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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继位后的国库亏空惊人雍正怎样填补了国库
导语：至于康熙帝如何导致国库亏空的，小编已经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这里不再介绍了。
下面主要介绍一下面对继位后的国库亏空惊人，雍正怎样填补
至于康熙帝如何导致国库亏空的，小编已经在上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这里不再介绍了。
下面主要介绍一下面对继位后的国库亏空惊人，雍正怎样填补了国库？
雍正在位的时候，在税制上推动“摊丁入亩”，“废除贱籍”，“火耗归公”等制度，这些制度都是有利于增加国库的改革，清朝的人口在这个时候剧增。
雍正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他在位期间每年唯有自己生日当天才会休息一天，其余每天都挑烛工作至凌晨一两点。
他一生中在大臣的奏折中总共批阅超过千万字。
雍正最大的功劳在我看来，便是整饬吏治。
雍正期间，仅在湖南，州县官65人在一年之内就革除了30多人，个别省革除十分之九。
清除败类对纯洁官吏队伍自然有很大作用。
这样，一方面吏治清明，有利于财力的增加，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另一方面，贪官的倒台，也充实了国库。
雍正元年起到九年，雍正帝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
规定凡是亏空，三年补齐。
清查使财政好转，一年后就有了赢余，雍正末年存银增至6000余万两，同时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
雍正的功绩：
1、摊丁入亩：税务制度的改革。
2、耗羡归公：一种附加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生活常识分享。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雍正惩贪贪官自杀就让他子女家属接着退赃导语：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
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
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
”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
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
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
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处。
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
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
这点俸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
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
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
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
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
雍正把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
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
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
它生活常识分享。
清朝江宁织造是⼏品官？为什么⼀品封疆⼤吏都不敢得罪江南⼀带⾃古以来都是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
由于皇宫⾥⾯每年都要⽤到⼤量丝织品，于是在明清时期，朝廷便在江南设⽴了三⼤织造局，分别为：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
这其中⼜以江宁织造最为出名。
江宁织造的⽇常⼯作就是负责为宫⾥督造和采办各种丝织品，其负责⼈的官职为江宁织造郎中，官阶为五品。
不过你要是觉得⼀个五品官有什么好说的，那可就错了。
江宁织造虽然品级上还不如⼀个知府，但即便是两江地区的最⾼长官两江总督（从⼀品）也不敢轻易得罪他。
⼀个负责做⾐服的五品官为什么能那么⽜呢？⾸任江宁织造郎中的名字叫曹玺，⼤家可能没听过这个⼈。
不过他却有个⼤名⿍⿍的曾孙——曹雪芹。
曹雪芹在《红楼梦》⾥描述贾府中⽆⽐奢华，醉⽣梦死的⽣活，那就是江宁织造府中的真实写照。
当然，江宁织造为什么⽜和曹雪芹没半⽑钱关系。
曹玺虽然只是个五品官，不过他却是⼤有来头的⼈物。
曹玺的妻⼦孙⽒是康熙皇帝的奶妈，曹玺的⼉⼦曹寅⾃幼就在康熙⾝边当伴读。
因此，曹家与皇帝的关系⽐许多⼤⾂都要密切的多。
康熙⼆年（1663年），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负责织办宫廷⾥和朝廷官⽤的绸缎布匹。
不过他还有个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负责收集江南地区的各种情报，直接向皇帝本⼈上奏，也就是皇帝派到江南的⽿⽬。
这样的⼈，谁敢得罪呢？曹玺在任职期间，忠实勤奋、办事利索，康熙皇帝对他信任有加。
曹玺死后，他的⼉⼦曹寅接任江宁织造。
曹寅从⼩就是康熙的“好基友”，康熙对他的信任程度⾃然更甚过他的⽗亲。
除了担任江宁织造外，曹寅还被受命担任两淮巡盐御史，巡视两淮盐政。
这两项职务，都是当时天下⼀等⼀的“肥差”，曹寅⾝兼这⼆职，曹家⾃然也就富甲⼀⽅了。
曹家在江宁的⽇⽤排场可谓极尽奢华，官员之间往来也出⼿阔绰。
因此，虽然曹家收⼊丰厚，但开⽀也巨⼤。
期间，康熙皇帝五次南巡都是由曹家负责接驾，虽是⽆上的荣耀，但也给曹家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为了侍奉好皇帝，曹寅多次向国库借钱，留下了巨额亏空⽆法弥补。
神秘的江宁织造，五品官员却让封疆大吏不寒而栗江宁织造府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大行宫地区，是清朝为宫廷供应织品的皇商，清朝康熙皇帝六下江南，有5次就住在江宁织造府内，大行宫的地名即由于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在此住过而得名。
明清时期，为了加强对丝绸交易的管理，由朝廷出面在江南地区设立江宁（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织造局，也就是后人熟知的江南织造。
明朝时期，三大织造局主要由太监管理，到了清朝时期，改由内务府派遣专人管理。
江南织造是正五品。
正五品什么概念呢？根据《清史稿·职官志》的记载，清朝时期的官职体系“官分九品，各系正从，级十有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
比如清朝时期的“巡抚”，品秩为从二品，就基本类似于现今的省委书记，行政级别为正部级；再比如“按察使”，品秩为正三品，就基本类似于现今的省政法委书记，“知府”是“从四品”，相当于现今地级市的市委书记，“散州知州”是“从五品”，所谓“散州”，基本类似于现今的“县级市”，而“正五品”的代表性官职是各部郎中和“直隶州知州”。
“郎中”，隶属“中央官职”，于六部中仅次于“尚书”和“侍郎”的官职。
大致类似于现今部委某司司长，行政级别为司局级。
织造署织造为虽然五品官，但实际上却让封疆大吏们不寒而栗，其地位与一品大员之总督、巡抚却相差无几。
因为织造往往是皇帝心腹，随时能够密奏地方各种情况，承担着监视江南士子和地方官员的重任，堪称是皇帝派出的“大内密探”。
看地理位置就知道，清朝的两江总督衙门设现在总统府，东侧就是江宁织造署，煦园为两江总督署花园。
密奏制度应该是脱胎于明朝的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
顺治朝开始使用，康熙进行了一些规定，在保留监视功能的同时，严格限制监视者权力的扩张。
根据规定，能够使用密折的人大多为皇帝亲信，他们报告的主要内容，也基本是天气、粮食价格、社会流言和官吏风评，这个也很正常，毕竟统治者也需要一个了解下情的方式。
康熙五十年那场著名的科场舞弊案中，密折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一共给康熙皇帝上了20道密折，帮助朝廷迅速理清了案情脉络，最大限度降低了负面影响。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清王朝为何没出现宦官乱权清帝偏好任用包衣奴
才
导语：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与传统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
但包衣若仅在内廷为天
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与传统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
但包衣若仅在内廷为天子执家务，很难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罗友枝以“宫廷”为选题探讨清王朝统治的内亚性，本身就别具慧眼。
陶博(PrestonTorbert)在TheCh’ingImperialHouseholdDepartment：AStudyofItsOrganizationandPrincipalFunctions，1662-1796.(《康雍乾内务府考》，1977)已指出，管理清代宫廷的主要机构——内务府是八旗制度与传统中国官僚体制的结合，也是融合满洲色彩并折衷汉制的政治机构。
但在“兼容满汉”之外，罗友枝透过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宫廷礼仪的考察，进一步告诉读者清代宫廷文化的多元内亚性，包括了满、蒙、藏、伊斯兰文化等面向。
清代宫廷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内务府这个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宫廷管理机构。
内务府的主要人员是皇帝直辖的上三旗包衣(booi)，他们在身份上属于皇帝的家仆。
换言之，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与传统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
但包衣若仅在内廷为天子执家务，很难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几个重要税差皆属内务府包衣专缺。
乾
生活常识分享。
康熙应该对清代的制度性腐败负最大责任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7年第14期如果我们承认清代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话，那么导致腐败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千古明君”康熙任内完成的。
康熙朝财政安排的不合理之处，首先体现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上。
清朝开国之初，基本沿袭明制。
但是由于战争连绵，朝廷在财政上想到的最主要办法，仍然是压缩地方财政开支。
康熙七年，全国送交中央的财政比例为86.9%，存留地方的比例仅为13.1%。
如果说在战争紧急之际，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战争结束之后，最起码要让财政运行回到常轨。
但是康熙皇帝在这个时候，犯了重大错误。
收权容易放权难，历来是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
经过多年的财政集权，中央官员享受到了财政集中的好处，不愿意再把已经到手的财权拱手送交回地方。
另外，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中央政府要花钱的地方不少，因此缺乏归还财政权的动力。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惰性严重，凡是一旦形成了“常态”、形成“先例”，就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比如各地政府“生员廪膳银”（也就是对各县秀才们的学费补助）一项，原额为190277两，到康熙二年全部裁掉。
康熙二十四年，朝廷为了“培养士气”，宣布恢复此项地方经费，但是恢复的数字，仅仅是原额的1/3。
这还是恢复得比较好的项目，其他更多的项目，再也没能恢复。
到了康熙中期，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基本固定为82∶18。
这个比例后来作为“祖制”，被历代继承下来。
地方财政权被如此严重侵夺，是清代专制集权力度大于明代的一个表征，由此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严重的亏空。
州县一级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中央政府把原有的经费基本都拿走了，地方财政亏空就不可避免。
各地的财政亏空案中，自然有一部分是由于地方官贪污滥用国家经费造成的，但这并非主要原因。
绝大部分还是因公支出造成。
特别在上级有紧急或者特殊任务派下来的时候，地方官员除了透支挪用本应该上交的财政资金，别无他法。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雍正反腐抄家是杀手锏死人也不放过！导语：雍正从老爹康熙手上接过龙袍时，大清朝吏治松弛，贪污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储银仅八百万两，堂堂大清帝国成了一空架子。
雍正认为治理雍正从老爹康熙手上接过龙袍时，大清朝吏治松弛，贪污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储银仅八百万两，堂堂大清帝国成了一空架子。
雍正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充实钱袋子，为挽救统治危机，在康熙皇帝去世一个月，不顾乃父“尸骨未寒”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大张旗鼓进行反腐。
山雨欲来。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雍正从吏治下手。
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警钟先敲告诫。
钦差查帐。
铺垫好上一步，雍正派出直属自己指挥的钦差大臣，代表朝廷去各地查账。
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到各省一起查账。
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
雍正皇帝开创了监察者接任罢免者之职的先例。
腐败立惩。
不准借款。
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一直是贪官惯用的伎俩。
雍正在派出钦差时，也给地方百姓先发告示：任何人不准借钱粮给官府。
如果胆敢借钱借粮给官府，那钱粮就成了官府的，再也甭想收回。
这一下，没人再敢借钱借粮给贪官们。
弄假则真谁敢。
堵塞漏洞。
雍正成立“会考府”。
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直接听从皇帝的指令。
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来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鱼生活常识分享。
康熙赈灾所体现的治理理念说到康熙皇帝，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那传奇的一生，或者是他如何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有些事情可能大家并不太了解，比如他是如何应对天灾和民困的，特别是在赈灾这件事上，康熙可真有一套。
别看他是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其实他在处理灾难时，展现出的治理理念，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很“接地气”的。
真要细说，康熙赈灾的方式简直就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既强硬又温暖。
我们今天不妨聊聊，看康熙是如何用他的治理理念，让百姓在灾难面前看到希望。
康熙在赈灾这事上，非常注重民生。
你看，咱们一说到“救灾”，往往就能想到发一些救济物资、捐款或者修路建桥啥的。
没错，康熙确实做了很多这些事，但他的重点可不止是物质援助那么简单。
他做的更多的是解决民生的根本问题，比如如何保证灾后的重建，如何让那些受灾的百姓能够有活下去的希望。
你想啊，当大地震、旱灾、洪水这类天灾来临时，受灾群众往往首当其冲的是房屋破坏、粮食短缺，而这时候，康熙不是光想着怎样一夜之间送去一车车米粮。
他更看重的是如何让百姓能够自力更生、恢复生产。
所以他会组织地方官员把救灾物资直接送到灾民手里，避免了那些只会空喊口号的“空头援助”，也让灾民觉得自己不是被抛弃的那一方。
再说到康熙特别讲究的“因地制宜”。
你别看当时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大灾，康熙并不会把一个解决方案硬套到所有地方。
根据不同地区的灾情，康熙会制定具体的救助办法，尤其是要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
有的地方可能是旱灾，有的是水灾，不同的灾情，康熙采取的手段可不一样。
你比如说在一些旱灾严重的地方，康熙不仅仅是发放粮食，他会鼓励地方官员加大水利设施的修复和建设，以便今后能够有效地抗旱。
而对于水灾严重的地方，康熙则要求加快堤坝建设，防止洪水泛滥，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种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办法，绝不是简单的“撒胡椒面”，而是把资源投向最需要的地方。
你别看这些措施做得很实在，很多人往往忽略了其中的一点，那就是康熙特别注重民众的心理疏导。
苏州织造的兼职理由作者：李晓巧来源：《领导文萃》2024年第03期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李煦从曹寅手上接任苏州织造，此后30年他一直担任此职，任上亏空很大，却获准多次兼任两淮巡盐御史。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李煦写奏折给康熙皇帝：“今年十月十三日，臣满一年之差，轮该曹寅接任。
臣今冒死叩求，伏望万岁特赐矜全，允臣煦代管盐差一年。
”奏折中所称“盐差”指的是两淮巡盐御史一职，两淮盐税是清代重要税收来源，康熙年间占当时全国盐课税收的52%，主管两淮盐务的巡盐御史都是皇帝最信任之人。
康熙皇帝南巡，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负责迎驾事宜，开销巨大，苏州织造李煦任上接驾四次，账目亏空50多万两白银，江宁织造曹寅的亏空也很大，二人向康熙皇帝请求轮流兼职两淮盐务，以盐课之外的利润补贴亏空，康熙皇帝同意二人轮流管理两淮盐务共十年。
但是李煦为何提出要为曹寅代管盐课？原因在于，此前曹寅因重感冒“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原定交接日期是十月十三日，还有80天就到期，李煦提前请求代管，是生怕有变——假如皇帝另派人代管，显然会带来很大不便；再者，李煦的堂妹是曹寅的继妻，他说“曹寅寡妻幼子，折骨难偿，但钱粮重大，岂容茫无着落”，请求代管曹寅的盐务职任，理应得到了曹家认可。
李煦的奏折看上去合情合理，康熙皇帝很满意，批示：“曹寅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
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李煦替去世的妹夫代管两淮盐务一年，承诺将盐税之外的收入交给曹寅之子曹颙偿还亏欠和存留，“不敢辜負天恩”。
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李煦将代管两淮盐务的余利分配情况向康熙皇帝作了汇报，表示除了偿还亏欠，其余都交给了曹寅之子曹颙，他还说曹寅的亏欠已偿还结束。
原定李煦和曹寅的十年兼差将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结束。
当年七月，李煦又写了封极其“坦诚”的奏折，说他在苏州织造任上还有亏空，希望继续兼管两淮盐政，否则的话，“虽粉身碎骨，终不得弥补苏州织造亏空”。
康熙皇帝为何容忍江宁织造的巨额亏空
作者：李晓巧
来源：《读书文摘》2019年第10期
江宁织造官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病逝，身后留下了巨额亏空，一是他负责的江宁织造衙门亏空9万余两白银，同时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任上亏空23万多两白银，合计白银32万余两。
据苏州织造李煦汇报康熙皇帝，曹寅临死前跟他说：“无资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
”其哀痛异常，“伏枕哀鸣”。
经查史料，康熙五十一年江南地区最好的米每石只要8钱银子，当时曹寅所亏欠钱款可以购买40多万石上好大米——按照当时“一石”为现在180斤来换算的话，即为72000000斤上好大米——如按现在市场上优质大米一斤3元人民币再折算的话，也就是说，曹寅离任（病逝）时亏欠了2亿1千6百万元人民币！
曹寅有如此巨额亏欠，康熙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
一是康熙皇帝同意曹寅的内兄李煦的请求，替妹夫曹寅担任下一任两淮巡盐御史，干满一年，将代理盐政任上的经营利润除了缴纳国库指标外，多余部分用来为曹寅补缴亏欠。
康熙皇帝在奏折上批示同意李煦的提议，同时告诫他要说话算话：“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李煦奏折》）。
二是對曹寅不治罪，反而赞赏。
如曹寅儿子曹颙所说“故父（曹寅）名节得荷矜全”。
康熙皇帝一锤定音给曹寅一个盖棺定论：“曹寅在织造任上，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且自督抚以至百姓，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
”不仅充分肯定曹寅的业绩，而且让他的儿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
康熙皇帝亲切接见了曹颙，让他回去重新将康熙南巡期间驻跸江宁织造府时曹寅为迎驾所费工程款再细细核算一遍，看还有什么遗漏未报的，再补充报销。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还给了曹颙一个“大皮夹子”—— 3万两白银，让他将曹家向私人借的一些款项还了，所欠公款无需曹家费心补还，由两淮巡务账上拨还。
这样处理亏欠，看上去很滑稽。
那么，康熙皇帝对亏欠了巨额公款的曹家为何如此容忍呢？
首先，因为康熙皇帝与曹家关系极其密切。
密切到什么程度？曹寅的父亲曹玺作为内务府包衣在康熙皇帝出生之前就是皇宫侍卫，深得皇室信任。
康熙皇帝出生后，曹寅的母亲孙氏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保姆，这使得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
曹寅比康熙皇帝小4岁，16岁时就在康熙身边当差。
有了这些原因，康熙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曹家格外厚爱，从康熙二年起，曹家三代四人曹玺、曹寅及其儿子曹颙、曹頫先后担任内务府的江宁织造官。
并且，曹寅
还与大舅子李煦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轮管国家重点税收之一的两淮盐务，他十年之中四任巡盐御史。
康熙皇帝六次巡视江南，曹寅五次承办接驾大典（四次在江宁接驾，一次在扬州接驾），所受信任与器重远远超过地方督抚。
据《清稗类钞》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时，康熙皇帝从杭州回程江宁，驻跸曹家，年将五十的康熙皇帝见到曹寅的母亲，那位从小抱他、照顾他的“嬷嬷”时，感慨万端地说：“此吾家老人也！”还亲自写了“萱瑞堂”匾额赠送给“嬷嬷”。
所以，康熙皇帝同曹寅曹家，虽然最主要的是君臣、主仆关系，但其中也有类似亲人的“家人感情”。
其二，曹寅无论是在苏州织造、江宁织造，还是两淮巡盐御史位置上，都曾肩负着很多与本职岗位毫不相干的任务。
江宁织造说来是内务府的一个外派机构，负责织办皇宫和官用的绸缎布匹，实际上它更多地承担了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以及充任皇帝在江南地区的耳目，随时随地地将南方的各类信息以密奏的形式报告皇帝。
当时是清王朝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但也暴露出了很多矛盾，康熙皇帝更是极其关注经济、文化都很发达而被满清较迟占领的江南地区，他必须有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安插在这里。
从小就跟他关系密切，而且经过忠诚考验，能力也很强的曹氏家人，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个角色。
曹氏三代人尤其是曹寅，与康熙皇帝是同龄人，从小一起读书，文武兼备，青年时期就深得康熙皇帝信赖和赏识，兼之曹寅文化造诣很深，喜好文艺、爱好藏书，又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与多才多艺的康熙皇帝有共同语言，如此一来，曹寅的角色就不止是“眼线”了，可以说他成了康熙皇帝处理江南事务的一个“助手”。
史料也充分证明了，曹寅在世时对江南地区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重要影响。
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曹寅是康熙设在江南地区的“统战”负责人。
再者，曹寅亏欠的巨款，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他贪为己有了。
无论是五次承办南巡迎驾大典，还是做江南广大地区的“统战工作”，或者完成一些皇帝、皇室成员甚至朝中权贵们交办的额外差使，明的暗的，这些都需要花费大笔银子。
经请示康熙皇帝，曹寅曾在江宁织造府署修整西花园，工程颇大，耗资不少，据故宫博物院一件明清档案显示：“曹寅在西花园修建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项工程，共用银十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七两九钱七厘……依照修建工程核算，实际用银多出八百六十六两余。
再，修建房屋、亭子、船只、雨搭、帘子等项，又用银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余。
”光一个西花园的工程就花费了195000多两银子，由此类推，五次承办迎驾大典的开销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对于这些，精明过人的康熙皇帝当然一目了然，所以他让曹寅和李煦轮任“两淮巡盐御史”这个肥缺，希望他们能慢慢堵上亏欠“漏洞”。
谁不知道，坐上这个位置，就意味着白花花的银子。
据李煦自己向皇帝汇报，两淮盐务扣除应缴国家税收外一年的纯收入通常为55～56万两银子。
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两淮盐务的实际纯收入为58.6万多两。
其实，两淮盐务的实际年纯收入还有不小的空间。
有个历史细节不容忽视。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八月，康熙皇帝曾对心腹大臣说：“两淮盐课原疏内，止令曹寅、李煦管理十年，今十年已满，曹寅、李煦逐年亏欠钱粮，共至一百八十余万两。
”耐人寻味的是，之前两江总督噶礼曾经密奏康熙皇帝：“欲参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
”噶礼既然敢在奏折中向皇帝说出这个亏欠数字，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康熙皇帝不许他公开参劾曹寅、李煦，于是两人亏欠300万两银子的说法不了了之。
如上所述，曹寅去世后，康熙皇帝认定曹寅与李煦管理两淮盐务的十年间的亏空为180万两，皇帝金口玉言，再说皇权家天下，皇帝说多少就一定是多少，“其缺一百八十万两是真”。
康熙皇帝是个睿智“明君”，他将曹寅、李煦的十年盐务亏欠减去120万两，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最清楚，曹寅、李煦为皇帝、皇家花去的巨额银子无法列出完整账目，有些即便有个粗账，但也无法报销，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内务府在盘点旧账时自己查出来：曹寅为迎驾修整西花园的195349两银子没有给他报销！如果再细查的话，这样的账目肯定还有，但是内务府的账目实在是一笔糊涂账，这一点，康熙皇帝自然心知肚明。
他给曹寅、李煦“减”去了120万两银子的亏欠，也不是毫无来由的。
即便这样，康熙皇帝也没有将曹寅和曹家治罪。
曹寅亏欠了巨款虽然在康熙朝安然无恙，但是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曹寅嗣子曹頫终因经济亏空、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抄家。
此后，曹家迅速败落，子孙流散。
（选自《看历史》201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