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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物权法上规定典权的必要性提要：典权作为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与韩国的传贳权及日本的不动产质权既有差异，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在用益功能和担保功能兼具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国物权法制定中，应保留典权为宜，并应对其加以完善，完善的基本考虑是扩张其适用范围，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赋予典权一定的担保功能。
立法上不妨借鉴传贳权、不动产质权之长，许可当事人通过约定并经登记设立用益性和担保性并重的典权，此类典权中的规则可以准用不动产抵押权的规定。
一、典权、传贳权、不动产质权概述(一)中国法上的典权所谓典权，是指一方依典契支付典价，于一定期限内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
在典权关系中，出典人将自己所有的不动产交于典权人占有、使用、收益，但保留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典权期限届满时可以回赎;典权人支付典价，取得典物的使用、收益权，在典权期限届满出典人不回赎时，即可取得典物的所有权。
关于典权的性质，主要有担保物权说、用益物权说、双重性质的特种物权说和买卖契约说四种学说，以用益物权说为目前之通说。
我们倾向于将典权定性为用益物权，但同时承认其亦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
典权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也是目前中国民法中为数不多的一项未受外国法影响的特有制度。
中国历史上的典权起源于何时尚未定论，有学者认为，它的产生与田宅买卖制度密不可分，而且在典权的发展脉络中一直处于与质、当、卖不分的混沌状态。
在清末效仿西法修律时，因当时的民律草案是由日本学者志田钾太郎和松岗义正主持起草，误认为中国典权即是日本的不动产质权，故在《大清民律草案》中规定了不动产质权而没有典权;至民国时期，在黄右昌先生主持拟定的民国民律草案物权编中将典权和不动产质权并举规定，并对不动产质权设了一个准用条款：不动产质权中未规定的事项准用关于典权的规定。
在此后的民国民法典中则废弃了不动产质权而仅设典权一章，并将其置于质权和留置权之间，至此典权才真正从习惯法阶段发展到成文法阶段。
论典权制度的废存典权制度是指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皇帝任命一些官员负责地方政务，这些官员被称作典吏。
典吏在地方上代表皇帝行使政治和经济管理权力，而地方居民则向其服从，为其纳税和服役。
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数千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典权制度开始提出疑问，甚至认为应该废除它。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一下典权制度的废存是否是必要的。
首先，典权制度不符合现代民主制度的要求。
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政治权力属于全体公民，由公民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行使。
而在典权制度中，地方政治权力由典吏行使，而典吏与地方居民之间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居民无法直接参与政治决策。
这种制度容易滋生权力腐败和种族歧视，也不能满足现代人民自治的要求。
其次，典权制度导致地方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典吏行使的是上级权力，他们往往更关注上级权力的要求，而忽视本地区的需求。
因此，地方居民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障，甚至被牺牲。
此外，典权制度也容易使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因为在典权制度下，官员的能力和地位往往比本地区的特色和资源更加重要。
第三，典权制度难以有效遏制政治腐败。
在典权制度下，典吏往往具有很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很容易被滥用和腐败。
此外，由于典吏是由上级任命，往往与地方居民没有密切的联系，没有太多的人在监督和约束他们，这也会导致地方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结论上，典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已经不适合使用了。
现代社会追求的是民主和公平，而典权制度却不符合这些要求。
因此，必须改革和废除这种制度，让政治和经济权利在地方上更加分散和平衡，使人民真正地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人。
这不仅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
当代经济中典权制度之重构摘要：虽然现在的物权制度并没有明确规定典权，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物利用形式的多元化，“典”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典当行的兴起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尽管“典”在法律上的确定仍有争议，反对的观点多是集中在典权制度固有的缺陷上。
在此从典权制度的设计入手，浅析怎样进行典权的科学设计才能即适应了当代经济的发展，又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
关键词：典权；科学设计；制度创新很多持“典权废除论”的观点认为，典权制度固有的缺陷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这正是典权没有必要再从立法上予以确认的原因。
所以，制度缺陷成为典权存在的一大硬伤。
在此，本文暂且不谈保留典权的其他种种因素，仅从制度设计入手，对典权进行重构，使之即适应当代经济的发展，又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一、典权制度弊端的消除机制1“. 风险负担”有失公平典权由于被认为是“救贫济弱”的制度，所以更多的体现了对出典人，通常被认为是经济上弱者的保护。
在风险负担上，典物因不可抗力灭失时，典权与回赎权一并消灭。
这就意味着，对于出典人而言丧失了回赎典权的可能性，但是不用返还典价；而对于典权人而言，丧失了所支出的典价，而没有典物可以继续利用收益。
如果典价接近卖价，那么对出典人来说如同出卖典物，当风险出现，只是丧失回赎权，这对于出典人没有现实的损害，因为出典人仍然获得了典价，并且在数额上相当于卖价；如果典权设定后，典物贬值，典物的实际价值低于典价，那么，出典人因不可抗力丧失回赎权，如同其在典物价值下降时抛弃回赎权，不会受到任何损失[1]。
即便是典物实际价值高于典价时，出典人的损失因可保留典价而不至于殆尽。
实际上，风险全部是由典权人承担。
这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法理上与“风险所有主义”也是相矛盾的。
针对这一点，其实是对典权风险分担的误读。
在风险分担上除了“所有权主义”外，还有“实际控制主义”和险利相随原则。
在典期内，实际上是典权人对不动产进行了实际的控制和占有，同时不动产的收益也是属于典权人的。
浅谈典权制度的历史沿革[摘要]我国典权制度历史悠久，自汉唐时期就已在民间流行开来。
历经宋元明清，典权制度更加完善。
民国政府也对典权制度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典权关系在民间仍然广泛存在。
典权制度反映的是中国人的一种保留祖传产业的财产价值观念，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而且也包含有诸多合理的成分。
随着我国房屋的商品化、专有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典权制度应重新得到法律的承认与肯定。
[关键词]绝卖和活卖；典卖；典权制度典权制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它是土地商品化的产物,但具体产生的时间无从考证,早在汉、唐时期就已在民间广泛使用。
到了宋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土地商品化的深入,典权逐渐盛行起来，有关典权的内容才正式入律。
宋朝律法将不动产的买卖分为绝卖和活卖,绝卖是指卖主丧失不动产所有权的交易，也就是现代的买卖交易；活卖又称典卖,是指典卖人对其不动产依然保留回赎权的交易，这才是真正的典权。
宋律对典卖的规定十分细密,并有严格的程序。
第一,典卖田宅必须首先看亲属和邻居要不要，亲属和邻居都不买才能典卖给其他人。
《宋刑统》卷13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
南宋法律对此规定得更加详细:“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者,①以帐取问,有别户田隔间者,非其间隔古来河沟及众户往来道路上之类者,不为邻”,“如有亲而无邻,与有邻而无亲,皆不在问限”。
②第二,要求被典当的田宅必须采用盖有骑缝记号的复本书面契约形式。
北宋法律要求：“应典卖倚当庄宅田主，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付商税院、一留本县”；后因手续繁杂又改为钱主、业主各执一本。
第三,典卖契约成立后,典卖人必须离开该不动产,典权人获得土地房屋的典权,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在契约规定的期限内无处分权,仅在典卖人出卖该项田宅时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四，法律对回赎期限作了规定,典卖人保有30年的收赎权，在此期限内典权人不得出卖，但可以转典,“其田宅见主,只可转典,不可出卖”。
权力的理性分析及法律规制权力是指一种社会关系，指的是个体或者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能力。
权力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等不同类型。
权力的理性分析及法律规制是为了确保权力的合理行使和防止权力滥用，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合法权益。
权力的理性分析首先需要明确权力的基本特征和作用。
权力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包括政府权力、法律权力、组织权力、职权等。
权力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促使各个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秩序行动，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公共利益。
然而，权力也具有滥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界定和制约，就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和对人权的剥夺。
权力的理性分析需要考虑到权力与自由的关系。
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对自由进行限制和约束，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然而，权力也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合理的权力分配可以使得权力的行使更加有效和公正，从而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平衡。
制约权力滥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法律规制。
法律是权力行使的基本规范和制约，可以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保障权力的合理行使和防止滥用。
法律规定了权力的行使方式、范围和程序，确保权力的公正和透明。
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权力滥用的违法行为和相应的制裁措施。
法律的制定、实施和审判应当遵循科学合理、公正透明、公正公平的原则，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合法权益。
此外，权力的理性分析还需要考虑到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的建立。
监督机制包括监察机关、媒体、公众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和舆论监督。
制衡机制包括权力的分立、制衡和相互制约。
例如，三权分立制度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使得各个权力机关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确保权力的合理行使。
此外，加强公民的权力意识和权利意识，提高公民对权力行使的监督能力，也是制约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
通过权力的理性分析及法律规制，可以保障权力的合理行使和防止滥用。
合理的权力分配、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论典权制度的存废摘要：典权制度是我国独有的物权制度，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发展，融资方式增多，社会观念的改变，典权的使用机会越来越少，面临着存与废的选择。
本文认为在新形势下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代替典权制度，不应该将其废除，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和补充，就能使其适应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关键词：典权；用益物权；物权法一、典权制度的概念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房产、土地之类的不动产通常是经过好几代人的积累才能拥有，祖产无疑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由于儒家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的影响，普遍认为变卖祖产是不肖子孙的行为。
为了筹集资金，同时避免”不肖”的罪名，典权制度应运而生。
典权是指典权人支付典价，占有出典人的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物权。
二、典权制度的性质学术界对典权的性质产生了较大争议，目前主要有三种学说：（1）用益物权说认为典权人设立典权的目的是使用、收益典物，并非是在成立债权后以典物做担保。
台湾学者梅仲协先生、谢在全先生支持此观点。
（2）担保物权说认为典权的设立在于担保典价的偿还。
典价具有借款性质，回赎是清偿债务的行为。
台湾学者林永荣先生、余戟门先生赞同此说。
（3）双重权利说认为典权是兼具担保物权与用益物权性质的特种物权。
典权人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进行使用、收益，表明典权具有用益物权的功能。
我国古代没有担保物权，”典”承担了部分借贷担保的功能。
因此典权兼具双重性质。
我国台湾学者陈荣宗先生、李肇伟先生持这种观点。
笔者认为典权应属于用益物权，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从设定典权的目的来看，出典人一般是为筹措资金并想保留不动产所有权而设立典权，或者是出于投资收益的目的，而不是将不动产作为担保。
第二，在对标的物的使用上符合用益物权的规定。
典权人支付典价后就可以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符合用益物权的特征。
第三，从地位上看，典权属于主权利，不必依赖于债权的存在而存在。
台湾学者黄右昌认为”‘典权’为主物权，非交流物权，其权利之自身，恒因物之关系而存在，绝非先有或另有种法得，始能发生典权，故以典权属于担保物权之分类者，实大谬也。
典权制度的功能分析及立法选择[摘要]典权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古老制度。
与其它类似制度相比，典权制度的安全性更高，能够对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利用，能够满足融资者保留不动产所有权的愿望。
同时典权制度在保护弱者、平衡各方利益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典权制度的融资额较其它融资工具要少，绝卖也不及拍卖对弱者有利。
综合比较典权制度的各项功能，在现代条件下，保留典权制度，为当事人多提供一种融资工具，不失为一种合适的选择。
[关键词]典权制度，融资，弱者，有效利用，利益均衡一、典权制度的主要内容典权制度是我国民事固有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它是土地商品化的产物。
早在汉、唐时就已在民间广泛使用。
“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土地商品化的深入，典权才正式写入。
”[1]广义典权标的不限于不动产，动产也包括其中。
狭义典权标的，仅限于不动产。
“从我国建国以来政府和司法部门颁发的有关政策、法规及司法解释来看，我国法律及政策所认可的典权仅指狭义典权。
”[2]我国理论上的通说认为，典权是指一方支付典价，占有他方不动产而享有的使用、收益的权利。
[3] 典权制度的主要内容为：对于出典人而言，典权设定后，出典人应将其占有的不动产将由典权人占有，自己不再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但仍保留对典物的所有权。
由于出典不不丧失对典物的所有权，因此可以转让典物，并可就典物再设担保。
典期届满后，于回赎期内，出典人有权要求向典权人返还原典价，并取回典物。
回赎期内，若出典人不予回赎，则期满后丧失典物所有权，同时对原典价也不负返还义务。
在典权存续期间，出典人可以要求由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物时价与典价之差额，而由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即找贴。
对于典权人而言，当典权设定后，有权占有典物，并为自己之利益使用、收益，可以转典、出租、修缮、设定抵押、让与典权等。
当出典人回赎时，典权人有返还典物之义务，但就典物修缮所支出的费用，有权在现存利益限度内请求返还。
典权人有保管典物的义务，并于回赎时恢复原状。
中国典章制度典章制度起源于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是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实现其统治目的而建立的一套规范和制度体系。
在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建立国家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
典章制度包括制定法律条文、制定宪法、设立官职、设立机构、行使权力、处理纷争等方面的规定，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具有鲜明的传统特色和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念。
典章制度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繁荣，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和利益，维护了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主要包括官职制度、礼仪制度、法律制度、行政制度、财政制度、军事制度等。
这些制度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官职制度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设立官吏职务和官员等级，规定了官员的职权和责任。
官职制度在中国古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
礼仪制度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中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包括宫廷礼仪、宗法礼制、宴会礼仪、婚嫁礼仪、丧葬礼仪等。
这些礼仪制度在中国古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卑有序、尊老爱幼、重义守信的传统美德。
法律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起着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律、令、格、章四种形式。
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在维护社会和谐、促进国家繁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政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前身，是管理国家事务和处理官僚机构的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主要包括宰相制、行省制、府州制、县卫制等，它们为国家政治管理提供了组织和协调机制。
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是维护国家繁荣和安定的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主要包括赋税制度、度支制度、农田水利制度、盐铁专营制度等，它们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试论典权的保留典权为我国固有的法律制度，从最初以习惯法的形式长期存在于民间，到后来成为成文法制度，其演变可谓源远流长，并至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存在。
我国内地，虽然早已明令废除了民国六法，典权再度成为习惯法制度，但其依然得到司法解释的认可。
尽管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典权应否占有一席之地仍未成定论，但如何对待我国传统法制却值得我们深思。
一、典权的概念典权是指一方支付典价，占有他方之不动产而享有的使用、收益的权利。
在典权关系中，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一方，称为典权人（承典人）。
收受典价，将自己所有的不动产供对方使用收益的一方，称为出典人。
出典人出典的不动产称为典物，包括土地和房屋。
典权人对出典人支付的典价是典权人为对他人不动产占有、使用和收益而付出的对价。
二、典权的法律特征（1）典权是设定于他人不动产之上的物权。
典权的标的以不动产为限，是设定于土地、房屋之上的物权，在动产或其他权利上不能设定典权。
典权是支付典价给出典人而成立的物权，故典权的设定必为有偿行为。
（2）典权是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物权。
典权的成立应以占有典物为条件，占有典物不以直接占有为限，对典物的间接占有也可以成立典权。
典权的内容极为丰富，典权人对于作为典物的不动产享有占有及全面的使用、收益的权利，而其他的用益物权的使用收益范围通常都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典权的内容仅次于所有权。
（3）典权是逾期不回赎则由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的物权。
典权的期限即典期，为限制回赎权的期限。
在典期届满前，出典人不得回赎典物。
而在典期届满后一定期限内不回赎典物的，典权关系消灭，典权人取得典物的所有权。
三、典权保留的合理性关于典权存废的问题学界历来存在很多争论。
多数台湾地区的学者主张在物权法中废除典权，而不少大陆民法学者则坚持典权保留论。
双方都进行了很充分的论证，似乎理由也都是很充分的。
立法机关在这一问题上也是举棋不定，物权法草案前两稿均设有典权制度，但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物权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删除了有关典权的规定。
典权大白话解释摘要：一、典权的概念与特点二、典权的设立与生效三、典权的行使与限制四、典权的消灭与终止五、我国典权法律制度的现状与完善正文：一、典权的概念与特点典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他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在我国，典权是一种古老的物权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典权的标的物为他人所有，权利人只享有物的使用权；2.典权是一种独立的物权，不受原所有权的影响；3.典权具有期限性，期限届满后，权利人应返还标的物；4.典权具有从属性，即典权人对标的物的权利受到原所有权人的限制。
二、典权的设立与生效典权的设立，是指权利人依据法律规定，通过与标的物原所有权人签订典权合同，取得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典权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典权的标的物、期限、租金、违约责任等。
合同签订后，典权设立并生效。
三、典权的行使与限制1.典权人享有对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不得侵犯原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2.典权人在行使典权时，应遵守法律规定，不得滥用权利；3.典权人无权将典权转让给他人，但可以设定抵押、出租等他项权利；4.典权人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否则将影响典权的行使。
四、典权的消灭与终止1.典权期限届满，权利人未续订合同的，典权消灭；2.标的物所有权人依法收回标的物的，典权消灭；3.典权合同被依法撤销或者解除的，典权终止。
五、我国典权法律制度的现状与完善1.现状：我国《物权法》对典权制度进行了规定，但相对较为简单，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模糊性；2.完善：建议在《民法典》中对典权制度进行详细规定，明确典权的设立、行使、终止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以促进我国典权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一、本文概述《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一文，旨在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深入解析我国国家权力的配置原则及其在实际运作中的影响。
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在整体中的功能，以及这些部分如何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本文中，我们将国家权力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通过分析其内部各权力机关的功能和相互关系，揭示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文章首先对国家权力配置原则进行界定，明确其内涵和外延。
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关于国家权力配置的相关规定，阐述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框架和特点。
接着，文章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权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文章还将探讨在实际运作中，国家权力配置原则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如权力冲突、权力滥用等，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和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内在逻辑和实践价值，为完善国家权力配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功能主义理论概述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起源于生物学领域的功能主义思想，后经过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发展，成为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工具。
功能主义理论主张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分析社会结构中各部分的功能和相互依赖关系，强调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和整合性。
在功能主义视角下，国家权力配置原则不仅仅是一系列制度规则，而是整个政治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其存在和运作旨在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
功能主义理论将国家权力配置视为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其中不同权力机关在各自领域内发挥着独特作用，共同维护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这种配置原则不仅关注权力的分配和制衡，更重视权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之间的协调与整合。
因此，功能主义理论在解释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时，强调其对于维护国家统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宪法解读权力分立宪法是一部国家的基本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宪法中，权力分立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旨在确保政府权力得到合理的制衡，并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权力分立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本文将对宪法中的权力分立进行解读。
一、权力分立的定义与意义权力分立，又称三权分立，是指将国家的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个独立而又相互制约的部门。
这一原则旨在避免各个权力机构滥用权力，确保国家运行的平衡与稳定。
权力分立的意义在于，首先，有效地制约政府滥用权力。
通过分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不同的权力机构互为制约，相互监督，可以有效避免某一部门滥用权力，打破了权力的集中，保护了公民的利益和权益。
其次，权力分立有助于实现政府机构的专业化与专注化。
不同的权力部门各司其职，专注于各自的领域，能够更好地履行其职责，提高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效率。
最后，权力分立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通过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可以保障司法公正，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而通过立法部门的独立性，可以促进法律的公平和合理性，确保公民的自由得到保障。
二、权力分立的具体规定与实践在我国宪法中，对于权力分立原则有着明确的规定。
根据宪法，我国权力分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法机关的独立性。
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负责制定和修改法律。
它在立法工作中独立行使权力，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和制约。
二是行政机关的独立性。
宪法规定，国务院是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和领导国家行政工作。
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依法独立行使，不受其他机关的指挥和干涉。
三是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负责对违法行为进行审判和监督。
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独立行使权力，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涉和压力。
我国对权力分立的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宪法范围内，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共同协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典章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规范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
它是根据历史发展和实践总结而来，具有创造性和长期稳定性。
以下将详细介绍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是一套由中央政府制定并实施的法律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宪法、法典、条例和案例等法律文书，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
这些规范的制定和实施由专门的官职和机构负责，确保了法律的有效执行和国家的稳定运行。
其次，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注重儒家思想的传承和贯彻。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强调家庭伦理、礼仪规范和政治道德。
典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礼治国、以德治政为基本原则。
这种制度体系通过规定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培养了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
第三，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强调权力约束和司法公正。
在中国古代社会，典章制度起到了限制政府权力滥用、保护人民权益的作用。
法律对于各级政府和官员行使权力的范围和方式进行了明确规定，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典章制度还设立了专门的司法机构，负责审判和解决各类纷争。
它们独立公正，不受权力干扰，为公正的司法提供了保障。
最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注重实践和适应性。
它不只是空洞的法律文本，而是紧密结合实际情况的具体规范。
典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经过了反复的改进和完善。
同时，制度也根据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进行了不断调整和更新。
这种灵活性使得制度能够适应社会变化，保持其持久有效性。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和长期稳定性的制度体系。
它在法律体系、儒家思想的传承、权力约束和司法公正以及实践与适应性等方面都具有独到之处。
这一制度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规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论典权制度的废存典权制度，也称为世袭统治或世袭权力制度，是指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力被遗传给下一代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核心观念在于权力的传承，即子承父业。
典权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广泛存在，并长期被认为是政治组织的自然而然的形式。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典权制度的弊端和不适应性逐渐浮出水面，因此有必要考虑废弃典权制度。
首先，典权制度存在着世袭权力集中的问题。
由于典权制度的本质是由统治者将权力世袭给自己的亲属，因此这种制度往往会导致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化。
世袭制度剥夺了广大人民参与政治的机会，使得统治者的家族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而其他人则被排斥在权力之外。
这种权力集中的结构容易导致腐败、权力滥用和不公平，对民主和平等原则构成威胁。
其次，典权制度潜在地埋下纷争和血腥动乱的种子。
在典权制度下，权力的传承是通过亲属关系来确定的，而非通过才能和能力来选择。
这意味着即使一些统治者的亲属并不胜任执政的任务，他们仍有可能成为国家的领导者。
这样的情况往往会导致无能和无效的统治。
与此同时，典权制度也很容易造成不同亲属之间的争斗和内乱，因为每个亲属都有可能为了继承权力而争夺并不惜一切代价。
这种内斗不仅使国家政务瘫痪，也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痛苦和困苦。
再次，典权制度缺乏对统治者责任的约束机制。
由于典权制度是通过血脉传承权力的，统治者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义务常常被忽视。
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上天所赐予的合法继承者，因此无视人民的意愿和需求。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容易导致种种社会问题，包括腐败、压迫和不公正。
而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政治领导者应该承担起保障人民权益和福祉的责任，典权制度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
最后，废除典权制度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和民主的政治体制。
在一个没有典权制度的国家，政治领导者可以通过公正和公平的方式得到权力，并且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民的福祉。
拥有合理选举和司法制度的国家更有可能确保政治权力的平衡和监督，从而防止滥用和腐败，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
典权制度的功能分析及立法选择[摘要]典权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古老制度。
与其它类似制度相比，典权制度的融资安全性更高，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利用，能够满足融资者保留不动产所有权的愿望。
同时典权制度在保护弱者、平衡各方利益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典权制度的融资额较其它融资工具要少，绝卖也不及拍卖对弱者有利。
综合比较典权制度的各项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留典权制度，为当事人多提供一种融资工具，不失为一种合适的选择。
[关键词]典权制度，融资，弱者，有效利用，利益均衡一、典权制度的主要内容典权制度是我国民事固有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它是土地商品化的产物。
早在汉、唐时就已在民间广泛使用。
“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土地商品化的深入，典权才正式写入法律。
”[1]广义典权标的不限于不动产，动产也包括其中。
狭义典权标的，仅限于不动产。
“从我国建国以来政府和司法部门颁发的有关政策、法规及司法解释来看，我国法律及政策所认可的典权仅指狭义典权。
”[2]我国民法理论上的通说认为，典权是指一方支付典价，占有他方不动产而享有的使用、收益的权利。
[3]典权制度的主要内容为：对于出典人而言，典权设定后，出典人应将其占有的不动产将由典权人占有，自己不再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但仍保留对典物的所有权。
由于出典不不丧失对典物的所有权，因此可以转让典物，并可就典物再设担保。
典期届满后，于回赎期内，出典人有权要求向典权人返还原典价，并取回典物。
回赎期内，若出典人不予回赎，则期满后丧失典物所有权，同时对原典价也不负返还义务。
在典权存续期间，出典人可以要求由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物时价与典价之差额，而由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即找贴。
对于典权人而言，当典权设定后，有权占有典物，并为自己之利益使用、收益，可以转典、出租、修缮、设定抵押、让与典权等。
当出典人回赎时，典权人有返还典物之义务，但就典物修缮所支出的费用，有权在现存利益限度内请求返还。
典权人有保管典物的义务，并于回赎时恢复原状。
典权存续期间，典物由于不可抗力发生灭失时，典权和回赎权均归于消灭。
二、典权制度的功能分析典制之所以产生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理念重视祖宗财产，尤其是不动产。
出卖祖宗遗产为“败家”，为世人所不齿。
而典制的设立，则使出典人在不转让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获得急需的资金。
当典期届满时，又可以通过回赎取回典物。
这样就避免了丧家败业的道德风险。
[4]应当承认，这种认识不无道理。
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确实不容低估。
然而，一种制度的兴起更多地应从制度本身去考察。
“典权作为一种灵活简便的不动产流转用益制度，其自身具有的价值才是其逐渐发展成熟，并最终得以成为普遍流行的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基础与前提。
”[5]通过对典制具体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典制主要具有以下一些功能：（一）为出典人融通资金提供便利。
[6]社会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一方急需资金，而另一方拥有资金却大量闲置的情况。
此时，通过融资解决双方筹资及投资的需要，就必须要求有某种融资手段的出现。
人们对财物进行处分以换取资金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出卖，二是出租，三是抵押或质押。
首先，对于出卖来说。
出卖人是以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卖出，因此卖价比典价要高出一部分。
[7]但出卖人由此却丧失了不动产的所有权。
而既希望能够筹得资金又不失去不动产所有权的筹资人大量存在。
这是典制出现的重要原因。
附买回条件的买卖合同，虽然使出卖人再次获得出卖物成为可能，但此时的买回，是第一次买卖后的又一次交易，是标的物所有权的再次让渡。
因此，此时的交易价格是第二次买卖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而不是第一次时的价格。
于是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时价高于第一次买卖时的价格，二是低于，三是等于。
在第一种情况，如果出卖人买回标的物，那么他就要支付比出卖时更高的价格。
而买受人在占有、使用标的物并收益后，还可以额外获得一笔差价。
比如一栋房子，出卖人出卖时的市场价格是100万，再次买回时的价格是150万，买受人买回后进行使用所获收益为10万，那么当出卖人依合同买回标的物时，一卖一买就会损失50万。
而买受人却在相应获得50万差价的同时，又获得10万使用收益，共计60万。
这样，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就出现了不平衡。
如果说出卖人也享有某种利益的话，那么这种利益就是因不必支付利息而获得的利息利益。
假若出卖人的利息利益与买受人的差额利益及收益利益之和相当的话，则这与借款需要支付利息一样，并无不当。
但是，利息是法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调整。
即使是民间借款，利率也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
从而使利息利益始终处于可调控的合理状态。
但在附买回条件的买卖中，买受人占有、使用标的物所获收益是不确定的。
因人、事、时、物的不同而体现出极大的差异。
而差价利益就更不好确定了。
比如城市房地产，不用说十年二十年，就是一年两年，其差价就足以让人不可思议了。
因此，当时价高于卖价时，附买回条件的买卖于出卖人而言并不是一种有利的选择。
在后一种情况，即时价低于卖价时，就差价来说，当然是对出卖人有利的。
但就占有、使用所获收益来说，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仍以上例为例，假设出卖时的市场价格为100万，买回贬值为50万，买受人的使用收益仍为10万。
那么出卖人此时受益50万，而买受人受损额为40万（50－10）。
如果40万的损失与典权人在正常情况下，占有、使用他人不动产而需支付的费用相当的话，那么这与租用他人不动产要支付租金一样，也没无不妥。
但是不动产的价值是租金根本无法比拟的。
不动产贬值而造成的损失同样远大于租金。
也就是说，此种情况下的附买回条件的买卖于买受人而言，同样不是一种有利的选择。
第三种情况是既不升值也不贬值。
此时不存在谁受损谁受益的问题。
通过对这三种情况的分析可见，附买回条件的买卖，只有在第三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双方利益的均衡。
在其他两种情况下，由于不是出卖人受损就是买受人受损，所以总有一方不愿选择这种方式。
而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几乎不会贬值，最有可能出现的只会是第一种情况。
所以，附买回条件买卖的融资功能，就应该打上折扣。
获取资金的第二种方式是出租。
但是，出租多以按期支付，且法律对租赁期限作了限制。
因此出租是所有方式中，一次性筹资最少的。
对于急需资金的人来说，出租显然不是理想的融资方式。
抵押和质押是现代社会融资最主要的途径，特别是抵押。
由于抵押人不必转移对抵押物的占有，因此当其在抵押物上设定抵押后，仍可对其使用、收益。
这样一方面抵押权人的债权得到有效担保，另一方面，抵押人仍可对抵押物进行用益。
与质押相比，抵押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即一个抵押物同时满足多方需求。
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这种制度安排无疑具有极大的生命力。
无怪乎有人称抵押为“担保之王”[8]然而，抵押真的到了舍我其谁的境界了吗？不！中国法上特有的典制恰恰打破了这种神圣。
就对物的充分利用而言，出典人在以典物的交换价值获得融资的同时，典权人又可以充分利用典物的使用价值。
典制也达到了对物的充分利用，甚至较抵押更为充分（此论点后文将会详述）。
单从担保融资来看，典物同样具有抵押所不具有的优点。
由于抵押权只有在抵押期间届满后通过扣押实现，所以在抵押期间内，抵押权人债权的实现，其实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而事实上，“目前的房地产抵押，由于信用的脆弱，并不能切实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变现不如现占’的心理。
”[9]典权成立之时，典权人即开始获取利益，这与只有在债权无法实现时才能拍卖抵押物的抵押而言，无疑更具安全性。
因此，“抵押昔日‘王者’地位有所动摇，而以先行占有并可取得使用、收益的典权，在债权人的心目中产生了魅力。
”[10]抵押既以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为前提，那么当抵押权人就抵押物拍卖的价金，如果不足清偿主债权时，抵押人仍要就未清偿部分负有清偿义务。
而出典人在无法回赎典物时，可以不必支付典价，只要绝卖即可。
虽然绝卖使得出典人失去对典物的所有权。
但依据我国担保法第35条的规定，抵押物的价值不得小于所担保的债权的价值。
既然抵押权人在拍卖抵押物后仍不能实现全部债权，就说明抵押物的价值已经下降。
那么，出典人在此种情况下放弃回赎权，对其并无不利。
相反，以高昂典价换取早已贬值的典物，才是出典人不愿看到的事情。
在贬值情况下，这似乎降低了典权人的融资安全系数，典制似乎于典权人不利。
因为抵押制度下，抵押权人仍享有债权，仍可主张抵押人偿还。
而典制下的典权人却无权要求出典人返还贬值部分差额。
因此，典权人有可能以高价“买”回了个低价的典物。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其实，抵押人的这种所谓安全性，即仍可主张清偿，事实上并不安全。
因为既然债务人不能按期清偿，就说明其资产能力已经下降。
尽管抵押权人仍对抵押人享有债权，但债权毕竟是一种请求权，它能否实现需要视相对方的情况而定。
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即已下降，那么抵押权人的这种“安全性”就成了空中楼阁[11].反观典制，由于典权人在承典之初即已占有、使用典物并收益，因此，典权人可以直接用此收益去弥补贬值损失，且这样典物控制在自己手中，典权人在对物的使用收益上处于主动地位，并不需要依赖出典人的返还行为。
这与抵押权人需请求抵押人清偿，来得要实在得多。
况且，典物价值的下降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典权人占有、使用所获收益极可能大于，甚至远大于上述差额。
因此，对于典权人而言，利益不会受到损害，至少不会受到太大损害。
典权人仍有极大的承典动力。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由于典物贬值而给典权人造成损失，必须是在贬值幅度大于设典时典物时价与典价之差额时，才能成立。
例如，设典时典物的时价为100万，典价70万。
那么贬值幅度必须大于30万时，典权人才会受损。
因此，在典物贬值的情况下，从承典到受损，始终存在一个缓充区，即此处30万的差额。
但抵押制度下，由于抵押担保额可以等于抵押物的价值，甚至有学者认为可以大于抵押物的价值。
[12]所以，一旦抵押物贬值，则债权人的债权就不可能全部实现。
两者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抵押的安全性较典制要脆弱得多。
抵押人清偿其债务时，除清偿主债务外还须支付利息，而出典人在回赎典权时不必支付利息。
虽然典权人对典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可以视为典价利息利益的对价。
但毕竟“典制的设置使借款者不必因利息的计付而负债累累，使出借方也不因没有担保而不愿出借。
这既满足了借款方的要求，也打消了出借方的顾虑，使利息利益与典物利用利益得到了平衡。
”[13]综上所述，就典权人而言，典权关系存续期间即已获得了他设定典权关系所要取得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已现实地占有、使用典物，并收益，融资安全性能更高。
即使是在典物贬值的情况下，由于有一个差价作缓冲，也比抵押更安全。
而对出典人来说，其不必支付利益，当典物价值下降导致典物时价低于典价时，也不必负有仍为清偿的义务，不存在必须清偿债务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