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晚清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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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湘军体制和近代军阀制度的关系军阀”一词在《辞海》中该词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湘军被许多著名历史学家认定为是中国近代军阀的雏形,因此湘军体制也就成了近代军阀制度的开端。
1、1、湘军是与团练、乡勇不同的历史范畴,湘军始于团练,后发展为乡勇,后成为湘军。
在内部结构上,湘军的士兵与将帅之间结成了牢固的隶属关系,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实行以将领为中心的招募制;在募勇的标准上规定:一是统帅亲自招人,不假于他手,这种募兵制为近代军阀的产生提供了军制基础;而死严定标准;三是原籍招募,取保具结。
这种兵制具有鲜明的封闭性、宗法性与依附性,具有生死与共、其同进退的组织特点,但也有其局限性。
“兵为将有”是湘军组建上最大的特点,形成了谁招募便服从于谁和全国服从曾国藩的格局,形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支独特的私人武装。
这种模式后为李鸿章、袁志凯等效仿,形成了近代军阀武装集团。
2、从军阀政治形成的历史角度来看,曾创立湘军时期是军阀政治滋生期,其特点表现为君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地方势力已经形成影响政治的实力、军阀政治岁能影响政治但不能违背皇权政治,为军阀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3、湘军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军制、军权和政局上,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军阀割据。
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但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开创了“兵为将有”的状况,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近代军阀制度起源于曾。
4、曾国藩开近代新型幕府制度之先河,而幕府是近代军阀的雏形。
5、从军事近代化的视角来看,晚清军事制度的变革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最为深刻地内容。
曾国藩创立了湘军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过程,湘军制度成为后来军阀割据的重要历史参照体系。
“将领中心制”是对清朝“经制兵”制度的否定,这使军权和政治实权从皇室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地方督抚大员手中,从而导致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
6、湘军独立的筹饷制度导致了清政府财权下移,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湘军军制对晚清军事改革的影响湘军军制对晚清军事改革的影响内容摘要:19世纪中叶,一支由书生统领的湘军崛起,并在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激烈对峙争斗中取得胜利,充当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排柱梁,从而几乎决定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命运。
湘军制度对晚清兵制的影响,其余波直到清末才止。
所以有清一代的军制,咸丰前是八旗、绿营制度的时代,咸、同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的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练新式陆军的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其枢纽。
关键字: 湘军军事改革影响一、湘军兴起的历史背景清朝国家的经制军队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
八旗早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
而另一支国家经制军绿营,则在制度上存有严重的弊病。
平时绿营军实行汛牟驻防制,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用于驻防,造成兵力极其分散,缺乏集中的训练与监督;且军政不分、差操不分;又兵饷微薄,不足以赡其身家,从而养成了绿营兵将钻营滑巧、谋利敛财、漫无纪律、贪生怕死的积习。
绿营兵在初期还不失为清王朝可以依靠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但乾隆中叶以后,这支军事力量每况愈下,将领生活奢侈,兵士纪律废弛。
到鸦片战争时期,绿营兵已经积弊深重,不堪战守。
清王朝遇事用兵,不得不临时招募乡勇。
鸦片战争后,随着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在两广地区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
此时绿营兵完全失去战斗力,“旧日绿营,遂同虚设”。
太平军进攻桂林时,只有一万人左右,而广西的绿营军就有两万两千人,又征调云、贵、川、湘、鄂、皖等省的绿营兵,共计有八、九万人之多,在数量上远远胜于太平军,而太平军所向披靡,直下南京。
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的垮台,标志着作为清朝国家权力最重要的工具—绿营被打碎了。
这样,清朝统治者已不可能指望绿营军来战胜太平军了,统治者迫切希望寻找另外的反革命劲旅来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打击。
于是,曾国藩组织的湘军便出现了。
鉴于清朝经制军已完全腐化,根本无力担负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故【1】曾国藩在筹建湘军时就一再强调:“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揭秘晚清权臣的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
导语: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
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
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
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
所谓“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之)。
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替,可以“三环链”喻指。
本文就其“环链关系”略呈浅见。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
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生活常识分享。
第23卷第4期1999年8月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S 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Vol.23No.4Aug.,1999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Ξ王继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摘 要:在中国,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导致王朝政治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
晚清湘军集团的崛起却导致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的政象,使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
因此,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
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还应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
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
关键词:湘军集团;晚清朝廷;政治;互动关系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1999)04001208 在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末期总是呈现出地方政治或军事势力集团的崛起、地方与中央分离的政象。
这种中央大权旁落、地方尾大不掉的趋势,最终都成为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
在晚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此而崛起了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集团。
然而,在湘军集团存在的年代,晚清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反而出现了“同治中兴”这样一种短暂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场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晚清政局的发展,从而说明晚清中央朝廷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一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论湘军兴起对晚清社会之影响作者:罗进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11期【摘要】湘军是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交汇作用产生的集合体。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湘军的兴起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晚清政局中汉人地位大为提高;二是晚清兵制改革中开兵为将有之先河;三是盲目排外观念的革除推动了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湘军;晚清社会;影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面对作为国家军事支柱的八旗和绿营腐败不堪的情况,清王朝万分焦急,企图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就是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曾国藩奉清廷之命组建了湘军。
湘军的兴起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晚清政局中汉人地位大为提高曾国藩在训练湘军和选拔湘军将领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从而使其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用之将才,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湘系集团。
据初步统计,其中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有数十人之多,官至道员、总兵以上者多达百余人;官至文职三品衔以上者更是不计其数。
满清入关后,在北京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封建专制政权。
为维护贵族特权,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形成了满族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清初顺治到咸丰、同治,极少任用汉人在朝廷掌握实际权力。
清初处理国家军政机密的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皆以满臣充之”。
清中央设六部之时,六部长官都是满人,汉人只能充任下级官吏。
部中事务由满人尚书“一人主之”,汉官只能“相随画诺”,“不复可否……一切皆为所命”。
顺治皇帝自己也承认:“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
”康熙时更是“满人权重,汉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
满人謦欬,无敢违者。
”重满轻汉的现象在地方督抚及将军、都统等权重位尊的封疆大吏中更为严重。
然而,自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肇始,清政府的权力机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地方督抚权力有了扩大。
晚清的政治生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因为文化的力量总是无声地融入经济、政治和社会中,孕育无形的凝聚力、向心力及亲和力。
晚清政治史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内容,经过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分支学科。
上个世纪末,姜涛先生曾经就19491999年50年间学界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评述,[1]总结了以往研究的得失利弊,明确了该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新世纪以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重心逐渐下移与社会文化史等新学科的勃兴,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逐渐有所冷落。
同时,又因为晚清政治史研究已相对成熟而起点较高,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实属不易。
即便如此,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当然晚清政治史研究也不例外。
本文拟对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略做述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曾经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名,不仅是晚清政治史而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关于太平天国与晚清政局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虽然已成冷门,但仍然有一些具体的考证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初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一般认为其名叫拜上帝会,这似乎已成不易之论。
夏春涛通过考证发现,冯云山创建的宗教组织其实名为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
同时,他还指出,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根据拜上帝会这一所谓的宗教组织名称推演为拜上帝教,也有欠妥当。
[2]天朝田亩制度历来被视为太平天国主张平均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农民革命纲领。
王国平通过考察太平天国起义酝酿过程的宣传活动及其主张,探析上帝教的教义,并与中国历史上曾使农民获得私有土地的均田制比较,认为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其实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误解。
第四讲 湘军的兴起与晚清政局一、湘军的兴起与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蒋方震(民国时期军事学家,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著有国防论、新兵制、新兵法等书)曾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
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
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
”《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1.湘军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落,八旗绿营相继丧失战斗力分不开。
清八旗建于入关前,23万左右,主要是满人,大部分驻京师,小部分驻各省主要城镇。
绿营建于入关后,主要是汉人,驻各省。
兵制,世兵制,即一人在任,全家编入兵籍,由兵部掌握,父死子为兵,世代相承,主要官职是满州人。
总督巡抚,节制一省绿营,带兵是武官,以文治武,总督巡抚加提督衔,可以节制本省绿营,防止武官拔扈。
绿营在清初是很有战斗力的,但随之而久,战斗力下降。
绿营的弊端:一是调遣方法,平时分驻各地,战时零星征调(抽选数营),统领之将并非平日本管之官,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必然造成部队的散漫。
二是差操不分,承担解送、守护、缉捕、缉私、承催,致使绿营全力应付差役,置操练于不顾,“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嘉庆皇帝检阅)。
三是内部腐化,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剋扣、冒饷、窝倡、庇盗、开赌场、吸鸦片(可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制》)。
太平天国兴起后,绿营没能阻止起义的爆发,统治者为了控制局面,下令各省举办团练。
1853年,清任命十省在藉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任务是团练乡兵,镇压土匪。
湘军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团练是依靠地方乡绅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嘉庆时曾依靠团练镇压了白莲教。
其方针是坚壁清野,组成堡垒,使白莲教得不到给养,其粮饷取于民。
曾国藩,湘乡人,字伯函号涤生,进士,理学家,任过礼兵吏刑工部侍郎,1852年因母殁回籍守丧,第二年即受命督办湖南团练。
曾国潘在湖南办团练就提出,以前的办法不行,应把团丁(团练)改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
另一方面,要独立于官军之外,而以明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为准。
请问曾国藩的湘军与清朝八旗、绿营军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湘军的崛起对近代中国有什么影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湘军的发展与衰败,都与太平天国息息相关。
湘军由曾国藩创始于1852年,正值太平天国起义。
清城府统治机器的腐朽无能,八旗,绿营不堪作战,一触即溃,但清政府并未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镇压,在设法缓和社会矛盾的同时,千方百计调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镇压农民反抗,由此,一大批固守儒学的文人,誓死与太平军为敌的中下层士人投身军旅,湘军,淮军相继建立,尤以湘军力量最大。
八旗、绿营作为正规军,与地方组织的湘军的军事实力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八旗兵制兼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种职能,最主要的是战备。
,随着满族社会经济的完全封建化,八旗兵制出现了相应的变革。
定都北京后,确立八旗常备兵制度,仍按民族分别编制。
以满洲八旗为主干。
政权日益集中,八旗子弟不思进取,大部分人无所事事,被迫成为“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人。
绿营兵制建立后,经过数次改良,到康熙大帝时已相当严密,武将已无法拥兵自重。
以文制武虽然很好的防止了武将专权,但由于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遇到战时临时抽调成军,上下不相习,号令不一,各自为战,败不相救,由此引起兵败如山倒的惨状。
到了清朝中后期,由于长期未经战事,加上绿营内部的贪污腐化,徇私舞弊,绿营兵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绿营兵遇到战事一触即溃,湘军由曾国藩创设于1852年,湘军陆军每营设四哨,湘军内部组织主要有营务处和粮台,营务处主要是培养军事人才、发号令、执军法。
粮台主要负责粮饷军械等事务。
湘军军官、士兵的任命、招募有别于清朝的经制军队,湘军的将领多是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湘军的士兵则多是忠厚朴实的农民,因此湘军的战斗力十分之强。
俗话,长江后浪推前浪,经过百年,风雨飘摇,直接受命于皇帝的八旗子弟,随着王朝的衰败,自然的衰败。
绿营兵,是清军正规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营完全由汉人充役,以步兵为主,也有部分骑兵和水军。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或称湘勇。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除了镇压太平天国时期的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还包括该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军队。
直到何键下台,蒋介石才把湘军改造为半中央军。
到1949年,半中央化的湘军全部被解放军消灭,湘军的历史至此终结。
湖南双峰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者。
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
满清政府虽然对地方汉族武装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于湘军。
曾国藩同时也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发展了淮军,并培养了淮军首领李鸿章。
湘军虽然消灭了太平天国,还参与镇压了各地的其他起义,挽救了清王朝,但是兵权落入汉族,改变了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
湘军的形成为后来的私家军队——即为后来北洋军阀的产生提供了条件,造成军事割据。
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
“辨等明威”的军礼,以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官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
形成“耐的烦吃的苦霸得蛮舍得死”的精神。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临终诗/wenku/lhz.htm“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
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
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
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
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
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前言湘军因太平天国运动而起,也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名声大震。
它在组织领导、选人标准、军纪以及军事思想等方面与清王朝的国家经制军队——绿营军相比,都大有区别,它的军纪、军风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是值得研究的。
学术界对湘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特别是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对湘军的研究已经从以前的“一边倒”的批判态度纠正过来,对其评价更为客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湘军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湘军组建特点的研究,探究它对我国近代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湘军的崛起对晚清国家政权的影响,首先是财政大权由清朝中央转移到了地方督抚手中,弱化了清廷对地方的专政,地方督抚掌握国家财政大权。
其次是引发了清代兵制的重大改革,曾国藩湘军自招、自练、自有的募兵制代替了绿营军的世袭制,形成兵为将有的局面,成为近代军阀的鼻祖。
因此,对湘军特点的研究意义重大。
一、曾国藩临危受命(一)兴办团练的背景太平天国革命自广西金田爆发后,转战湖南、湖北,席卷江南,定南京为国都,北伐、西征,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
为了对付太平军,清政府调兵遣将、实施围剿。
但清王朝的国家经制军队绿营军,面对太平军的攻势望风披靡,一败涂地,清廷屡次更换前敌最高指挥官均没有任何效果。
鉴于嘉庆年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地方团练起过很大作用,所以在1853年2、3月间,清廷先后任命各省在籍的大官僚四十多人为督办团练大臣,在各地举办团练。
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丁忧在籍,也奉旨在长沙协助巡抚办理团练。
但曾国藩认为,当时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昔日的政策已不能用于今朝。
就军事上说,嘉庆时白莲教股数重多,指挥不统一,靠地方团练还可以将他们消灭。
但如今太平军军队统一指挥,节制严明,靠地方团练武装,不过是多费些钱粮,不可能将其消灭。
就形势上说,嘉庆时的国家财政远胜于咸丰初年,那时地方团练的经费由中央发放,不全是从农民手中收取。
但今天国家财政枯竭,地方组织团练的费用必须全由农民出,农民如此穷困,要他们拿钱办团练,当然十分困难。
论湘军集团2014-02-12 15:23:28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王继平湘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史学界对它的研究已经不少,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学者们对它的注意,还是远远不够的。
晚清社会,如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末年一样,崛起种种军事的、政治的、中央的、地方的势力集团,影响着晚清政局。
然而与既往的朝代所不同的是,晚清地方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地方割据、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
这一种现象,既有清王朝本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与湘军集团相联系。
因此,从政治的角度,将湘军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进行研究,不仅对研究湘军本身,且对研究晚清政局亦大有裨益。
一湘军之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集团,而是一种政治集团,乃在于构成湘军的成分,不是历史上习见的那种以割据地方、挟持皇权为目的的军人组成,而是由一批饱受封建文化熏陶、有着经国治邦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儒生群体组成,并且构成湘军的基本官佐,从而使湘军没有衍化为专横跋扈的武人集团,而是融入了封建政治结构的主体之中,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之一。
湘军建军的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也就用受过封建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来统率乡野朴实血性的农民。
在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中,出身士人、有各种功名的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根据罗尔纲先生对182名有出身可考的湘军官佐的统计,出身于进士、举人、贡生、诸生、附生等士人的占58%[①]。
所以曾国藩曾不无自恃地称其将领乃"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之儒将,如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王鑫、江忠源、江忠义、彭玉麟等等。
正是这样一批士人群体,决定了湘军的发展方向。
与清末废科举之后大批士人因寻找出路而投入新军不同,这一批湖南士子之投入湘军,有着不同的特点或原因。
第一,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乃嘉道之际学术之一大变向,它的兴起与滥觞,实为湖南士子为之嚆矢。
鸦片战争以前,汤鹏、陶澍、贺长龄、贺熙龄以及魏源等人就以倡导经世致用为职志,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反对汉宋之学的繁琐空疏,提出治学当为经世,以拯救日见危机的清王朝。
论清末湘军的兴起张伟①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摘要:湘军是一支以湘乡人为主体,由曾国藩、胡林翼等统率的军队。
团练是湘军初期的主要兵力来源,团练的兴办为组建湘军提供了许多经验,湘军的崛起与湖湘当时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
儒家伦理道德是湘军兴起的思想根源,八旗绿营的腐败无能和军备废弛为湘军的萌芽提供了机遇,清廷迫不得已的政策改变为曾国藩在家乡兴办团练,创建湘军创造了条件,湘军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
曾国藩的声望、胆识与能力是湘军兴起不可或缺的个人因素。
湘军对晚清的政治与军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埋下了督抚专政与军阀混战的祸根。
关键词:清末湘军兴起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the XiangjunZhang weiUnit:Gui zhou Naiion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thnologyand sociology Gui zhou Guiyang 550025Abstract:Key word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的湖南地区诞生了一支军队,名叫“湘军”,也称“湘勇”。
曾国藩对湘军的问世功不可没。
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
士兵来自湘乡一代的农民,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湘军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晚清的衰落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刺激,太平军的出现成为了湘军兴起的催化剂。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核心军队八旗绿营兵早已腐朽不堪,在镇压各路农民起义中已经无能为力,一溃即散,清廷不得不违背祖制,利用地方汉族地主武装的力量。
这样既可以采用以汉制汉的策略,同时又可以强化大清的统治,坐收渔翁之利。
于是清廷当即下令朝中汉族大臣到家乡积极兴办团练,以维护本地治安。
在此背景之下,曾国藩在家乡湖南兴办团练。
曾国藩奉朝廷之命是在家乡兴办团练的目的是镇压当地土匪,保境安民。
解密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府权力之争,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湘军创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
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
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
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
而曾国藩是老于宦海的人物,深知清朝兵制的弊病。
另起炉灶,编练新军,必须洗心革面,一改旧章。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湘军重要首领)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
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
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
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
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
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
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
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
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
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清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
清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没有满足曾国藩的意愿。
清朝政治格局的洗牌作者:板桥霜来源:《领导文萃》2014年第18期甲午战争前夕,左右清朝的政治势力,主要为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这四大政治集团,且内患不亚于外患。
表面上看,湘军早已式微,李鸿章所领导之淮军一系,风风火火地搞了多年洋务运动,一时风光无两,但却是枪打出头鸟,他们和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势力冲突也最深。
甲午战后,对淮系而言,遭受了清流和日本的内外双重打击,势力大不如前,而清流也因主战失利,丧失了其在朝廷的地位,让光绪皇帝的威信也大打折扣,权威回归到一度简政放权的慈禧手中。
故历史学家石泉先生说,甲午之战中得利的除日本之外,在国内就只有慈禧一人而已。
缺席的袁世凯甲午战争前,对朝鲜局势最为熟悉的中国高级军官是袁世凯,他一度被人们称为“朝鲜太上皇”。
朝鲜,正是他后来飞黄腾达的起点,但这样一个人,居然在甲午战争的前线上,缺席了。
在甲午战争期间,熟悉朝鲜事务的袁世凯成了“旁观者”。
袁不在前线,他的差事是前往山海关外处理前线军务,协助转送军需物资。
有力使不上的袁世凯只好给有关部门不停上书,谈及自己军事上的一些想法和策略,不过,这些建议大都石沉大海。
甲午战争事后,李鸿章才明白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于是袁世凯开始得到重视,被推荐训练新式陆军,开始其扶摇直上的仕途,直至他最后改变中国。
“逼上梁山”的革命者19世纪80年代的一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发现自己的舌头上长了一个胰疮,经多方医治,不仅未见好转,还有人说是舌癌。
李鸿章只得求助香港的西医。
香港西医书院妙手回春,很快就把李鸿章的病治好了,让他大是欢心。
这个西医书院顺杆向上爬,几年后向李鸿章推荐了两名优秀毕业生,要讨个官来做。
李鸿章爽快答应,并按程序给两广总督衙门发了函。
这两个年轻人抱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两广总督衙门报到。
然而,县官不如现管,似乎只有贿赂和打点,他们才能得到那个官职。
历史在此注定出现了一个拐弯,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求官成功,也许中国历史的进程都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其中一人,便是孙中山。
湘军与晚清湖南人口过剩问题湘军是晚清湖南和中国重要的历史现象,湘军的出现,以书生领兵而挽救清王朝于大厦将倾之时,改变了晚晴中国的政治格局,同时也促进了晚清湖南激烈的社会变迁,改变了湖南以往在全国“碌碌无为轻重”的历史地位,一举而成为“系天下之众望”的重要区域。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湘军何以兴起于湖南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教育并不发达的内陆省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笔者在考察晚清湖南社会经济基础上,就晚清湖南人口过剩问题对湘军兴起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一在社会结构诸因素中,人口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
人口学家与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在一个社会体系中,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必须适应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社会所能承受人口数量是同社会具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因此,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讲的人口过剩,并不是指某一时期社会人口数量的绝对多或少,而是指这一时期社会人口的数量超出了当时社会生产条件和经济水平所能承受的范围,尤其是在落后社会经济形态中或者是社会生产不发达的状态下,一般都会出现这种超出社会承受力范围内的人口过剩,而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绝对人口过剩,因此也一般称之为相对人口过剩。
就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上来看,一个社会体系中出现的相对人口过剩,是指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限制,社会生产无法容纳快速增长的社会人口,这些相对于过剩的或多余的人口就会形成社会体系的“过剩性”,即一方面无法进入到社会生产体系中为社会生产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无法为自己提供生存条件。
对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而言,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始终束缚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到传统社会末期,就会形成农业生产率低下,可耕土地面积已经开垦殆尽,无法给社会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必要的生存生活条件的状况。
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社会体系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无法被农业生产以外的生产方式所吸纳的生活条件极端低下,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潜在过剩人口。
晚清湘潭民仓与地方政治的变迁 基于 湘潭积谷局志的分析王日根!陈!瑶提要:1926年编成的 湘潭积谷局志记录了自同治二年直至民国年间积谷局经由与返乡湘军密切相关的传统士绅倡导、设立、维持直至被官府吞噬的全过程。
积谷局司事由县城的士绅和乡村中义仓管理者组成,显示了城乡间的相互联结。
积谷局的经费维持除了各司事的摊捐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与湘潭发达的商业活动相连接,红册费衍为积谷局的稳定收入来源。
主理积谷局的士绅们由此获得了地方上的权威地位,乃至成为地方政治的主导者,既可以与官方较量,又可以平抚民众,甚至能以保持社会安定的理由抵拒晚清自上而下的自治运动中官方力量的渗入,这显然与湘潭特定的地理与社会背景分不开。
关键词:湘潭积谷局志!民仓!地方政治!!仓储作为我国传统荒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学者和官员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仓储制度进入明清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野,关于广东(陈春声,1989,1990,1992a, 1992b;Rankin,1994)、江南(吴滔,1996,2001a,2001b;黄鸿山、王卫平, 2005;王卫平、黄鸿山,2007)、两湖地区(Wong,1983:chap.7、8;姚建平, 2003;白丽萍,2006)、江西,以及广西、云南、京津、陕西等地区仓储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有的引入∀公共领域#概念,讨论了清代地方精英的自治性,有的则将传统仓储制度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从已有两湖地区仓储的研究中可见,国家和社会对该地区仓储制度和米谷贸易的关注程度很高,但把仓储作为一种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组织,探讨其在该地区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其在地方历史中的意义则显得缺乏。
本文将在后一问题上用力。
而选择分析1926年编成的 湘潭积谷局志,便于我们把握该局的源流、创建、运作等基本构架,进而阐明太平天国运动后清代仓储系统有一个以积谷仓为代表的重建过程,与战前主要以常平、社、义三仓为主的体制颇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