宫中的乐师、舞人。

达官贵族之家多蓄养歌舞伎人，那时称为“倡”或“歌舞者”。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由朝廷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的辩说会，其中有不少情形涉及到风尚平易近情与舞蹈艺术糊口，如说达官贵人家中蓄养家伎歌舞娱乐：“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俞》于堂下。

”“今富有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

”“今富者，祈名岳，望山水，椎牛击鼓，戏倡舞象。

”（《盐铁论·刺权》）这里已谈到倡优饰演的各类形象，朱门贵戚纵**犬马，竞相夸示。

论唐代中原乐舞与西域乐舞的交流与融合作者：李晨枫相宁来源：《音乐生活》2021年第02期广纳吸收外来文化，是唐代开明自由的时代特质的体现。

本文从其社会背景入手，着力分析唐朝中原樂舞与西域乐舞交流与融合的情况及具体表现，感受大唐在传统“和”文化影响下蓬勃向上的精神世界和乐舞文化。

唐代，乐舞发展处于鼎盛时期，不仅继承了我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还吸收来自外来国家的乐舞文化，这股强劲的异域之风传入中原绝非偶然，与其背后的社会成因颇有联系。

乐舞文化在唐代的发展，首先，离不开强大的综合国力的支撑。

初唐，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恢复生产力，随着政局日渐稳定，军事力量的强大，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加之丝绸之路的重新打开，内外贸易，商业来往，各民族间的活动来往频繁，异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为唐代中外文化交融提供了条件。

其次，还得益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有着兼容并蓄、吸收异质、熔融百家的民族特质，这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绵延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依旧继承并发扬了这样的传统，广纳并包容外来文化，推动了乐舞文化的发展，为中外乐舞文化的交融打下了基础。

再次，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也为其助力不少。

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实行开明广纳的文化政策，为中外交往创造了条件。

内外贸易频繁，乐人、舞伎等进入中原，带来的外域乐舞文化在中原遍布街头，盛极一时。

在这种开放型文明与胡风的相互交织下，乐舞文化呈现出很强大的包容性，为西域乐舞与中原乐舞的交融做出了贡献。

当然，文化的兴衰必定离不开统治阶层的喜好，所谓上行下效，间接影响到社会审美。

唐朝统治者设立了许多庞大的乐舞机构，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管理各类音乐及舞蹈，分别是太常寺、教坊和梨园。

这些机构以及乐人舞伎为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贡献不少。

帝王对音乐的喜好，是乐舞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力量。

最后，不可忽视的还是西域舞蹈自身的魅力。

辽阔的大草原、大漠造就了西域民族地区特有的豪放、健朗、昂扬的民族文化，独特文化造就了西域乐舞明快、健朗、遒劲的风格特征，有很强的生命力与活力，这与唐代舞蹈风格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