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现状

浅谈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了百年的路程。比较文学在中国并非古已有之,而是从外国移到中国,是外国与中国相结合、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本文着重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发展前景及发展中问题的解决进行阐述。

关键词:比较文学 发展历程 前景 问题解决

引言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是一种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文学的比较促进文化沟通,坚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

中国比较文学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它没有纯理论演绎的沉重负担,而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深远传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不仅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它已超越地理区域,跨越多种学科走向世界,体现了当今社会全球化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趋势,它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将以崭新的世界眼光重新评价中国辉煌的文学宝藏,从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1 发展历程

中国比较文学是在20世纪初发轫,20年代后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孕育。80年代后,作为最具开放性、先锋性的学科之一,得到了迅猛发展。90年代前后,世界更深入地进入全球化,中国的比较文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1.1 初兴阶段

20世纪初,许多有识之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唤起民众,在引进外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同时,也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使发轫于欧洲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始被引入了中国,这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2 发展与滞缓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40年代初,比较文学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先后问世了一批比较文学著作和很有影响的论文。1949年以后的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1949～1965年,主要受前苏联“一些思潮”的影响,致使比较文学发展处于阻滞状态; 1966～1976年,“文革”时期,整个文坛处于荒芜状况,根本谈不上比较文学研究。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认识

吴义勤

【期刊名称】延河

【年(卷),期】2014(000)008

【总页数】16

今天我来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对中国当代文坛的看法。在座的都是作家，对文学现状也很关注，也读过大量的作家作品。但是，不管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媒体上，我们都会发现对当代文学的评价，很难形成共识。不管是对我们时代整体的文学还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作家作品，其实都有巨大的分歧。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有的时候面对的是同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品；但是当我们形成一个很尖锐的对立的判断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又不是面对的同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品。这使得我们在今天整个社会面对当代文学的时候，就会出现某种评价的困惑，或者说认知的困惑。中国当代文学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或者在我们文学史发展的历程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需要我们有一个认真的、辩证的思考。

就拿莫言来说。莫言201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对百年的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2012 年整个文学界曾经有一度非常兴奋的时光。我们会发现整个图书界或者说图书市场，莫言的书一度脱销。我们作家协会的人那时是很吃香的：政府官员、商业界的老板、包括医院的医生要的都是莫言的书，当然如果有签名的更好。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抢购莫言的图书或者说要莫言的书，并不是出于一种阅读的渴望，而是看重它的收藏价值。这也是我们在“莫言热”之后发现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而我们再回顾一下，其实在2012 年10 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莫言真的会获奖，也就说中国社会并没有准备好莫言获奖。大家回想一下2012年10 月11 日，当天新浪网的头题有两篇访谈是被置顶的。这两篇访谈都是谈莫言能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虽然媒体每年到了十月份都会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并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作家。每一年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中国的媒体、文学界都在思考：今年中国会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呢？但那只是一个抽象的思考，并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人。但是，当2012 年9 月西方的获奖赔率莫言一度冲到第一名后，媒体的焦点就聚焦到了莫言身上。但聚焦之后，确切地讲，中国的媒体界文学界并没有真的认为莫言会获奖。我们看当天新浪网的这两条采访，被采访者的中心意思都是说中国作家要获诺贝尔文学奖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之后。这两位都是很著名的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和教授，如果说不是对他们的观点特别有信心，我想是不会这么发言的。今天晚上要颁奖，到了晚上七点以后我们就会知道结果，我们肯定不会傻到在结果之前说一个“不得奖”的结论。他敢于这么说，那肯定是他内心里的把握认为一定不会获奖才会这么下判断。因此，莫言获奖之后，这两位专家不得不进行很多观点的修正。我不是要怪这两个专家，每一种观点都值得尊重，至少他们不世故。他们代表的其实是整个社会对当代文学的一种基本判断——中国当代文学不可能获奖。莫言为什么会获奖，现在有很多的解释，也有很多的分析。比如，莫言小说非常奇特的品格：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在今天的中国作家里面，莫言的想象力是独一无二的；再比如说莫言小说的语言，那种狂欢气息的语言在中国作家里面也是很少见的；再比如说莫言小说魔幻的气质、批判的精神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某种可能性。每一个作家都会呈现文学的某一种品质或一种可能性，而莫言这种品质这种可能性是尤其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中国作家里面有“莫言气质”的作家特别少。莫言的文学磁场或者说他的力量是特别巨大的。但在媒体上，对于莫言的作品，否定的或者说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咒骂的也很多。并不是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所有人的观点都统一了——哦，莫言是个很好的作家很伟大的作家，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不是，网络、媒体铺天盖地的各种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声音。对莫言否定性的评价甚至要超过肯定性的评价。

2024年浅谈大学语文现状及改革策略

一、大学语文现状概述

当前，大学语文教学面临着一些明显的挑战。传统的语文教学方式，注重记忆与应试，往往忽视了对学生思辨能力、创新精神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同时，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大学语文在教学资源分配上常常处于边缘地位，课时被压缩，教学内容泛化，难以深入。此外，大学语文的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评价机制也相对滞后，缺乏与时俱进的教学内容和手段，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二、教学内容与方法创新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至关重要。首先，教学内容应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可以通过引入多元化的文学作品，包括古代经典、现代小说、诗歌、戏剧等，来拓宽学生的文学视野。同时，也可以结合时代背景，探讨当代社会问题，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素养。

在教学方法上，应摒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此外，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资源，创新教学手段，如在线课程、慕课、微课等，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

三、评价与反馈机制

评价与反馈机制是教学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应建立全面、多元的评价体系，注重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相结合，以更好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进步。同时，还应建立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调整学习策略。教师可以通过课堂互动、作业批改、在线交流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

四、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是大学语文教学的核心力量。应加强教师的培训和引进力度，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可以通过组织定期的学术研讨会、教学观摩、教师培训等活动，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还应引进优秀的语文教师，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整体教学水平。

五、语文教学资源优化

语文教学资源的优化是提升大学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应加大对大学语文教学的投入力度，提高教学设施的配备水平和利用率。可以建立多媒体教室、阅览室、写作实验室等教学设施，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同时，还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构建丰富的语文教学资源库，为师生提供便捷的教学资源获取途径。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及问题

一、新趋向与热点聚焦

（一）关于文学史建构的探讨 文学史的合理建构及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一直是研究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开启以来，对于文学史本身的论争就从未停息，从对尘封作家作品的发掘与重评，到对“雅”“俗”二元对立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与调整，再到对“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等文学价值标准的考量与批判，反思浪潮不断涌入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在不断的反思与争鸣中，文学史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界定、命名、分期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价值立场、叙述方式、话语权力等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近年来，研究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

在现代文学史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界定问题上，学界不断对以往被普遍认同的以“文学革命”为起点的“1917年”说和以五四运动为基点的“1919年”说提出修正和质疑。如学者栾梅健通过对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的语言、结构、主题意旨等的考察，认为该作具有断代价值，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标志的界尺”，其发表时间“1892”年，即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1）。严家炎先生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辟和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甲午的前夕。”（2）丁帆教授则主张将“1912年”作为“新文学发端的起点所在”（3）。这些观点都试图将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前挪”，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

学界对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观照主要有两个面向：其一，对既有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质疑与反思。如李永东先生撰文反思“新文学史观话语霸权地位”（4）在具体的文学史写作中的表现及其对文学发展历程的歪曲与遮蔽;贺仲明先生则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考察反思了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商业文化等权力因素对文学评价与作家作品价值定位的影响（5）;而文学史书写中的古典诗词、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等的地位与入史问题更是研究者反思与讨论的焦点话题（6），如陈国恩教授就指出在海外华文文学入史问题上应当“防止学科本位主义的倾向”（7）。其二，对文学史重新建构的价值标准与书写原则等的讨论。如丁帆教授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舍不得丢弃那些坛坛罐罐，而应该有治史者的大气魄，切割掉那些不适宜入史和勉强入史的材料，抛弃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沉重包袱。”（8）主张对文学史做“减法”，对作家作品进行重新筛选与定位;王彬彬教授认为：“文学史编写的基本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叙述特定时期文学创作的面目，是尽可能深刻细致地揭示特定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9）因此，文学史写作要分清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并尽量避免“扯平效应”和“排异效应”;朱首献先生提出文学史书写的“个体意识”与“类意识”的概念，认为当前更应强调“文学史的个体意识”（10）。随着学界对于文学史问题讨论的深入，及诸如“现代中国文学史”（朱德发）、“汉语新文学史”（朱寿桐）、“民国文学史”等一系列新的文学史命名的出现，新一轮“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重启，似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