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近年来，证据立法的呼声日渐高涨，诉讼证明问题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诉讼证明的传统理论—“客观真实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新的理论—“法律真实论”随之兴起，目前，这两派学说形成争鸣之势，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客观真实论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完全可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该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而法律真实论认为诉讼证明的事实只是接近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而不能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只需达到从法律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即可。
在法学界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到底坚持哪种真实观，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各派观点针锋相对，都在理论上找到了支持本方的观点。
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本人比较赞同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该坚持“法律真实”为基础，而且我国借鉴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唯一的选择，这样才能更好地兼顾人权保障和加快法治化进程。
正文有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界定和内涵，并指出诉讼证明的两大特点；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中外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第三部分着重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哲学思考，适时地转入到本文的切入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对两种事实观进行辨析。
最后一部分综合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应建构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一）刑事诉讼证明的界定对诉讼证明的概念，目前法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广义说，认为诉讼证明是公安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和当事人以及其委托的辩护人、代理人收集、运用证据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活动①。
该观点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证明活动均为诉讼证明。
另一种观点是狭义说，认为诉讼证明就是国家公诉机关和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法庭审理中，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审判机关提出证据，运用证据阐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的活动②。
狭义说把诉讼证明活动局限于审判阶段，把诉讼证明的主体限于公诉机关和诉讼当事人，把审判机关视为裁判控辩双方诉讼证明主张是否成立的居中者。
我认为狭义说不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国情。
因为我国刑事诉讼并不以审判为中心，侦查、审查起诉程序占有重要的诉讼地位，而且相当多的案件在侦查、起诉阶段就做了最终处理，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都要运用证据进行证明活动，广义说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因此，通常意义上的诉讼证明又称司法证明，是指诉讼主体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运用已知的证据和事实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
（二）诉讼证明的相对真实性诉讼证明首先是人们主观对客观发生的社会事件的一种认识活动，它必须遵循认识论的普遍规律。
“真理是人的认识同客观事物相符合”③，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
真理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分。
1.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真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两种普遍特性，从此意义上，依照真理具有绝对性就把它叫做绝对真理，依照真理具有相对性就把它叫做相对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主要是指这种意义上的真理。
真理所具有的两种特性是由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所决定的。
恩格斯对此明确指出：“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
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
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有限的。
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照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④。
列宁也认为：“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栗，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
”⑤正是由于人类思维至上性和非至上性之间的矛盾，才推动真理的发展。
根据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原理，诉讼证明的绝对性是指其内容具有客观性，具体表现为诉讼证明是以一定的证据为客观基础的，诉讼证明所认定的事实是向案件客观事实的接近而不是背离，是在一定范围内不能被推翻的正确认识。
诉讼证明的相对性是指诉讼主体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识，总是对它的“一部分或一些片断的接近和符合”，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也“总是近似的”，即只是对它的“一定方向、在一定程度和水平上的符合”。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是一个由相对走向绝对的永无止境的转化、发展过程，任何一种真理性的认识都是这个转化、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或阶段，现实中那种绝对真理的类型是不存在的。
诉讼证明只能接近绝对真实，而不能达到绝对真实。
因此，诉讼证明具有相对真实性。
2.诉讼证明的特殊性诉讼证明的相对真实性不仅仅是由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原理所决定的，而且诉讼证明本身的特殊性也决定诉讼证明只能达到相对真实，而非绝对真实。
诉讼证明主体是司法机关、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其范围是非常特定和有限的人，而不是“无限发展的整个人类”。
诉讼证明主体本身主观能力有局限性，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普通的诉讼当事人，都是基于其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来从事证明活动，都必然受到其感受能力、记忆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限制，这些都必然对证明活动的履行和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为“人性固然有情绪或其他弱点，同时人的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制，任何人的观察，都可能发生偏差，在心理学上已成为公认的事实。
人类之记忆与时俱逝。
……就是通常由陈述能力的人，其陈述亦可能有所欠缺。
陈述纵无欠缺，语义是否确实，有否误妥，亦可能发生问题。
⑥”比如法庭审判中，公诉人或诉讼当事人由于其主观能力的限制，对关键定案的证据没有举证或陈述发生偏差，往往会导致法官裁判其主张的事实不成立的后果。
诉讼证明主体受诉讼利益的影响，由于诉讼证明主体特别是诉讼当事人与案件处理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明主体在诉讼证明中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有可能只陈述对自己有利或对对方不利的案件事实，甚至凭空捏造所谓的“案件事实”，而对那些对自己不利或对对方当事人有利的案件事实不予陈述甚至加以隐瞒。
在刑事诉讼中，即使是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员也大都倾向于证明被告人有罪，在向法庭举证时一般只举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无罪辩解更是一字不提。
以上诉讼证明主体三方面的特殊性对诉讼证明的结论与案件客观事实之间的一致性显然产生很大影响。
诉讼证明受到严格的诉讼地域管辖和法定期限的限制，诉讼证明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限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完成证明活动或根据已有的证据无法得出明确的证明结果，但案件不能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被告人也不能无限制地处于羁押或被调查的状态，案件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终结。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诉讼证明还受司法资源的制约。
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是有限的。
无论国家多么富裕，它每年的财政收入和可供支配的资源总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数量，国家投入诉讼活动的司法资源也是有一定限额的，而诉讼证明是一项耗费巨额资源的活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司法机关不可能为寻求某一案件的绝对真实而不惜成本、不计代价地投入无限的司法资源，否则，对其他案件来说就没有寻求真实的司法资源了，司法机关就不可能保障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为了保障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司法机关必须把有限的司法资源合理地配置到每一个案件，这决定了对每一个案件均追求绝对真实是现实所不允许的。
因此，诉讼时空和资源的限制决定了诉讼证明只能达到一种近似、相对的真实。
诉讼证明的对象是特定主体在过去实施某一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所形成的事实，而不是科学原理或自然规律。
案件客观事实是行为人在其主观意识控制下所从事的行为，这种事实包括外在事实和内在事实两部分，外在事实是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内在事实是指行为人的主观心里过错、目的、动机等主观意识。
“证明之主要目的乃在于认定犯罪事实，故证明之客体即为事实，包括外在事实和内在事实。
前者系指构成犯罪行为指客观事实，后者即指被告人主观不法意图。
犯罪事实之认定必须兼顾外在事实与内在事实而为综合判断，不得仅以犯罪之客观外在事实而推断内在事实以作认定犯罪之依据。
⑦”渗透于案件事实中的主观因素既然不能再现，那么诉讼证明必然是相对的。
比如在有些受贿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或情人接受他人财物属实，但国家工作人员在主观上是否明知，确实难以查证甚至不可能查实，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运用推定规则予以认定，而推定本身就不具有绝对的确实性，而具有盖然性。
这样，诉讼证明中的案件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比较，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还有可能“变异”，因此，诉讼证明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
（三）诉讼证明的程序公正性诉讼证明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一种具体的诉讼行为，它是在诉讼法律和证据法则的限制和规范下进行的活动。
裁判者为了真正地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解决利益争端，在对案件事实予以揭示的同时，还必须体现程序正义、人权保障和诉讼效率等价值理念，诉讼证明“不仅包含着一种特殊的事实认定过程，而且还负有实施程序法的责任”⑧，所以，诉讼证明不同于一般的抽象思维活动，除了符合逻辑和经验法则之外，还涉及一系列的法律价值的选择和实现。
“司法的过程并不只是一个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过程，还是一个道德判断的过程。
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同时包含价值论。
马克思曾指出：“国家有责任正式以国家和根据国家的精神来对待犯罪。
国家不但有把事情办的符合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尊严的手段，而且也把事情办的适合于被告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所有权的手段，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拥有这些手段并加以利用。
⑩在诉讼证明中，刑事诉讼的价值不仅在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即实现实体真实，而且在与诉讼证明的过程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即程序公正，其核心在于保障程序参与者特别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刑事诉讼证明犹如一枚硬币，一面是实体真实，一面是程序公正。
一直以来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就不相上下，就存在激烈的辩争，而且也是法学界的一些前辈们辩论的焦点，到底实体真实优于程序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高于实体真实。
目前法学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
实体真实论的始作俑者边沁认为：“程序法的惟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程序法的最终有用性取决于实体法的有用性……除非实体法能够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否则程序法就无法实现同一目的。
○11”而程序至上主义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唯一价值标准是程序本身是否具备一些内在品质，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的有用性。
这种理论深受“程序优于真实”理论的影响，认为只要依照公正的程序就能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正如英国大法官基尔穆尔所说：“必须遵守关于审判活动的程序，即使在一些例外的场合下有损于事实真相，也在所不惜”○12.而本人并不是简单的赞成某一方观点，我认为刑事诉讼制度是在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冲突—协调—再冲突—再协调的过程中得到生存和发展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尽量兼顾均衡两者，确保刑事诉讼证明的程序和证明的结果同时符合正义的要求，这是刑事诉讼证明追求的最高价值，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常常处于对立、冲突且无法调和的状态，价值选择偏差的情况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