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法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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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行政法传统中国古代行政法文化是中国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实践中,在行政领域所创造的文化,它主要是系统化、理论化的行政认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同时融合了法家、道家等诸家思想。
这种文化表现在传统行政思想观念、传统行政心理和传统行政制度等多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在中国古代,行政法不仅是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手段。
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
这些行政法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行政法文化中,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礼法结合是行政法的重要传统。
礼是政之本,法是政之行,二者相互补充和配合,共同推动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其次,行政法规范详尽,自成体系。
在刑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典编撰形式下,某些行政法规范也包括在刑法典当中,但除此之外,也存在着众多单行的行政法令、法规。
这些法令、法规对官吏设置及其职责的规定相当详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
最后,监察制度完备。
在中国古代,由于君权的至高无上,对官吏的管理极为严格,监察制度因此得以完备。
然而,中国古代行政法文化也存在一些消极影响。
例如,“贤人治国”的“人治”思想注重为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和能力高低,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
此外,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也对现代行政法文化产生了不良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行政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在继承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摒弃其中的糟粕,推动行政法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
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成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
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强调了君臣共同守法以及执法严明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预防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改造。
最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
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观。
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特权原则”的应用,统治者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官僚的利益的刑罚原则。
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之刑,不著刑书”等等,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存在。
一方面助长了社会上层权力拥有者对法的蔑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对法律公正实施的不信任和对权利拥有者的仇视心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内容方面来看有“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和“礼法结合、重礼轻法”的特点;从司法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行政监理司法”。
(一)民刑不分,重刑轻民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为刑法,同时也针对民事法律做了相关规定,而对于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施以刑罚。
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开始出现。
在夏朝时,统治者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和刑种。
到了商朝,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对最基本的有关所有权、婚姻、以及继承的民事法律制度做了简单的规定。
同时,民事法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婚姻制度中规定了“六礼”以及“七出”、“三不去”。
关于法治的古汉语古汉语中,关于法治的论述丰富多样,可见先人们对法治的重视和对社会秩序的追求。
法治是指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方式。
下面将从古汉语的角度出发,探讨法治的重要性和实现方法。
古人对法治的重视可见于《尚书·大禹谟》中的记载:“法之本也,令之教也。
”这句话表明法律的重要性,法律是制定规范行为的准则,是社会运转的基础。
在古代社会中,人们通过法律规范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权益。
古代法治的实现方法也是多样的。
在《周礼·秋官·大司寇》中记载了古代刑罚的种类和适用规则。
例如,对于犯罪行为,可以采取刑罚的方式进行惩罚。
在《汉书·刑法志》中也记载了古代刑法的内容,包括律法制度、刑罚种类和刑罚适用等方面。
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古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维护了社会秩序。
在古代,法治的实现还离不开官吏的公正执法。
在《礼记·中庸》中有这样一句话:“君子之所以道阴阳者,道法之然也。
”这句话表明,官吏要坚持道德和法律原则,公正执法,遵守法律的精神和要求。
只有官吏能够正确行使权力,依法办事,才能保证法治的顺利实施。
古代法治的实现还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
在《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古代法律制定的过程,包括从考察、讨论到制定法律的整个流程。
这种制定法律的方式,保证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同时,古代还有一些专门的法律书籍,例如《太公六韬》、《孟子》等,这些书籍对于古代法治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古代汉语中关于法治的论述丰富多样,反映了古人对法治的认识和追求。
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以法律为基础,通过制定法律、官吏的公正执法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
古代汉语中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法治的重要性和实现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不断完善现代法治体系,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法治环境。
中国古代历史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充满了辉煌与智慧的篇章。
在这段峥嵘岁月中,中国古代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制度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特点,也对后世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法律的起源、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一、法律的起源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
最早的法律来源是自然法则,人们根据生活经验和道德规范,制定了一些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秩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法律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于是便形成了专门的法律机构,开始正式制定和执行法律。
二、法律体系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发展历程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最早的阶段是原始社会,人们主要依靠部族长老的习惯法来解决争端。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习惯法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于是社会需要更加统一且公正的法律规范。
古代中国法律的体系化进程可以追溯到商代和西周时期。
商代的法律体系以吴地法为基础,在这个时期,国家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范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而到了西周时期,国家制定并编纂了一部法律典籍《周礼》,将法律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随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纷纷制定自己的法律法规,各自发展了不同的法律体系。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齐国的《齐法》和秦国的《律令》。
直至秦朝,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颁布了《律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法典。
三、司法制度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也有着独特的特点。
在古代,司法权力主要由朝廷掌握,它是通过吏部分布地方官员来实施的。
在这一体制下,古代中国的司法制度相对稳定,法官的职责包括审判和制订新法。
此外,古代中国还有一套独特的审判程序。
在每个审判过程中,法官会对案件进行充分调查,听取双方的陈述和证据,并进行公正的判决。
而一些重要的诉讼案件则由皇帝亲自审判,以确保公正和权威。
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对于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司法制度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司法制度源远流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法律体系、司法制度以及影响进行探讨。
一、法律体系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以封建制度为基础,以礼法为主要内容。
礼法是基于礼仪制度的法律规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由于封建社会中礼法的重要性,封建法律体系主要以礼法为核心,以专门的法律文献标准为基础。
权威法典是封建法律体系中的核心文献,最为著名的是《周礼》、《仪礼》和《礼记》等。
这些法典不仅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组织架构和行政职能,还包含了刑法、民法和商法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随着历史的演变,每个朝代也会发布自己的法律文献,用以适应时代的变革。
二、司法制度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主要分为官府审判和社会仲裁两种形式。
官府审判由朝廷内设的各级法院负责,而社会仲裁则由村社自行组织并由村长或长者负责。
这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基本架构。
官府审判以朝廷的法官作为审判主体,根据法律条文和实践经验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
官府审判注重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尽量保证审判结果的正义性。
而社会仲裁则主要应用于争议解决,尤其在民事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村社成员根据习惯法和社会道德准则,通过讨论、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
三、影响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司法制度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法律体系的建立为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提供了保障。
礼法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使得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秩序。
其次,司法制度的建立使得诉讼纠纷能够得到公正和有效的解决。
无论是官府审判还是社会仲裁,都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调解纠纷的作用。
司法制度的健全使得人民在面对法律问题时能够获得公平的待遇。
此外,中国古代的法律与司法制度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和理念,如公正、尊重人权、社会责任等,都为现代法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依法治国与治吏摘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是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精髓。
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 必须先要有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
古人讲的“治国先治吏”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今天, 同样可以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服务。
要实现依法治国, 最关键、最首要的问题是要依法治吏。
之所以这样讲, 是根据吏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力提出来的。
在我国古代就有“明主治吏不治民”之说。
当前社会上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 尽管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的,但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的某些吏们, 滥用了手中权力,腐化堕落, 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吏清则民安, 民安则社稳, 社稳则国兴。
所以,坚持依法治国战略,依法治吏成为了我们的选择。
关键词:依法治国治吏依法治吏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
它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在古代吏专指旧社会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 泛指官吏。
所谓官吏就是在历代国家各级政府担任各种职务人员的通称。
也就是大小官员和公务人员的通称, 其适应范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干部”范围。
旧时的官吏和现实中的各级干部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手中都掌有一定的权力, 或是政治方面的, 或是经济方面的。
然而, 这两种职权的根本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历代的官吏, 归根结底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社会里各阶层的统治者, 他们向皇帝负责, 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是历代最高统治者实施专治统治的助手和工具。
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他们为人民掌权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 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就是他们一切工作的行为准则。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从为吏之道看秦代行政法规从为吏之道看秦代行政法规秦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行政法规建设的起点。
它的法规体系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来的行政法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为吏之道”这一角度,探讨秦代行政法规的特点和对中国法治进程的贡献。
一、秦代行政法规的特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代行政法规得以迅速建立和完善。
秦代行政法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秦代实行集权式的统治,行政法规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秦始皇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和政策,集中了国家的行政权力,统一了行政管理标准和程序,实现了行政的高度规范化。
2. 重视严格的纪律要求秦代行政法规对吏治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
行政官员必须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如迟到早退、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都会受到惩罚。
通过这种方式,秦代行政法规保证了行政机构的纪律性和效率性。
3. 始终以维护社会秩序为根本秦代行政法规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
从律法的制定到执行,都以维护统一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于官员的行为和群众的行为都有明确的规范。
4. 注重对民生的关注秦代行政法规在关爱民生方面也有一定的特点。
秦代政府实施的一些政策,如修筑水利工程、投资农业等,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
二、秦代行政法规对中国法治进程的贡献秦代行政法规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来的法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奠定法律地位的基础秦代行政法规的出现,为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使法治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并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基本准则。
2. 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秦代行政法规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
通过建立一套统一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流程,加强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使行政管理变得更加规范和高效。
3. 强化了国家的统一性和中央集权秦代行政法规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性和中央集权。
古代中国的法律与司法制度在古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制度扮演着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的重要角色。
古代中国的法律与司法制度以公平、公正和智慧为核心价值观,并通过严密的规定和审判程序来保障这些价值的实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就古代中国的法律与司法制度进行探讨。
古代中国的法律起源于周朝的礼制思想,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通过历代王朝的发展和完善,逐步完善了司法制度。
这些法律和制度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确保人民的权益受到保护。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以《周礼》为蓝本,经过历史的演化和沿革后,形成了“救民”与“矫枉”并存的特点。
其中,“救民”体现了法律旨在保护人民的利益和权益的一面,而“矫枉”则是法律对不正当行为和违法行为的惩罚与纠正。
通过这一体系,古代中国的法律与司法制度既注重人性化的素质,又具备了对不法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处罚的能力。
在古代中国的司法制度中,法院是权威和重要的司法机构。
刑场、审判厅和议堂是古代法院的主要场所。
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司法案件如《吕洞宾借蒲扇》等都在这些地方进行审判。
古代法院中的审判官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以便进行公正的判决。
同时,古代法院还采用了证据的收集和审查等手段,以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古代中国的法律与司法制度也非常重视证人的供述与证明。
因为古代刑法相对来说并不像现代法律那样注重科学的侦查手段,因此证人的证词对于案件结果的确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代法律规定了证人的取证程序,并对作伪证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惩罚。
这也从另一方面彰显了古代中国对于法律公正与真实性的追求。
古代中国的法律与司法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不断完善与进步。
晚明清初的中国,明朝法统告终,清朝开创了新的司法制度。
清代的《大清律例》系统地规定了律法的执行细则,严密地管理着司法系统的运作。
这一时期,通过清政府的改革力度,司法公正和有序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古代中国的法律与司法制度也有其不足之处。
论中国古代的司法官与司法公正摘要:中国古代的司法也追求公正,并逐渐形成、发展了自己的司法公正理论。
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司法官素质措施、司法官责任措施、对司法官的监督措施,这些措施从不同侧面规范司法官的行为,督促他们依法司法,并惩治司法不公的官吏,实际上成为维护中国古代司法公正强有力的力量。
关键词:司法官司法公正措施中国自夏朝制定了法律后,就有了司法。
中国古代的司法也追求公正,并逐渐形成、发展了自己的司法公正理论。
司法是一种司法官的活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制实行各级文官主管负责下的官僚体制,除中央朝廷有专司法律事务的机构和官吏外,地方司法由各级文官兼理,因而,司法官主要指各级文官。
在官僚体制下,主要依靠官吏的个人才能、经验维系国家政治机器的运行,制度资源相对贫乏,所以,司法官自身素质的高低对于司法公正有直接的影响。
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司法官素质措施、司法官责任措施、对司法官的监督措施,这些措施从不同侧面规范司法官的行为,督促他们依法司法,并惩治司法不公的官吏,实际上成为维护中国古代司法公正强有力的力量,本文对此做一粗略的探讨。
一、司法官素质措施(一)司法官的培养为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对于司法官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其知法、懂法。
中国古代对司法官法律素质培养的途径是多种类的,而且各朝代又有各自的特点,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古代的一些朝代在国家教育中设有法律教育,为培养具有法律素质的司法官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早在唐代就已有中央的教育机构“国子监”设有专门的法律专业“律学”。
入校学生称“律学士”,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
在校人数为50人,来自八品以下官的后代及一般愿习法律者。
《新唐书·选举志》载:“律学生五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
学校还专设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律博士3人,助教1人。
唐代司法人员的称谓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唐代司法人员的称谓来源于古代法律制度,其中包括律师、法官、御史等不同职位。
他们负责执行和审判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
以下将介绍唐代司法人员的称谓及其职责。
一、律师在唐代,律师被称为“辩士”或“辩士律师”,主要负责代理当事人进行辩护或起诉。
他们需要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和辩论技巧,以争取当事人的权益。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辨析案情,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二、法官唐代的法官被称为“审判官”或“审判员”,主要负责审理案件,判决罪犯的有罪与无罪,以及确定刑罚。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公正、明晰地根据法律规定和事实证据做出裁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三、御史御史是唐代朝廷中负责监察官员的职位,也负责检举贪污腐败行为和不法之事。
他们在唐代司法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角色,确保官员廉洁奉公,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四、律师协会唐代也存在律师协会,会员通过团结合作,共同维护法律权益和提高律师职业素养。
律师协会可以组织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提升律师的业务能力和社会地位。
五、司法部门唐代的司法部门由律师、法官、御史等不同职位组成,彼此协作,共同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
司法部门承担着审理案件、监督官员、保障人民权益等重要职责,是整个司法体系的核心。
唐代司法人员是负责执行和维护法律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称谓和职责在司法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变迁,但其基本宗旨始终不变,即保护法律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专业知识,为社会稳定和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字数达到要求,请核对确认无误后使用】。
第二篇示例: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
在唐代,司法人员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也对罪犯进行严惩。
司法人员在唐代被称为“刑官”,他们有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法律知识,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重要力量。
唐代的刑官分为多个等级和不同的职务,包括审判官、律官、监狱官等。
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法吏的重要性
一、“法吏”阶层存在及其法律作用
法吏阶层是伴随君主专制不断加强而壮大的。
在武帝时期,随国家机
器加速运转,法吏变得更为活跃,此时出现了一大批“务在深文”的
酷吏,“‘酷吏’也并不是仅仅‘残酷’而已,他们多以明法著称,
以‘能’著称,以‘文无害’著称,并以此受到君主的格外赏识。
”
他们的目的就是加强汉武帝时期的中央集权统治。
汉武帝之时,土地
兼并严重,增加的财富培养了一批豪富之人,其在经济与政治上控制
了当地社会,这样对中央集权政权造成了危害。
“于是罔疏而民富,
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
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之限。
”因而,“宗室、大臣、富贾商人”这三种政治经济上有重要地位的人成为汉武帝加强君主专制所首要打
击的目标,由此法吏作为皇帝意志的执行者必然成为实现这个政治目
标的主要工具首先,以张汤为首的酷吏进一步打击诸侯力量,张汤亲
自参加了“治陈皇后蛊狱”,参加了“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并在审理过程中“深竟党与”,“皆穷根本”。
其次,压制各级大臣,整顿各级吏治,确立皇权的绝对尊严。
“昔天
下之罔尝密实,然不轨愈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与不振。
”各级
官僚大臣相互包庇串通、阳奉阴违使皇帝意志不能很好贯彻下去。
为
了改变这种状况,“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
格诅诽穷治之狱用矣。
”,“与是招进张汤赵属之属,条定法令作见
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
”张专门在立法上制定了见知故纵及监临部主
之法,实践中用废格诅诽罪名惩罚异己力量。
如张汤诛杀大司农颜异
就是以“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如言而腹非,论死。
”
最后,经济上颁布法令严惩富商。
一些富商豪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以致“二千石莫能治”,其与国争利损害统治者经济利益。
张汤承汉
武帝旨,“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豪强并兼之家,舞
文巧以辅法。
”“所治既案必舞文巧诋。
”通过法律来打击商人,将
盐铁专卖与朝廷,这一来也缓解了汉武帝由于对外用兵“用度不足”
的经济财政压力。
综上所述,张汤为代表的酷吏法吏阶层其存在的基
础就是封建专制,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
二、“法吏”与“士大夫”阶层在法律文化形成中的碰撞与融合(一)、法吏与士大夫在理论上的对立
汉武帝奉行杂霸思想,除了任用法吏之外,与法吏在思想与实践迥异
的阶层“士大夫”也活跃在国家各项事务中。
士大夫要求君主以仁治
天下,以德礼教化导民。
其代表董仲舒曰:“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
阴不可仁以成岁,为政而任刑,不顺予天,故先王莫之肯也。
”任法
与礼治争论伴随法吏与士大夫阶层的斗争一直贯穿于汉武帝时代。
首先,儒家提倡“仁义治国”,在司法过程中就要“屈法从礼”。
而法
吏强调治国要“无爱”,“仁义不可以为治”,“君安能以爱持国”,“吏于民无爱”。
法吏阶层认为“政治之直接目的效用为维持秩序而
非推进道德”。
张汤在司法过程中,“深竟党与,务在深文”,“缓
深数之事,急纵出之诛”,以汉武帝意志为尊,没有什么道德是非来
约束自己。
其次,士大夫追求的是“吏道、师道、父道”合为一体,要求本阶层
在执行尊尊“吏道”之时还应有师道,成为帝王师。
《战国策燕策》中:“帝者与师处”,要求以道来抗“势”,用师道来对抗制约君主
的权威,要求在帝国行政体制上增加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规谏机制。
而法吏在实践中遵从法家倡导的“弃智而行”,禁止臣下自作主张。
《韩非子饰邪》中有:“臣下饰子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来看张汤,其
“尊尊”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弃智而尊,这对国家事务,法律执行过程
中严格公正都毫无益处,他只是君主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再次,法吏阶层的工具化与士大夫提倡“君子不器”的对立。
《论语
为政》曰:“君子不器”。
何晏《集解》认为:“器者各周其用,至
于君子,无所不施”,儒家强调君子决不能仅仅是处理兵刑钱谷的工
具,其应是一种理性的象征,他代表着道义。
而法吏在法家的功利思
想中只处于一种工具地位,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
《韩
非子六反》:“君子之于民业,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两者之间是一种纯利益关系。
这种君臣之间道义上的淡漠只能
产生“上好贪利,则下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与民”,下级官吏
可利用权力从中毫无顾忌地获取个人利益。
这种功利主义只能使法吏
对国家对民众毫无责任感,只能使法吏将法律视为谋取个人私利的统
治工具而已。
(二)、法吏、士大夫相互融合及分化
随着礼治思想日益成为统治思想之下,法吏也开始逐步儒家化,司法
过程也呈现出引经决狱的特点。
“是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
古义,尸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在这里,甚至于张汤都必须调整自己来适应礼治这一趋势。
在司法人员上,召入儒家弟子,使司法人员儒家化。
司法过程中,引经决狱,最后将
以春秋等经义为标准审断的案件作为判例,赋予其永久的法律效力。
这种分化趋势在汉中期比较明显,一部分法吏受儒家思想影响开始向
儒吏发展,转变为“亦儒亦吏”的士大夫;另一部分法吏逐步成为士
大夫之下一个特别阶层,既所谓“刀笔下吏”。
正如马端所言:“故
终两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贤之人,亦多借经于吏以发身,
元成以来至东汉流品渐分,儒渐鄙吏,故以孝廉补尚书郎令史而深以
为耻,盖亦习俗使然”。
三、法吏阶层对中国古代法律形成发展的影响
秦汉之时的法吏阶层没有形成具有独立地位的“法律人”阶层,法家“弃智”思想所导致的“功利化”趋向使其在司法中没有基本的职业
道德,不能够严格执行法律,不能严肃对待法律,只是将法律作为是
为统治者服务,获取个人利益的手段与工具而已。
这使法律在中国文
化中扮演一种消极的角色。
但是,法吏阶层也推动了法律儒家化的步伐,并在长期司法过程中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积累了大量经验。
所以,
秦汉之时的法吏阶层对中国法律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为后来士大夫阶层发展完善中国法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法吏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