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 格式：doc
- 大小：44.50 KB
- 文档页数：7
下载文档原格式
合集下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
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主要有四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
持此说者主要有李新等。
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而作出的。
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
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
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
”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持此观点的还有胡华等。
2．国民党内部矛盾决定说。
持此说者有姬天舒等。
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第一，从发动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来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因此，他们是坚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的。
西安事变的意义
西安事变的意义问题：答案：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
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相关阅读】西安事变的影响及意义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
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推荐：“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
”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
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向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
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
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
西安事变后的各方反应
标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背后的各方反应摘要：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
在课上老师的讲解后，笔者才知道西安事变发生后，并非如中学课本所描述的那么顺利——顺水推舟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背后的各方势力实际上反应不一，博弈、妥协不断。
故笔者决定探究一番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反应。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正文：1935年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这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而此时，因属下部队与红军作战失利而放慢了“剿共”步伐的张学良、杨虎城，被中共的主张所吸引，彻底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尝试与中共和谈，同时谏言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甚至亲临西安督战，致使张、杨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于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当西安还为茫茫夜色笼罩着的时候，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很快，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手下的东北军到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紧接着，张、杨二人“挟天子以令诸候”——提出八项主张、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一、南京国民政府西安事变后的初期，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分别是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主战派和主张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主和派。
主战派何以主战，戴季陶对此有所解释:“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
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
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
"i在主战派看来,蒋的个人安危应该让步于国家纲纪，故剥夺张、杨原本兼领的各职，明确下令讨伐这二人。
因为主战主张，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的较大应急军事会议有三四次，例如12月16日，会议作出决议——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府下令讨伐张学良，推于右任为“西北宜慰使”，同时，当日,国民政府即颁布命令,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摘要：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两个方面，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矛盾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分析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一）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消灭杂牌，使张学良逐渐觉醒。
在这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下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发展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
”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张学良和蒋介石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
张学良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介石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
西安事变
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之意义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果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押逼迫蒋介石的情况下爆发的。
其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西安事变爆发的历史背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奉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榆关抗战后，山海关失守，同年热河抗战爆发，随后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年秋，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会师。
同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之后不久，东北军损失惨重，计划宣告失败。
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次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二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随后在九月中共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开始逼迫张学良剿共，在再三苦谏无果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与12月12日凌晨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西安事变后，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的分歧，在国际上，日本想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便趁机大规模侵华，美英担心蒋介石被杀，亲日派掌权，损害在华利益，主张在维护蒋介石地位的前提下同中共实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在国内，广大中间阶层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内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亲美英派也坚持营救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而广大西北人民痛恨蒋介石镇压抗日运动，强烈要求杀蒋。
西安事变论文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题目：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班级：2016级基础医学院长学制临床四班学号：*******姓名：***成绩：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摘要] 西安事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军谏，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又有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
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关键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因素1936年12月12日在我国西安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率部扣留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最高首脑蒋介石及其下属部分军政要员这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经过有关各方近两周的折中斡旋,最终以蒋介石应允六项协议而被释放回宁,这场一触即发的武力冲突最终获得和平解决。
“双十二”引发的官兵哗变事件。
虽然历时甚短,然而却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探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具体分析。
一、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
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自发动“兵谏”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
这次兵变的性质与以往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截然不同，绝不是为争个人利益和地盘，而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根本目的在于促蒋反省，共同抗日。
14 日下午，张杨二将军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即可送其回南京。
协议达成后，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维护蒋领袖的体面与威信，另一方面亦有督促其实现诺言之意。
正是张杨二将军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用“兵谏”的形式不加害蒋的生命，在和谈结束后及时“释蒋”并由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整过程。
2019年中考历史专题复习专题四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0.桥梁不但连接交通，有的还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 下列桥梁中，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艰辛的有( B ) ①赵州桥 ②泸定桥 ③卢沟桥 ④武汉长江大桥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1.1937年8月，许多红军战士舍不得摘下带有红五星 的八角帽，不愿换上佩有青天白日徽的黄军帽。刘伯 承劝道：“这帽徽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 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救中 国”的含义是( D ) A.开赴北伐战场 B.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C.胜利结束长征 D.国共合作抗击日寇
16.张敏同学对抗日战争初期的一场战役作了如下描述： 战场位于徐州东北60千米，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战 略地位重要。战役从1938年3月开始，敌我双方展开了拉 锯战。近20天后，中国军队歼敌两个精锐师团，取得抗战 以来最大胜利。该战役为( B ) A.淞沪会战 B.台儿庄会战 C.百团大战 D.枣宜会战
考点五 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和百团大战等史实， 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 神
1. 台儿庄 战役(国民党抗战战例)：1938年春，日军从 山东分两路南下，进攻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 指挥军队将一路日军阻止在山东临沂，另一路 阻止在山东台儿庄。经过激战，中国军队歼敌一万多人， 取得抗战以来的重大胜利。 2. 百团 大战(共产党抗战战例)：为粉碎敌人的“囚 笼”政策，1940年8月，八路军在 彭德怀 指挥下，在 华北两千多千米的战线上向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主要 目标是破坏敌人交通线，摧毁日伪军的据点。这是抗战 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 最大规模 战役。
1.背景：日本占领东北，又侵略华北，民族危机加深； 中共长征到达陕北，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多次要求蒋介石 联共抗日，遭拒绝。 2.概况： 1936 年12月12日， 张学良 、杨虎城扣 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3.结果：中共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派 周恩来到西安 调停，西安事变得到 和平 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 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4.影响(历史作用)：十年内战(1927~1936年)基本结束 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
关于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研究不足与展望未来研究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和利用新的历史材料和文献 ，从多角度、多层次对西安事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以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尽管近年来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仍存在一些研究不足之处，例如对西安事变的历 史背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个人动机以及与共产党的 关系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西安事变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及启示
西安事变的发生，提醒各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应坚持和 平、公正和相互尊重的原则，避免采取过激行动导致冲突 升级。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展示了通过对话、协商和妥协解决 分歧的有效性，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和启示。
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也提醒人们在面对复杂的国 际形势和挑战时，应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信心和勇气，以 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目标。
日战争中的重要力量。
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对日本帝国主义形成了打击
西安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对日本帝国主 义形成了打击。
加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到了加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提供了支持。
04
西安事变的评价与再探讨
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
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
抗日战争爆发，全国 上下民族情绪高涨。
蒋介石推行“攘外必 先安内”政策，力使得两党 暂时合作。
西安事变前的局势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陕北与红军交 战，形势紧张。
蒋介石前往西安，欲进一步解决 西北问题。
张、杨二人决定发动事变，扣押 蒋介石，以实现抗日统一战线。
未来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关注西安事变的历史影响和现 实意义，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西安事变对于中国 和世界的影响和价值。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中国抗战史的一个转折点11级注会4班凌太远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关键词：社会矛盾的转变，抗日战争，主要矛盾的转变，国共停止内战，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综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载入史册。
无论就其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宏观作用还是微观作用，突变作用还是渐变作用，都将超出事变本身，超出发动者及时人所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者，都承认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称其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周恩来称之为“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蒋介石谓之曰“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转祸为福之道也”。
总起来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
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拉开了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序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
一、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中原大战结束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
这一矛盾，到西安事变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理应率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但由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
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则成为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的代表。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摘要：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不但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的诡计;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正如郭冠英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
”[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诡计。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
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各派政治势力，都从自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南京政府内部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
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主战”派中别有用心的关键人物何应钦和佯称治病屈居德国的汪精卫。
正如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2]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了国民党以何应钦为首的反蒋势力争夺权利的阴谋。
“事变”发生的当天早晨，南京就收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
下午，何应钦在他的寓所邀请党政军首脑会晤，商议如何对待西安事变？他“情绪激动，态度坚决：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大胆妄为羞党国，纲纪何在！不讨伐不足以雪耻，不足以振军威，不足以平举国之愤。
”[3]当晚十一时半，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并通过决议“……加推何应钦、程潜……为常务委员……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何应钦借西安事变乘机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16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集团军司令，并令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及西安郊区等地，摆出了武力征讨的架势，前方还发生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其实何应钦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当时是南京政府的军政部部长，而蒋介石被捉以前，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空有其职而没有实权。
他极力主张不管蒋介石死活，“不惜玉石俱焚”，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企图借“讨伐叛逆”夺取更大的权力。
如果因他积极主张“讨伐”而救了蒋，他有“救蒋第一功”；如果因他积极“讨伐”（轰炸西安）而蒋死在西安了，则他又是“继蒋第一人”。
为了达到目的，何应钦等严密封锁张、杨提出的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的情报，致使南京方面气氛十分紧张。
在端纳、宋子文赴西安见蒋，和蒋鼎文手持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到南京后，何才表示遵照手令停战三日。
26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彻底粉碎他的争夺权利的阴谋。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击碎了汪精卫回国掌权的美梦。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陈璧君（汪精卫妻）即电告正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的另一个头子汪精卫，“(一)西安张学良兵变，真相未明。
(二)有无线电均不通，故蒋行踪不明，候查清详电。
据彭学沛消息，蒋在西安城内，尚可无虑。
”次日，陈璧君又接连三次致电汪精卫，除了电告汪关于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西安的形势及南京政府的对策外，还建议汪“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
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
此时的汪精卫对于是否归国及何时归国已不再犹豫，因为他想利用蒋介石被扣后南京政府群龙无首的时候归国，好大显身手。
所以，他于14日电告陈璧君：“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 不过所幸的是，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商讨对策时也决定“由中常委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
”汪精卫接到要他回国的电报后，觉得喜从天降，立即求见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
他向希特勒表示，如果德国和日本能支持他回国掌权，他愿代表中国加入德、日“反共协定”。
希特勒在取得日本的同意后，便支持汪精卫回国。
汪若回国，局势将会是何等的错综复杂啊。
而正当他踏上国门之时，西安事变很快地和平解决了，故汪重返政坛的美梦破灭了。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
“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
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正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5]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
”，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6]“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
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
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
常言道：顺流者昌。
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
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
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一）“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
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二）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
……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 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
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8]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
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
”[9]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行动。
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
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
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10]，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11]；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