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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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读后感《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是石永波教授的著作,对于理解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的演化历程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本书主要围绕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的关系,从理论探讨到实践案例展示,对于读者来说具有很好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在阅读过程中,我领悟到了一些深刻的思考,下面就分享我的读后感。
制度变迁的演化历程制度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以维持社会秩序。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也需要不断变迁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在本书中,石永波教授讲述了制度变迁的演化历程,从古代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阐释了制度的演化规律和变迁原因。
其中,中国的制度变迁历程尤为引人关注。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朝代的统治者通过建立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来维持政权。
但是,这些制度并非永久不变的,随着经济结构、科技发展、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变化,中国的制度也在不断变迁。
本书深入挖掘了中国制度的变迁模式,为读者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财产权利的理论与实践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之一,财产权利对于经济、法律、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财产权利的理论和实践是本书另一个主要内容。
作者详细解释了财产权利的含义、来源、特征、分类和权利保护等方面知识。
同时,作者还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案例来展示财产权利在现实中的运作机制和影响。
财产权利不仅是一个抽象概念,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现象。
作者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和案例分析,向读者传达了财产权利的重要性和实践应用。
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中,财产权利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维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理解和实现财产权利保护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和积极参与的事情。
完善法制建设,保护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是本书的两大主题,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密不可分。
财产权利需要制度的保障和支持,而制度变迁也离不开财产权利的作用和推动。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展开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剧烈的内部分裂,保护财产权利、完善法制建设尤为重要。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读后感引言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财产权利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财产权利的保障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正确理解和适当应对财产权利的变迁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都至关重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财产权利的制度变迁,对阮兴成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的阅读和思考进行总结和归纳,希望能够对今后的研究和生活有所启示和帮助。
财产权利的含义与历史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什么是财产权利。
在阮兴成的书中,他指出了财产权利的三个要素: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所有权指财产物品的所有人享有对财产物品的占有、使用和处分权等权利;使用权指所有人在享有所有权的同时,赋予他人使用财产物品的权利;收益权指所有人享有财产物品所带来的利润和增值等权利。
财产权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起始阶段。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财产权利的可侵犯性、分配方式、转让与流转方式等也在不断变化。
例如,在古代社会,财产权利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且不可侵犯;而在现代社会,财产权利逐渐成为人人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但同时也受到了国家的干预和调节。
制度变迁对财产权利的影响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财产权利的保障和制度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阮兴成的书中指出了四个影响财产权利的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变迁是对财产权利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在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土地被认为是祖先留下的公共财产,人们只能在土地上耕种,而不能拥有土地;而在现代社会,土地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资产和财产,人们可以拥有和买卖土地。
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在现代社会,知识产权得到了比以前更好的保护,这也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资产托管制度的建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财产的管理意识的提高,资产托管制度的建立为财产的安全管理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新兴经济形态的出现新兴的经济形态如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等的出现,不仅对传统经济形态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财产权利的认定带来了新的挑战。
08、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经济学家在战后已展开了对传统的生产与交换理论的批评,他们日益注重用新的方法来取代古典的边际主义或拓展它的范围。
属于后一类的重要文献是围绕产权结构的概念发展起来的。
这方面的文章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各异,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强调了有关所有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的某些基本思想。
本文的目的是概括这一研究线索的一些本质特征,检验它的重要的应用领域,并讨论这一方法在促进对经济问题的理解方面的前景。
生产与交换理论的拓展“产权”文献一开始就假定,如果经济模型还能发展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就必须对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作出修正。
因此在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发生了几个关键的变化。
第一,给出了关于一个生产组织内的单个决策者所起的作用的全新解释。
组织本身不再是研究的中心,而是假定个人在现有的组织结构所确立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并使效用最大。
第二,认为事实上存在多种形式的产权,而且不能保证利润(或财富)的最大化。
通过考察各种可能的产权安排对收益—报酬制度的影响,从而可能详细地分析制度安排与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认识到交易费用大于零在所有情形中具有的实际重要性。
从技术的观点来看,这些新思想能直接被应用,通常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情形相类似但一般又与它有差别的最优化模型。
在每一情形下,都有必要确定能反映决策者的偏好的特定的效用函数,并决定决策者可以获得的实际选择(收益—报酬)权。
那末,真正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在机会倾向强制约束下的效用函数的最大化问题。
当然,任何这类模型的有用性都取决于它如何对目标函数和机会倾向作出巧妙的说明。
由否定利润最大化来作为基本的行为假定以解释商业部门的决策者的行动,这代表了一个十分简单但很重要的进步。
因为向效用最大化的转变为研究不同形式的管理行为展现了新的可能性,并允许更全面地洞察各种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商业企业的经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单个决策者所确立的目标的数量、特征有差别,目标常常也可用于表达有些类型的效用函数的一个论据。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财产权利是指个人或集体拥有、占有和支配财产的权利。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财产权利的定义和限制发生了许多变迁,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的变革。
在封建社会中,财产权利是极度不平等的。
封建贵族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而平民百姓则几乎没有私有财产。
个人财产权利受到统治者的任意控制,财产分配极为不公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社会的出现。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了封建主义,财产权利开始有了一定的保护。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个人财产权利是基本的法律保护对象。
个人可以通过劳动或经商获得财富,并享有对其合法占有和支配的权利。
同时,财产权利的保护也为投资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暴露出财产权利存在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富人往往能够通过占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源而积累更多的财富,形成财富不均的现象。
这种不均衡的财产权利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分裂,为保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平,必须对财产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和调整。
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财产权利被重新定义和分配。
社会主义强调公有制和公有财产,认为财产权利应当为整个社会所拥有和管理。
个人财产权利受到国家的解释和限制,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均衡,国家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要进行财产的占有、分配和调整,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财产权利。
然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面临着财产变迁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这种变革也伴随着财产权利的重新定义和分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产权利的保护和限制需要更加细致和完善,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总的来说,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
不同社会制度对财产权利的定义、保护和调整方式不同,但都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正确认识和处理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可以为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提供有益的启示。
03、关于产权的理论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议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
权利束常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但是,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
提出权利束构成的形成与结合的问题比经济学家所共同探讨的问题更为重要。
经济学家常常将产权束作为一个论据,来寻求对决定价格和这些权利所附着的物品的单位数量的力量的解释。
在本文中,我将试图形成一些关于产权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
全文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简要地讨论了在社会体制中产权的概念和作用。
第二部分为研究产权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指导。
第三部分阐述了一些将产权结合成特定的权利束以及那些决定与这些权利束相联系的所有制结构的基本原理。
产权的概念和作用在鲁宾逊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
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
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
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
一个所有者期望共同体能阻止其他人对他的行动的干扰,假定在他的权利的界定中这些行动是不受禁止的。
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通过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而使竞争者受损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诋毁他就不行了。
一个人可能被允许去诋毁他的入侵者而受益,但是他在一个价格下眼下销售产品则会受到禁止。
那么很显然,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
这一认识能很容易地导致产权和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外部性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概念。
为了本文的目的,这一概念包括外部成本、外部收益以及现金和非现金的外部性。
没有一种受益或受报效应是在世界以外的,有的人或人们常常会遭受或享有这些效应。
将一种受益效应或受损效应转化成一种外部性,是指这一效应对相互作用的人们的一个或多个决策的影响所带来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值得,这就是该词在这里的含义。
将这些效应“内在化”是指一个过程,它常常要发生产权的变迁,从而使得这些效应(在更大程度上)对所有的相互作用的人产生影响。
《产权与制度变迁》读书报告王彬一、作者简介周其仁教授的观点则相对严厉,他在3月中旬的一次访问中指出,过度扩张政策带来的成功是有代价的,现在已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了。
二、学术研究之路在最初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周其仁对弗里德曼所说的“经济问题总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
先前他感觉“在中央计划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投资由政府指令控制,不可以自由择业,人力以外的要素也不能自主流动和重组。
至于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更事关‘方向与道路’,普通人问津不得。
”p1也就是说私人选择“在制度上没有合理性。
”p1当他深入研究发现,“即便在不容自由选择的经济体下,私人选择仍然存在。
他举了他自己1968-1978年间在黑龙江下乡时期看到现象。
他发现同一个农民在公地与在自留地里的劳动态度判若两人,实施计件工资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他断定这就是劳动者在做选择,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劳动者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没有选择的余地。
通过这些事的思考,他发现在看似不容选择的严格的经济制度下,人们仍然可以做选择。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包产到户,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改革。
他对这一现象非常好奇,学者的对于问题的敏感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他对在清一色的公有制内部怎么就产生出改革公有体制的力量,私人产权究竟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产制里产生出来等这些疑惑非常感兴趣。
问题意识鞭策着他寻找能解释这一问题的答案。
在理解这一问题上,人们往往把人性自私作为回答这个问题的钥匙,但周其仁并不这么认为,他感觉自私本身没有多少解释力,他把理解人的经济行为面临的约束条件作为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
应该说能发现约束条件与人的经济行为之间的因果性已经了不起了,但是周其仁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二是继续追问,私产在公有制下得以重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
周老师这种敏锐的问题意识很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长期调查,他认为一下三重约束条件不能忽视。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读后感.doc绝大多数的数学公式早已记不起来了,所以本着借鉴分析角度、结合生活实例,力争“知其然”,不深究“所以然”。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相较于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批评和修正了其一些不现实的假定,比如: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为零的假定;完全界定的私有产权等。
此书分上下两篇,主要聚焦于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经济学模型的诸多变量中的产权功能和制度内涵两个变量。
归结为学术派别的话是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对产权及其重要性的初步认识,可以从小时候亲身经历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说起。
记事起,村子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大家伙一起劳作,被划分成了若干个生产队,孩提时代最喜欢夏收和秋收,生产队的大大小小、男女老少都在农场上忙碌着,夏收主要是收小麦,秋收主要是小米和玉米,但热闹一过去后,令人印象很深的便是粮食的紧缺了,饿肚子在我小时候不是经常的事,但确实发生过,特别是快到了季节交替时(新的粮食分配未到位时),一个四合院(两层楼房和角楼)里住着十几户人家,经常会有人敲开邻居家的门,借上点米或面,等自家粮食分配到位后再归还。
但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偷着立下“生死状”,再到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产权制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产权学派,主要着力于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研究,着重探讨了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
罗纳德.H.科斯(RonaldH.Coase)是新经济学代表人物,199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书中分享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文中的主要思想被总结成著名的“科斯定理”。
科斯提出的论点是具有颠覆性的,它揭示了传统教条的错误,提出了“权利界定”和“权利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
安排创新理论我们在第二部分简要地概括了整个理论。
在第三部分,从安排性变迁与技术变迁引出了一个类推。
下面我想用更精细的理论说明使之贯穿于后面的研究过程,上面的类推在这里被作为说明精细理论的一个基础,正如我们已了解到的,这一模型是试图预测新安排的层次、外部利润的出现与新安排创新的产生间的时滞长度。
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理论以及它的技术选择为预测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基础,但两者仍有差别,让我们先来检验层次问题。
如果单单一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就能够捕获外部利润,决策规则就会很简单——你创新了那种安排。
但是,如果存在着几种选择,决策最好通过略作修正了的投资模型来检验。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让我们作如下解释:1.PV表示决策单位期望从某些特定的组织形式的创新中能够获取的净收入现值。
下标i,v,g代表组织的层次(个人的,自愿合作的和政府性的),数字1,2…m表示特定的安排。
2.R代表初级行动团体从新安排创新中获得的预期报酬,下标1,2…n表示预期报酬的年份,上标i(1,2…m),v(,2…m),g(1,2…m)分别表示一种安排的层次和名称。
3.r是与决策单位所包含的选择相适应的贴现率。
4.Co是组织一个上标中的特定层次与特定名称的新安排的预期成本。
5.Cs表示有关上标所不期望的决策带来的预期“阻滞”成本,阻滞成本为相反决策的成本乘以它们发生的概率。
6.Crn是决策单位在确定的上标n年中对某种安排所承担的预期经营成本。
在个人安排的例子中,可作如下排列:PV i1=(R i11—Cr i11)/(1+r)+(R i12—Cr i12)/(1+r)2+…+(R i1n—Cr i1n)/(1+r)nPV i2=(R i21—Cr i21)/(1+r)+(R i22—Cr i22)/(1+r)2+…+(R i2n—Cr i2n)/(1+r)n………………………PV im=(R im1—Cr im1)/(1+r)+(R im2—Cr im2)/(1+r)2+…+(R im n—Cr im n)/(1+r)n现值计算的有关成本与收入是行动团体所期望得到的,这些预期值是成本或收入的估计数乘以反映事实上能够实现的估计水平的某些因子(P)的结果。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译者的话文体:论文集内容:产权与制度变迁基本假设经济学对人的行为与分析取得的进展建立在对传统经济学一些不现实假定的批评与修正之上:1.经济分析假定人的理性体现在效用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宁愿选择更多而不是更少2.重视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
3.产权结构往往是多重而非单一的(完全界定的私产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期望)。
从动态来看,还会发生权利的重组和产权安排的变迁。
研究主题: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esp 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
产权的特点:排他性,可转让性。
私有产权:将资源的使用与转让及收入的享有权界定给了一个特定的人,他可以将这些权利同其他附着了类似权利的物品相交换,也可以通过自由合约将这些权利转让给其他人,他对这些权利的使用不应受到限制。
共有产权: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分享这些权利,它排除了国家和共同体外的成员对共同体内的任何成员行使这些权利的干扰。
国有产权:在理论上指这些权利由国家所有,它再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利。
产权学说的几个重要的应用领域:企业制度的分析,土地制度安排的分析局限性:1,模型化程度不足,经验分析较多,传播受限;2,集中于对私产制度结构下的不同产权安排的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
除了将产权作为变量引入以外,还要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制度范畴。
制度: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
二、社会成本问题[英]R.H.科斯问题引入: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工商业企业行为(工厂烟尘给临近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
三、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理论:1。
解释决定通过专业化与合作生产的所得是否比在一个组织内或是通过市场更高的条件2.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队生产定义:1.使用集中类型的资源;2.产品不是每一参与合作的资源的分产出之和,由一个追加的因素创造了队组织问题;3.队生产所使用的所有资源不属于一个人例:大学行政人员对资源的分配使用队生产组织形式:1.没有奴隶;2.避免风险是一个人不去借足够的钱来购买所有的资产或服务而是去租的一个原因;3.购买—再售卖很普遍,以至于短期所有成本超过了租赁成本。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读书报告一主要作者简介罗纳德·哈里·科斯, 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1910年, 12月29日出生于伦敦的威尔斯登。
1929年, 10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1951年, 科斯获得伦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同年移居美国。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之中科斯首次创造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
二主要内容本书是编选本, 编选文章围绕着产权学派而展开, 科斯、诺斯、阿尔钦、登姆塞茨, 还有张五常和林毅夫共十三篇文章。
科斯的长篇论文“社会费用问题”被认为这一领域的经典, 并且影响深远。
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文章主要阐释了对产权的定义与功能, 不同产权结构与效率的关系, 以及诱致产权结构与安排变迁的因素, 企业的产权结构等。
张五常的文章则将产权方法应用于土地租约安排领域, 并用数学等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配杰威齐和菲吕博滕的文章“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回顾”对这一学派的主要思想作了较全面的评述。
下面我们对这一学派的一些主要思想作一个概括。
(一)科斯的《社会费用问题》主要观点科斯的文章“社会费用问题”的重要性, 就在于它在揭示传统教条的错误时, 提出了权利的界定和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
以庇古认为的外部性问题分析, 科斯认为, 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这类问题时, 往往是考虑应该如何阻止A。
其阻止的办法无外乎要么要求A向B赔偿损失, 要么向他课税, 或者干脆要他停止工作。
这些办法都不尽人意, 因为其结果尽管可能使B免遭损害, 但却有可能使A遭受损失。
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的小, 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 我们应准许A损害B, 还是准许B损害A。
换言之, 就是A是否有权损害B, 或B是否有权要求A提供赔偿。
为了阐述他的命题, 科斯举了在两块相邻的地上, 因养牛人的牛跑到农场主的地上去吃农作物而引起纠纷的例子。
租约的期限对中国(1934年)8省93个地区的调查所表明的租期分布如下:无定期的佃农合约占29%(即没有规定期限,通常每次收获后便中止),租期为一年的占25%,租期为3—10年的占27%,租期为10—12年的占8%,永佃制占11%。
有两点是要予以说明的:第一,对租期的规定仅意味着,只要合约条款为各方所遵循,租佃关系就不得中止,租期的规定并没有禁止双方在租期内进行再谈判。
第二,短期租约的采用率是用于说明租佃的周转率的,应该指出的是,租约的中止不同于租佃关系的解除,我们所获得的资料表明解除租佃关系的频率并不高。
在土地租佃的文献中,有两种观点是常用来支持所谓的低于10年租期的租约是无效率的说法的。
一种观点认为,短期租约对佃农施加了不安全感,由此削弱了他在农场上劳动的积极性,尽管佃农不希望有不安全感,但不安全感可能会对农业生产提供一种动力。
另一种观点认为,短期租约抑制了对土地的投资,但这一观点被佃农农场的每英亩收成不低于所有者农场的每英亩收成的事实所驳倒。
在中国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租佃制下的劳动生产率会因租约的期限而变化。
从定义上讲,对每种私有资源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和可以排他性地说明的,对土地及其他资产进行投资的权利也不例外。
在一个租约形成时,参加租约的资源所有者可以自由地接受或反对协议的合约条件,租期的选择也不例外。
因此,这里的相关问题并不是短期合约是否有效,而是为什么选择了不同租期的问题。
在一个不为交易费用和风险所困扰的世界,对私人投资所创造的收入的权利可以得到无成本的保障和转让,合约规定的变动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无成本的谈判。
这样,租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租期的明文规定也变得多余了——我认为,在包括了交易费用以后,就会选择那些成本最小化的租期。
为此,最便利的是要区分长期租约与短期租约的成本优势。
相对较长租期的选择选择一个相对较长的积约期限是为了减少佃农转让(交易)附着于土地资产的成本。
资本财产的物理特性不同,在租佃关系解除时包含的移动成本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