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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执业难题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一、何谓律师执业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律师执业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问题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法执业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阅案卷材料，依法调查取证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刁难和限制的问题（下文简称“三难”）。
二、“三难”的主要表现1、侦察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对律师会见普遍实行批准制。
《六部委规定》（1998年1月19日颁布施行）第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
”尽管《六部委规定》已实施六年多了，但相当多的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至今仍普遍实行批准制，没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字盖章同意，律师很难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
即使同意了，也不在规定时间内安排会见。
不少律师为会见犯罪嫌疑人往往要在看守所和公安机关之间往返多次甚至十几次仍不能办妥会见手续。
从律师要求会见起，一两个月见不到犯罪嫌疑人是很平常的事。
检察机关在其自己侦查的案件的侦查阶段及多数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也都实行较为普遍的批准制，没有检察院在律师的会见函上盖章同意，律师无法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2、侦查机关、看守所对律师会见普遍实行监视制。
《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在很多案件中（特别是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不是“可以”派员在场，而是无一例外地“一律”派员在场“监视”律师会见。
相当多的看守所也对律师会见进行监视。
如律师会见时，看守所派人坐在旁边或守在门口，有的还同时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如豫南某市一刚建成的号称是现代化、规范化的看守所甚至把派员监视律师会见同时全程录音录像作为该所现代化规范化建设的一个亮点加以介绍。
而且上述监视人员往往随意打断律师的问话，并常常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予以训斥或制止，把律师会见变得十分尴尬。
我国刑辩律师的执业困境分析与改善路径摘要：刑事辩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水平，其价值在于对人权和民主思想的尊重与保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以及阅卷难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对导致刑辩律师执业困境的原因进行剖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该困境的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关键词：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近日，继”李庄案”之后，”北海事件”中的四律师”伪证罪”再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四名律师因替犯罪嫌疑人刑事辩护涉嫌”辩护人伪证罪”而被逮捕，逮捕人数之多为全国首次。
从”李庄案”到”北海四律师案”，律师的执业环境令人堪忧。
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中国的律师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改革转轨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利于律师业甚至制约律师业健康发展的因素，如律师辩护的风险大，回报少，辩护难，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缺失、个别司法机关的执法不公效率低下对律师业的制约等。
一、问题的展现2011年1月28日，北海四名律师杨在新、杨忠汉、罗思方、梁武诚在代理一起故意伤害案的过程中因教唆、引诱当事人和证人作伪证，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已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6月13日，北海市公安局依法对杨在新、杨忠汉、罗思方、梁武诚四人实施拘传。
同日，对杨在新、杨忠汉依法实施刑事拘留，对罗思方、梁武诚两人实施监视居住。
6月29日，杨在新律师被逮捕，其他三名律师取保候审而释放。
由于证据不足，指控四律师伪证罪罪名不能成立，经多次延期审理，本案已于11月14日庭审完毕，暂未宣判。
据不完全统计，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几年里，有百余名律师因从事刑事业务而锒铛入狱，蒙冤受屈，事后又证明大部分人是被冤枉的，是受到了职业报复。
[1]据全国律师协会刑辩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介绍，在西部某省，法院刑事案件快速增加，2008年为12235件，2009年为12887件，2010年为13547件。
论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进程中的会面难内容摘要：刑事中的会面是指会面被告人，它是一种特殊的调查方式，目的在于发觉被告人有利的材料和线索。
关于涉及法律有关问题人们愈来愈多的借助于律师的帮忙来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
可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法制建设尚未完全成熟，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就使得这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显现了如此或那样的误差，使律师在会面犯法嫌疑或被告人时显现了会面难的问题，究其缘故，笔者以为存在以下问题：一、侦查机关的个别侦查人员素养较低，故意设置障碍，作对律师。
二、个别侦查人员故意歪曲法律。
三、司法说明及部门规章与法律规定的彼此矛盾，致使律师会面难。
解决律师会面难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应当提高律师自身素养。
第二，通过法律的制订或司法说明。
第三，针对在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完善追究制度。
第四、统一法律的规定，充分保证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关键词：刑事案件律师会面难一、会面难现状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法律意思也在不断增强，在现实生活中，关于涉及法律有关问题人们愈来愈多的借助于律师的帮忙来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由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对我国现行法律、政策知之甚少，更是要靠律师的帮忙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国依照目前形势，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第96条第一款规定了犯法嫌疑人在第一次被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方法之日起，能够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述、控诉，同时还规定了犯法联疑人聘请律师以后，律师会面在押的犯法嫌疑人的条件和程序，这些条件和程序不仅规定了律师会面犯法嫌疑人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规定了侦查机关在侦查期间当律师提出会面犯法嫌疑人时，侦查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可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法制建设尚未完全成熟，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就使得这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显现了如此或那样的误差，使律师在会面犯法嫌疑或被告人时显现了会面难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公安机关显现，难以会面在检察院、法院也是常事，如此一来如何能表现司法的公正性和廉洁性，长期下去必然会引发司法中的腐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面被告人是为了进一步发觉对被告人有利的材料或线索，从而使案件进一步明了，依照案件事实和法律，充分论述被告人无罪或罪轻或应减轻免去处惩的各类理由和依照，爱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能帮忙人民法院全面查清案情，正确处置案件，表现我国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侦查机关应依照法律，依法配合律师的会面问题，而不该以各类理由阻止律师会面，使律师在会面犯法嫌疑人或被告人时显现会面难的问题。
论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会见难(一)内容摘要：刑事中的会见是指会见被告人，它是一种特殊的调查方式，目的在于发现被告人有利的材料和线索。
对于涉及法律有关问题人们越来越多的借助于律师的帮助来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
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法制建设尚未完全成熟，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就使得这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使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或被告人时出现了会见难的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存在以下问题：一、侦查机关的个别侦查人员素质较低，故意设置障碍，刁难律师。
二、个别侦查人员故意曲解法律。
三、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与法律规定的相互矛盾，导致律师会见难。
解决律师会见难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应当提高律师自身素质。
其次，通过法律的制订或司法解释。
第三，针对在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完善追究制度。
第四、统一法律的规定，充分保证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关键词：刑事案件律师会见难一、会见难现状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法律意思也在不断加强，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涉及法律有关问题人们越来越多的借助于律师的帮助来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由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对我国现行法律、政策知之甚少，更是要靠律师的帮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根据目前形势，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第96条第一款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被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同时还规定了犯罪联疑人聘请律师以后，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和程序，这些条件和程序不仅规定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规定了侦查机关在侦查期间当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法制建设尚未完全成熟，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就使得这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使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或被告人时出现了会见难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公安机关出现，难以会见在检察院、法院也是常事，这样一来如何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性和廉洁性，长期下去必然会引发司法中的腐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被告人是为了进一步发现对被告人有利的材料或线索，从而使案件进一步明了，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充分阐述被告人无罪或罪轻或应减轻免除惩罚的各种理由和根据，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能帮助人民法院全面查清案情，正确处理案件，体现我国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侦察机关应根据法律，依法配合律师的会见问题，而不应以各种理由阻止律师会见，使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出现会见难的问题。
71公共管理理论版一、我国会见制度的现状（一）“会见难”问题我国律师会见制度已经经历了47年的发展与变化，已经切切实实地开始发挥了其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审判制度高效运行的作用。
但是不太乐观地说，我国的律师会见制度仍然是处于起步阶段的制度，还需要社会各界加以推动，目前仍然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
1.相关法律难以实施我国三部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会见制度，且除去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外，其他两部刑事诉讼法皆已看出我国立法机关已大量吸收法律学术界的意见，在积极将律师会见制度进行完善。
很明显的是，如果我国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能够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进行相应配合，我国律师会见制度不会施行的如此艰难。
会见难的问题仍然十分明显，几乎是任何一个刑事律师的头疼问题。
由于会见活动的特殊性，律师如果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的确会给之后的侦查工作造成困难，所以，办案机关不配合律师会见是一个不能避免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国存在的问题是，办案机关不仅不配合会见，甚至以各种理由阻碍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在偏远地区尤其明显。
在我国西部法律不发达地区，例如边远地区，那里的某些看守所管理混乱，甚至看守所的工作只是避免犯罪嫌疑人或在押犯人逃跑，根本没有会见制度。
那里的警察队伍素质确实没有东部地区高，法律修养不够，偶尔有律师去会见，警察甚至感到可笑，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根本不存在会见权利，更不用区分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在审文/张佳一（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西安 710000）律师会见难问题研究摘要：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法律问题在我国法学界讨论已久，主要针对会见制度的法律依据，会见制度的地位，会见制度的实现方式等等问题进行了数十年的博弈。
律师会见制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这一点也为我国法学界所接受，但律师会见制度在我国发展还不够成熟，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律师会见 难问题 研究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72公共管理理论版查起诉阶段。
论当前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所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2006-5-26律师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中对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但律师的这些合法权益是否就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呢？从笔者多年从事审查起诉工作的实践看，诸多方面并不尽如人意。
下面笔者想站在一名公诉人的角度，谈谈关于当前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供同仁参考。
一、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难【法条援引】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1条、第12条规定，侦查阶段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5日内安排会见。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所谓“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一）律师“会见难”具有诉讼阶段性律师会见难最突出体现在侦查阶段，特别是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之前的这个期间，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相对要减少了许多限制性规定，而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律师会见被告人基本上比较顺利。
总体来看，律师会见的难度系数随着诉讼阶段的推进呈递减趋势。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北京市某看守所200名在押人员的调查数据，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的人员比例非常低，76.2%的犯罪嫌疑人表示希望在侦查阶段能够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但这一阶段律师的会见率却只有14.6%，而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几乎是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的唯一途径。
对当前律师工作存在困难和问题的对策思考-法律对当前律师工作存在困难和问题的对策思考文／西双版纳州司法局西双版纳州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两县一市现共有律师事务所15所，其中勐海县1所、勐腊县6所（其中合伙所2所，个人所4所）、景洪市8所。
执业律师7 8人。
主要困难：1、刑事案件中代理律师依法会见看押当事人难。
看守所内停车场所宽敞但律师的交通工具不能进入，从大门到看守所路远费时，会见时间更加捉襟见肘。
2、刑事案件中在公诉机关查阅卷宗难。
人难见，门难进，话难说，电话难打，代理律师明显感觉到办案检察官在找借口拖延或拒绝。
3、调查取证难。
在有些案件中律师已有确切证据证明有的单位或个人持有相关的材料，但拒不提供。
4、律师费诉请败诉方承担时执行难。
胜诉方预付了律师费，法院判令败诉方承担时，败诉方总是以各种借口拒绝。
给胜诉方和代理律师造成心理负担。
主要问题：部分律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比较淡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个别律师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求富心理和手段不够健康；少数律师与少数司法人员之间不够协调；个别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外地律师来当地执业，呈散兵游勇状，无法管理。
困难和问题的原因分析西双版纳州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存在困难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公众和部分单位，对律师还有一些偏见和认识上的误区。
二是由于收入的差距，部分人“官本位”思想作祟等因素，部分司法人员和部分律师之间协调沟通不畅。
三是司法机关管理制度的某些条款与律师依法开展诉讼的合理工作要求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四是律师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个别律师的不当行为导致了社会偏见，因而出现了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
问题的成因，一是部分律师放松甚至放弃了政治修养，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责任感，甚至单纯地认为律师就只是收费打官司，只在法律条文和实事之间游走。
二是少数律师违规办案，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导致部分律师与部分司法人员的交往艰难。
论我国律师刑事辩护“三难”问题【摘要】在刑事司法领域，由于法治理念和司法实践等多重原因，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并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律师刑事辩护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问题，被称为“三难”问题。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取得重大进步，“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得到一定的解决，但是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之后，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刑事辩护中的这些顽疾不能仅仅依靠立法来解决，更需要执法者转变执法理念。
【关键词】刑事辩护权；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2012年《刑事诉讼法》得以再修改，辩护制度得到完善，立法者直面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辩护的“三难”问题，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的进步不只是体现在立法上，更应该体现在执法上。
一、我国律师刑事辩护会见难问题的现状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确定了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这一规定出台后，众多学者和辩护律师表示担心，因为这一规定不够明确，是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会见的安排，还是保证在四十八小时内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呢？后来出台的《六机关规定》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第7条规定了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上述规定应该可以确保律师持三证无障碍会见在押人员。
但是中国的公权力机关一向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不放心”，为律师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留了一个较大的“口子”。
②具体体现在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三款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以下简称“三类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营口市律师提出的会见难建议议案干这行这么久，今天分享点营口市律师提出的会见难建议议案这块的经验。
我觉得啊，这会见难，真不是一天两天了。
首先呢，预约会见就像是一场“抢票大战”。
你想想看，那火车票难抢吧？这会见预约有时候比那还难。
我之前为一个案子，早早地就按照流程在网上预约会见嫌疑人。
结果呢？总是显示预约已满。
我感觉啊，这预约系统设置得就不合理，能不能多开放些预约名额呢？就像去景区似的，人多的时候就增加售票量，合理安排呀。
哦对了还有，到了会见场所，那手续繁琐得很。
这个文件那个签字的，有时候一个小问题就卡住你。
我有一回，就因为一张表格上的小错误，被要求重新填写。
这时候工作人员要是能稍微灵活一点，哪怕给个提醒更正的机会，也好啊。
我觉得这就像是游戏里，过个关卡，一点儿误差都不许有，太死板了。
再说，会见的时间限制也很让人头疼。
有些复杂的案子，很多信息要交流，规定的那点时间根本不够。
我就跟同行吐槽过，这就好比你看电影正过瘾呢，突然给你掐断了。
这能了解清楚什么啊？我认为会见时间可以根据案子的复杂程度适当地灵活调整。
比如说涉及大额经济纠纷或者多人物关系的刑事案件，就多给点时间嘛。
从稍微改进一点的经验上讲啊，有些地方允许律师提交简要的会见内容说明，要是情况紧急或者案件特殊，优先安排会见。
营口这儿是不是也可以搞一搞这个呢？不过呢，我也得承认这建议可能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说，可能被人利用伪造紧急情况插队之类的。
但我们可以想些防范措施啊，像要求提供相关证明等。
我也承认我还在摸索学习，就想这个会见难的事儿能不能更好地解决呢？看看别的城市，有的设立了专门的律师会见协调小组。
营口是不是也能借鉴一下呢？我感觉要是有专门的对接人和协调机制，很多扯皮的事儿就不会发生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会见的环境。
有时候那个会见室又小又暗，这也影响律师和嫌疑人的交流。
我想起来之前去一个旧的会见场所，简直就像小黑屋一样。
你说这种环境，人在里面心情都压抑，能正常交流吗？所以改善会见环境那也是相当必要的。
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基本解决检察日报作者：顾永忠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过去审判阶段一下提前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但对于律师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仍设限重重:第一，“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这就将部分案件实质上排除到律师会见的范围之外了，并且该规定往往被扩大适用甚至滥用。
第二，由于涉及对案件是否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审查判断，就造成一些本来并非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也很难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及时进行会见。
第三，即使终于通过了审查批准，由于该条还规定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为此又需要侦查机关对何时会见作出安排。
第四，由于侦查机关“派员在场”，律师与犯罪嫌疑人顾虑重重，压力很大，难以实现会见的目的，甚至法律规定的律师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的权利都受到在场侦查人员的限制甚至剥夺。
另外，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虽然大大提前，但获悉控方证据材料的权利却大大削弱:侦查阶段律师看不到任何证据材料;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即使到了审判阶段律师也只能查阅、复制检方移送给法院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以及“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
这就严重限制了律师对案件事实及指控证据的知情权，进而也极大地削弱了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能力。
与1979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律师可以全面阅卷的规定相比，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或“进两步，退一步”。
以上两方面加上律师调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充分履行辩护职能，被律师界称为律师辩护的“三难”，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为解决律师辩护面临的“三难”问题，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律师法有了突破性的规定:其一，律师会见不论处在何种诉讼阶段，不再经批准，受限制，可以直接到看守所凭“三证”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并且“会见时不被监听”;其二，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就可查阅、复制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其三，律师调查收集证据方面，既可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也可凭有关证件和手续，直接向有关个人或单位调查收集证据，不需经办案机关许可。
但是，这些规定特别是有关会见的规定并没有在2008年6月1日通过的律师法生效后得到贯彻执行。
有关部门的理由是: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基本法还没有修改，律师法作为普通法无权对刑诉法进行修改。
这一理由似乎有理，但实际上根本不能成立。
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因此，新律师法修改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有宪法依据的。
面对这些问题，律师界、法学界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部门呼吁，希望将律师法的上述规定吸收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这一努力应该说在今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中基本得以实现，特别是会见难、阅卷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就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而言，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经办案机关批准、安排。
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应该说这一修改在我国是突破性的，与联合国有关司法文件关于律师与当事人会见的要求也是相符的，对于辩护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提供了极大便利。
当然，也有人认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不够明确，特别是后面又有“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的规定，似乎给看守所拖延安排律师会见提供了条件。
由于我国以往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充满困难，产生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但目前条文这样规定应该说已经体现了要求看守所及时安排、不得拖延的精神。
如果非要对“及时”作出时间上的界定，并不符合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
譬如有的律师到看守所要求会见时，刚好办案人员正在提讯该犯罪嫌疑人，按照先来后到的工作秩序，恐怕就不能马上安排律师会见。
又如看守所的会见室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所有的会见室都被先到的律师及办案人员占用了，后来的律师要求马上会见也不尽情理。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规定“应当及时安排会见”，另一方面又为了防止故意拖延安排会见，要求“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应该说既体现了原则性，又考虑了诉讼活动的实际情况。
第二，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
第37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其实，这些内容律师法已经有了规定，这次修改的亮点有二:其一，在会见方式上，“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这就意味着:首先，办案机关包括侦查机关不可以在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再派员在场;其次，也不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监听会见时双方的谈话内容。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阶段，有人认为“不被监听”是指不能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内容，并不排斥办案机关派员在场。
这种理解是基于“监听”一词的字面含义，并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也不符合对该规定的逻辑解释。
从立法精神上讲，“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也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
从逻辑上讲，试想: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其二，在会见内容上，“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这是一个全新的规定。
其具体含义是，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包括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时，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和证据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核实，包括将案内有关证据的内容，特别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不一致，甚至有较大出入的证据内容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必要时还可把有关物证、书证的照片或复印件出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让其辨认。
核实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掌握办案机关认定其涉嫌犯罪或指控其犯罪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同时使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进行充分的交流，以做好辩护的准备。
应该说这一规定在我国也具有突破性。
在以往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不可以把案内证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样做是“泄密”、“串供”。
有的地方还以此为由立案追究辩护律师的责任。
但这些认识和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已经侦查终结，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来说，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掌握办案机关对其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以及相关证据，这是联合国“两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公正审判的基本要求。
从诉讼原理上来讲，这也是控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应有之义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准备的必要条件。
第三，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有三类案件须经侦查机关许可。
依据第37条第3款的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这是考虑到侦查活动和该三类案件的特殊性所作的例外规定。
为此，本条还规定“对于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以便看守所在接待辩护律师会见时，如果属于侦查机关事先通知的这三类案件，就可以要求辩护律师出示已取得侦查机关许可的文件，否则，可以不安排会见。
至于其他案件，则不受此规定的影响。
第四，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适用上述有关规定。
以上三点讲的都是辩护律师与羁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问题。
辩护律师可否与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本条第5款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即辩护律师与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以不经批准，不被监听，单独会见。
并且同样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当然，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若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也需取得侦查机关的许可。
但是，审判起诉及审判阶段的会见不在此限。
对于阅卷问题，第38条规定得很清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其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要是两个地方:其一，阅卷的范围从以往的部分材料扩大到案卷材料。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都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所谓本案的案卷材料，应该是指该案的全部诉讼文书及全部证据材料。
但在不同诉讼阶段范围有所差异。
在审查起诉阶段，主要是侦查终结后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的全部诉讼文书和全部证据材料，此外，还有退回补充侦查后补充的证据材料。
到审判阶段后，则应当是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的全部诉讼文书和全部证据材料，也包括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自行收集补充的证据材料。
显然，阅卷的范围比过去扩大多了，这对于辩护律师充分展开辩护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二，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上述案卷材料。
为了防止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被移送，第39条还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这就可以使辩护人全面掌握不利和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