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悲剧意识差异及文化根源

马克思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而由于这个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苦恼，所以它是有情欲的存在
物。

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

”［１］Ｐ１２２
作为有情欲的存在物，人处于不断的追求中，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人必然要经历苦恼、不幸、哀痛甚至毁灭，这就是人类的悲剧。

一个民族文化的成熟与否与这一民族是否有着深刻而理性的悲剧精神密切相关。

中西方对悲剧和悲剧精神的探讨渊源已久，现代意义上的悲剧源于西方，古希腊的悲剧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悲剧体系，并且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一个系统的悲剧美学体系。

我国历代文艺理论的著述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悲剧这一概念，却也有明确的悲剧意识。

中西民族由于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审美体系，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根源。

一、中西悲剧意识差异
西方的悲剧意识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创作的命运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到易卜生的社会悲剧，再到奥尼尔的当代悲剧，其悲剧意识的主要载体就是悲剧（戏剧中的悲剧），这些悲剧基本上展现了西方文化中悲剧意识的丰富内容。

而在中国文化中，悲剧意识体现在各种文艺体裁中，正如刘鹗所言：“《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
中西悲剧意识差异及文化根源
◆马勇
内容提要：中西民族由于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审美体系———“壮美”与“中和之美”，这是西方主客分离与中国主客一体观念的影响使然，折射出的是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根源。

关键词：中西悲剧意识
差异
文化根源
理论纵横●LILUNZONG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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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0期（总第317期）●戏剧文学
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学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２］戏剧、戏曲产生后，中国的戏剧、戏曲里也不乏悲剧的表现。

纵观中西方的悲剧，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悲剧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戏剧冲突及结局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西方悲剧主人公的人格特征差异。

在西方悲剧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个性，放纵自我，尽情追求个人欲望而演出的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悲剧。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出生时，神谕他有两种命运：或者默默无闻而长寿，或者在战场上光荣地死亡。

阿喀琉斯宁愿驰骋疆场而英年早逝也不愿在享乐安逸中庸庸碌碌，密友在战场上死去他执意要去报仇时，母亲警告他：为朋友复仇将导致他在战场上丧生，阿喀琉斯愤怒地大叫：如果命运女神不让我保护我的被杀的朋友，我宁愿死去！西方悲剧精神在于个体用行动来抗争，高蹈激越，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

而中国的悲剧主人公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含蓄蕴藉、顺从忍耐是其显著特征。

民族英雄岳飞，统帅三军、冲锋陷阵，令敌军闻风丧胆，却在秦桧的十二道金牌面前一筹莫展，尽管他心知肚明，却没有采取任何反抗，而是拱手交出兵权，在“莫须有”的诬陷中含冤而死。

其次是中西悲剧的冲突差异。

悲剧冲突是构成传统悲剧文学的核心要素，不同的悲剧冲突传达出截然不同的悲剧意识。

西方悲剧所揭示的是人与无法制服的异己力量的抗争与冲突，可称为挣扎的冲突，表现了人对于其对立物（命运、性格、社会）的挣扎，这种抗争与冲突往往是惊心动魄的，表现出火山喷发式的生命激情，《美狄亚》、《费德尔》、《阴谋与爱情》等作品对于爱情悲剧冲突的描写就
给人以极度的不和谐、不平衡之感。

而在中国古代戏剧发展过程中最引人注目、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内容情节“惨绝悲极”的“苦戏”，文人们称为“哀曲”、
“怨情”，“苦”、
“哀”、
“怨”道出了中国古典悲剧的特质。

拿中国古代爱情悲剧来说，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文弱痴情的公子与多愁善感的小姐，他们也不乏追求自由爱情的生命激情，不同的是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描写主人公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他们内心世界的凄惋哀怨的愁苦情愫被作品描绘得淋漓尽致，《牡丹亭》、《长生殿》、《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对于爱情悲剧冲突的描写都是如此。

最后是中西悲剧的结局差异。

有人曾这样总结中西悲剧的不同结局，古希腊悲剧像亚里士多德界定的那样，情节必须“由顺境转逆境”，基本模式为：喜→悲→大悲，而中国文学的基本模式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这大悲之后的“小喜”是中国古典文学独具的“团圆之趣”［３］。

西方传统悲剧的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振荡，西方悲剧的结局是英雄用生命去斗争，以证明斗争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是冲突的白热化。

《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在悲剧结束时，充分体现了一种毫不后悔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斗争的彻底性及其重大意义。

而中国悲剧的结局往往是这样的，不少悲剧作品从全剧看基调是悲剧性的、严肃的，但局部的情节、人物、气氛却不排斥喜剧成分，悲剧的结尾也往往给人以希望和安慰，现实不能实现的起码可以在来世、天国等非现实社会得以实现。

对此，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其代表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赞悲者终暂欢，始终离者终暂合，始于困者终暂亨。

非是而欲屠读者之心，难矣。

”［４］Ｐ１２朱光潜也说：
“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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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

”一语道出了中国悲剧的结局模式。

二、中西悲剧意识差异的文化根源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西方悲剧的特点在充满个性的，为自己的欲望九死不悔的悲剧主人公通过主动的抗争在情与理、生与死的矛盾关系中确证个体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的一般是主人公的陨灭；中国悲剧的特点在于讲究含蓄蕴藉，力避直露，在凄切悲凉的氛围中，以弱者的被动和眼泪赢得观众的同情，而结局也往往是圆满式的，力避尖锐的冲突。

据此可以看出中西方民族悲剧意识的极大差异，这种差异不是表面上的而是深层次的文化根源的差异。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５］Ｐ９。

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强调向外扩张，他们能够依据各自的独立判断力作出毫不妥协的选择，呈现出片面的、尖锐的、现实的、开拓的精神取向。

由此所带来的就是主客体的分离及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西方人看来，和谐不是产生于不同事物或因素间的协调同一，而是相反，产生于对立面的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

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上，他们都强调以斗争求和谐。

中国文化是内陆型的，
“它的政治思想是稳定，它的哲学思想是中和，它不是一种进取性，而是一种保存型的文化”［６］Ｐ９２。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以和谐为理想。

古人很早就萌发了“天人合一”、
“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融合，重视对立矛盾之间的相互渗透、弥补、转化和自行
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的动态的平衡、稳定。

后来由以孔子发展为“中庸”，并作为最高的理想范式推及社会、政治、伦理、美学各个领域，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克己复礼”，要求个人自我内省，委曲求全，服从社会，这种从和意识和伦理行为规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价值基因和核心精神，深深扎根于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文化结构之中。

中国悲剧更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对立消弭、和解、直至交融，从而追求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和艺术境界中的“中和之美”。

邱紫华曾指出：“与西方悲剧冲突中那种尖锐的、不可退让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中国悲剧作品表现冲突的方式很难体现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而这正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

”这是深层次的民族特点和文化背景决定的，中西方民族的悲剧意识产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审美意识，即西方的“壮美”与中国的“中庸”之美，这种差异是本质的而不是现象的，具有深远的历史传承性。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Ｍ］，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刘鹗．老残游记自序［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１９５７．
［３］章子仁．莎士比亚悲剧与中国古典悲剧的结
局比较［Ｊ］．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２．
［４］王国维．王国维论著三种［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３．
［５］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Ｍ］．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９．
［６］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Ｍ］．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４．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电力学院）
责任编辑郭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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