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课件

福利经济学

什么是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庇古在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产业变动论》、《财政学研究》中提出了“经济福利”的概念，主张国民收入均等化，且建立了效用基数论等。

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或称检验社会经济行为好坏的标准；实现社会经济运行目标所需的生产、交换、分配的一般最适度的条件及其政策建议等。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西方经济学家在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基础上进行修改,发展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

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帕累托,美国的勒纳、霍特林、萨缪尔森以及英国的卡尔多等人。他们提出了假想的“补偿原理”，建立了效用序数论，并编造了“社会福利函数”。

代表作有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政治经济学提要》,《普通社会学》等。

[编辑]

福利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 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 标。

1 收入分配与福利经济学

9.1 引言

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都肩负着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神圣使命。对稀缺性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是完成这种使命的根本条件,这基本上是经济学家们共识。但对于收入分配是否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问题仅仅看作是一般价格形成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在他们看来,只要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生产要素按其价格所获得的收入就是公平合理的。旧福利经济学把国民收入的总量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作为经济福利提高的充分条件。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把收入分配排除在福利增加的条件之外。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经济效率只是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收入分配的公平才是充分条件。但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困惑,经济学家始终未能找到满足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的最优组合点的条件,这就给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留下了极大的理论空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和美国“新政”的大规模实施,收入再分配已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府用来对付不平等现象的主要手段,西方国家风靡一时的“福利国家”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引致凯恩斯经济学危机,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再度崛起。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选中的失败、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的上台,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管理成本的上升和对效率的负面影响,“福利国家危机论”一直比较流行。但福利国家在提供信息和保健服务、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预防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又难以否认。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又为政府实行再分配政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加之收入分配的过于悬殊不仅可能影响效率,而且其本身就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相冲突。因此,收入分配问题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推崇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倾向,贬低伦理化倾向。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对规范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1998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明证。另外,罗尔斯、诺齐克等政治哲学家也对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已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可。这都为多视角、多方位、多学科综合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无论是从西方经济理论自身的演变来看,还是从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合理回归与相互融合来看,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都愈来愈受到关注。目前在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中,集中表现出两大鲜明的特征:一是对非收入因素的关注,二是对社会最底层成员的关注。

福利經濟學與新福利經濟學

一、福利經濟學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著名英國經濟學家，早期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研究福利經濟學著稱。庇古繼承馬歇爾的觀點，認為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改進社會狀況，因而當以經濟福利為主題，他認為經濟福利要以人的滿足來衡量，把主觀價值觀引入經濟學領域。庇古於1912年出版《財富與福利》，以後又將此書擴展為《福利經濟學》(1920)。他在該書中提出，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識的狀態，即人對於某種事物滿足自己偏愛的程度的評價。他認為福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福利包括自由、幸福、友誼、正義等等，這類福利無法計量。對象物給人帶來的經濟福利，取決於人對於它的評價，即它滿足人的偏愛的程度。因此，同一對象會給不同個人帶來不同的福利：一英鎊給窮人帶來的福利大於給富人的福利，因為它對窮人有更高的邊際效用，也就是說，由於窮人比富人更需要它，它能給窮人帶來更大滿足。

二、新福利經濟學

20、30年代之後，在西方又產生了新福利經濟學，創始人是義大利經濟學家、洛桑學派重要代表人物V.帕累托。帕累托一方面糾正庇古的邊際效用(功利)“基數論”而提出“序數論”，以避免功利的人際比較方面困難，另一方面表述了更明確資源配置最適度條件：一種配置已不可能使任何一個人的福利提高，除非同時另一個人的處境變壞。

三、新舊福利經濟學的異同

新舊福利經濟學都是以邊沁的尋求最大滿足的功利主義原則為規範準則的。舊福利經濟學簡單地搬用邊沁功利主義的前提，即個人行為旨在求得最大滿足；社會福利即個人福利之總和。新福利經濟學雖認為個人滿足不能精確比較因而不能加總，但仍認為社會福利取決於組成社會的個人福利。它們一致認為，就社會組織而言，正當的政策是那些使社會總福利提高的政策。

四、福利經濟學與經濟倫理的關係

由於福利經濟學強調從福利方面研究社會經濟，這種理論具有社會倫理觀的特點。首先，它把主觀價值引入經濟學。第二，與此相聯系，福利經濟學家也把道德規範引入經濟學，使福利經濟學研究成了區別於實證經濟學的規範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家都堅持認為經濟學家研究應當包括對經濟行為的非常善惡的研究。第三，由於上述兩點，福利經濟學文獻中討論了大量的經濟倫理問題，如收入轉讓問題、對社會中較不利者的補嘗問題、分配正義問題等等；使用了大量與倫理學密切相關的範疇概念，如“偏愛”、“合理性”、“選擇”、“滿足”、“犧牲”等等，以及大量的倫理學假設，如“人是有理性的人”、“人人都合理地尋求其最大滿足”，等等。這些題材正在成為西方倫理學中討論的重要內容。

1

庇古《福利经济学》思想探析

一、引言

经济学到庇古这里,才系统地探索了经济活动对全社会及其各集团、各阶级的总的福利的影响,建立起较完整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一开始就写道:“经济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社会改良。”“经济学家努力进行复杂分析,不仅仅是精神的训练;而且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环绕着我们的贫困和肮脏,富有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笼罩着许多贫苦家庭的可怕的不定感—这些都是明显的不容忽视的罪恶。应用经济学的知识,它们是可能加以控制的。”由此可见,庇古的经济学说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增加人类经济福利为出发点和目的。

《福利经济学》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第二,从国民收入童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二、《福利经济学》思想精华

(一)、研究对象的转变

1、从财富增长到福利增加

庇古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由财富的增长转向福利的增加,这本身就代表着一 种伦理进步。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是战后西方世界较有影响的福利经济学家之一, 他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述评》一书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庇古以前`福 利'二字是很少使用的。经济学家多半使用`满足'这个字……2

正像我们己经提 出的,`福利'这个术语(包括像`社会利益'、`社会益处'这样一些词在内), 同`快乐'这个术语比较起来,它的伦理意义要大得多,它的叙述意义要小得 多。……我们宁意说,福利经济学是从庇古开始的。在他以前,我们有`快乐' 经济学,在`快乐'经济学以前,我们有`财富'经济学。斯密毕竟写的是国民 财富而不是国民福利。我不认为这个区别是微不足道的。`这会增进社会福利', `这会增进社会快乐'和`这会增进国民财富'三个词语的含义是不相同的”。

具体说来,就是在庇古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 中指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民福利,因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说被之为“财富”经济学。在“边际革命”的先驱者杰文斯那里,经济学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而“福利”这个术语同“快乐”这个术语比较起来,其伦理 意义要大得多。这就说明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国民福利及其怎样增进国民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