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1-3第三课：轴心时代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概况约公元前１１世纪，周文王在今西安城西南长安县沣水中游西岸营建丰京，第二年，周武王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

后者为政治中心，前者为宗教、文化中心。

西周建都镐京（西安）；东周建都洛邑。

西周（公元前l122--770）历十二代共353年，公元前７７１年亡于犬戎。

东周（公元前770--225年），共545年。

西周的社会状况：《左传》中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春秋因鲁国编年史《春秋》得名。

一般指前770年~前476年这个时期。

而战国时代指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 年，而实际上具体时间应该是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止，即公元前403 年～公元前221。

春秋时期是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期。

之后是战国时代。

按照《史记》的说法，“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西周时代，王室强大，诸侯国则相对弱小。

周天子能够控制各个诸侯国。

到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强大，相互攻战杀伐。

潼关以西的王畿之地，都被秦国占走了。

东周王室只拥有今河南西北部的部分地域。

西周初年分封作为王室屏藩的诸侯国，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力量逐渐强大相互兼并。

春秋时期，大的诸侯国有十几个，到战国时期剩下的大国只有七个了，即战国七雄，最后六国被秦国各个击破，走向了统一。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普遍实行变法图强，奖励耕战，富国强兵。

二、周代的礼乐文明礼的广义与狭义：广义来说，是各种政治社会制度规范的总名；狭义来说是指礼仪文明。

古人认为礼的功能，是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定后嗣者也。

”（《左传》）可以用于“别亲疏，定是非。

”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

”礼的核心原则是亲亲、尊尊、贤贤，礼有等差。

《中庸》解释儒学礼律制度的文化义涵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为什么春秋战国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封建社会时期，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又是在春秋时期萌芽，在战国时期初步形成。

而东周时整个社会有特别重视各个领域的文化发展。

当中国文化进入到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这一段发展历程之时，建立了这样一个“文化轴心”：中国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基本确立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以认识对象的自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思维方法，基本定型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流派，基本形成了；中国人重伦理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一时期基本树立了；中国的士人集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的“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机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国人在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春秋战国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动的必然产物，其基本背景是：1）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起“大一统”统治秩序和观念形态，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有利于文化人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他们赢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百家之说遂应运而生。

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是使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文化发展的规模日盛，文化流派种类增多。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既加快了文化的交流，又促使了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还为多种文化的碰撞、交织、交流与渗透，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当时有力的背景下，形成了历史上难得的百家争鸣的格局。

所谓“百家”，只是对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括。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兵家……这些学家的思想理论以实用性为出发点，所以特别有生命力，有些战国文化即使在现代也非常有用。

因此，春秋战国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个以大变革为主要特征的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

在此背景下，诸子蜂起，先后兴起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学派，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等人，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

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

自此以后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容和方式，大多没有超出诸子百家的视野。

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北语汉硕考研《中国文化要略》重难点第三章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一章还是比较重要的，出简答题的资源点较多，不排除出论述题，因此要重点把握。

1、影响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因素包括：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外来因素以及社会政治结构。

2、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两个特点影响中国文化：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完备而系统；二是专制主义严密。

3、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是理解中国文化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节宗法制度的产生与确立1、由于自然环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缘关系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形态也有很大的差异。

地中海沿岸国家较早从事海上的工商业贸易活动，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

中国人则过着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较多地保留了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

2、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产生于商代后期。

主要内容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

3、西周宗法制度的创立者是周公。

第二节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1、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

（简记：家族国构）2、战国时期，一些不同于西周礼制的新制度不断产生，而且已经相当成熟，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耕田制等。

3、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施中央集权，废分封制，行郡县制，实行编户齐民。

4、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影响中华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一直延续。

5、宗法制度的本质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

6、中国封建时代，统治和束缚人民的有四权：政权、神权、夫权和族权。

族权是从父系社会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即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无法起到的特殊的社会作用。

宋代以后族权膨胀与宋明理学学发展宗法制度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7、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

秋战国：中国⽂化的“轴⼼时代”
1、春秋战国时期的⽂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变⾰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的主张，进⾏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是礼崩乐坏的社会⼤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产⽣了⼀个以劳⼼为务，从事精神⽂化创造的阶层。

⼆是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静态的⽣活格局，⽂化传播规模⽇盛，多因素交织，提供了⽂化重组的机会。

三是竞相争霸的诸候列国，尚未建⽴统⼀的观念形态，为多种⽂化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四是周天⼦共主地位丧失后，世守专职的宫廷⽂化官员下次向下层，推动了私家学者集团的兴起。

2、春秋战国是中国⽂化的轴⼼时代。

因为此时中国⽂化精神的各个侧⾯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化⾛向⼤致确定。

论述题目：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试举例说明。

在回答“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何谓“轴心时代”。

把握了这一概念的具体意涵，我们才能在整个中国历史和精神过程的坐标体系内准确定位“春秋战国”这一历史阶段。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之一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充满“基督中心主义”色彩的“历史的轴心”概念。

之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对此概念作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思考和分析。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一命题。

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位于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的亚欧大陆各主要文明纷纷取得了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

雅斯贝尔斯指出：“……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

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

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个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

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如在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

在伊朗，祆教提出了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来、第二以赛亚。

希腊产生了荷马，哲学家如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诗人，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

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

”这些在全人类历史上足堪“伟大”之称的精神先驱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针对人类所遭遇的善与恶、是与非、痛苦与幸福，以及历史发展动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展开了探索，以思考和著述接替了膜拜与巫卜，以“人类意识”的觉醒超越了漫长懵懂的原始时代，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认识、理解世界，宗教也于斯萌蘖。

论述题目：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试举例说明。

在回答“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何谓“轴心时代”。

把握了这一概念的具体意涵，我们才能在整个中国历史和精神过程的坐标体系内准确定位“春秋战国”这一历史阶段。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之一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充满“基督中心主义”色彩的“历史的轴心”概念。

之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对此概念作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思考和分析。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一命题。

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位于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的亚欧大陆各主要文明纷纷取得了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

雅斯贝尔斯指出：“……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

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

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个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

在印度，这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如在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

在伊朗，祆教提出了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来、第二以赛亚。

希腊产生了荷马，哲学家如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诗人，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

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

”这些在全人类历史上足堪“伟大”之称的精神先驱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针对人类所遭遇的善与恶、是与非、痛苦与幸福，以及历史发展动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展开了探索，以思考和著述接替了膜拜与巫卜，以“人类意识”的觉醒超越了漫长懵懂的原始时代，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认识、理解世界，宗教也于斯萌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