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定义
郑也夫
一个概念被千百人亿万次地使用,并不说明这一概念已经具备了明确、公认的定义。概念形成是抽象思维的起点。不断重复一个
不甚了然、含混模糊的概念,可以掩盖无知,但久而久之也使自己误以为认识了尚未认清的事物,从而陷于思维混乱,无法明确乃至深入地认识这一概念所包容和旁及的角色、
事物和现象。相反,对概念作出科学定义本身就反映出对这一角色、事物或现象的一定深度的认识,同时定义的形成又促进这一认识过程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目前广泛使用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几乎在每一天的报刊上都可以十次、百次地见到它。但如果我们问问每一位读者、甚至使用者(无论是报刊撰稿人,还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政府官员):什么是
知识分子,恐怕未必都能得到确定的答复,更不会得到一致的答复。更为遗憾的是,我国学者至今没有对之作出深入的探讨。多数人似乎觉得这不是问题。只有当他企图精确地
定义它时,才会发现存在着那么多歧义、矛盾和混乱。有知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吗?显然不是。知识人人都有。就自然知识而论,每个劳动
者都有一些生产知识,没有一定的知识作基础,是无法从事任何一项简单的生产活动的。就社会知识而论,习俗、礼节、法律、规范是每个人都懂得一些的,否则一个人就不能
在社会上立身,不能从事任何社会交往,享受任何社会生活。如果不从知识而从职业角度考虑,可以提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吗?从我国社会现状看,也不是。比如,干部阶层
是从事组织管理工作的。即使某些时期宣传上强调“干部参加劳动,”也不过是为了提高他们对基层的认识,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便于组织管理。从根本上说,干部的工作是需
要更多知识的职业,其性质是劳心而非劳力的。但若把我国目前的干部都视为知识分子恐怕是绝大多数人难于赞同的。至少,干部阶层中相当比例的初中、高小文化程度者是
难于算作知识分子的。那么,具备了一些书本知识,即读书人,是否都是知识分子呢?在古代读书识字机会难得,读了书往往使一个人在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大大地有别于不识字的人。可是在现代社会中,文盲越来越少,初等教育日益普及。难道因此可以说:现今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了吗?这里起码又涉及一个尺度问题:读多少书才算知识分子?从以上流行观点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仅从职业上不能划分,还要看知识素质;知识人人都有,要看知识类型;对于具备了多少特殊类型的知识才成其为知识分子,要有定量的尺度。
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没落
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没落
前言: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拒绝实行“宪政”的民主要求，从多方面加强一党专政。蒋介石试图通过个人集权来控制国民党，再通过国民党一党专政来控制全国。这在抗战的非常时期，对于军事指挥作战方面集中力量、提高战斗力有一些收效，但其副作用远大于正作用，集权和一党专政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和蔓延，社会风气败坏，使国民党渐渐失去民心，统治基础越来越脆弱。
行政官员的权力漫无边际，除非环境所迫，他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推卸责任，官员可以昧着良心，伤天害理。能控制他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他的上司，二是百姓造反。介于两者之间，他可以肆无忌惮。除非为恶已甚，泄露天机，或有可能受到追究。高层官员一味争权夺利、玩弄权术，没有一个全盘发展计划，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靠暴力来维持现状。国民政府不愿意让人民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用武力威胁来保持它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
作为执政党，其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组织经济和发展工业的能力。
日本侵略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军费开支浩大。为了应付庞大的开支，政府滥发钞票、扩增捐税和举措内外债，这对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但加剧了通货膨胀，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连社会上最稳定的教授职业也受到严重影响。在老百姓因通货膨胀而生活窘迫的同时，国民党高级官员们却“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街头奔驰；他们购买走私进来的香水、香烟等奢侈品；他们在豪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
在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方面，孙中山早年提出过“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为基石的土地改革。1930年国民政府也颁布了以此精神为指导的土地法，但国民党政权并未履行对农民的承诺。退至重庆以后，四川地主取代上海银行家成为国民政府最有影响的支持者，国民党代表着农村的地主和富翁，蒋介石并未进行有效的农村改革。
国民党反腐败为何越反越腐败
广泛的世界经验表明，腐败的发生率和反腐败的难度与不同的政体密切相关。一般说来，民主政府的腐败程度比专制独裁政府的腐败程度要轻，惩治腐败也更为有效。国民党自掌权以后，从既得利益出发，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不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尤其不能容忍共产党存在。作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则大权独揽，实行个人专权独裁，这是国民党反腐败越反越腐最根本的原因。
首先。专制独裁是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在专制政体下，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当权者可以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视小民如草芥，徇私舞弊成为痼疾。专制制度不铲除，腐败就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专制独裁体制下，官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由上级任命，这就必然导致任人唯亲，甚至公开卖官鬻爵。既然官位可以自由买卖，做官者上任后便会以投资做生意的心理来敛钱，自然就会无任何廉耻可言。
其次。在一党专政体制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漠视甚至践踏人民的利益。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如同一个公司，他就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党员就是股东。股东希望分红利，党员自然希望获得权力。蒋介石拼命向国民党员和党的干部灌输这种以党为公司而谋取私利的思想，鼓励他们为一党一己的私利而奋斗。这就必然导致国民党腐败进一步加I。
第三。在专制独裁体制下，反腐败成功的关键主要是靠最高领导人的道德素养和领导魅力。而不是依靠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手段来防范和清除领导层的腐化问题。因此，领导人身体力行，自身带头廉洁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示范效应，带动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反之，如果最高领导人自身走向腐败，或者纵容自己的亲属子女胡作非为，就不能严格要求下级官员，反腐败努力自然就会归于失败。从表面上看，作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其个人生活是相当简朴的。他不抽烟，不喝酒，日常养生之道是白开水一杯。光从生活小节来看，他似乎并不腐败，甚至可说是很廉洁的。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不仅腐败，而且是国民党中最大的腐败者。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赴延安浪潮的形成及其启示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代表着自由、平等、民主的“圣地”和
乐园”。 彼时，大量知识分子仁人志士由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奔
阻挡的时代潮流。
1938年夏秋之间，知识分子赴延安浪潮达到了顶峰。据统
计，这一年仅 5至 8 月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 到近两千三百人，每天都有近百人到达延安。 1938 年全年共计 知识分子一万余人奔赴延安。 直至抗战后期， 延安形成了四万余 人的知识分子群体。
、赴延安浪潮形成的原因
1、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及爱国情怀的驱动
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 使命感的爱国知识分子对祖 国的出路和自己的归宿做出新的思考和判断。 面对“走向何处”
沦陷区、国统区或延安）的问题，无数知识分子做出了正确的 人生选择， 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 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们的普遍 心理状态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 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知识分子们奔赴延安的过程大都经历了许多波折。 其中，
些人受到家人的百般阻挠，有的悄悄离家，半路被家人拦截，几 向延安。 “到延安去”成为爱国青年的心灵呼唤， 成为一种不可
九?一八”事变后， 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民族危机， 怀揣“天 经曲折， 最后还是没有放弃赴延安之路。 多数去延安的知识分子 在路途中历经了各种艰辛曲折、艰难险阻。许多从华东、华南、 西南、东南等地区去延安的青年，由于路途遥远，风尘仆仆，辛 苦跋涉， 很多路程全靠步行， 经过日占区还要经受敌机轰炸的危 险。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赴延安途中遭遇国民党的封锁、阻拦、 扣留甚至迫害， 也丝毫没有动摇赴延安的决心。 抗战时期奔赴延 安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官僚、 地主、
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及
富商家庭， 能够放弃原本优越稳定的生活条件， 不顾家人的阻拦 及途中的艰难险阻， 选择奔赴偏远荒凉贫瘠的边区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