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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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上的责任感、使命感1.引言1.1 概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国际舞台上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人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以其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选择。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责任感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肩负着强大的经济责任。
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使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贸易、金融和投资,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也展现出了极大的责任感。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参与解决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合作解决争端和冲突,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各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中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在国际舞台上的使命感也是中国的重要角色之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中国积极主张多极化和民主化的国际秩序,呼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等方式,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权益。
同时,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始终主张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呼吁建立更加包容和公正的全球治理机制。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进步和完善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之,中国在国际上展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多边合作,为国际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立场与对策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当今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和行动为减排做出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但在国际谈判中却又拒绝承担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和义务,并牢牢抓住“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人均排放、历史帐等观点稳住自己的立场。
但国际社会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中国上述立场表示不满,并频频向中国施压。
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
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技术落后,能源使用效率低下,这使得中国的减缓成本相对较大。
如若承担过多减排义务而又得不到发达国家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势必会减缓本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但同时,中国也是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遭受了许多气候灾害的打击。
尽管中国拒绝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但国内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采取积极的政策与行动。
在国际上,中国也是一直坚持发达国家提高减排目标,落实减排承诺。
出于国家利益、当前形势、舆论压力及本国形象与影响力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中国目前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基本立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
《公约》和《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落实“巴厘路线图”的依据和行动指南。
“巴厘路线图”要求为加强《公约》和《议定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应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减排承诺期的进一步量化减排指标,并就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做出安排。
二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中方认为发达国家在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无约束地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是造成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理应承担率先大幅减排的历史责任。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频繁,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不断扩大,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事务中地位与作用稳步提高。
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不可或缺的因素。
近些年来,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作用,国际上有各种不同的论调,有所谓“中国国际地位下降论”,“中国必然发生质变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前途未卜论”,“中国无足轻重论”等。
这些论调在国内也有—定的或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对此应该有个客观的、全面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的国际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出现较为显著和重大的变化。
经济上,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
军事上,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军事活动范围扩大。
J-10,j-20等武器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政治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与强大推动着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中国始终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在第三世界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科技、文化上,航天活动、巨型计算机等极端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国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孔子学院数量不断增加。
二、中国的国际作用其一,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了不开中国。
中国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如何看待中国的当前国际地位.txt时尚,就是让年薪八千的人看上去像年薪十万。
我们总是要求男人有孩子一样的眼神,父亲一样的能力。
一分钟就可以遇见一个人,一小时喜欢上一个人,一天爱上一个人,但需要花尽一生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
在过去30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尽管世人在评论中国时会有不同的声音,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在世界媒体的报道中已成为出现须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些都能使人直接地体会到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竟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如何解读和把握这种变化的意义和启示?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国际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
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一是综合国力.二是外部世界。
综合国力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外部世界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外部联系。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变化一: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1.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1世纪头8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台阶2008年GDP达到4."4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综合国力增长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
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
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分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地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全球环境治理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备受关注。
本文将从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责任与作用、中国在国际环境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贡献等方面展开分析,以揭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角色。
一、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责任与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
一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全球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备受关注。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政策措施。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努力包括: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加强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等。
此外,中国还承诺将在2030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早日实现。
除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中国成立了国家林草局和国家海洋局等机构,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管理和保护。
同时,中国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和作用日益凸显,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二、中国在国际环境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在国际环境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环境组织中具有重要地位和较大影响力。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组织的活动,为国际环境治理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能源署、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环境组织中拥有代表团,并积极参与各种环境合作项目。
国际关系中的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与谈判来解决。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际社会已经多次尝试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探讨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讨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所涉及的各方角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合作方式和发展趋势。
一、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性气候变化谈判是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因为它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因此各国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以应对这一挑战。
通过谈判,各国可以就气候变化的挑战和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制定共同的行动计划,并确保这些行动得到有效执行。
二、气候变化谈判的各方角色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的角色和作用不同。
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是谈判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更多的经验和资源。
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需要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做出选择。
此外,各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谈判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各国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如何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是最大的难题之一。
由于各国的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环境状况存在差异,因此在制定协议时需要考虑各国的利益和关切。
其次,如何确保协议的有效执行也是一大挑战。
由于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在执行协议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
此外,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能源、经济、环境、社会和政治等方面。
因此,在谈判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出全面、综合的解决方案。
四、合作方式和发展趋势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扮演着全球环境治理中重要的角色。
中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
中国政府推动了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加大了对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的支持和投资。
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倡导全球各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
中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生态系统,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推动生态修复和植树造林等活动。
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但中国政府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鼓励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利用。
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努力对于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希望中国在未来能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潘家华摘要:由人为排放温室气体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由技术、经济问题演变为重大的国际地缘政治问题。
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角。
欧美均希望联盟中国,获取全球气候问题主导权,中国是决定走向的砝码。
相比在欧美间不偏不倚、倾向美国或自立山头,选择倾向欧盟,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发展空间,更可行、更有益。
一、气候变化已进入地缘政治的诸强博弈阶段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大致包含科学认知、经济评估和政治角逐的内容。
从总体上看,1997年以前的讨论多集中在科学认知层面——尽管也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介入——焦点在于气候变化究竟是否由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
1996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遂促成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形成《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工业化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
1998年到2005年,气候变化的焦点似乎在经济层面——温室气体减排的代价有多大、技术上是否可行,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主要理由也是经济代价太高。
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此为转折,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转向地缘政治大国(或集团)的博弈。
2005年,在英国举办的西方八国首脑加五个发展中大国首脑(G8+5)会议上,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主要议题列入诸强议程。
2006年,美国发起亚太清洁发展伙伴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国际政治考虑。
2007年5月,美国国务院出资邀请中、美、欧三方的智库就能源与气候变化举办三方论坛,中方主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欧洲主要是法国、西班牙等国的资深外交官员和德国国会、英国、瑞士的高级顾问以及战略研究人员,美国的与会者来自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情报委员会等战略决策层面,却没有能源部、环保署等部门和技术层面的官员和学者,就连美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资深官员都没有参加。
中国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位2009年12月09日15:05世界知识关键词四:外交博弈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如果没有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缺乏有效的博弈手段、无法形成言之有理的理论反驳,那么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
气候/环境议题关涉各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技巧与成效,关涉它们在新的国际协定制定过程中将自身利益关切投射其中的能力,以及对新的全球政治时期的国际话语权和外交主导权的掌控水平。
在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国际行为体及其联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立场集团,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已经超越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谓“南北鸿沟”或“两个世界”的简单二分法。
它们包括: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集团”,欧盟及其成员国,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印两国以外的“77国集团”,已加入经合组织(OECD)的发展中国家(新加坡、墨西哥、韩国),小岛国家联盟,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除此之外,还有出口石油、煤炭、铁矿石等的能源供应国及各类大型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和科学家、环保主义者等一些担忧人类发展的团体和个人。
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博弈焦点是以美、欧为代表的传统大国与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之间关于减排与技术转让等问题的谈判。
它们一方是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国内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的全球最发达国家,另一方是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之中,国内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的发展中大国。
一定程度上,有关减排承诺/碳排放权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为两大博弈集团间交锋的新的前沿。
面对复杂的博弈局面,对于已经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的中国来说,熟悉、掌握一定的博弈技巧显然非常重要。
西方大国在气候变化有关中国的议题部分指责中国的巨大碳排放量,要求中国承担定量减排义务。
西方的指责听上去非常有道理:当前中国单位GDP耗能是美国的两倍、是瑞士等低耗能国的6~7倍;中国拥有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的15~16个;2008年,仅中国三大电力集团的碳排放总量就超过了英国的全国总排放;总而言之,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制造者。
所以,“中国威胁论”在经历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即“中国环境威胁论”。
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如果没有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缺乏有效的博弈手段、无法形成言之有理的理论反驳,那么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
基于当前的谈判进程,中国在制定自身的谈判战略时要掌握好一种原则性平衡,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一方面,中国承认减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强调已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仍处于这一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各自应负有的不同责任和所需承担的不同角色。
中国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以发达国家继续率先量化减排为先导,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因此,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日程逐步推进减排目标,争取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碳排放权。
在各种国际气候会议上,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求与发达国家间达成某种碳排放贸易协议,即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碳排放权,发展中国家则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在国内推广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投入新技术的研发与实施。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都期待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能够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上拿出一个有诚意的资金、技术计划,建立起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体系,但这一期待能否最终实现还有待观察。
综上所述,根据我的观察,当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协议,如气候协议,是在与所谓传统的“高政治”领域不同的“低政治”领域达成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外交和战略能力,过去主要考察其领土、统一等问题,现在这些方面的内容虽然仍然存在,但却越来越偏向于体现在气候、能源、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相关内容中。
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占据一个有利位置,能够下先手棋,则既能满足自身的发展所需,也顺应了新时期国际政治进步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五:经济技术作为整个“低碳”体系的核心,“低碳经济”是指对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进行有效、量化控制的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技术领域的博弈是目前国际气候/环境议题最直接的发展方向,它关涉一国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把握新经济、开发新能源、应用新技术、拓展新商机的灵敏度和捕捉力。
其中,低碳经济被公认为未来发展的最新增长点,大量有关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的研发都从“低碳”这个概念出发,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模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框架转变。
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在技术与能源革新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时至今日,伴随人类生产力水平与生活质量大幅提升的是煤炭和石油等高污染、高排放能源动力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与生态恶化的现状。
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思维应运而生。
作为整个“低碳”体系的核心,“低碳经济”是指对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进行有效、量化控制的经济发展方式。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不同的场合宣传“清洁与绿色”的长远经济目标,呼吁全球企业在新一轮增长竞争中化危机为机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确保地球的生态环境平衡。
他指出,当前的气候/环境议题实际上是一个更清洁、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新起点。
它开启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商机,有希望、有预见的国家会把握机遇、率先投入,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新技术领域抢占先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世界前三次产业革命分别由蒸汽机、电力和电子计算机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将是由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
对中国来说,欧美发达国家间已悄然打响的新能源、新技术、新经济争夺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作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新兴大国,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一个庞大的、旨在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结构的低碳经济产业群,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跨越机遇,中国就有可能在已初见端倪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拔得头筹。
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就曾经说过,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
但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初级的工业生产水平、严重不足的资源能源条件和低下的科技创新能力等不利因素,决定中国在“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把握契机,做好国内功课;另一方面,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技术开发与转让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而且相关公约与计划也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承担向发展中国家将要采取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帮助的义务,但十多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些具体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谈判中,发达国家一直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回避讨论建立技术转让的具体机制。
作为气候政治中发展中国家阵营的重要代表,中国应在全球气候问题谈判中发挥领头羊作用,推动发达国家在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方面做出实质性安排。
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围绕“低碳经济”、“绿色能源”、“清洁技术”等可持续发展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富竞争力又最富市场商机的产业链条。
新兴经济技术的竞争与合作是气候/环境议题成为国际政治焦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六:文明形态中国要改变迄今仍被世界视为“经济怪兽”的负面形象,既需要国内经济发展观念的更新和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建立,又要在全球气候/环境博弈中有理有利有节地表达出合理的利益诉求,使中国在全球新一轮文明形态塑造中扮演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塑造者、建设者,而非“无语者”的形象。
在最为深远的意义上,气候/环境议题还涉及人类文明与全球价值的时代变迁,昭示着人类更高阶段的生存理念。
1648年形成的主权国家体系是现代国际关系的起点,它以具有平等主权权利的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国家利益至上为根本行为准则。
几百年来,民族国家体系一直占据着现实政治形态的核心位置,并有效地垄断着人们根本的认同取向。
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日益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对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人们的根本认同取向开始出现由主权国家向更高的全球价值和更低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价值转移的趋势。
而且愈发明显的是,这一过程孕育着一种更高形态的全球文明、价值、规范与制度,引导着国际关系进步的一种新力量,虽然这种新力量现在还不是国际政治的主角,还远没有达到与主权国家体系相抗衡的水平,但它无可置疑地改变着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方向,影响着全球政治体系中新的谈判、公约、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某种新的政治价值、伦理、制度、规范的形成过程中,能够顺应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力量将在新一轮的政治博弈中占据先机。
20世纪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世纪,既是因为美国的一些重大发展举措为其自身带来了好处,也是因为它在某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转折点为许多具有全球意义的价值、观念与制度的出现提供了一些基本条件。
例如,“威尔逊主义”、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气候与生态、核裁军与军控、新的发展模式及新能源、文明的新生态及其对话已成为全球价值增长中的新的制高点,初成体系的奥巴马“新政”显示出试图占据其中若干领域的态势。
奥巴马重新树立起威尔逊和罗斯福时期的国际主义旗帜,提出“无核世界”倡议,公开宣传其积极、开放的气候政策并向不同的传统敌手做出缓和姿态,虽然要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取得实质成果还需克服一定的困难,但他试图赢得全球道义支持的考虑显而易见。
正是在此意义上,诺贝尔基金会第一次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上任不足一年的在任国家领导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奥巴马“新政”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期待。
历史与现实向中国提出的问题是,当全球文明形态在经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后、新的生态文明形态初露端倪的新阶段中,中国应该在日益完善的全球政治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做出怎样的贡献。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遵循的经济发展模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需要,使中国经济体在全球GDP增长中扮演了一个后者居上且蒸蒸日上的积极角色。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仍处于鼓励夕阳产业的粗放型的量的扩张阶段,在新兴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竞争中仍是一个被动的、相对落后的初级参与者。
在新的文明形态逐渐形成、新的全球价值理念日益发展的国际政治新阶段,中国要改变迄今仍被世界视为“经济怪兽”的负面形象,既需要国内经济发展观念的更新和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建立,又要在全球气候/环境博弈中有理有利有节地表达出合理的利益诉求,使中国在全球新一轮文明形态塑造中扮演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塑造者、建设者,而非“无语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