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读后感

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寻求资源，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文化史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包括民族的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以及长期积淀的若干稳定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民族性又是怎样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 当历史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即将走完百年历程。这一时间上的同步并非巧合，事实上，百年文化史研究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有着本质上的深刻联系。 史学范式的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20世纪初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宏大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与这一历程同步，“史学革命”的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史学的故道，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从传统的以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旧史学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史。 这是一种史学范式的转型。在传统史学范式中，史学家感兴趣的是王朝的更替以及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而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便是为帝王的政治统治提供“资鉴”。文化史的崛起，是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文化即人化”的基本内涵，决定了文化史注定要以人的活动和创造为中心，以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为此，它关心人类的生活样式，关心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风习，关心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关心民族精神的特性与生长轨迹，关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这样一种兴趣和重心，与历史的潮流是一致的，与人的主体性地位日益高扬的趋势是一致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序幕。文化史研究的发蒙者梁启超一方面尖锐批判“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旧史乃“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另一方面呼吁：“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如此类，其数何限？”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史研究。1921年，梁启超规划写作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并列出了详细大纲，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气魄、眼光以及所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构架足以令人由衷钦佩。 以梁启超为前端，批判旧史学、倡导文化史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如柳诒徵阐明他著《中国文化史》的动因时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指出：“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阎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而他编纂《中国文化史》的初衷，便是为了校正这一缺陷。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表述同样见解说：“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国无历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由此可见，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充满了史学范式转型的自觉意识，即从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走向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史学。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片面理解，阶级斗争史学形成一种史学霸权，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史的萧条和冷寂自是必然。历史的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史研究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30年代的学者曾经感叹“文化史的缺乏，正是现在学术界的饥渴”，80年代初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发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我国学术领域属于一个巨大的空白，不了解一种文明的历史过程，就很难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整个精神状态，“我们在大力发展学术文化事业的时候，必须注意填补这个空白，把加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从1984年始，文化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崛起，形成一股异常强劲的“文化热”。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文化热”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史研究的高潮。李侃、田居俭先生指出这一历史动向说：“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新气象竟演变成持续性的热点，至今不衰。 从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年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就文化本质而言，“王朝政治”史学与“阶级斗争史学”都是一种“政治本位”的史学，而80年代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史研究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史研究的回归与深化，体现了对人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言，百年文化史研究的“之”字型道路，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趋势，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本的史学，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现代化的文化支援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思想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外生型”，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十分激烈尖锐，由此必然导致两种思潮产生：一种是因顾恋传统而强化民族本位、放大民族自我意识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因现代化先行国家的影响和示范效应而崇尚西方、轻视本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观念。此两种思潮虽然各行其道，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都是有碍无益的。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化也构成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布莱克语）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全盘移植”其他民族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是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出发，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和重建

中国文化史复习资料

1 中国文化史期末复习资料

一、名词解释

1.中国

“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军事、政治中心地。“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及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

引申义：①“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的拓宽；②“中国”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含义派出文化中心；③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④“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⑤中国成为正式国名；⑥“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

现代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2.宗法制度

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前提，以父权和族权为维系力量，将同姓同氏者结为一个共同经济政治利益的族群。宗法制度萌芽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在商代晚期，宗法制度初成；西周经一步完善，包括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其核心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确立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使权力早有归属，以免争夺残杀。

3.大一统

“大一统”，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谓“大”，就是重视﹑尊重；所谓“一统”，即“方物之本皆归于一”。本指诸侯天下皆统一于周天子，后世经解也借此以指普天之下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同化一致，全国皆现“六合同凡，九州共贯”的“混一”局面。

4.河姆渡文化

1973年首次发掘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距今六七千年，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生产工具有伐木用的石斧、石凿，农耕用骨耜，狩猎用骨镞。陶器为黑陶；有大量稻谷遗迹和猪狗等家畜遗骨；采用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这是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

5.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000多年的一种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分布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为石镰和蚌镰，陶器为灰陶为主，黑陶次之，开始用轮制。出现卜骨。以农耕为主，畜牧业发达，属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因遗址发现黑陶，又称“黑陶文化”

《中国文化读本》观后感

中国的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从古至今流传下来许多文化精粹，通过读《中华文化读本》，我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本书讲了四大块内容，分别是：智慧与信仰、创造与交流、艺术与美感、民俗与风情。这四大块内容不仅对中国文化中一些有特色的内容和亮点作了具体生动的介绍，而且力求讲出中国文化的精神，讲出中国文化的内在意味，讲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力求进一步展示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并注意发掘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世界。

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仅获得中国文化一些表面的知识，而且能进入中国文化的深层，进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感受和把握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和核心价值，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由这本书让我联系到安全文化，自己也对安全文化有了更深的感悟。安全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文化基于“人”这个中心，突出 “以人为本”。它把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人的自觉性放在首位来研究和分析，从人本角度探索和加强安全管理的途径和方法，激励和约束职工全方位、全过程地参与安全。安全文化的本质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我们安全技术中心所提倡的“尚仁、守正、敬业、创新”的理念，折射出的是以人为本的安全文化内涵。尚仁是崇尚仁德，关爱生命，保护肢体健全，维护身心健康，珍视生命的存续，。其根本文化基础是尊重人性，这正是数千年来中国文化所提倡的仁爱思想。守正：克己修身，严于正己，对待事业要衷心，直面各种利益要清心。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一个企业里，文化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的向心力。只有有了健康的文化氛围，才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间接地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一个企业文化提倡、崇尚什么，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每个员工，使员工的注意力逐步转向企业所提倡、崇尚的内容，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念，从而将个人的目标引导到企业的共同目标上来。

作为以安全生产工作为主体的单位，我们每个人更应该注重安全意识与安全素质的培养。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安全，形成安全文化氛围，影响自己和身边的人，比如铅笔不要笔尖朝上插放，以防伤人；不要大声喧哗，以防引起别人紧张；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骑车时不要听“随身听”；打开的抽屉必须及时关闭，以防人员碰撞等等，这些小细节实际上折射出我们对自己和对他人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关注。这些正是我们经常提的“四不伤害”（我不伤害自己，我不伤害他人，我不被他人伤害，我保护他人不被伤害），四不伤害的本质其实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中仁与爱的思想。

《中华文化史》读书笔记

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创作的研究成果。

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

一、“中华”的概念

作者在“题记”中首先对“中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作者称，“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并引用了成书于唐高宗永徽年间的《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似应为《唐律疏议·名例篇》释义——笔者注）中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