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律思想

佩雷尔曼的准逻辑论证及其结构重建分析1 演证与论证在《新修辞学》导论部分的最终，佩雷尔曼指出：“现代规律变成了对于数学科学所使用的演证(demonstration)1的讨论。

这种进展的一个后果就是限制了现代规律的论域，由于全部被数学家所忽视的东西都与它不相关。

规律学家应当通过一种论证理论(a theory of argumentation)2来完善以上述方式获得的演证理论。

在此，我们就是致力于通过分析人文学科、法律和哲学所使用的证明方法(the methods of proof)来建构这一理论。

我们将考察广告客户在报纸上、政治家在演讲中、律师在辩护状中、法官在判决中以及哲学家在论著中所提出的论证。

”([14]，第10 页)在正文第一节的开篇，他进一步指出：“通过将论证与经典的演证概念，更准确地说，与局限于考察演证的证明方法(demonstrative methods of proof)的形式规律相对比，可以更好地了解论证的特点以及论证讨论所固有的问题。

”([14]，第13 页)这里，涉及证明、演证和论证三者之间的关系。

佩雷尔曼所说的“证明”与一般所说的“推理”同义，在《修辞学王国》中他就经常用后者来替换《新修辞学》中的“证明”一词。

在他看来，证明至少有两种详细形态，其一是主要在数学领域中使用的演证，其二是主要在人文学科、法律、哲学等领域中使用的论证。

究其理论来源，演证与论证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分析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与论辩推理(dialectical reasoning)的区分。

按佩雷尔曼之见，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中对前者的讨论构成了形式规律的基础，但现代规律学家忽视了他在《论题篇》、《修辞学》、《辩谬篇》中对论辩推理的讨论，未能意识到这种讨论的价值。

事实上，正是对论辩推理的讨论，使得“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形式规律之父，而且是论证理论之父”。

([13]，第1 页)依据佩雷尔曼的概括，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析推理处理的是真理问题，具有非个体的、有效的、必定的、纯形式的、演证的特点，而论辩推理的对象是可证成的看法，它以普遍接受的看法为前提，不具备分析推理所具有的那些性质。

浅析佩雷尔曼的理性观在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性观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导，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立场代表着一种独断式的理性观。

在《新修辞学》中，为探寻价值判断正当性的理性基础，佩雷尔曼逐渐意识到笛卡尔唯理性主义的局限，主张应限制这种流行的理性观，倡导包含多元价值观和多样合理性的合情理性观。

(为更好地理解佩雷尔曼所提出的新理性观，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厘清理性一词的两种含义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二是阐明笛卡尔的唯理性是以数学知识为典型的神圣理性，这种理性的必然性、普遍性和自明性的特征彰显其自身适用领域仅限于形式领域;三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佩雷尔曼通过限制流行的理性观，倡导包含多元价值观。

出版这本有关论证(argumentation)的论著，以及其主题与希腊修辞学和论辩术的古老传统之间的联系，构成了跟那种可归于笛卡尔的理性和推理概念(a concept of reason and reasoning)的决裂，后者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已深深地烙下了自己的印记。

尽管没有人否认商议(deliberation)和论证的力量是一个合情理的个体(a reasonable being)的显著标志，但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逻辑学家和认识论学者却完全忽视了对用来确保遵从的证明方法(the methods of proof used to secure adherence)的研究。

笛卡尔把自明(the self-evident)作为理性的标志，认为只有那些演证(demonstrations)才是唯理性的(rational)，它们从清楚明白的观念出发，通过不容置疑的证明，把公理的自明性传递到推导出来的定理。

就本文的主旨而言，上述两段引文中有如下三个语词值得注意：reason、rational 和reasonable。

1 在大多数英语词典中，后两个语词可以相互替换。

在它们成为佩雷尔曼的关键性术语后，它们被赋予的意义未必是标准英语词典给出的意义，也未必是学者论述或日常用法中具有的意义。

“法学的语言学转向”二十世纪的西方学术史，有语言学的世纪之称，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纷纷受到这种“语言学帝国主义”的侵袭，作为“永远无法自给自足的学科”（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语）的法学，也同样未能免俗——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故而有“法学的语言学转向”之称。

而在我国，法律语言学作为一门晚出的学科，十几年内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至今尚未凸显其应有的学科优势，因而不断有有识之士试图从方法论的创新角度来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地位的提高而努力，本文所作的尝试，也仅仅是这众多努力中的一种。

如何从西方“法学的语言学转向”思潮中获取有益的借鉴，自觉地更新研究方法，以尽快改革我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的现状，正是写作此文的初衷。

一、“法学的语言学转向”概述1.“法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学术背景如前所述，“法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出现，与二十世纪整个西方思想的学术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在二十世纪，语言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中心话题。

因此，在对法学的语言学转向进行叙述之前，有必要追溯至其理论源头，即“语言学转向”思潮。

“语言学转向”思潮在西方学界的出现，并非偶然。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

上帝死了，灵魂的寄放地何在？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语言这一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并将其作为伦理世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对语言领域的研究，范围之广泛、学派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使人为之振奋”；虽然这种对语言的重要性之强调在我们看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却给哲学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对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轨迹也产生重要影响，这其中包括法学。

由于“语言学转向”所涉及的思想家学派繁多、进路各异，因而很难对这一思潮作一个简单明了的总结。

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的读书笔记武荣（法1201班）《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一书是荷兰伊芙琳.T.菲特丽丝博士的著作。

本书主要是写法律论证原理中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在中文版序和导论中，作者开篇即点明，本书是对各国不同理论背景下的法律论证研究与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的评论性概览，侧重点是对法律论证的分析与评价，并在结论部分提供了一个能以成体系的、原则的方式体现各种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

本书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提出某一法律命题的人都要提供支持该命题的论述”[1]，确实如此，这不仅是作者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是在法学方法论实际的运用中所达到的目标，律师需要通过论述证立其案件，法官需要通过论述证立其裁决，任何一个法律命题都需要论述来证立其自身的主张。

但证立的做出并不是都是合理的，书中不同学者的预设了不同的合理性规范，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法律论证理论做出了分析与评价，同时提出不同的对于评价的理性标准。

本次读书报告主要以概括全书为主，对作者的详细论述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主要是由于人本身记忆之有限，需以文字来记录自己所读，在对全书做出一个简单的概要后，从整体来把握作者所写、所思。

在第一章中，作者概述了法律论证的一般研究背景，并提出了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法官在案件的裁决中需要根据案件事实来运用法律规则，首先需要发现正确裁决的过程，其次需要对判断进行证立以及选择在评价判断时所使用的评价标准，而对于第一种发现的脉络，是法官个人的心理过程，对于第二种证立的脉络属于研究论题。

所以法律论证合理性的研究是有关在证立过程中提出的相关要件，而非心理过程。

同时，利用法理论中理性重构，即“出于理性评判之目的对法律裁决的重新构型”[2]，对支持一种解释的论证进行重构，挖掘其隐含因素，来检验论证的正当性。

对于简易案件，法律规则在特定的情况下含义清晰，无须再对法律规则的适用做进一步解释，而对于疑难案件，由于法律规则的简明化、一般化和缺乏预见性，需要进一步证立以阐明其解释，在大陆法理论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有语法或语意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发生学解释、目的论解释，还可援引先例、使用一般法律原则或采用法律学者的观点，总之“法律论证的各种理论就是探讨这样的证立为使法律裁决合理须满足的条件”。

邏輯學與修辭學［比］佩雷爾曼（Chaim Perelman）過去的50年中，我們看到了邏輯的範圍由語形學擴展到語義學和語用學。

但仍然存在問題：如何從邏輯到達修辭？換言之，在形式系統的研究與文體（style）及修辭手段的研究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關係？作為邏輯學家，我對人們在價值問題上看法不一這個事實很感興趣。

從經驗的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不一致是由於價值判斷的主觀性所致，因而它們不能得到證實。

但我不能接受這個結論。

這便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有價值判斷的邏輯？價值判斷能否通過推理加以證明？舉個簡單的例子，在這次會議之初，鮑亨斯基神甫將他關於邏輯的定義限制於對形式推理的研究，而排除了所有其他的邏輯概念。

他這是在隱含地做出一個價值判斷。

他是僅僅斷言邏輯應以這種方式定義而未給出任何理由呢？還是試圖證明他的定義是合理的，亦即：他的定義較其他可選擇的闡述方式更為可取呢？這裡就涉及一個關於選擇的問題的例子。

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靠任意的、主觀的決斷，而是根據其合理性。

當必須在兩種對立的方法論或定義之間進行選擇時，人們不僅將這種推理方式用於法律和哲學，而且也用於科學。

因此，我著手研究價值判斷的邏輯。

我的研究很像弗雷格在一個世紀前所做的那樣，是依據經驗來進行的。

但是弗雷格分析了數學的演繹方法，而我則考察人們如何證明合理的選擇。

經過幾年的工作，我得出一個令人失望的結論：價值判斷的邏輯根本不存在。

後來，我意識到了作為邏輯學家的我完全忽略了的某種東西：除了那些在形式邏輯中研究的推理工具外，還有其他的推理工具，即亞里士多德稱之為辯證推理的工具。

但我傾向於稱其為論辯推理（argumentative reasoning）。

人們往往忘記亞里士多德不僅是他稱為分析推理的形式邏輯的奠基人，而且也是辯證推理的奠基人。

他專門在《修辭學》、《論辯篇》和《辯謬篇》中談到了辯證推理。

當我探究的結果憑其自身開始構成一個領域時，也就到了為其擇名之時。

【趣味问答】公园禁车令问题及答案【公园禁车令问题】假设某项市政条例规定：“公园禁止车辆入内。

”问题1：这项规定禁止在公园内骑自行车吗？问题2：条例禁止（或允许）玩滑板车吗？电动踏板车呢？滚轴溜冰鞋？婴儿车？轮椅？游览车？热气球？拖车？马车？如果只是骑马，允不允许呢？问题3：假设，“二战”老兵协会想在公园搞一次纪念活动。

该规定是否禁止：①一个坦克雕塑？②一辆彻底报废的旧坦克？③不能使用，但经过修理可以继续使用的坦克？④彻底修复且状态良好，但已经固定起来的坦克？⑤一辆全副武装的坦克补充信息：1. 市议会在一个儿童被车撞倒后制定了这一规定。

在会上，一些议员关注安全问题。

其他议员认为，公园应该是休息和休闲的安静场所。

还有一些议员则担心环境问题，指出如果可能，他们会在限制区域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

2. 法院之前曾解释过一项规定，要求当急救车鸣笛靠近时，“所有的车辆必须靠边停下”。

法院认为，这一规定包括自行车。

那么你现在有答案了吗？【最优答案】“公园禁止车辆入内”是否适用于骑自行车行为之法律逻辑解释对法律或者规定的解释，首先是评价法律或者规定是否成立，即颁布机关是否有权颁布该法条或者规定。

我们可以把法律或者规定看成是由公意推选的议会与其选民之间的契约（contract），用于具体规定选民的权利和义务。

契约有效的前提是成立，只有成立的契约才可以加以解释。

同样，只有法律或者规定成立，才可以继续解释法律或者规定是否在效力上有效（即是否具有约束力），其标准是以该种方式解释符合现实（reality）与公意（general will）。

如果颁布机关无权也无授权颁布法律或者规定，那么其颁布的法律和规定根本不成立，又何来的效力？如果颁布机关有权或者获得授权颁布法律或者规定，即其颁布的法律或者规定成立，成立不代表有效。

有效的法律或者规定应当与现实和公意相符。

“公园禁止车辆入内”是市议会颁布的一条行政规定。

市议会是否有权（或者有授权）来颁布一条规定以限制公民的的权利，是解释这一规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