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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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电影文学Film Literature电影《活着》剧照活着的方式和价值——《活着》小说版本和电影版本对比王新兴余华作为我国先锋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小说《活着》创作完成以后,在小说自序中这样写道:“人之所以活着就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其他事物而活着”。
[1]当余华的小说出版以后,导演张艺谋又将其小说《活着》改编成了电影版本,人们经常拿《活着》的小说版本与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版本的《活着》作对比,而二者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内容和视角也值得我们去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从死亡的相关处理当中去寻找活着的人生价值从鲁迅的小说《孤独者》总共有三次辩论,分别在“我”与魏连殳之前展开,其中把为什么活的问题放在第三个谈论当中进行,在鲁迅的小说中,通过三次讨论使魏连殳活着的目的发生了三次变化,从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作者本身对人生价值以存在意义的深入探讨和感悟,其中把为什么活当作其中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说魏连殳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仰价值而活,把为他人而活当作其中的第二层面,也就是指他为了自己的亲人而活着。
当其中的“爱我者”不希望他再活着的时候,对自己来讲他活着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对他人来讲也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此时人或者也就相应的失去了其相应的内在意义和外在价值体现,这个时候关于人到底还要不要活着的问题,鲁迅先生为魏连殳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活着的探讨,即为那些不想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活着。
鲁迅先生对活着的意义的理解,在这三个层面中就可以比较全面的显现出来。
余华的小说《活着》对活着的意义进行概括,主要涉及到上述中的两个方面,在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中,本人认为其在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上,主要涉及到了其中的第二个层面的意【作者简介】王新兴,男,河南巩义人,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文化传播研究、教师教育研究。
61MOVIE REVIEW 电影评介2015年第13期思。
小说和电影版的《活着》进行对比,从中对人物死亡方式在处理方面进行对比,从中去发现在“活着”方式当中的不同之处。
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一.背景结构不同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
——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
——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
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
)(另一种表达)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这样的直奔主题的安排让人觉得突兀,没有了艺术的欣赏性。
《活着》从电影到文本的对比余华这本书,不管是从书本上看,还是从张艺谋拍的电影,都是十分精彩的。
电影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因为当然是有好的剧本,才能拍出好的电影。
其次是由于有一批好的演员,比如葛优、巩俐,特别是葛优把富贵这一没落的地主凄惨遭遇的一声演绎的惟妙惟肖。
下面我从自己的几个观点总结一下,我看完《活着》电影版和文本的感受。
首先,说说这两者中的意象,线索不同。
文本中全文从一开头就出现一个老牛的形象,它象征着富贵,也是人到晚年,已经很难承担起繁重的劳务,被人拉到集市上卖,而老福贵一看到它眼中含泪就联想到此时的自己人到暮年,孤苦无一的情形,跟它很相似,把它买下了。
这老牛也像一位老福贵一样,不能时常劳动,要时常休息,福贵也把自己的对于亲人的思念的寄托在这头老牛身上,给它取名“家珍”“凤霞”“有庆”对着它喊,看到这时就让人觉得这位老头太寂寞、孤单了。
电影版得线索,一看就知道就是最后被烧掉的皮影戏,还没看文本的时候,就觉得用一小小皮影贯穿全电影是非常妙的手法,当时还以为在书中,肯定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我看完全书就没有到皮影的影子时,就知道电影编剧在此处的设计。
小小的皮影,投射着福贵一生的浮浮落落,跌跌撞撞,同时还影射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迫害能人之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也被认为是走资形式,破坏殆尽。
要说这两种处理方法,或者说这头老牛跟这箱皮影谁优谁略,还真的难以评定高下,但我觉得这头老牛就是适合阅览于纸上,而那箱皮影就是适合在电影中,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们具体可感的物象。
其次,揭露国共内战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深度不同。
时至今日,张艺谋的《活着》仍然是禁片,主要是由于大量反映国共内战时候,惨烈的局面。
战争难免有死伤,而共产党往往把自己的一些战役意识形态化,宣传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把战争美化,遮盖战争的真实面目。
要知道不管你是为正义而战,还是背其道,战败的一方的将士都难免生灵涂炭,与家人生离死别。
浅谈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摘要:艺谋的电影《活着》是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但两者有很大的差异。
电影与小说虽有相似点但又有不同之处,首先,电影改变了小说的主旨;其次影片与小说相比多了些人性,没让《活着》走极端;再次,影片中不仅增强了幽默感而且升华了主题;最后,在拍摄的时候没有艺谋导演没有跳过历史,运用了反讽手法真实的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Abstract: The article made a comparison between Yu Hua’s novel “still living ”and Zhang Yimou’s movie of the same name .The two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film had the same place but it also had some different places . Firstly , the film change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novel the film had increased some humanity . Thirdly ,the film was not only increase the humor but also sublimated the theme .Finally ,when take the film director didn’t jump the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he used the mock methods to reflect that era ,which brought many pains to people .关键词:《活着》;余华小说;艺谋电影;改编;审美视角一、小说与电影两种“活着”的审美视角艺谋导演改编余华小说《活着》再一次给人们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主人公福贵在极端的不幸之下仍然保持着的乐观的生活态度给人带来久久的震撼,并且长时间地郁结在胸中。
而张艺谋的《活着》讲述了特殊年代下人们的普遍生活状态,意在引发人们对怎样活着,怎样活得更好这一命题的思考,相比之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然而无论是余华还是张艺谋的《活着》,都促使受众思考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存世。
关键词:余华张艺谋《活着》一.小说《活着》小说《活着》名为“活着”,但却给读者讲了一个充斥死亡的故事。
整部作品从福贵的爹经受不住徐家在自己手里败落变得一无所有的打击而气死开始,就一直充满腥风血雨。
作者用紧凑的笔法为我们接二连三地铺开了10个人物的死亡:福贵的娘、老全、龙二、有庆、春生、凤霞、家珍、二喜以及最后的苦根。
作者用夸张的手法将人生之大不幸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十分极端地为我们作了一个归谬,即福贵这个经历过家破人亡、枪林弹雨、人性缺失等种种可怖的时代和命运的人依然还能“自鸣得意”地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我们呢?所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这种将问题推向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以及近乎绝情的叙述方式毫无疑问让人感到震撼,因为那是生命的震颤。
但是与此同时也更加引起人们的反思:人的一生,从传统的逻辑上讲就是一条直线,那么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条直线上的点,它们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生和死同人生当中的任一时刻一样,我们都只经历一次。
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但是我们仍然更加在意生和死这两个点,那是因为我们人为赋予了生和死特殊的含意,使得这两个点别具一格,所以自然而然生和死在人们心中就被放大了。
生是喜悦的,因为它代表着新生命的降临,代表着新一代的希望;而死是丑陋的,因为我们惧怕它,因为它离我们太过遥远以至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然而作者却在作品中借福贵之口对生与死进行了解构:福贵说,“我的一双儿女都是死在生孩子上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摘要: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都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创作。
电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创造而成的。
其主题都揭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人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然而两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叙事手法、人物命运、作品内容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两者的差异。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比较正文《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电影《活着》是对小说《活着》的二次创作,并且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两种艺术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推动着小说和电影不断进步推陈出新。
一.叙事手法的差异(一)小说《活着》采用第三者聆听的叙事方式,讲述出故事。
小说开头介绍了作者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到了一名叫福贵的老人。
老人在地里脊背扶犁赶着牛耕田,并吆喝着旧日的歌谣。
老人粗哑的嗓音和自鸣得意的样子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于是作者向前与老人交谈。
在交谈中作者聆听了老人的苦难经历。
小说《活着》就是以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创作的。
(二)电影《活着》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福贵一家。
电影《活着》采用一种直观的具体的描述方式。
开头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了主人公福贵与龙二在赌厅彻夜赌博的情景,把福贵这个败家子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他嗜赌如命,赌博成狂的形象表现的更加形象。
电影删减了不必要的繁琐过程,比小说更简洁,更直观,更生动。
二、人物命运的差异小说中的人物是用文字刻画的,需要读者阅读想象,而电影则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福贵的老丈人为例,在小说开头福贵的滥赌成性最终把家财败尽,他的老丈人怕他的女儿家珍受苦,于是把他的媳妇接回了家,并扬言要把家珍再嫁一户好人家,可是在电影中福贵的老丈人根本没有出现,是家珍忍受不了丈夫的屡劝不改的赌博行为,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电影中只是在家珍回到婆家时简单地的提了几嘴,说是与她爹吵翻了,带回的钱不多。
电影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删减创造,不但使电影在制作上省去了繁琐的工作流程,而且使内容更简洁。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 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 1967 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 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
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十年后王教授已经不再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是只吃大米,连一点面也吃不了了,用东北话就是吃伤了。
这是喜剧却又是辛酸的喜剧,是黑色幽默。
当半死不活的王教授对要摘下他脖子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万二喜说:“还是带着好”的时候,又有谁不会感到辛酸呢?
一辈子“相信革命相信党”的镇长骨子里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镇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单纯的,乐观的,有韧性的。
文革中,春生的老婆“自杀”了,只有一张死亡通知。
在前线参了军的春生解放后成了干部,自此和福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福贵是老百姓,他们又何曾改变了善良的本性。
春生也成了走资派,成了边缘人,春生不想活了,可是一直没有原谅他撞死了有庆的家珍却对他说“外面冷,进屋说吧。
”对他说,“春生,你记住,你欠我们加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这就是温情吧,在一个大家都要和走资派划清界限的年代。
老全为了寻找在部队里的弟弟,中了流弹,死掉了。
这是电影中的人生。
同小说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什么不同,
小说中有庆之死是由于人性的卑劣——由于有庆的血型和大出血的县长夫人一样——小小的有庆被抽血至死。
凤霞的死是由于不可制止的产后出血,自然也没有什么王教授。
老全的死是事出偶然。
春生由于文革中的折磨得自尽了。
也没有几次三番上福贵家致歉的情节。
家珍死于疾病。
二喜死于事故。
馒头(小说中叫苦根)是被豆子撑死的。
小说中只有福贵自己活了下来。
活着不是福贵的专利,每一个人都在命运中苦苦挣扎,家珍、老全、春生、镇长、凤霞、二喜、有庆、王教授……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是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有些人活过来了,有些人死去了,命运,往往不肯将幸福给予善良而又卑微的人们。
进入电影的感觉后马上就会感到同阅读小说的鲜明差异,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表现方式是主观介入的,导演和编剧放弃了原作中的“双重叙事”,对整个故事进行了重构,体现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小说中的福贵的一生是漂流的一生,有些情节还是“生硬”的,但是由于是双重转述的“回忆”结构,可以理解为小说结构上对作者情景设置的回应,但是电影中就不能这样来解决,因为电影是以共时性的叙述角度来表现整个故事的,而且还要有情节上紧凑和集中。
在这方面比较鲜明的例子是福贵被抓壮丁的缘起,小说中是军队到城里的街道上直接去抓丁去拉大炮,而电影中是福贵去各个地方巡演皮影戏,在乡下遇到了国民党的流军被抓去的,在情节上就要合理的多,为了情节的连贯,电影中设置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皮影。
从赌场中的皮影班主龙二诈取钱财到电影结束时福贵为小孙子馒头将小鸡放到早已经空了的皮影箱子里,皮影作为命运的缩影,活着的见证已经和整个电影密不可分了。
阅读中似乎可以看到余华一贯的冷静和节制的风格之下还有一种形而上的哲思的倾向,同命运联系紧密,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情绪的张扬,相比电影,人面对的处境似乎更加残酷,但是却有一种远离政治与时代生活的倾向,双重叙述的结构本身就给语言造成了一种距离感。
而电影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小说充满了温情是人的自发行为(小说中的福贵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层次和电影中有相当的差距),而电影中则带有互相扶持的意味,电影中的温情更加自觉。
小说的笔触是相当冷静和有距离感的,电影中却多了一种向我们的处境发问的执著态度,虽然电影的视角是小人物的,而这些善良的小人物也没有向命运发问的勇气和意识。
电影上有许多细节是很戏剧化的,这点由于小说的叙述方式是无法加以鲜活的表达的,小说中也有很多厚重有质感的段落由于平淡的情节和舒缓的表达是不适于用电影的形式来表达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福贵家的生活)。
电影是对小说的一次成功的再创造。
比较上可以指出的还有电影含有黑色幽默的意味,许多情节是喜剧的,但是笑声中是含着眼泪和辛酸的。
黑色幽默就意味着反讽和沉重(这后一点可以将本片和冯小刚的贺岁片区别开来),而这正是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缺少的形式,很高兴看到电影版的《活着》做到了。
黑色幽默还意味着一种反抗的嘲笑的超越的态度,虽然作品是如此规矩,如此的老实,这在中国假如不跌入媚俗的大圈子的话是要称作先锋的。
电影和小说的比较中,电影的优势和小说的优势同样明显,演员的表演,语言的感觉,速度、语气,布景、音乐……本节基本上限于剧本和小说文本中的比较,但是有的部分不得不借助于电影的特殊性。
电影的对白中蕴含的精彩细节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将电影有限的容量拉得无比巨大。