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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名家名作》·研究叶淑钦小说作为叙述的艺术，作者讲故事的方式与作者想要表现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叙事方式制约和规定着小说的主题，同时叙事方式也是故事主题的一种。
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而言，师陀对小说叙事技巧的探索有较大的贡献。
杨义认为“师陀创作在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一个特色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体式，由里及外地对人物的行为方式和心灵世界进行双重透视”［1］。
师陀在《芦焚散文选集·序言》中认为自己没有风格，他对自己不稳定的行文风格很失望，以至于怀疑自己的作品。
而实际上，师陀自己不愿追求任何派、任何风格，似乎显得有些另类。
他不断的实验和小说技巧尝试，本身也体现了他小说文本中所体现的“跋涉者”这个不断在寻找、结果终究只是虚无的存在感的形象。
技巧的多样化反映了师陀的文学理想。
师陀在进行小说写作时采用了一些“普遍化”的叙事技巧。
这里所说的“普遍化”是指师陀把单个故事中发生的事情普遍化为生命普遍存在的形式。
笔者分析了师陀的小说内容之后，反过来看普遍化的叙事技巧，发现普遍化的叙事技巧关系到小说的主题内容，进而强化了小说的主题。
在这种技巧之下，个体命运变成了群体的命运，个体的无望成为群体的无望。
师陀不断追求自己的小说风格却又不断失败，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采取了普遍化叙事技巧，这也反映了师陀自身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他的人格气质。
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从表面来看，语言体式、语言秩序是叙事技巧的表现；从里层来看，作家的个人内涵、社会的文化精神在叙事技巧中得以体现。
师陀的小说《结婚》在叙事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叙事视角的多重性，在文本中小说叙事视角经常转换，难能可贵的是视角转换的形式非常巧妙。
小说《结婚》的上半部分由胡去恶写给未婚妻林佩芳的六封书信构成，这一部分以胡去恶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展开情节，讲述主人公胡去恶在都市的生活，以及他如何一步步被都市生活所俘虏。
选择胡去恶为叙事者的叙事方式能够充分显示主人公的内心所想，也从侧面描写了林佩芳的美好形象。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河南杞县人。
另一个笔名是芦焚，1946年以后改为师陀。
1932年以芦焚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请愿正篇》，由此开始文学创作。
小说创作多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集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等，中长篇小说有《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
前言师陀创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人们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80年，一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建国前，批评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学识进行印象式批评。
1936年, 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这使师陀从此享誉文坛，也由此引起了大众的注意。
随后1937年，师陀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出版，刘西渭在评论中敏锐的抓住了师陀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并形象的概括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
”①1946年，《果园城记》出版，师陀的小说创作已趋于成熟。
最早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唐迪文同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果园城记》，唐迪文认为《果园城记》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 也是一篇朴素的诗。
”②当时杨刚、金丁、孟实等优秀批评家从创作历程、题材等方面进行感悟和品评，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到1990年前。
建国初期，师陀研究处于停①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
②唐迪文《果园城记》，《大公报》（1946年7月12日）。
滞状态，到了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解放，专家学者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师陀研究逐步苏醒，但是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
较早的如唐弢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仅以几百字对师陀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了概述。
而同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②则把师陀进行专章论述，对《果园城记》，《结婚》《马兰》等多个文本进行评述，并高度评价了《结婚》的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师陀的文学地位和价值。
在卑微与高大中穿行——解读师陀的《说书人》《说书人》是印度著名作家师陀的自传小说，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以他自己、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为中心，讲述了三代人的人生经历。
本文将主要从书中所反映的卑微与高大的主题进行解读。
首先，《说书人》表现出了师陀这种卑微的身份在印度社会中的极度贫困和无助。
早在他幼年时代，家庭的贫穷让他被迫辍学，为了温饱，他还不得不在农田劳作。
随后的生活也并未改善，他一度离家漂泊，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从一个小丑到一个身体残疾的人的助手，再到成为一个无稳定职业的小贩。
然而，师陀坚定不移地践行着他的写作信仰，获得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关注和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师陀的卑微身份似乎变成了他为更广泛的人民发声的媒介。
其次，师陀在书中所述的高大主题是关于印度文化和语言的。
由于印度社会的种种限制，师陀和他的祖先一直处于较为低微和边缘的地位，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传统文化和古老语言的执著追求。
师陀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学者，对印度文化和语言有着深入的研究，甚至在他的生命最后一刻也在不断学习和探索。
师陀自己也相信，印度文化和语言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执著精神也传递给了师陀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和祖先的文化遗产，并将他们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除此之外，书中还展现出师陀对人类历史的广阔视野和对各种思想和表达形式的探究精神。
师陀熟知东西方历史的发展和交汇，能够将印度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和融合，能够以多种语言和形式去表达复杂而深刻的思想。
他的探究精神也涵盖了写作艺术、音乐、文学、幽默和人类哲学等方面，他对这些领域的理解和应用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
综上所述，《说书人》是一本有关卑微与高大的自传小说，呈现了师陀及其家族历经印度社会种种苦难的奋斗与探究精神。
同时，《说书人》也是印度文化、语言和人类思维的一个典范，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邮差先生师陀赏析
《邮差先生师陀》是法国作家加缪创作的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以
邮差师陀先生为主人公，通过他的人生经历展示了人类的绝望和困惑。
故事发生在一个无名的小镇上，师陀先生一直忠实地履行着自己
的职责，每天准时将信件送到每个家庭的门口。
然而，面对这种机械
重复的生活，师陀开始感到疲惫和厌倦。
在与镇上的居民互动中，师陀逐渐意识到人们的生活都被一种无
意义的琐碎所填充。
他们相互交流，但却没有真正的沟通；他们努力
追求成功和满足，却无法摆脱内心的孤独和空虚。
师陀的绝望和困惑不断加深，他开始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
他观
察到人们不断追求权力和地位，他们以物质享受为至高追求，却忽视
了内心的真正需求。
师陀意识到，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社会地位，都
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最终，师陀变得冷漠和超然，他不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真实。
他
开始随波逐流，像机械一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外界的一切都保持着
冷漠的态度。
《邮差先生师陀》传递了一种对人类绝望的情绪。
它揭示了现代
社会中人们的内心孤独和迷失。
通过师陀的经历，读者被引导去思考
生活的本质和人类存在的价值。
师陀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对于意义和
幸福的思考，唤醒了我们对于生活的珍视和思考。
这部小说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描写，展现了作者加缪对人类
存在的独特见解。
它读起来不仅给人沉重的思考，而且唤起了人们对
于生活的反思和思考。
通过《邮差先生师陀》，我们或许可以更加理解自己的内心，从而找到人生的意义和快乐。
3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师陀小说研究综述文/刘宁宁 摘要：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次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这个一直被人忽视的作家——师陀，列入了史册。
从此重新拉开了对作家师陀及其作品的研究的序幕。
尤其是八十年代之后，学界和评论界对于师陀的研究呈现繁荣之势，于是本文截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师陀小说的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师陀；小说研究；综述198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刘增杰的《师陀研究资料》，该资料包括六部分：生平资料，创作自述，评论、研究论文选编，著作年表，著作目录，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比较全面地收集了关于师陀的研究资料。
作为师陀晚年的至交[1]，刘增杰无疑成了师陀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在史料考证与补遗、作家论、作品论、比较研究等方面又展开了孜孜不倦的探索。
一、史料的考证与补遗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上的马俊江的《<师陀著作年表>勘误补遗及其他》，从篇名、写作和发表时间、入集等方面对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中《著作年表》进行了勘误和补遗。
该文考证出了师陀的一篇短篇小说《奈何桥》，但并未作详细说明。
直到江红的《关于师陀的一篇佚文<奈何桥>》才从作品风格和内容方面考证出了佚文《奈何桥》的作者为师陀。
2012年9月，解志熙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2卷第5期上的《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师陀作品补遗札记》，不仅考证出了师陀“一二•九”三部曲中《雪原》的后九节，打破了为研究界普遍接受的“《雪原》未完”的定论，而且和裴春芳合作完成了《争斗》半部(其中七章以《争斗》为名，两章以《无题》为名)的发现与考证。
并且，发现了三篇师陀写于抗战前的佚文——《渔家》《筏》《人在风霜里》，同时进一步提到了别人发现的《奈何桥》，并指出《奈何桥》的文体看似小说，实为散文。
胡斌的《关于师陀的“‘一二•九’运动三部曲”》，从《学生月刊》的真实面目、《争斗》未完成的原因、历史情境的还原、发现历程中的诸多遗憾这四个方面对解志熙对于刊发《雪原》的《学生月刊》、《争斗》未完成的原因等问题的论述臆测和错误之处给予了说明[2]。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河南杞县人。
另一个笔名是芦焚，1946年以后改为师陀。
1932年以芦焚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请愿正篇》，由此开始文学创作。
小说创作多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集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等，中长篇小说有《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
前言师陀创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人们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80年，一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建国前，批评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学识进行印象式批评。
1936年, 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这使师陀从此享誉文坛，也由此引起了大众的注意。
随后1937年，师陀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出版，刘西渭在评论中敏锐的抓住了师陀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并形象的概括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
”①1946年，《果园城记》出版，师陀的小说创作已趋于成熟。
最早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唐迪文同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果园城记》，唐迪文认为《果园城记》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 也是一篇朴素的诗。
”②当时杨刚、金丁、孟实等优秀批评家从创作历程、题材等方面进行感悟和品评，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到1990年前。
建国初期，师陀研究处于停①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
②唐迪文《果园城记》，《大公报》（1946年7月12日）。
滞状态，到了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解放，专家学者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师陀研究逐步苏醒，但是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
较早的如唐弢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仅以几百字对师陀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了概述。
而同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②则把师陀进行专章论述，对《果园城记》，《结婚》《马兰》等多个文本进行评述，并高度评价了《结婚》的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师陀的文学地位和价值。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重点关注了被先前文学史忽略的作家作品，唤起了批评家对师陀的重新关注。
刘增杰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师陀的学者，随后，他在1984年整理出版了《师陀研究资料》③，集结了师陀生平资料、创作自述和评论选编，为师陀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至今，在这一时期，师陀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开拓，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
本文则重点从创作论研究、艺术风格和文体研究、意象和诗性研究、乡土小说和还乡书写、比较研究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师陀研究进行梳理，以有利于师陀研究更好的拓展和深入。
一创作整体研究早期，刘增杰在他的《师陀小说漫评》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生平经历、小说创作、他人评论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之后对师陀整体研究的较少，直到近些年来，不断地出现了师陀创作研究的学术论文。
唐鑫通过考察其小说创作中的“两次重要的空间转移：中原杞县到繁华都市”④通过对师陀文学创作中乡土题材和都市①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唐鑫《论师陀小说创作》，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
题材小说的具体文本解读，观照师陀对乡村和都市的态度,以及对建立合理人性所做的思考,从而还原师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师陀创作的整体研究中，王欣的《师陀论》最具代表性。
她将师陀创作的整体纳入研究视野,并把它们放置于中国文学的大语境中,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多角度、多侧面、多专题地对师陀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文学史的纵横坐标系中,凸显出师陀的个性化特征。
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文化、社会的大语境下探讨师陀独特精神气质的生成原因；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师陀极富个性色彩的言说，通过“对时代精神的呼应与表现”和“对人的全面谛视与深度关注”两个方面立体地论述了师陀创作的独特性，并且指出：“时代和自我在他作品中紧密地依存与扭结,呈现出和谐之态。
”①第三部分论述了师陀的女性关怀和现代婚恋观。
除此之外，王欣还将师陀放在现代文学的大环境中发现其局限性，并对师陀的文学史意义及价值作出简略的评估。
在创作整体研究中，也有对师陀乡土小说研究的新成果。
关士礼认为“师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处于无名状态”②。
他的《师陀乡土小说新论》则以乡土小说创作为切入点，从内容和形式上分别论述了师陀乡土小说的艺术独创性，并且独创地根据师陀的乡土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虚无主题和与海德格尔哲学文本建构的存在主义的人的形象和生存图景存在着一致性，研究师陀存在主义的乡土中国的文学价值，并阐释了师陀作品在当代的“接受障碍”并探因，以独特的视角对师陀重新进行命名和文学史定位，对以后的师陀研究具有开拓意义。
二艺术风格和文体研究①王欣《师陀论》，兰州大学，2011年。
②关士礼《师陀乡土小说新论》，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
在新时期以后，关于师陀小说的研究日益趋于多元化。
除了文学史和创作整体研究外，批评者越来越注重师陀创作个性的研究。
刘纳是较早师陀创作个性研究的研究者，在《师陀创作的艺术个性》一文中，通过对师陀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认为师陀是个艺术个性很鲜明的作家。
“他的作品有独特的题材领域、独特的描写内容、独特的观察角度、独特的艺术情趣，形成了独特而强烈的美感。
”①近些年来，研究者集中于对师陀作品的整体观照，从其小说作品中所体现的文本世界，探讨师陀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解志熙的《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师陀小说叙论》②。
论者全面观照了师陀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力图探寻其在小说史上的独到之处。
论者创见性的从“生活样式”的角度出发来探寻中国城乡社会形态，并指出师陀的乡土小说呈现出“反田园叙事”的倾向，都市小说展现了“反摩登叙事”的倾向。
论者将师陀与张爱玲、陈从文和巴金进行比较，得出师陀是“或许不大的才情，或许不小的成就。
”该论文系统并深刻的论述，为以后的师陀研究做出了引导和启发。
随着师陀研究的不断细化，对其叙事特征的研究大量涌现。
倪燕从叙事技巧入手，运用叙事学文艺批评理论进行文本分析，探讨了师陀的小说在叙事视角、人称、人物塑造、场景描写等方面的特殊之处，研究师陀的小说创作理念及其蕴藏的社会文化内涵。
论者认为“叙事风格与内涵的特殊性,导致他游移于京派与左翼文学之外。
”③熊洁在《论师陀小说叙事艺术》④一文中，论述了师陀小说的叙事内容和叙①刘纳《师陀创作的艺术个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②解志熙《现代中国“生活样式”的浮世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③倪燕《讲故事的人——师陀小说的叙事技巧研究》，清华大学，2004年。
④熊洁，《论师陀小说叙事艺术》，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
事形式，创新性的从阅读接受的角度出发对叙事文本进行论述，认为师陀文本叙事中的空白和陌生化，加强了读者的阅读动力，需要读者用冷静的眼光细细品读。
孔令刚认为师陀在回叙性叙事中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从叙述者，倒叙和插叙以及以情调为中心的叙事展现了师陀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意象和诗性研究在新世纪师陀研究以来，意象和诗性研究是师陀研究的新成果。
刘元认为老屋、旷野和坟等大自然意象在师陀乡土小说中广为散布并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老屋、旷野、坟——师陀乡土小说自然意象研究》中指出“对这几种意象的着力营造,凸显了师陀对乡土生命的关怀、对乡土中国沉滞落后的生存状态的文化反思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①探讨了师陀小说所沉淀的文化意蕴。
李伟锋在《旷野中的诗意探寻——师陀乡土小说中的旷野意象》②一文中，认为旷野意象隐含了漂泊情结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并且更进一步的追问了旷野书写的深层心理。
论者在《在家园坍塌的破碎拼图中弥合——师陀乡土小说中的“家”意象解析》中提出“师陀乡土小说中一系列封建家族衰亡和底层民众家庭缺失的文本叙述,彰显的是作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对中原农村日益败的文化批判意识。
”③论者通过对“家”的意象解析展现了师陀的无家情结和对理想家园的追寻。
邱诗越和郭映辰的《论师陀小说的“废墟”与“死亡”意象》中认为师陀在小说作品里常常用"废墟"与"死亡"意象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作家对此的内心感受,写出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动荡落寞和民族生存的艰难困苦。
论者并且指出：“"废墟"与"死亡“在师陀的小说中承载了丰富的内涵与意义”④①刘元《老屋旷野坟——师陀乡土小说自然意象研究》，《名作欣赏》2010年第29期。
②李伟锋《旷野中的诗意探寻——师陀乡土小说中的旷野意象》《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年。
③李伟锋《在家园坍塌的破碎拼图中弥合——师陀乡土小说中的“家”意象解析》《美与时代》2008年第4期。
④邱诗越，郭映辰《论师陀小说的“废墟”与“死亡”意象》《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意象在师陀小说创作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师陀表达个人生命体验的言说。
除了意象研究的“点”的展开，也有“面”的宏观观照，则是师陀小说创作的诗意表达。
在《家园之恋与存在之思——论师陀乡土小说的诗性内涵》这篇文章里，陈晨指出：“现代作家的"文化怀乡",却不是简单的对乡土的情感回归,往往于城市——乡村、现代——传统、情感——理性的矛盾中包蕴着巨大的文化含量。
”①“所谓的“现代诗性”，并不是单纯指作品的意象、语言等外在层面的诗化特征，而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人的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
正是这种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使他的乡土小说具有更为深刻与持久的艺术魅力。
”席军刚在《师陀小说的诗意研究》一文中，从古典和现代诗意两方面切入，认为师陀积极汲取古典意境，是自己的小说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在现代意识层面,师陀表现残缺,展示丑陋,以一种冷静的,富有哲学意味的批判精神审视乡村和都市,反思宗法制文化之下的民族命运,以及个人的生存状态,使其小说又充满现代诗性气息。
”②四乡土小说和还乡书写自师陀小说创作以来，师陀的乡土小说研究一直是重点，上述的学术论文有一部分是侧重于乡土小说研究，在此不做重复论述。
在乡土小说的创作研究中，近些年来，对于作品中的还乡叙事的研究不断出现。
但是进行专题研究的较少，多是在创作整体研究中提及，由此在这方面现有的学术论文，弥足珍贵。
钱理群的《试论芦焚的“果园城”世界》是师陀乡土小说研究和怀乡书写研究方面的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