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答案

●第一次文代会主要目的：总结经验，确立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原则方针：大会明确提出要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思想原则和指导方针，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普及第一，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坚持文艺工作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意义和成果：承前启后的会议，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起点。

标志着文艺界的大统一、大团结，确立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总方针，确立“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全国文艺运动总方向，要求文艺工作者创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使文艺运动更密切地与劳动人民结合，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选出了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通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不足：大会着重强调解放区文艺的经验固然是正确的，但对国统区进步文艺的经验却重视不够，对国统区进步作家的评价也有偏颇，对有些作家甚至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片面性等。

如沈从文●第二次文代会在第二次问大会上周扬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茅盾的报告《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和邵荃麟的报告《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比较系统的阐述了发展文学艺术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

周扬、茅盾、邵荃麟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艺运动，就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过来的。

还指出，社会主义文学现实主义“具有最广阔的内容，和最多样的风格与形式”。

二、关于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创造英雄人物问题。

为了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茅盾指出，首要问题是人物性格创造的问题。

创造人物，必须正确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把人物放在矛盾的中心来描写。

周扬、邵荃麟还着重强调了创造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指出要“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食物作斗争”。

三、关于加强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因为“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劳动。

各个作家在工作上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周、茅、邵指出，新的年轻的文学艺术事业，十分需要明确的具体的细致的领导，需要用社会方式来领导文艺创作活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提出：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双百”实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5月26日向文化界和科学界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说到。

实质---限制题材只许写工农兵问题、新社会、新人物等等是不对的。

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歌颂进步，同时要批评落后，文艺题材应非常宽广。

三.“双百”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表现----为我国文艺界解放思想，繁荣创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活跃起来。

在文艺理论批评上，对于阶级性和人性问题，人物塑造问题，进行了认识和探索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三个突破”：一是敢于大胆正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突破了“无冲突”论的禁锢。

其代表作有王蒙的《组织来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等。

二是发挥讽刺的积极作用，突破了人民内部不适用讽刺这一文学手段的囿见，如巴人的《况钟的笔》、秦似的《比大和比小》等。

三是创作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回避描写爱情或爱情不能作为作品题材的禁区，如宗璞的《红豆》、李威仑的《爱情》等。

四.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两个主要根源：其一是受了当时国内外政治情况变化的影响，如匈牙利事件和国内外出现的错误思潮；其二是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有所发展，表现为两点：①错误地估计了文艺战线的基本形式，把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批评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学术上、艺术上的不同观点、不同看法的争论看成是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

②与政治上的反右相伴随，对于一些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问题展开的思想批判，也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弊端，助长了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盛行，妨碍发扬学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

●新民歌运动一、是指以“大跃进”为背景，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相关联，由毛泽东提倡，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运动。

其对于诗坛的影响在于它被许多人视为与五四新诗传统相对立的诗歌发展新道路。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代表作品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红旗歌谣》影响最大。

二、产生：毛泽东提出了要搜集点民歌的号召，于是在全国掀起了新民歌运动。

新民歌既反映了广大农民改天换地的热情和干劲，也助长了浮夸风的盛行。

新民歌运动也带动了写作革命回忆录和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等形式的群众文艺创作活动。

●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一、《武训传》自1950年12月起在全国放映后，得到的都是好评和赞赏。

自1951年3月，党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当时爱霁、杨耳的一些批判实际上是开始了对《武训传》的批判。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在全社会范围内立即掀起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二、批判者以社论的精神为基调着重从三个方面对《武训传》进行了批判：其一是认为《武训传》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二是认为作品美化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其三是认为作品贬低农民革命的作用，歪曲历史发展的面貌。

这些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电影《武训传》是解放前夕在进步文化界的支持和共产党组织的同意下，为了拒绝和抵制拍摄反动影片，同时也是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教育事业的摧残而拍摄的，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关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分为两个派别：“旧红学派”----早先着眼于影射的索引派；“新红学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

二、解放后，俞伯平为红学研究做出的贡献有三个方面：①打破了“五四”以前《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的猜谜式的方式，把《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还原为文学现象加以研究，从作品本身出发，联系作者的身世、思想、生活进行考察，以细致的艺术辨析探讨《红楼梦》的内蕴，从而使《红楼梦》研究工作开拓了新的领域。

②对《红楼梦》的作者、原稿和各种版本、佚稿做了大量的考证和钩沉的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同时，通过辨析曹雪芹的原稿和高鹗续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差异，评析了高鹗续书的得失。

③对《红楼梦》的美学价值、艺术成就，特别是他的人物形象、艺术结构作了具体深入的阐述，从而大大深化了《红楼梦》的微观研究。

三、1954年10月底起，当时批判者认为俞伯平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要错误有：①以自然主义的唯心观点分析和评价《红楼梦》，断定《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作者“感叹自己的身世”，“情场忏悔”，“为十二钗作本传”的纪实。

②形式主义的理解《红楼梦》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以模仿性代替了作品的独创性。

③以考证代替科学的分析，而且有时流于烦琐。

这些批判也是有错误的。

如说“俞伯平的考证和评价《红楼梦》，也是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这就混淆了学术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主观战斗精神：创作主体需要在客观对象的活的表现中熔铸自己的同感的肯定或反感的否定，而客观对象也会以其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上述认识。

这个“相生相克”的的动态过程的结果就是新的艺术世界的诞生。

而能够促成这一过程深入进行的动力则是作家认识这一世界的思想力，体验现实的感受力，投身于现实的热情，和而称之为“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提出“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

”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把鲁迅的“暴露家庭制度和立交的弊害”落实到对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发掘和呈现上，指中国人经百余年来因贫穷，灾难，被剥夺，等造成无力感及对自己的自信心丧失，对未来不敢过度期望，对现状不愿深入探讨要求作家对于一切的麻木、污秽、混乱，随时随地感到难堪或悲愤，用最大的警惕心去告发，去抨击。

●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一、如何写的讨论结果：首先写的真实可信，符合现实生活发展的逻辑。

只有写真，才能写深，写活，写得有感染力。

其次，要在矛盾斗争中写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应在矛盾斗争中显示其性格的发展。

再次是要写出英雄人物的“这一个”。

写英雄人物就要通过人物的个性特点写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写出人物崇高的内心生活和灵魂深处的美，写出人物不同气质、个性、作风、趣味。

二、讨论的优缺点：澄清了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一些糊涂思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缺点是对塑造英雄上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现象分析得不够深刻，批评也不够有力。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1956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对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究竟如何评价，经过长时间实践的检验。

今天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总结：秦兆阳指出：“现实主义的大前提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

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又强调说：“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的文学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

”还进一步指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这种思想性、倾向性和艺术性、真实性的集中体现，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是现实主义的核心。

因此，秦兆阳对于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内在规律的阐述，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现实主义深化：邵荃麟提出创作应该向现实主义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

只有通过现实主义深化，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

长篇小说：（50年代前期）杜鹏程《保卫延安》，赵树理《三里湾，孙犁《风云初记，柳青《铜墙铁壁》，知侠《铁道游击队》（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初）柳青《创业史》，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曲波《林海雪原》，周立波《山乡巨变》，李劼人《大波》，浩然（梁金广）《艳阳天》，吴强《红日》。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开展的，由巴人的《论人情》一文引发的，主要人物巴人、王淑明和钱谷融）双方争论的问题有三点：其一是什么是人性？有没有共通的人性？其二是怎样看待人性、人道主义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其三是如何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精神？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开展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双方都阐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学术讨论被政治批判所代替，没有可能深入开展下去，更不可能做出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